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读后感锦集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是一本由[法]圣勃夫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0，页数：127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读后感(一)：《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代序

许钧/文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读后感(二)：读书笔记2029：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月初的时候去南昌讲课，又跑去拾得书店淘书，感觉没什么收获的时候发现了这部书。

在国内，圣勃夫出名是因为普鲁斯特，因为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人也读了他的驳圣伯夫一书。而圣勃夫本人的书，除了北京时代的文学肖像就一直难产。六十年代，人文社三套丛书问世，之后都是命运多舛，翻看当初的出版计划目录，很多经典作品没能出版，但至少还是以其他形式出版了。而范先生的这部书不知为何，迟迟无法在人文社负梓，最终不得不在母校南京大学出版，从影响力来说非常可惜。

圣勃夫文集本身篇幅就很大，从中选取了一小部分，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字，以当时的翻译条件讲，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可见译者的法文功底和学术素养。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圣勃夫达到了这个行业的顶峰，即便同雨果夫人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不朽者之一，而这个荣誉，巴尔扎克终其一生也没能达到。对于圣勃夫的批评，主要就来自于他对于巴尔扎克的苛责。

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对于一眼可见的天才雨果，他不吝溢美之词，人见人爱的乔治桑也是吹捧有加，他是时代的宠儿，他的评论迎合当时人的审美，他不限于作家的作品，还把作家的生平，结合进作品之中，让当时的人耳目一新，开创了圣勃夫文艺批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作品本身，还是推敲作家本人，是摆在文学批评面前的一道难题，四平八稳的做法当然是结合作家本人研究他的作品，但这是一句屁话。普鲁斯特对于他的批判，其实言之无物，他就是不喜欢他的批评方式。

本书有几个缺点，一是用纸，一开始我没想起来这纸是什么，就是觉得特别透特别薄，读着读着，突然想起来，这玩意跟印刷圣经的用纸一模一样，难怪130万字，一千多页，那么薄，后果是纸容易折皱。二是范先生的译文，用词陈旧，造句呆滞，读起来不畅快。陆陆续续读了一个月，中间出差这本书不敢携带，读了两本其他书。估计出版社是赔本买卖，三折给书商，五折卖读者，虽然定价298。算是填补了国内圣勃夫翻译的空白了，全集估计不太可能了，毕竟他的时代过去了。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读后感(三)：“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云也退

写小说的和写诗的人，成功之后，很多都想写写文论和文艺批评，而文艺批评家转而尝试写小说和诗歌的，似乎不多，思忖原因，我想恐怕是因为批评家都太爱阅读了，认为兢兢业业地写书、编故事给人读，不如自己倚靠着别人的书过活，还更为享受。诞生于19世纪初的法国人圣勃夫，就是写了多年的小说和诗歌之后，决定专一做批评。他成功了，19世纪欧洲问世了两位巅峰级别的批评大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英国的马修•阿诺德。

介绍圣勃夫的生平，有一点不自在，因为圣勃夫批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把作家们的生平讲出花儿来，“某某人某年某月生于某地，父亲是某某，母亲是某某，他自幼如何如何”，此种文字在别人写来枯燥无味，在他则能让你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是知一言十，生卒年、父母身份之类的信息，已经占去了他们所知的一大半，所以一落笔就如在抄写百科词条，而圣勃夫，他是知十言一，对一个作家，他从其作品到书信到别人写他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已经阅读并了解了太多，因而，他笔下每一条普通的信息，都是通往一段丰富的人生的向导。

不信，且看他如何写17世纪大剧作家拉辛的生平：“拉辛以1639年生于费尔特-米隆城，早年就是孤儿……四岁时就由外祖父收养，还很小就被送入波威中学。”平平无奇吧？但笔锋一转，圣勃夫写到，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隐修士安端•勒•迈特尔”曾给拉辛写过一封信，在其中，“他恳切地劝小拉辛要好好听话，并且在他逃难期间好好照护他的那十一大本圣•克利梭斯托姆著作。”信息量顿增，拉辛所处的时空骤然扩大了好几倍。

再如一百年后的另一位戏剧名家博马舍的生平：“……博马舍，在1732年1月24日生于巴黎圣雅各屠店教区。他的家世，罗麦尼先生将会有详细的阐述。据我所知，他的家庭原籍是诺曼底省……”接着几句话带到了博马舍的父亲，一个新教徒，“似乎是个善良的、诚恳的人”。圣勃夫很快告诉我们，博马舍与人发生过很多争吵，当有人骂他出身寒微，他“曾以极动人的口吻说到这位父亲，其文笔大有贺拉斯的风味。”

接下去就是两段引文。圣勃夫用寥寥几句话，就从让一般人感到枯燥乏味的家世切换进传主的事迹和品格：他有过很多口舌之争，他会捍卫父亲，他的文笔是古罗马味的。

虽然珠玉在前，我还是得概述一下圣勃夫自己的身世。圣伯夫生于1804年12月23日，地点是布诺涅•胥尔•梅尔城，双亲都是老来得子，且寿不久长。虽然幼年失祜，但他那嗜读书的父亲留了许多书给儿子，英国母亲则教他英语，他后来翻译过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家庭的凝重气氛让他心事重重，少年老成，虔诚地信天主教，但他在中学里被18世纪的哲学家吸引住了。在大学里，圣勃夫顶着对文学的爱好去选择学医——似乎探究身体的医科和探究灵魂的文学总有不解之缘，想想弗洛伊德或鲁迅就知道了。

