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成为知识？》的读后感大全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是一本由陈国球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读后感(一)：共三篇文章外加一个访谈

访谈是张晖提问陈回答的方式，展示了陈的主要研究方向。

三篇文章中有两篇似乎都是在大陆出版过的，只有第一篇是陈的演讲，以前没有看到。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有趣的，事实上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是直接讨论这一知识的形成过程，即文学制度化的情形。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读后感(二)：文学可以教吗

文学在今天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大家都能读，都能说上几句，似乎无须什么准备，甚至没学文学专业的人或者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读的作品更多更广，在某一方面某一本文学作品上也有一二独到的见解，很多人都爱读一点文学，但是文学在多数时候仅仅成为一种大众的或者小众的“消闲”。换句话说，中国八十年代那阵的文学热，早已随风而逝。如果八十年代文学除了自身性的恢复与建构，还对社会有某种矫正对未来展开想象使之成为可能的话，则如今的文学似对社会发挥不了任何实际效用，谈公平正义，哲学、法学就可当之；谈社会现状及问题，社会学早已展开细致入微的调查；谈现实与制度，政治学等的理论放在那里，文学又可能成了虚空的呐喊；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种种，患者则会敲开心理医生的房间，流行的抑郁症也得到了缓解……

如此说来，文学在今天，真是毫无“用处”。那么，文学还剩下什么？文学究竟何为？

这样的问题，涉及根本，却显得大而无当。没有经过文学学科训练的人反而写出了不少的文学经典作品，而正规科班出身的，却反是多多受限，文学创作平平。这就带出那句“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令无数怀着文学梦的青年学生进入正规学习后，有如当头一棒。那么，文学究竟可不可以教，可否成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在人文学科的殿堂占据一席之地？欲知今之文学学科的正当性，有必要梳理其来路。这就是陈国球新著《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的问题，在英国大学的历史中仍然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英国大学课程设置中文学课，也并非一帆风顺。经牛津大学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1848—1908）的多方奔走，牛津才于1885年设立“墨顿英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席位，但获聘的却是“语文学”专家聂皮尔。语言学以其严谨，其学科知识显而易见，在大学易站稳脚跟，而纯粹的“文学”却屡受质疑。“柯林斯理想的‘文学’科既有学术性，又兼具审美效用，更能启发人文精神。”（页18）

这话听起来漂亮，也颇见柯林斯的“文学野心”，但在大学授课的具体操作上难度却不小。文学学科能达此目的，却要迟至一战后剑桥大学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等人的努力和实践。瑞氏等提倡系统的文学研究法，他自己撰写《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等，为文学带来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以别于阅读的随意性。后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持续发挥影响的“新批评”学派，得益于瑞氏的文学研究法实深，也就为其占据大学讲坛提供了实力依衬。瑞氏还曾来中国清华、燕京讲学，对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影响都很大。

回头来看中国“文学”学科自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得以留存，而中国“文学”学科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陈国球在书中以京师大学堂在创办阶段的三个章程（1898年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百熙；1904年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来讨论不同阶段不同主事者的“文学”观念，“文学”一科的设立及其涵义、授课内容和具体要求，围绕“文学”学科的争议。如今看来，比较符合现代“文学”学科要求和涵义的，是比较保守的张之洞等给定的《奏定》。在“大学专门分科”（或“分科大学”，相当于今之大学本科）中，《奏定》将《钦定》的七中分科增至八中。其中“文学科大学”，广义而言，类于西方学制中的“文学院”（Faculty of Arts）或“人文学院”（Faculty of Humanities），其下分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这样的文学学科架构和学习要求，是要令今之多少文学院大为失色的。“中国文学门”下又分十六个科目，“主课”有七：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有九：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可见文与史的紧密结合，从文学学科看，这些课程又基本涵盖了“文学本体”、“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范文研习等。可谓细致周详。即使有诸多不足和实际运行中的落差，但亦可见出时人对“文学”研究的“野心”和理解。

