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经典读后感有感

《叛逆者》是一本由（美）撒迪厄斯 •拉赛尔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叛逆者》读后感(一)：书名翻译有误导性

这本书英文名字叫 the renegad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即美国的叛逆史，事实上这本书也确实是讲美国的那些叛逆者，即独立战争时期的酗酒者，南北战争期间的黑奴，城市化过程中的妓女，歌舞对于传统基督道德，清教徒文化的叛逆，以及二战后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同性恋文化。

但是这本书的中文名字翻译为“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就显得令人不知所云，更没有揭露任何自由制度与小人物的关系。

《叛逆者》读后感(二)：推开欲望的门

1969年6月28日凌晨，警察冲进了石墙酒吧意图抓捕那些所谓“精神变态”的同性恋者。那一晚，“娘娘腔”的男人们手挽手，把裤子撩到大腿上装作女人衬衫裙的模样，开始唱起了歌踢起了大腿。警察的拳脚不停朝他们落下，即使这样也阻止不了他们嘲讽的歌舞。而他们为什么挨打？因为性取向，因为踢大腿，这些被上位者制定的社会道德标准严格反对的，自然天性和举动。

时间倒回更早些的时候，卫道士们奉行禁欲主义，打压女性的生存空间，认为女性爱美，物质，抛头露面皆是不道德的行为，女性唯有依附男人生存，被锁在家庭之中才是优雅高贵值得赞颂的一生。而这个时代，最富有的女性群体是妓女。老鸨们为无家可归的姑娘们提供工作，经济独立与自由，成为女权运动最难以启齿的那批启蒙者。

叛逆者讲了种植园经济黑人奴隶，粗鲁卑劣的爱尔兰人，崇尚暴力，建立起拉斯维加斯的意大利人，天生带有种族优越感和大家长使命感的犹太人。但上面两个的场景是我看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两个情节，这两个情节一个是有关天性解放与落后的社会观念的冲突，一个是女性用极端的方式实现自我觉醒的勇气和自然流露出的女性关怀，这两幕让我看到了人，坚韧的人，可以在极端的环境下展现出很美很勇敢，熠熠闪光的行为特质。推开欲望的门，看见美，看见更包容多元的世界。

《叛逆者》读后感(三)：像奴隶一样自由？

奴役是自由的对立面，毕竟，还能有什么人比奴隶和囚犯更不自由呢？然而，美国废奴主义的创始人威廉•埃勒里•钱宁却认为，奴隶制的问题就是奴隶们太“自由”——《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如是说。

奴隶拥有哪些自由人没有的“自由”？首先，奴隶在工作时更加“自由”——与自由劳动力相比，奴隶的工作时间更短，工作量更少，请假次数更多。奴隶还拥有更多偷懒、装病、磨洋工和旷工的自由。如果奴隶对主人不满，就干脆逃跑，离开几个星期。无怪乎美国南方废除奴隶制之后，北方来的雇主对解放了的奴隶工作时拖拉磨蹭、不守纪律，天气不好就拒绝出工，而且还经常小偷小摸大感头痛。

奴隶为什么能够如此“自由”？因为自由劳动力要自力更生、养家糊口，不得不勤奋工作，而奴隶吃穿不愁，有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子女有人照料……简直可以比得上有些人梦想的福利社会中的生活了！如果像有些人一样，认为福利就是人权，那么与其说美国南方蓄奴州的发展依仗了“低人权优势”，倒不如说北方的自由州更有“低人权优势”！

与之相似的是，奴隶也能够更加自由地享受生活。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直是勤俭克己等清教伦理。美国国父们认为自由来自理性对欲望和激情的控制。休闲、享乐和奢侈被认为“很不美国”，跳舞和看戏被认为是“堕落”。而奴隶就不管这些，他们衣着华丽、大吃大喝，他们赌博、跳舞、酗酒、乱搞。因为奴隶工作不是给自己干的，也不必为未来早做打算，所以他们自然不会关心除了当下的欲望和享乐之外的其他事物。纵欲、缺乏自律和工作伦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最后，奴隶在性方面也要自由得多。在当时的美国，离婚非常困难，通奸、手淫和同性恋被认为是犯罪。然而奴隶之间就可以随意乱搞，同居和分手都很容易。

