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价值读后感1000字

《重估价值》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52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估价值》读后感(一)：《重估价值》简评

某些被信仰着的救世主从未出现，可是他们是真的；某些被信仰着的救世主出现了，可结果证明他们是假的。

一直都很喜欢读托尼·朱特，尽管他的每一本著作都读的磕磕绊绊、一知半解，但是你依然能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就像粘结剂一般，结合过往的阅读，将一些琐碎的知识连接得更为牢靠。特别是，朱特似乎总是可以更为客观和冷峻，撕下了许多传奇和神明的遮羞布。

在托尼·朱特的著作里，我最喜欢的是他关于文化名人思想的剖析，特别是近代欧洲的文化和思想，加缪、萨特、波伏娃、雷蒙·阿隆……他对很多思想者的研究细致入微，不仅是读这些文化巨人的作品的必要索引，也是当你读了这些作品后的重要总结和纠偏。托尼·朱特常常会从一个历史角落中的小人物说起，从而见微知著，映射到一个大的历史布景和格局，从而让你更加理性地看待历史，看待纷繁记忆中的不同镜像，从而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观点。

一向是个散漫的读者，不喜欢被套套捆住手脚，亦不认为所谓成体系的就一定是学问，或许这也是托尼·朱特更吸引我的原因，你只需要去读、去更多地读、去反复地读，总有一刻你会有了一些莫名的感悟，或有失却信仰的失落，但也好像重获了别样的力量和思想。

在这本《重估价值》里，你能看到托尼·朱特对于20世纪的欧美的历史的评述，特别是战后历史的分析和认识，许多世纪人物跃然纸上，虽缺少丰满和完美，但那似乎更有一番玩味，就像之前所说，或许那动摇了你曾经的信仰和坚持，但你会在那份摇曳中获得新的视角和领悟。

《重估价值》读后感(二)：再读托尼·朱特

严搏非/文

很想好好谈谈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但到了该落笔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托尼·朱特 的这部文集涉及的内容和领域极为广泛，其中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是可以单独成篇的。看来，只能是选择性地说一些了。我们这里就仅谈《重估价值》的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朱特谈了四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从阿瑟·凯斯特勒、普里莫·莱维、马内·斯帕勃到汉娜·阿伦特。有意思的是，这四位知识分子都是拒绝犹太 性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也包括托尼·朱特自己。现代社会让犹太人渐渐脱离宗教性，归化到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因为希特勒的作为，才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竟成为可行 的现实选择，“犹太”二字才有了非宗教的属性。上面这段话是朱特在《记忆小屋》中讲的，应该已成普通常识。但要紧的是这些拒绝犹太性的犹太知识分子并不拒 绝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认同的是犹太民族的“审慎自省和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传统中的那种知难而上，几近自找麻烦的耿直和特立独行！我知道用这样的犹太 特点来谈上面朱特评论的这四位知识分子肯定是不对的，但以最深刻的冷静、勇气和思想，直面20世纪巨大的苦难，却确实是这几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他们都 是极权主义暴政的幸存者，他们都担当起了幸存者的责任：探讨“恶”的根源。

朱特谈普里莫·莱维的文章题为“普里莫·莱维的基本事实”，这是 一篇令人动容的“基本事实”。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最具良知的知识分子，1986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1987年，莱维自 杀。一般认为，莱维是因为过于沮丧而自杀的，他从大屠杀中幸免，然而，如朱特所推测的，“幸存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逐渐毁掉莱维”。为什么他会幸存下来？他 是否做出了别人拒绝做出的妥协？是否有别人替他死去？“这些问题都很荒谬，但都聚集到莱维后来的写作中。”莱维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中说道：“我们这些幸存者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例外的少数人：我们是因为搪塞手段，或者由于个人品性，或者由于好运气，才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 底的人，见到死神的人，都没有回来讲述这一切，或者回来后缄口不言。”