北京大学承续京师大学堂，却渐重实证和考据，由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沈伊默等）取代桐城派文人（如林纾）。后来北大的学生去清华建设中文系，认识到北大文学学科教学偏离于“文学本体”，欲别于北大。先后主掌中文系的杨振声和朱自清，均看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以及“新文学的创造”。但是，正如英国大学“文学”科路途的艰难一样，清华的实践也是步履维艰。文学的“本体”活动，离不开情感，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其能不能是学术活动，是否可成为知识来教授传承，都广受质疑。虽经朱自清等人的持续努力，却仍难有大的改观。

清华向有“国学研究院”的传统，“文学批评”倡导者朱自清也往往要借助“语文学”的方法，来彰显其研究的学术性，如其《诗言志辨》中就有相当的“语文学”成分。杨朱二人的构想中，注重“创作”，但在实际运作中，文学批评研究的课业显然比“创作”大得多。四年共111—114学分，“习作”只占了3学分。也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确难教。不过，一开始，朱自清就重视引进西方文学研究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置于彼时，“西学”实就是现代学问，中国传统学问如何面对现代性，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不可能只是自身内部的一个系统，必要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看它，这也就是陈国球在与张晖的对话中提到的“照镜子”（《附录：文学的力量》，页111）。现代人做学问一开始就带着现代的问题、要求与方法。

朱自清采取的是包容与学习的态度，立意融贯中西。如果说瑞恰慈来清华时，朱自清尚未被其理论吸引的话，1931年朱访英期间就开始有意阅读瑞氏及其弟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著作，并同朋友讨论文学批评问题。1935年朱自清发表的《诗多义例举》就可见其所受的细读分析的影响。朱强调大量借助西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其在《诗言志辨•序》中就明确地说：“西方文学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闻一多后来甚至对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分隔设立表示不满，指出哲学系、政治系等学科都是按照学科性质设立，因而主张中、外文系合并，也实有融通中西文学之意。在当时就引发讨论和争议，自然也未通过。延及及今，仍存在闻一多当年指出的问题：中文系仿似“小型国学专修馆”，外文系成为“高等华人养成所”。

虽然存在的问题仍不少，但是朱自清等人的努力却极富开创意义和文学的人文关怀。所以，陈国球才要读者注意朱自清的研究与传统的差别和意义所在，“当然，朱自清所开发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与纯粹的‘语文学’相较，无论学术目的、研究效果，以至终极关怀，而这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其差异正在于前者以‘文学’为本位。这一份‘文学’的关怀，使得文学不仅是文献材料，而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心灵互通的触媒。”（页26）

今日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是离不开早期文学学科建设的功绩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 ）同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场不小的论战，普氏已逝，夏氏到今仍耿耿于怀。陈国球隔年后梳理评价二者的争论，在政治意识分歧之外，从学科内部入手，分析二者所承的学术传统的不同，指出其所代表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得失及其后续影响，可谓回到研究的“内学”上。

普实克的研究方法根植于以其母校查尔斯大学为基地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结构主义之中。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学科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Literariness）。（页86）这派还强调文学艺术“结构”的社会性，认为“文学结构”必须进入社会结构中才产生其意义；又认为“结构”是动态的，“文学结构”因应不同的力量交互影响而恒常处于变动之中。（页88）

夏志清身处美国“新批评”的大本营耶鲁大学，深受其影响，强调文本细读，重文学批评。夏认为“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页93）所以，这里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可以互换的，文学研究着应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眼光鉴别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其实，早在普夏二人之前，1937年，韦勒克（René Wellek ）和利维斯（F.R.Leavis，夏志清就深受其影响）就展开了论战，与普夏之争颇多相似之处。普夏二人互指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自己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互指对方未公正对待中国现代文学。

普夏二人的分歧在于：普氏强调文学研究的系统性、客观性，重综合分析，认为“文学史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别无二致；夏氏坚持“新批评”传统，主张文学史首先要“客观地评价”个别作家和作品，重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研究者对文学鉴赏的重要作用。

如此一番的考察，陈国球想要指出的是，二人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差异及分歧所在。普夏二人的争论，实代表了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对“文学学科”概念的不同观点，一派承续了19世纪以来以科学为尚的实证主义式文学研究，一派坚持“新批评”，并续接英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各有所长：普实克擅于综合与分析，他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抒情的”与“史诗的”动向，对以后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夏志清则用心于个别殊相和具体感应，他集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功在于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发现和重新阐释上，如对钱锺书、张爱玲的重新定位，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树立了不少典范。