人人都渴望自由，尤其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中。然而听许多国人谈论自由时，我感到他们想要的是奴隶的自由——不负责任、不自律的自由，给别人制造麻烦和捣乱的自由。要知道，自由和责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负责任的自由只能是奴隶的自由。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等民主国家中不负责任的公民越来越多，他们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贪图享乐不愿工作，因而不断地要求更多的政府福利，其结果就是政府越来越大，管制越来越多，经济自由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美国国父们一味强调自由来自理性对欲望和激情的控制，带有过强的积极自由色彩，也为政府干涉人们的私人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

《叛逆者》读后感(四)：历史所能给予的

《历史所能给予的》

－－读《叛逆者》与 《容忍与自由》

在校园里孩子们从身边走过时，耳机里传来的是碧昂斯节奏强烈的《single ladies》，它曾经捧得的格莱美奖已经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的风向标，这些类似的歌曲在当下孩子们的心里是处于时尚前沿而且个性十足的。

但孩子们很难想象，在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以及至今都被世界普遍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从独立战争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节奏感强烈的音乐、舞蹈以及其他多种文化生活表现形式始终被视为堕落和恶行的根源。

在体制主流方面，对它们的束缚与压制一直伴随着独立战争时期以克己自制为基础的民主体制的构建、南北战争时期的前奴隶改造、工业发展时期的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权威们通过制度、法律、宗教说教及传媒等种种方式希望将这种原本植根于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表现形式抹去。在民间，为了融入美国并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在美国生活的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都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动的去弱化并最终褪去其原本的群体文化特性中不被认可的部分，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他们与非洲裔黑人的疏离与决裂，很不幸的，黑人在此期间不断的成为垫脚石。而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甚至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也开始了所谓的“自我净化”。自由的美国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从来也没有摆脱过强烈的阶层和种族色彩。

孩子们大多都不会知道这段在撒迪厄斯.拉塞尔的《叛逆者》中与传统视角不同的历史。若从生存体验的角度讲，他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当下，即使连同上父辈们的生活，上下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也不只是孩子们，连同教育他们的师长和陪伴他们成长的父母，也不得不受限于此。

所幸，我们还有历史。

看到《叛逆者》我最先想到的不是去评判这段历史，我更愿意我们的历史教育首先要做到的是：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一个不仅仅局限于此时当下的认知范畴。这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应当，但实际上却不易实现。很多时候，孩子们知道了历史事件，却无法拥有历史思维，知道了历史人物，却不了解塑造他们观念的影响因素。虽然都知道上下五千年，但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却是一段一段被地域、被王朝所割裂的时空片段。而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一个有脉络、有演变、有起承转合、有意外也有必然的历史，是一个当下世界即非天然也非定局的历史。

要实现这样的历史教育，就不得不提到“自我与定见”。

历史是很容易流于英雄主义的。在很多人的眼里， 上下千年的轨迹不过是那有限的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个盖世英雄或草莽枭雄的个人故事，不过是一件件当时处在风口浪尖、在事后又被标签化、到如今依然被不断重复演绎的重大事件。但事实上，正如《叛逆者》的副标题－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样，每一个时代里看似平凡的人们都在其所处的历史时空发挥着能量，都值得被尊重，都值得在历史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历史给予了我们宽裕的空间让所有的自我得以立足。

有个并不被看成是笑话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人去应聘教师，被问及原因，答到：小时候想做总统，长大了觉得做总统无望，所以想改做总统夫人，再成熟一点，发现做总统夫人也无望，所以想改做总统的老师。这虽然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机智大气的回答，但我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可，想培养总统的教师未必是好的教师，这恰恰是以功利的结果来抹煞个体多样性的存在。对教师来说，我们更应该培养每一个孩子的自我，让他学会认识并尊重个体的即使是微小的但依然不可替代的价值，让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能形成自己的风景。

自我，以及对自我客观而中肯的认知，对于如今看似很有个性实际上却是三观一片迷茫、除了世故之外无所依托的孩子们，尤为重要。

但有了自我，也便容易形成定见。

定见，即使不会走向偏执，也很容易走向封闭，而这两者，无论是对于受教育的孩子们，还是对于教育者自身，都是很要不得的。

在无定见方面，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胡适，有人评价胡适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反思年少时引文《王制》“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当时年少气盛，“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发出要催除迷信的狂论”，而五十年后明白当年所引文里的“四诛”正是“专制体制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又从宗教自由史得出教训：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要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以我所了解的，作为实验主义的教育家和文史学家的胡适，想说的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那就是时时要小心“绝对之是”的定见。这一条，放在如今我们的教育体制里，依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单就历史教育来说，定见是更容易以成王败寇的形态被界定的。相比一是一二是二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历史的解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历史教育中，想从众很容易，但能够开发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方面进行阐释，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看到传统成见之后的事实和观念，看到所谓的主流与边缘形态，则不仅能够让孩子们拥有所谓的历史史识，更可以将历史作为一个世间万象的折射工具，让孩子们更贴切以更开放而宽阔的视野的去了解历史，去衡量现在。毕竟，无论如何，我们真的不希望十几年的教育让孩子们失去发散的思维和去质疑的勇气，不希望他们带着不恰当的单一的世界假定去面对以后真实而丰富的人生。