在回顾20世纪巨大的“恶”的时候，莱维关注的还不是那些非黑即白的 关于各种信念的谎言，而是那些推卸责任、道德暧昧的人类弱点，那些大面积的灰色人类样本。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德文版出版以后，莱维对德国人说：“真正 的罪，几乎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集体的、总体上的罪，就是他们缺少说话的勇气”。但莱维最终还是自杀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证人的价值，怀疑“证词的作 用”，感到“一个必须不停地重复同一件事的人的疲惫”，这应该是莱维自杀的真正原因。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是谈阿伦特的，题为“汉娜·阿伦特 与‘恶’”。阿伦特也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幸存后的阿伦特的所有思考都围绕着20世纪政治之恶的问题。她说：“如果我要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自如，即使只是为 了在这个世纪里生活自如，就必须尝试参与同极权主义本质的不断对话”，在那些“最著名的真理”崩溃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的首要任务是，要问一问这是如何 发生的？应该怎么办？”

熟悉的人应该知道，这就是阿伦特一生的全部工作。在欧洲、美洲有一群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上面说的莱维、还有加 缪、柯拉科夫斯基，我想，还可以加上中国的顾准、林昭等等。他们就像阿伦特在1947年题献给雅斯贝尔斯的那段话中所说的，他们全都是“大洪水的幸存 者”，“而无论他们的结局如何，无论在纽约、巴黎或者罗马，他们都不得不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样，在他们的余生要将（记忆和理解的）巨石推上（公众遗忘 和不知感激的）山”。

《重估价值》读后感(三)：思想与历史的重量

托尼·朱特说到过一个关于《纽约书评》的段子。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次晚宴，有人问他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贝是什么。他迅速做出了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纽约书评》。”朱特没有开玩笑，杰斐逊自然不用细说，查克·贝里是美国摇滚乐的精神教父，作为粉丝朱特也是认真的。至于最后一件宝贝是《纽约书评》，朱特点评说它“纽约黄金时代的最后遗孤”。相对于其他各种同类型的书评媒体，不是由于地域性，就是因为其观点的狭隘和目光短浅受到限制，而《纽约书评》的特点，“恰恰在于它写的不是纽约——写作的人主要也不是纽约人：它像城市本身一样，与地域、出生的关联是薄弱的”。

对一本书评性的杂志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对朱特这样一位素以严苛批评著称的历史学家倒是很少见。当然，这种赞美并非全无缘由，收录在《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中大部分篇章都曾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6年的十几年之间，话题也驳杂不纯，从知识分子到美国外交政策，从马克思主义到中东政策，从奥斯维辛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很难用一种观点来概括这些文章的论点，我们只能说，朱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衡量我们写作的标准，解读历史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了个人魅力与思想的写作，是一种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写作。

如果说《战后欧洲史》代表了朱特在专业历史领域内的集大成者，那么《重估价值》这些散篇断章代表了作者对历史记忆的深切关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文章在收录本书时，朱特都在最后附下了当时由于文章引发的争议和他的回应。这种做法至少让我们意识到，为何朱特对《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媒体如此推崇。它提供了一个辩论公共事务的最佳领域，不在于如何辩论与争吵，而在于这样的辩论证明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仍然存在，对思想与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朱特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十几年之间，传统媒体都在衰落，网络媒体兴起看似把更多的读者引入了讨论的场域，但是除了众声喧哗的沸腾，制造喧闹的声响之外，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空有满地残渣，思想的碎片，俏皮无用的言语。辩论除了基本的公共领域，还要具备同等的理解力，同等的知识储备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敏锐触觉，这样的条件只有《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才能提供。

朱特对对《纽约书评》的赞誉恰好证明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逐渐衰落。《重估价值》的序言是“我们失去的世界”，这个标题蕴含的失落感不言而喻，再看看他写到的那些人物，阿尔贝·加缪、阿瑟·凯斯特勒、普利莫·莱维、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包括他在《记忆小屋》中特意用一章写到的米沃什，这些人物都属于二十世纪——一个象征意味上的逐渐远去的二十世纪。我们经常说二十世纪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事实上，正是在法国，正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从左拉的《我控诉》开始，我们领略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力量，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星璀璨，无论是萨特，还是阿隆都代表了这个特殊群体对时代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同样也是在二十世纪的法国的后半页，我们也见证了这个特殊精神群体的衰落。