但是，二人的争论若掺进政治分歧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则这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陈国球才在展开详细的学术梳理之前、介绍二人争论背景时，指出“总之，我们要明白，冷战思维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说，在这次论辩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页84）二人又多有意气之争，因此，二人的学术争论都未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如此看来，陈国球的论说，自然也重视学科内学术的内在传承，重视文学研究所根植的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与文学学习能有今日之局面，与其自身来路，与起步之初的建设努力大有关系。传统并不是承载于文本之中的死符号，而是内化在后续生命里的应时的表达。欧内斯特•勒南曾说，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文明的、真实的、高贵的。这话当然大有问题，但是了解过去的思想传统是有必要的，今人大可去发现今应古的脉络，并对当下的问题作出回应。

现在来看文学究竟何为的问题。尼采曾认为艺术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任务。广义而言，文学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叔本华认为艺术才能成为幻灭时代解救人痛苦的药剂，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王国维在研究“红楼”中所大力推崇。这样的陈述，也可能被指为是为其存在寻找借口的花哨文辞。我们也大可以说无用方为大用，但是终归要追问它的“有用”。文学看似很虚，陈国球说，它又有很实在的力量。文学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它可以内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人若只活在一个物理世界的空间之中，不免单调、乏味。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愉悦，离不开文学。先民早在劳作之初就为我们留下了文学想象，在一首《击壤歌》中我们可以读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陈世骧曾有文学可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一说。可见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而目前的教育中还需要文学，按照陈国球的说法，“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如果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从来不思考这个层面的东西，那只是工匠而已，甚至连技工也不如。”（页107）

如上所述，文学学科有其自身传统，也有自成系统的学科纪律。文学更有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怀和表达。“万古不朽的并非罗马，而是人在宇宙中的领地。”（曼德尔斯塔姆）文学是可以教的。

“文学有一种力量，可以帮自己安顿心灵，也可以透过文字去影响他人。”（页113）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面对臃肿的科层社会，从来未有现代人这样的“自由”和焦虑，为了对抗现实的单调、无聊和暴虐，我们需要文学艺术。思想史家斯特龙伯格曾言，一个身在狱中的人给他写信说：我应该早点读托马斯•曼的，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狮子山新村

（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读后感(三)：文学可以教吗

文学在今天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大家都能读，都能说上几句，似乎无须什么准备，甚至没学文学专业的人或者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读的作品更多更广，在某一方面某一本文学作品上也有一二独到的见解，很多人都爱读一点文学，但是文学在多数时候仅仅成为一种大众的或者小众的“消闲”。换句话说，中国八十年代那阵的文学热，早已随风而逝。如果八十年代文学除了自身性的恢复与建构，还对社会有某种矫正对未来展开想象使之成为可能的话，则如今的文学似对社会发挥不了任何实际效用，谈公平正义，哲学、法学就可当之；谈社会现状及问题，社会学早已展开细致入微的调查；谈现实与制度，政治学等的理论放在那里，文学又可能成了虚空的呐喊；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种种，患者则会敲开心理医生的房间，流行的抑郁症也得到了缓解……

如此说来，文学在今天，真是毫无“用处”。那么，文学还剩下什么？文学究竟何为？

这样的问题，涉及根本，却显得大而无当。没有经过文学学科训练的人反而写出了不少的文学经典作品，而正规科班出身的，却反是多多受限，文学创作平平。这就带出那句“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令无数怀着文学梦的青年学生进入正规学习后，有如当头一棒。那么，文学究竟可不可以教，可否成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在人文学科的殿堂占据一席之地？欲知今之文学学科的正当性，有必要梳理其来路。这就是陈国球新著《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的问题，在英国大学的历史中仍然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英国大学课程设置中文学课，也并非一帆风顺。经牛津大学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1848—1908）的多方奔走，牛津才于1885年设立“墨顿英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席位，但获聘的却是“语文学”专家聂皮尔。语言学以其严谨，其学科知识显而易见，在大学易站稳脚跟，而纯粹的“文学”却屡受质疑。“柯林斯理想的‘文学’科既有学术性，又兼具审美效用，更能启发人文精神。”（页18）