而在破除定见与处理少年叛逆之间取得平衡，对于我们的教育者来说也同样没有绝对的方式和途径。教育者不得不承担把控全局的义务，即使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也只能算是潦草甚至也面临一愁莫展的困境，但即便如此，我想还是不能把教育只当作例行公事，为了现实的压力而把控制放在第一位。也许我们不知道何为是，但至少知道了何为不是。

把人生历程放在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在前，孩子们在后，我们走过的，他们正在走。我们无法为他们改变整个时空的规则，我们甚至也无法给予他们更多，但是，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看似最繁重的成长学习阶段里，以我们对教育的思考与探索、以我们对他们的尊重而且开放的心态来给予他们人生路上还在形成的观念形态一些熏陶，给予他们一些成绩之外的收益，启发他们构建一个可以伸缩有留白的心里空间。

在宽阔至于无限的背景里，从无数已经盖棺论定的人生里，反观自己，也参与学生们正在经历的个人历史，虽作为一个个体如我所拥有所经历的是如此有限，却已有了无数延展的空间。

《叛逆者》读后感(五)：叛逆的美国——《叛逆者》的启示

民主的历史是从精英到大众的历史，也是民主精神从上到下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历史不仅是精英的历史，也是草根的历史。毫无疑问，从“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到《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们，这些精英创造了美国历史，但为数更多的黑人、女性、印第安人、外来移民和普通劳动者，这些芸芸众生和小人物也绝不是历史的旁观者。

美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是民主与自由、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博弈。联邦党人的“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精神，以及反联邦党人的“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精神，构成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联邦政府主要由“天然的贵族”掌控，而地方州政府则主要控制在民主团体手中，他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誓不两立。汉密尔顿害怕民众，杰弗逊则相信民众，或者说杰弗逊不信任政府，就如同汉密尔顿不信任民众。

杰弗逊认为，权力必须掌握在占大多数的民众手中，这样才能避免暴力；其次，每个人都权利参与政府事务，教育和言论自由是权力的解毒剂。民众素质不高不是不实行民主的理由，恰好是要实行民主的客观需要；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初设定便是明证，它是素质低下的普通民众、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相互博弈的渐进结果。民众共同的自由是每个个体从身边琐事中一点一滴抗争过来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劳工领袖、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活动家走上政治舞台，草根阶层的崛起宣告一个真正的美国世纪的来临。

不服从的公民

在1776年的北美，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洛阳纸贵，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人手一册。潘恩用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常识”：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杰斐逊说得更加明确：“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按照民主传统，公民服从法律的责任源于这样一种假定，他要么是自己的立法者，他要么认可这些法律。所谓自由，就是公民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法治社会中，公共福祉与私人幸福之间的原始冲突被降低到最小程度。因此，托克维尔说，不管一项法律如何叫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容易服从，不仅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作品，而且因为这项立法也是他自己的作品。

“多数人的暴政”显然是民主的悖论，人们为了自由而建立国家，结果却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政府成为人民的敌人。一个政府对其人民宣战，哪怕只是少数人，这也完全违反有关政府存在之基本目的的常识。在美国后来的历史中，对政府的反对和抗争从未消失过。梭罗成为继潘恩之后又一位民主思想家。在与法律的对抗中，梭罗和他的《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使黑人和白人公民的态度都发生了激烈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是公民不服从——而不是法律——暴露了“美国式的困境”，或许是第一次，它迫使国家承认了奴隶制度的非法和罪恶。这些不屈不挠的叛逆者日拱一卒，步步为营，通过改写法律和政治而逐渐改变了一个国家。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公民不服从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民主国家绝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争取少数人的权利就是争取你的权利；因为相对于社会，每个人其实都是少数人。从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的美国不仅仅是清教徒、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那些“好公民”开创的，也是酒鬼、娼妓、奴隶、同性恋、黑手党甚至歹徒——这些“坏公民”塑造的，这些国家的“叛逆者”在与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大大拓展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涵义。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象征的百老汇、拉斯维加斯和好莱坞，在它们早期的时候，并不像后来那样得到社会的赞扬甚至容忍。