1970年，带着满腹对知识分子国度的憧憬，朱特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这个法国知识分子生产的大本营。但是他亲眼领略到的却是这个群体的日益衰落：“除了个别几个尤其出色的人不落窠臼外，他们这个群体大多有着竟然的一致性：有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1968年的五月风暴期间，朱特身在巴黎这个世界革命的圣地“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革命的一次忠实表演”。在朱特看来，法国知识分子对过革命的处理更像娱乐，“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的确有些分不清了”。我们的时代正在变成了一个娱乐主导一切的时代，思想的重量愈发轻逸了。

朱特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都写在了他的书中，以《重估价值》的人物为代表，他称之为新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这类人典型地从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厌世的怀疑主义，既不拥护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绝大多数是从东欧和中欧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社群，对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对各种主义的革命抱有远距离的观照。朱特是这群二十世纪“文人共和国”中的一员。他成为了他们的仰慕者，2010年去世后也成为了他们精神上的同类。

《重估价值》中对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所吟唱的挽歌并不哀婉，身为历史学家的朱特自然明白观念与精神的力量。所以他从未为这个群体的失落而叹息——与其叹息，不如书写；与其失落，不如抗争。所谓“重估价值”即是重新梳理知识分子观念的谱系，重新整理历史的记忆，用记忆对抗遗忘，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正如他在《马内·斯帕勃的犹太人欧洲》中总结的那句话：“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是，用精心设计、用忽略、用善意来抹杀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边缘性群体的与历史无关的记忆会忽然发现自身身处漩涡之中，然而它却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好向导。”

朱特身为历史学家所完成的所有著作都可以看作这种精神的指引，他留下的历史书写，无论是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还是散篇文集《重估价值》，无论是生前的回忆散文集《记忆小屋》，还是谈话录《思虑二十世纪》，都是一份难得的精神遗产。因为正是这样一个哀叹着“我们正在失去世界”的朱特证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未消失。他对观念的痴迷，对现实与政治的介入，对问题意识的清醒认知，对任何主义与暴政的天然警醒，都成为了我们反思生活，重估价值的最好参照。

思郁

2013-8-6书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第一版，定价：59.00元

（for《晶报》）

《重估价值》读后感(四)：托尼.朱特的“失败之书”

严杰夫/文

2009年，重病中的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艰难的演讲。国内引进的首部朱特作品——《责任的重负》的译者章乐天提到这场演讲时说，演讲的主题没有离开过“失败”：“社会民主的失败，民族和解的失败，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陷在对新世纪满满失望之情中的朱特，最后留下一个惊人的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往的年代。”而这句判断成为朱特晚年作品《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的最好注脚。

《重估价值》里包含了朱特于1994年到2006年写就的2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涉及的议题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以色列以及中东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经济全球化。从内容上来看，《重估价值》里探讨的问题似乎不过是《战后欧洲史》的余韵，但细读之下，我们会发觉朱特在前者中做出的思想贡献，显然不亚于后者。

相对于《战后欧洲史》立足于历史的叙事而言，《重估价值》尽管也是对过去作出的反思，但它的立足点分明是当下。在这20多篇文章里，无论是在纪念战后欧洲所存在的那个“知识分子国度”，还是在反思法国、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以色列这些欧洲国家的转型失败，甚或于评判美国近半个世纪内作出的各种昏谬的外交决策，朱特都是在回答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尽管身处和平年代，为什么当下我们的世界却没有能够变得更好，而是在反复地沦于失败。朱特认为，这种失败的根源正在于，走出了20世纪的人们，过于急着将20世纪丢弃，急着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人们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