这话听起来漂亮，也颇见柯林斯的“文学野心”，但在大学授课的具体操作上难度却不小。文学学科能达此目的，却要迟至一战后剑桥大学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等人的努力和实践。瑞氏等提倡系统的文学研究法，他自己撰写《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等，为文学带来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以别于阅读的随意性。后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持续发挥影响的“新批评”学派，得益于瑞氏的文学研究法实深，也就为其占据大学讲坛提供了实力依衬。瑞氏还曾来中国清华、燕京讲学，对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影响都很大。

回头来看中国“文学”学科自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得以留存，而中国“文学”学科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陈国球在书中以京师大学堂在创办阶段的三个章程（1898年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百熙；1904年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来讨论不同阶段不同主事者的“文学”观念，“文学”一科的设立及其涵义、授课内容和具体要求，围绕“文学”学科的争议。如今看来，比较符合现代“文学”学科要求和涵义的，是比较保守的张之洞等给定的《奏定》。在“大学专门分科”（或“分科大学”，相当于今之大学本科）中，《奏定》将《钦定》的七中分科增至八中。其中“文学科大学”，广义而言，类于西方学制中的“文学院”（Faculty of Arts）或“人文学院”（Faculty of Humanities），其下分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这样的文学学科架构和学习要求，是要令今之多少文学院大为失色的。“中国文学门”下又分十六个科目，“主课”有七：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有九：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可见文与史的紧密结合，从文学学科看，这些课程又基本涵盖了“文学本体”、“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范文研习等。可谓细致周详。即使有诸多不足和实际运行中的落差，但亦可见出时人对“文学”研究的“野心”和理解。

北京大学承续京师大学堂，却渐重实证和考据，由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沈伊默等）取代桐城派文人（如林纾）。后来北大的学生去清华建设中文系，认识到北大文学学科教学偏离于“文学本体”，欲别于北大。先后主掌中文系的杨振声和朱自清，均看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以及“新文学的创造”。但是，正如英国大学“文学”科路途的艰难一样，清华的实践也是步履维艰。文学的“本体”活动，离不开情感，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其能不能是学术活动，是否可成为知识来教授传承，都广受质疑。虽经朱自清等人的持续努力，却仍难有大的改观。

清华向有“国学研究院”的传统，“文学批评”倡导者朱自清也往往要借助“语文学”的方法，来彰显其研究的学术性，如其《诗言志辨》中就有相当的“语文学”成分。杨朱二人的构想中，注重“创作”，但在实际运作中，文学批评研究的课业显然比“创作”大得多。四年共111—114学分，“习作”只占了3学分。也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确难教。不过，一开始，朱自清就重视引进西方文学研究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置于彼时，“西学”实就是现代学问，中国传统学问如何面对现代性，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不可能只是自身内部的一个系统，必要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看它，这也就是陈国球在与张晖的对话中提到的“照镜子”（《附录：文学的力量》，页111）。现代人做学问一开始就带着现代的问题、要求与方法。

朱自清采取的是包容与学习的态度，立意融贯中西。如果说瑞恰慈来清华时，朱自清尚未被其理论吸引的话，1931年朱访英期间就开始有意阅读瑞氏及其弟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著作，并同朋友讨论文学批评问题。1935年朱自清发表的《诗多义例举》就可见其所受的细读分析的影响。朱强调大量借助西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其在《诗言志辨•序》中就明确地说：“西方文学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闻一多后来甚至对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分隔设立表示不满，指出哲学系、政治系等学科都是按照学科性质设立，因而主张中、外文系合并，也实有融通中西文学之意。在当时就引发讨论和争议，自然也未通过。延及及今，仍存在闻一多当年指出的问题：中文系仿似“小型国学专修馆”，外文系成为“高等华人养成所”。

虽然存在的问题仍不少，但是朱自清等人的努力却极富开创意义和文学的人文关怀。所以，陈国球才要读者注意朱自清的研究与传统的差别和意义所在，“当然，朱自清所开发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与纯粹的‘语文学’相较，无论学术目的、研究效果，以至终极关怀，而这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其差异正在于前者以‘文学’为本位。这一份‘文学’的关怀，使得文学不仅是文献材料，而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心灵互通的触媒。”（页26）