美国的历史就是叛逆的历史，从最早的独立战争、反禁酒运动，到后来的嬉皮士运动和反战运动，乃至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一次次的与政府和权力的对抗中，叛逆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公民性格的一部分，但最后他们还是返回到清教徒和国父们的价值观。最为讽刺的是，那些沉迷摇滚乐、最具叛逆精神的嬉皮士最后竟然成为最决绝的自然主义者，比当年的清教徒更加自律和虔诚。

中国传统政治习惯于以道德代替法律，即使在国家层面上，与其说一个“坏人”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如说是道德意义上。道德的泛滥其实是国家对个人的入侵。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公民不服从运动对国家所表现出的不信任和敌意，其实是对人权伦理和公民尊严的勇敢捍卫。从某种意义上，“坏人”的存在与反抗，与其说是针对国家权力，不如说是捍卫个人的自由权利。

无论是在美国诞生前，还是在美国建立之后，针对政府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过来，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的压迫也从未减少。19世纪后半期，奴隶制度已经废除，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社会纯净运动，饮酒和嫖娼遭到禁止，所有的酒馆和红灯区都被关闭，大量妓女被送入管教所，新法律甚至允许对犯罪分子、变态、白痴和低能儿施行绝育手术，至少有4万名妇女被强行绝育，其中大多数是妓女。芝加哥议会还授权警察对每一部公映的电影进行审查。

这场由国家发起的轰轰烈烈的道德运动最大的硕果之一，就是催生了垄断私酒卖淫的黑帮势力。在1866年的一次统计中，仅纽约一地就有8000家酒馆，700家妓院，4000名妓女。如果说酒馆最早拉开了黑人与白人平等的先例，那么与此同时，娼妓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平等。因为勇敢地挑战国家和法律，这些颇具亚政府色彩的黑手党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眼中的英雄。正是在这些帮派英雄的保护下，米高梅、环球、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和华纳兄弟等一大批影响世界的电影公司孕育而生，那些银幕上被称颂的“英雄”，其实都是一些鄙视权威崇尚自由的流氓和恶棍。当这些“英雄”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时，美国也就改变了。

国家的不完美

人类是不完美的，因此有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是不完美的，那么如何防止国家的不完美成为一场人类灾难？

1765年，在北美国宾夕法尼亚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年轻人出于义愤，把一位引起地方民众公愤的腐败官员暗杀了。富兰克林曾挺身而出，为其进行辩护。富兰克林认为，既然英国政府无力控制殖民地官员的腐败，那么美国人民就可以拥有暗杀腐败官员的权利。多年后，富兰克林甚至这样说：“如果没有弹劾的权力，我们就用暗杀来摆脱一个腐败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真实的历史中，虽然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运动闻名于世，但真正使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的却是一次次黑人针对白人的暴力袭击。发生在1965年的石墙骚乱使裸体、口交和同性恋获得了合法性。

必须承认，国家首先是一种暴力机器。面对国家这个利维坦，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在暴力上，但并不能因为忽视暴力的意义。事实上，消除暴力和恐怖的唯一办法仍是暴力。美国的民主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恩赐，而是每一个努力争取来的。孟德斯鸠说过：“人民既然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用选举来影响立法机关的变动，那么当不满和愤怒逐渐积累起来时，就只能依靠暴力和鲜血来为自己正义的呼声开辟道路。”

从一定程度上，民主在美国最充分的体现就是暴力。“枪支面前人人平等”，持枪权几乎就是美国公民权的象征。美国有3亿人口，民间持有的各类枪支却多达2亿以上；枪支可以成为犯罪的凶器，但也可以让普通人保护自己和家人。一个连自卫权都被剥夺的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和民主的，甚至连生命权都不会存在。

暴力可以消灭问题，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民主体制下，不同价值观之间最有可能形成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这是美国带给当今世界最大的启示。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以及枪支管控等等，美国为此也常常争得不可开交，且不论结果如何，起码他们对一些基本的价值和规则是可以互相分享的。这使得国家政治远离了传统宫廷的阴谋与暴力。