看着这一切的朱特，终于不得不提醒我们重估20世纪，去反思那些被遗忘掉的人和思想，去拾回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被错误扔掉的那些观念和责任，去正视那些已经犯下的错误、走错的路。在朱特看来，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起码有两个现象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一个是国家的作用逐渐受到质疑。

在《重估价值》里，朱特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评价20世纪的10位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马内·斯帕勃和阿瑟·凯斯特勒已经只被很少一部分人记得；而普莱里·莱维尽管还拥有广大的读者，“却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即使是还算大名鼎鼎的阿伦特和加缪，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地提起这些知识分子，朱特并不是想要沉湎于对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怀念之中，而是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

更重要的是，托尼·朱特的个人经历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相似，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早年都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服膺于社会主义理论给他们构建的愿景。但随着理想的幻灭，他们又纷纷退出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社会民主派的立场。因此，只有朱特最清楚他们曾经为何被马克思主义感动，此后又为何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然而，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思想被一同抛弃到历史的角落中。所以，朱特明白，人们由此错过的将不仅是这些天才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更是错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真正反思的机会。人们普遍低估了其中的魅力，这种魅力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理论和思想最缺乏的。

同样，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诚然，在上个世纪，国家带给人们的记忆并不太愉快，30年代的法西斯、东欧的红色专政，都让人们觉得“国家对于人来说是太过分了”。这种质疑，不仅开始让人们对国家怀有一种警惕，而且连同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朱特当然坚持国家在公众生活中必须要担当必要的责任，为此，在《乡土式微》一书中，朱特就曾呼吁左翼为此发声，尤其是要肯定国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方面的作用。在这些领域里，朱特认为，国家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根本不够。所以，在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旧东西”一样被抛弃的时候，朱特提醒我们，福利国家事实上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朱特承认，福利国家在对增长和效率方面会产生障碍，却也指出，它也满足了人们对安全与稳定的普遍渴望。所以，当下的我们不应将它们抛弃，而是应该重新思考，“是什么导致福利国家的产生，我们自己又为何沿袭了这种制度。”如今抛弃福利国家的恶果，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慢慢显现。《重估价值》里，朱特在谈到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政策，以及罗马尼亚的转型时，都指出了它们在完全抛弃思考国家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陷入的迷惘和混乱。

在《重估价值》中其他主题的文章里，我们同样能够从朱特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批评中获益良多。这些文章包括对以色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批判，也包括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身为犹太人的朱特毫不掩饰对以色列执政者的批评，在他看来，建国已经超过50年的以色列却仍然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的态度自然与朱特早已厌倦犹太复国运动有关，也同他长期以来保持着独立观察的态度有关。朱特认为，已经在特定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话题时，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这种独立的态度，让朱特一直以来都在冷眼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乡土式微》的前言“我们的生活怎么了？”中，朱特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看上去一直保持着孤独状态的朱特，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所罹患的疾病。所以，他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把视线稍稍转回到我们身后，重新看待20世纪的那些人、那些事。只有这样，我们当今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社群分裂、恐怖主义……恐怕才有希望找到答案。

《重估价值》读后感(五)：托尼•朱特的“失败之书”

文/严杰夫

2009年，重病中的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艰难的演讲。国内引进的首部朱特作品——《责任的重负》的译者章乐天提到这场演讲时说，演讲的主题没有离开过“失败”：“社会民主的失败，民族和解的失败，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陷在对新世纪满满失望之情中的朱特，最后留下一个惊人的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遗忘的年代”。而这句判断成为朱特晚年作品《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的最好注脚。

《重估价值》里包含了朱特于1994年到2006年写就的2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涉及的议题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以 色列以及中东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经济全球化。从内容上来看，《重估价值》里探讨的问题似乎不过是《战后欧洲史》的“余韵”，但细读之下，我们会发觉朱特在前者中做出的思想贡献，显然并不亚于后者。

