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后感100字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一本由(加)梁鹤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526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2013-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后感(一)：马列误人

作者履历看着有多年的西方生活求学经历，但书中观点读起来对西方文化完全没吃透啊，居然还那么马列思维......要了解西方文化首先要试着理解西方思维，读懂西方哲学。作者虽然罗列了多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但偏见太重，主观性太强，解读歪了。建议真正想要了解西方文化的还是认真读本好的西方哲学史，比如挪威学者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有了架构之后再找哲学家的原籍读。比如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挑感兴趣的哲学家逐个读。真正理解西方思维，分清概念和真实，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但一旦理解了，对世界的认知就相对清晰了。会能够理解别人的观点背后的逻辑，而不是老觉得自己的观点对。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后感(二)：拖垮美国的会是谁

这本书初看一遍，懵懵懂懂，有的地方心有所感，有的自己学力太浅，尚难领会，这里略抄录两点原文及感想，后面希望再读。

在第三十四章“大国兴衰的逻辑”中，作者历数现代国际大国的兴衰特点，其中写道：“每一个霸权被下一个取代之前，都已是筋疲力尽，一推即倒。拖垮霸权的都未能成为新的霸主，只是成全他人。拖垮西班牙的是荷兰，拖垮法国的是普鲁士，拖垮英国的是德国，那么，拖垮美国的会是谁？”如果可能，我们不希望中国去拖垮美国，现在乌克兰战争硝烟未灭，希望大熊能够坚持下去，或者，我们应该在必要时助其一臂之力？

另有一句值得牢记：“唯一真文化基因既使西方人不能容忍异己的招摇，也使他们害怕异端的扩散。”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后感(三)：思维导图

最近迷上画思维图，因为烧脑。 这个本应画在一张纸上，无奈两张八开纸才勉强放下。这本书真的很适合练习画图，因为有很多史实，从纵向来说，不同的人物和思想都有关联，究竟是取纵向的“经”，还是横向的“纬”真的是个问题。这本书可以有不同角度，许多种画法。这个画的不够清晰，简洁，继续努力。另外，这本书不是一部简本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吗？！和《人类简史》有点相似哦，简是简了，准不准确就不好说了，一家之言。不过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还是起了科普作用。

PS:朋友说上面画的不对，不规范，于是又画了一幅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后感(四)：从我们所熟悉的说起

“人的生命里会时时刻刻遭遇到无法纳入套路中的人，事和感情；还会面对不明，混乱和矛盾的信息，会有合理但互相冲突的做人原则，这会令人情绪矛盾，不安和困窘。如:做医生的既想安慰病人，但又要客观断症；做父母的既要有纪律又要有弹性。”

这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感情矛盾，人的生命现实往往使自己犹豫和模棱两可。但社会制度的逻辑需要行为的透明，一贯和肯定。那些人性的矛盾与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冲突。西方不能容忍矛盾，认为矛盾是个“问题”，必须“解决”。天心不可测，当西方人遇上了千古未有的剧变，西方人的心态完全改变，他们将会何去何从？在本书中，作者归纳出西方人的第一组文化基因“唯一真”，即：不断地去寻找那唯一的真相，终极的东西。他们起初信仰神，可是不可控制的天灾人祸让他们对神的教义产生了怀疑，时代的精英试图用理性，逻辑去捍卫神，宣扬神。当教会腐化，教义僵化时，西方开始了各种“反”的浪潮，前面说过西方的第一组文化基因是“唯一真”，本来就有“极端”的倾向，在宗教改革的极端时代，极端的人，极端的事，带出了极端的矛盾，在一浪浪的“反”里头，出现了三种心态：悲天悯人，现实功利，犬儒冷漠。宗教改革的百多年，宗教上正邪难分，政治上反复无定，当时思想界的先驱们在两种极端的情绪里徘徊，新事物的发现使他们亢奋，证据未足使他们苦恼；同行的赞赏使他们乐观，教会的存疑使他们悲观。追求“真知”是思想界的共同目的，对“真”的定义和“求真”的方法却存在不同。在法国，内部各大家族争夺王权导致信仰反复多变，笛卡尔在不稳定的功利而多变的世界中寻找稳定的基础，从而形成了追求“绝对真”的理性主义。在英国，宗教理念之争，政治原则之争不断，在原则之争中，出现了反原则的倾向，洛克则主张讲究实际，慢慢形成了追求“接近真”的经验主义。由于“唯一真”基因的排他性，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矛盾无法解决，理性主义用的是“我思”，经验主义用的是“我感”，它们并没有找到“真”，但却发现了“我”，这就是书中所推出的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还是回到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消费：产品日新月异，转眼过时；少数人的奢侈品马上变成人人的必需品；产品损坏不能休整，必须更换。审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追求时尚，贪新厌旧，崇尚奢华。消费力成为个人价值的衡量——有钱人就有社会地位；价钱成为货品质量的衡量——贵的东西一定好，不管合不合用。”