法律本身其实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妥协与调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消灭犯罪，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没有国家犯罪的国家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了。美国的伟大在于，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了犯罪的损失，罪犯失去自由，国家承担其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费用。1980年，美国监狱中关押的犯人人数为50万；到了1999年，人数达到200万，增加了整整3倍。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报告表明，美国每100个成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这个数据在1970年为1/400。美国不仅是全世界罪犯最多的国家，也是供养罪犯费用最多的国家，每年耗资达1100亿美元，平均每个犯人每年5.5万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作为乌托邦诞生的，在这个宽容而文明的民族大熔炉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也是美国多元化的历史。这些移民改变了美国，也塑造了美国，最后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当年那些被称为“白色黑人”的意大利移民，有不少都从事黑手党或犯罪集团，他们与国家权力斗智斗勇，不屈不挠，最终推翻了政府的禁酒令，后来，这些“比白人还白人”的意大利移民成为美国警察的重要组成。从叛逆者到执法者，正如哈耶克所言，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爱尔兰移民与意大利移民走过了类似的道理。是什么将这些“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变成无私爱国的“美国人”？答案可以是国家认同，也可以是民主自由；但不应当忘记：民主制度的好处是，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的权利一样重要；一个人不自由，所有人就都没有自由；在美国，不存在什么“极少数”和“一小撮”，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和唯一的，也都是同样重要的。“当社会秩序的守卫者想把他们镇压下去的时候，就让我们站在叛逆者一边吧。”这是《叛逆者》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草根的力量

正如历史构成欧洲的传统，历史同样塑造了美国的多元、宽容、平等和谦卑。在一个仆人簇拥的欧洲贵族眼中，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不停工作的“下等人”，或者是嗜好暴力的“野蛮人”；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在美国，清洁工也被尊称为“先生”，而妓女更是被尊称为“女士”。从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与美国精神是同构的，他们都崇尚平等。如果说民主制度创造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平等，那么资本主义则创造了机会平等和消费平等。福特的V型车生产线创造了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凡勃伦以《有闲阶级论》为消费主义张目。一战结束后，400万产业工人举行大罢工，他们“要求涨薪，不是为了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汽车、美味佳肴、珠宝和开车旅行”，一场消费革命开始了。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黑人向来对政治和战争持冷漠态度，但这种政治冷漠却被消费激活了。他们可以忍受政治上的歧视，但却无法容忍消费上的不平等。南方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之所以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是为了方便他们进入公共场所消费。这场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抗争具有强烈的梭罗风格，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但对反对消费主义的梭罗来说，他做梦都想不到，人们抗争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消费。

人们往往想当然的以为奴隶制度是白人强加于黑人的，但其实反对废奴的黑人并不比白人少。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获得解放的奴隶终于自由了，但却发现必须去工作。尽管遭到极大的阻力，美国政府还是付出了极大努力，比如无偿分配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免费接受教育。南卡罗莱纳州向14000个黑人家庭提供了土地，南方各州新建了近4000所学校，有近20万获得自由的奴隶得到平生第一次正规教育。美国的废奴运动证明了一件事，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少数精英，而是看底层平民。

很多年后，这些厌恶工作的“懒虫”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一场惊喜，从爵士乐到踢踏舞，从阿里到乔丹，如今，美国总统也成了黑人。黑人音乐是如此充满魅力，以至于杰克·凯鲁雅克在《在路上》一书中“希望自己也是一名黑人”。很多年后，迈克尔·杰克逊以他天才的音乐而成为美国传奇。很难想象，要是没有布鲁斯，要是没有NBA，美国还是美国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回首美国的历史，民主也不是一天炼成的；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黑人还处于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美国的民主制度史就是民权不断平等化的历史，公民权利不断地下移和扩散，从白人资本家到普通白人，从白人到黑人，从男人到女人，直至每一个成年人都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20世纪20年代女权运动主要是反对法律上的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1919年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

选票对应的是公民权利，选举对应是是民主制度，以选票代替子弹，以选举代替阴谋，这无疑是人类在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创新。政治不是童话，很多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被撞得支离破碎。美国选举制度几经变革，一直在努力做到“尽可能的不坏”。政治文明有一个起码的伦理，就是让有权的人不能太有钱，让有钱的人不能太有权；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群体既有权又有钱，这个寡头群体就会通过垄断一切资源来绑架整个国家，从而使大多数人沦为国家的囚徒，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因为失衡而走向崩溃。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虽然也需要大量的竞选经费，但这笔钱大多由竞选人自筹，而且为了防止金钱对选举的侵蚀，《联邦竞选法案》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2300美元。这样的设置是想告诫人们，总统不是少数资本家的代言人，他代表着美国公众的利益。

在2008年选举中，奥巴马筹款超过1.5亿美元，这笔巨款多半都是由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聚腋成裘的。这不仅是草根的力量，也是民主的力量。奥巴马这样说：“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