今日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是离不开早期文学学科建设的功绩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 ）同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场不小的论战，普氏已逝，夏氏到今仍耿耿于怀。陈国球隔年后梳理评价二者的争论，在政治意识分歧之外，从学科内部入手，分析二者所承的学术传统的不同，指出其所代表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得失及其后续影响，可谓回到研究的“内学”上。

普实克的研究方法根植于以其母校查尔斯大学为基地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结构主义之中。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学科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Literariness）。（页86）这派还强调文学艺术“结构”的社会性，认为“文学结构”必须进入社会结构中才产生其意义；又认为“结构”是动态的，“文学结构”因应不同的力量交互影响而恒常处于变动之中。（页88）

夏志清身处美国“新批评”的大本营耶鲁大学，深受其影响，强调文本细读，重文学批评。夏认为“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页93）所以，这里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可以互换的，文学研究着应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眼光鉴别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其实，早在普夏二人之前，1937年，韦勒克（René Wellek ）和利维斯（F.R.Leavis，夏志清就深受其影响）就展开了论战，与普夏之争颇多相似之处。普夏二人互指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自己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互指对方未公正对待中国现代文学。

普夏二人的分歧在于：普氏强调文学研究的系统性、客观性，重综合分析，认为“文学史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别无二致；夏氏坚持“新批评”传统，主张文学史首先要“客观地评价”个别作家和作品，重文学批评，强调文学研究者对文学鉴赏的重要作用。

如此一番的考察，陈国球想要指出的是，二人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差异及分歧所在。普夏二人的争论，实代表了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对“文学学科”概念的不同观点，一派承续了19世纪以来以科学为尚的实证主义式文学研究，一派坚持“新批评”，并续接英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各有所长：普实克擅于综合与分析，他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抒情的”与“史诗的”动向，对以后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夏志清则用心于个别殊相和具体感应，他集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功在于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发现和重新阐释上，如对钱锺书、张爱玲的重新定位，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树立了不少典范。

但是，二人的争论若掺进政治分歧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则这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陈国球才在展开详细的学术梳理之前、介绍二人争论背景时，指出“总之，我们要明白，冷战思维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说，在这次论辩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页84）二人又多有意气之争，因此，二人的学术争论都未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如此看来，陈国球的论说，自然也重视学科内学术的内在传承，重视文学研究所根植的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与文学学习能有今日之局面，与其自身来路，与起步之初的建设努力大有关系。传统并不是承载于文本之中的死符号，而是内化在后续生命里的应时的表达。欧内斯特•勒南曾说，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文明的、真实的、高贵的。这话当然大有问题，但是了解过去的思想传统是有必要的，今人大可去发现今应古的脉络，并对当下的问题作出回应。

现在来看文学究竟何为的问题。尼采曾认为艺术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任务。广义而言，文学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叔本华认为艺术才能成为幻灭时代解救人痛苦的药剂，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王国维在研究“红楼”中所大力推崇。这样的陈述，也可能被指为是为其存在寻找借口的花哨文辞。我们也大可以说无用方为大用，但是终归要追问它的“有用”。文学看似很虚，陈国球说，它又有很实在的力量。文学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它可以内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人若只活在一个物理世界的空间之中，不免单调、乏味。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愉悦，离不开文学。先民早在劳作之初就为我们留下了文学想象，在一首《击壤歌》中我们可以读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陈世骧曾有文学可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一说。可见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而目前的教育中还需要文学，按照陈国球的说法，“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如果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从来不思考这个层面的东西，那只是工匠而已，甚至连技工也不如。”（页107）

如上所述，文学学科有其自身传统，也有自成系统的学科纪律。文学更有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怀和表达。“万古不朽的并非罗马，而是人在宇宙中的领地。”（曼德尔斯塔姆）文学是可以教的。

“文学有一种力量，可以帮自己安顿心灵，也可以透过文字去影响他人。”（页113）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面对臃肿的科层社会，从来未有现代人这样的“自由”和焦虑，为了对抗现实的单调、无聊和暴虐，我们需要文学艺术。思想史家斯特龙伯格曾言，一个身在狱中的人给他写信说：我应该早点读托马斯•曼的，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狮子山新村

（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