相对于《战后欧洲史》立足于历史的叙事而言，《重估价值》尽管也是对“过去”作出的“反思”，但它的立足点分明是“当下”。在这20多篇文章里，无论是在“纪念”战后欧洲所存在的那个“知识分子国度”，还是在反思法国、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以色列这些欧洲国家的转型失败，甚或于评判美国近半个世纪内作出的各种昏谬的外交决策，朱特都是在回答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尽管身处和平年代，为什么当下我们的世界却没有能够变得更好，却是在反复 地沦于“失败”。朱特认为，这种“失败”的根源正在于，走出了20世纪的人们，过于急着将20世纪丢弃，急着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力悄悄地抹去”。人们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

看着这一切的朱特，终于不得不提醒我们去“重估”20世纪，去反思那些被遗忘掉的人和思想，去拾回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被错误扔掉的那些观念和责任，去正视那些已经犯下的错误、走错的路。在朱特看来，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起码有两个现象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一个是国家的作用逐渐受到质疑。

在《重估价值》里，朱特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评价20世纪的10位知识分子。这些 知识分子中，马内•斯帕勃和阿瑟•凯斯特勒已经只被很少一部分人记得；而普莱里•莱维尽管还拥有广大的读者，“却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即使是还算“大名 鼎鼎”的阿伦特和加缪，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地提起这些知识分子，朱特并不是想要沉湎于对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怀念之中，而是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

更重要的是，托尼•朱特的个人经历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相似，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早年都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服膺于 社会主义理论给他们构建的愿景。但随着理想的幻灭，他们又纷纷退出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社会民主派的立场。因此，只有朱特最清楚他们曾经为何被马 克思主义所感动，此后又为何在思想上曾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然而，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及其他们的思想也被一同抛弃到历史的角 落中。所以，朱特明白，人们由此错过的将不仅是这些天才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更是错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真正反思的机会。人们普遍低估了其中的魅力， 这种魅力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理论和思想最缺乏的。

同样，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诚然，在上个世纪，国家带给人们的记忆并不太愉快，30年代的法西斯、冷战时期东欧的红色专政，都让人们觉得“国家对于人来说是太过分了”。这种质疑，不仅开始让人们对“国家”怀有着一种警惕，而且连同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朱特当然坚持“国家”在公众生活中必须要担当必要的责任，为此，在《乡土式微》中，朱特呼吁左翼应该为此发声，尤其是要肯定国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方面的作用。在这些领域里，朱特认为，“国家”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根本不够。所以，在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旧东西”一样被抛弃的时候，朱特提醒我们，福利国家事实上产生于20世 纪跨党派的共识，是被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朱特承认，福利国家在对“增长”和“效率”方面会产生障碍，却也指出它也满足了人们对安全与稳定的普遍渴望。所 以，当下的我们不应将它们抛弃，而是应该重新思考，“是什么导致福利国家的产生，我们自己又为何沿袭了这种制度”。如今抛弃福利国家的恶果，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慢慢显现。《重估价值》里，朱特在谈到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政策，以及罗马尼亚的转型时，都指出了它们在完全抛弃“思考国家”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 陷入的迷惘和混乱。

在《重估价值》中其他主题的文章里，我们同样能够从朱特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批评中获益良多。这些文章包括对以色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批判，也包括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身为犹太人的朱特毫不掩饰对以色列执政者的批评，在他看来，建国已经超过50年 的以色列却仍然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的态度自然与朱特早已厌倦犹太复国运动有关，也同他长期以来保持着独立观察的态度有关。朱特认为，已经在特定 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话题时，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是“知识分子”。

正是这种独立的态度，让朱特一直以来都在冷眼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乡土式微》的前言“我们的生活怎么了？”中，朱特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看上去一直保持着“孤独状态”的朱特，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所罹患的“疾 病”。所以，他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把视线稍稍转回到我们身后，重新看待20世纪的那些人、那些事。只有这样，我们当今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社群分裂、恐怖主义……，恐怕才有希望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