《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的读后感大全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是一本由王笛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一)：透过“茶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无意间在图书馆翻阅到这本书，不经意间的一瞥，却彻底被他的思想和内容所折服。作者有别于宏大叙事的模式，避免“以论带史”以及“历史审判”，而是通过“茶馆”等街边生活场所，以市民的视角来展现时代变迁中带给人们的影响。“以小见大”来展示出社会背景与社会风貌。这种后现代的叙事模式以及社会描写，极大的丰富了史学领域，为我们打开新的历史天窗。原来每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是如此的鲜活动人，平方的生活设施是那么的别具一格。“茶馆”对人们的生活影响之大，原来成都当年的市民生活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从宏观到微观，从精英到下层，通过日常取向更能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作者因而也是呼吁大家多加关注社会史，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历史的认知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进而提高我们的视野和认知水平。这一点正是现在史学界所忽视的，因而值得我们去反思和研习。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二)：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

在第10章节中，作者从隐语角度切入分析四川一个存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袍哥考察他们的隐语暗号含义，以解释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认同以及行为，观察这种特殊语言生成流变，在清政府镇压中这语言成为其组织以及组织成员生存的工具。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历史研究运用了大量西方语言学家对于秘密语言的研究理论。作者利用袍哥的《海底》这一秘密社会的文书作为材料。隐语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以标准语言为基础，但对其发音和字形进行各种改变；二是在发音和字形上保持标准语言原状，但赋予新的意思；三是语言的借代。从袍哥的秘密语言中可以看到这三种形式全都存在，因为袍哥对汉字做了新造和改字，以避免秘密暴露，将这称为“隐字”，符合第二种模式的是话语中常出现比喻，第三种模式是借用，袍哥时常把地方方言、行话等为己所用。

袍哥隐语的发展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其组织的反应机制，二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政治卷入。这些隐语为袍哥创造了身份认同，为其成员与他人之间建构一个分界线，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在隐语与自我身份认同一节中有关于拜码头，以及如何盘《海底》的详细记载。袍哥的自我认同中很重要的是“光棍”，“一尘不染谓之光，直而不曲谓之棍。光者明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谓也。”显然袍哥给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也是一种“反文化”经常出现的现象。另一个表明袍哥政治倾向的是都以“汉留”自居，其实是反满意识的一个强烈表达。“汉”这里是汉族，“留”则是遗留，即明代的遗族，以明我是汉人之流，同时又有一层意思指桃园三结义的刘备，这个一个词语把袍哥与古代的英雄、反满政治以及四川的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

袍哥隐语成为四川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这也是袍哥与一般隐语模式不相同的地方，随着势力扩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着，为外部越来越多所知，袍哥的许多词汇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比如重庆现在有句俚语：袍哥人家，绝不拉稀百代【大意为：身为袍哥，绝对不含糊，不掉链子】。这就是一种隐语公开化的特殊现象，值得我们留意。

最后可以将袍哥的秘密语言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潜藏着诸如“明”“清”等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式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等，第三种为数量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也详细举例了“摆茶碗阵”这一主要联络方式，如何通过这一形式判断来着身份和资历，在饮茶吟诗特殊形式中如何体现袍哥的思想、价值观、信仰、历史文化等。这一仪式总可以解读出许多反清复明思想，这与袍哥成为辛亥革命中坚力量有所关联。

作者在这一文本中向我们展示了文章开头所提及的如何让淹没在历史中的庶民发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建构边缘人群历史。这也就是small voice of history .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三)：王笛教授与一座城

读过这本书，第一感受是：王笛教授与成都／茶馆似乎已经神形一体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不遗余力地去研究一座城市，它的城墙／街道／娱乐／生活／民众／琐事／斗殴／战乱等等。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早已远离这座城市，虽然他在书中说道“20多年了，成都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好像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使远隔万里，我生活之大部分，仍然与她密切相关，因为我每天都在研究她，探索她的一切秘密。”这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跳出局外，在大洋的彼岸，研究东亚大陆上一个群山环绕的内陆城市，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问题视角和思考吧。

有人指责该书是作者在“炒冷饭”，其实并不是无的放矢，如后记所说，该书的很多内容都是作者曾经思索过的问题以及原来无法系统表述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曾经研究的心得。故熟悉王笛教授原有研究的人，对于该书中出现的学术概念 观点等应该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方法／理论／实践。王笛教授本人的研究取向经历了一个从宏观转向微观／从精英转向平民的过程。他原来的那本《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虽然较少涉及经典政治事件，而以生态／人口／社会经济／组织／文化等作为考察对象，但这种长时段／大区域以及把现代化演变作为考察目标的研究模式，仍然与其后的微观研究有所不同。随后几年，他的研究视野逐步缩小，从一片区域，转向了一座城，进而转向了一个街头......由小见大，从显微镜下的草履虫，来透析一个世界。

无论是华北的赵世瑜教授／还是华南的科大卫教授 刘志伟教授 抑或是郑振满教授，都是以社会史见长。王笛教授的研究与他们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在借鉴社会史的问题视角／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掺杂以西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考察对象，拓展了既有研究的课题范围，甚至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但如其所说，这样一种研究，目的不在于颠覆原有的研究成果，而在于“补充”，弥补我们对于逝去时代的细节的未知。

王笛教授还是一个比较有性情的学者，一方面，字里行间，他的研究都透露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对于故土的眷恋和对于平民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学界看似“政治正确”的大道理，他又予以不客气的回击和反驳。譬如说对于何秉棣老先生曾经提出的“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王笛教授表示：题目何尝存在“一等”“二等”之说，即使是史学入门者，针对一个个案／一个事件／一个时间点的历史弄清楚，对我们现有的知识有所补益，便是有价值的学问；或者退一步说，历史学应该有着“非运用性”，“它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当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历史学家脱离现实地研究历史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深刻的认识。”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纯学术化”又有何不可呢？

瑜不掩瑕，通读该书，还是有两点不足之处。一者，微观研究的最大障碍便是材料的缺失。因此，如不加谨慎，研究者很容易陷入文本的过度解读当中，譬如在《“虚虚实实”——从《<国民公报>看辛亥革命后地方社会的政治讽刺》一章中，

谈到报纸记载一个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对话时，作者认为城里人晚上不管孩子而抱老婆（可能暗示着性），睡懒觉（暗示着懒），这都是传统价值观所鄙视的。这一解读不禁会让人怀疑王笛教授是否对于精英／民众之间的对立过于敏感了？二者，华南学派的田野调查，除了强调历史的代入感之外，搜罗材料以补充不足也是重要的目的之一。但王笛教授对于成都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可能更多是取法前者。所以，其研究难免给人以文字的单薄之感。

监考期间，潦草数字......就酱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