自古以来，人的经济地位来自生产，如今，来自消费。书中提到这种消费主义，消费经济形成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一种增加和累积资本的目的，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这可以从英美交替，美国崛起说起，美国深受英国功利文明的影响，延续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并将其提升为全球资本。美国称霸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称霸。随着资本全球化，国家的意义也渐被没有国界的全球资本意识形态支配甚至取代。 “资本家”不再是从前的财阀，而是职业的“资本管理者”，他们忠于抽象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欧洲处于精神亢奋与休克的两个极端之中，有点像前面提到的宗教改革那段时期的景象，当时的三种心态：现实功利，悲天悯人，犬儒冷漠变为此时的三种选择：共产主义是以阶段来划分的悲天悯人，国家主义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现实功利，存在主义是在空虚无奈中的犬儒冷漠。但都被功利，自由的资本主义征服，而这个征服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消费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就是在三个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中独尊资本，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生产就越来越依靠资本，资本积累会越来越集中，经济的实体是人类的衣，食，住，行。在这个实体经济里要增加和累积资本就是要增加消费。

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上面我所详细说的两种现象，此外，书中还分析了西方的自由与平等，民主，法治与人权。这些都是以西方的两组文化基因来分析的。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后感(五)：真理是唯一的吗？

梁鹤年是近年来颇为多产的外籍华裔学者之一，其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等。除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还因创办高级官员论坛和研修班、在国内顶级高校开坛讲学、担任国家部委专家顾问等，于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数年前我于清华大学的课堂上听过他授课，其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可惜梁老师普通话的口音太重，若不是有板书辅助，我根本无法记住称霸一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漫长的19世纪。

我和梁先生的缘分就止于那匆匆一课，而我的同学海涛在数年之后，由于公管学院殷成志老师悉心的论文指导和学术推荐，以地方省厅公务员的身份申请到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访学一年，追随的导师就是梁鹤年先生。后来海涛赴闽开会，和我谈起人生中这段既艰苦又丰盈的宝贵经历，我和他都唏嘘感叹。人生路上，几人能有幸遇得一学养超群而又平易近人的导师，继而使自己的三观都深受影响，并拨开迷雾笃定自己今后要走的路呢？海涛在言辞中对本书推崇备至，让我惦记在心，好在校图书馆架上就有，还崭新得很，就先睹为快了。

在本书序言以及另一本《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序言中，梁先生都提到了不可不顾中国的国情而照搬国外的制度和方法。这本不是什么新鲜理论，但却击中当前国内学术圈的软肋。在学习国外先进制度之前，首先要明白这些文明的起承转合、来龙去脉，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以水为法（像水一样，装在什么容器里就变成什么形状），抛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客观中立地看待历史事实。

之前有一则评论说梁先生驾驭中文的能力很高，阅读此书方知此言不虚。本书从崩溃中的罗马帝国兴起的基督信仰谈起，内容涵盖西方文明的发展史、西方哲学思想史、宗教史，提出西方两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人”与“个人”。“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使西方人的排他性、扩张性与不接受模棱两可矛盾并存。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支撑了“个人意识”的发展，在这个主观性极强的“我思”理论支持下，谁都可以寻找真知，而且谁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真知才是唯一真知。

文明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势不可挡，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由和功利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压倒了平等意识，腐蚀了共产主义；在国家层面，战胜了民族意识，击败了国家主义；在精神层面，取代了生命意义，吸纳了存在主义。然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贪婪和掠夺的本性已经令地球资源难以为继，全球气候出现不可逆转的恶化趋势，这种以消费享受和暴敛无餍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模式无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光明未来。随后，梁先生论证了“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实难有公平。西方的“公众利益”出自私人利益之间的妥协，是个政治性的东西，而“公共利益”则是私人利益的超越，是理性与政治的结合。

读到这里，我一度产生了本书在撰写时就是以中国读者为受众的想法。首先，我并不同意梁老说的西方的“公众利益”与东方“公共利益”之间在概念上的不同。“公共”狭义而言即为“公众”，利益的冲突是一种必然，利益的妥协与衡平本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将西方的“公众利益”贬化为政治性的东西反映出一种不够中肯的倾向。在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延续上百年的争斗、斟酌和妥协而达成的成功的地方资源分配和管理方案，每一例都真切地体现着对“公众利益”的现实考量。因而并不能说政治性的东西就是负面的吧。而中国式的“小我”和“大我”，本就带有洗脑式的舍生取义的教唆以及忠孝难两全的天人交战。在我看来，舍“小我”而成就“大我”，并不是利益的统一和升华，而是人格的分裂和“我自身的一部分”（灵魂或肉体或二者皆有）的牺牲。

西方文明的唯一真基因是西方文明最大的强项，也是最大的牵制。对真的追求使他们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有极高成就，造福人类。但对唯一真的坚持也使他们容不了异己，限制了视野。熊培云先生在《西风东土》中谈到：“在意义和真理之间，相信真理是众人之事，相信某种绝对意义则是个人之事……相较‘真理令尔得自由’，我更相信‘（绝对）意义令尔得自由’……想要找到可以笃信的绝对意义，何其难哉！”——这就是我的困境。我有我的自由意志，你所说的真理我何以分辨就是绝对真理从而对其深信不疑？何以能论证真理的真实性？是否有并行不悖的几种真理？如果缺失了对自认的真理赋予意义的过程，该理论还能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吗？因此，“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这句话并不能成为治疗我精神困境的良药，因为在这个问题之上还有一个元问题，那就是what the hell truth is？智者深谋远虑，为国运之选择谋生路。而我一介小民，只为追求一方不再彷徨的心灵寄托之所。

流离乱世，满面尘灰，我依然在路上寻找我的真理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