看圣勃夫照片，真是其貌不扬，一张大方脸，矮个子，含胸凸肚，一副走路气喘吁吁的忧郁老绅士模样，不过，他于1827年在《地球报》上发表的评论雨果的文章，当时就引来了雨果本人的感谢。19世纪是浪漫主义世纪，雨果则是法国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圣勃夫一下子就被拉进圈子里来做这帮人的“御用批评家”。非但如此，据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圣勃夫还对雨果夫人产生了好感。

虽然直到1837年，圣勃夫才中止了做诗人和小说家的梦想，但他从18岁起就在为做一个批评家而准备了，他的第一部批评文集《月曜日丛谈》出版于1850年，在序言中他写“我开始干这一行已经二十五年了。”这是个适合他的职业，用文字来指引读者去认识作品和作家，也不用着急出书，干上很长时间，也不需要自己抛头露脸。而浪漫主义时代的风气则是轻率浮躁的，在少年得志的雨果的榜样之下，许多年轻人企图靠无病呻吟的感伤写作一举成名，圣勃夫从中觅得了很好的生存空间，不声不响地生产文学的“周边产品”。

范希衡先生编了这部《文选》，收入的文章，最早写于1827年，最晚则到1850年代，基本上都是论人，法国历代数得上的文学名人巨匠几乎被一网打尽：上迄龙沙，下至福楼拜，中间是蒙田、拉封丹、勒萨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阿尔弗雷德•缪塞、乔治•桑、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应有尽有，如博须哀、帕斯卡尔等并非纯文艺的知名著作家，也会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

为何对人如此感兴趣？要知道，圣勃夫的主要发表阵地是媒体，是报刊，他的全集足有四十多卷，其中的批评文章，大多数都是由每周持续出产的媒体文组成的。美国的文学史家勒内•韦勒克曾说，19世纪德国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萎靡不振，乃是因为批评被等同于媒体上的书评，言下之意，书评太短太浅，不足以称为一类文字行业；而一般而言，书评只需讨论书，可也。

圣勃夫也是标准的“副刊作者”——专门给报刊的文艺副刊供稿的。然而，像《地球报》这样的媒体，副刊却有相当大的篇幅来容纳足够深度和长度的书评。圣勃夫不但谈书，更爱谈人，必须以兼得两者来逐渐营造一种批评家的价值体系。《皮埃尔•高乃依》，这篇1929年的文章，在这部《文选》里算是短的，在开篇，圣勃夫也能洋洋洒洒地谈论自己为何爱读人物传记：

“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方面，我觉得没有任何阅读，能比写得好的伟人传记更能娱人，更有趣味，更富于各种教益的了：并不是指那种简略而枯窘的传记，那种狭隘而雕凿的小史，这种小史，作者只想到自己出风头，每一段都条分缕析得像箴铭诗；我指的却是兼写人和作品的那种广阔的、丰赡的，有时甚至冗繁的历史；钻进他的作家，住进去，就其种种不同的外观把他表现出来；使他生活着，行动着，说着话……”

这是说别人还是讲他自己呢？有句话叫“你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圣勃夫读怎样的书，就写怎样的文章。不过，这几句话让我好奇于当时法国人的文化素养：圣勃夫说的那些广阔、丰赡的传记都好卖吗？究竟是怎样的读者土壤，使得《地球报》能为圣勃夫这样在今天看来极其阳春白雪的作者开辟大块版面？

他始终很谦虚低调，至少从1830年“七月王朝”开始后是如此。那个时候，法国人终于走出了1789年以来的革命氛围，社会有余暇来欣赏文艺，巴黎的沙龙里聚集的不再是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思想游民，而是各行各业的职业男性，跻身这些圈子，圣勃夫迅速洗刷了前几年文章中的辩斗色彩，寻求一种更客观中立、更猎奇、更富于描写和分析的风格。他依靠媒体，也以“码农”自称：“我精进水平，尽最大能力去做一个技术纯熟的工人。”

这技术首要的就是会读。大概很难碰上像圣勃夫那么会读的人了，他借助书简、别人转述的对话、一些小册子、一些说教训谕，能把好几百年前古人的形象勾画出来，惟妙惟肖，而且闪现出人性的光芒。他有一篇文章评论18世纪博物学家布封的书信集，却把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的书信统统带过评了一遭。这可是书信啊！琐碎，杂乱，充满了对一般人来说完全无聊的口水，但圣勃夫显得很有耐心：卢梭的书信“多少推敲啊！多少慢慢地琢磨啊！多么费心啊！他有些口若悬河的信，都是经过改而又改的。”孟德斯鸠呢，“日常命笔，他就由紧而松，由张而弛了，他显得是个随随便便的人……一蹦一跳的，有点零碎，有活泼的警策语，有突然的形象。”再拿布封比孟德斯鸠：“没有什么俊语，在笔法上，或者应该说在不讲笔法上，比较均匀一致些。”布封的信“既不是活生生的出口成章之作，也没有精心结构的编撰工夫”，“他以为只是写给对面说话的朋友看”，不为了将来发表。

这几通点评，就已经把书信后边的人给扶立了起来：那不正是我们熟悉的卢梭吗？才华横溢，却过于渴望成名，写封信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孟德斯鸠，这位有家有产的乡绅当然雍容笃定，拿写信当作自己大脑的工间操。至于布封，圣勃夫断定他的信为其行为、精神、感觉方式提供了一个“最诚笃、最真实的佐证”。

即使是被圣勃夫讽刺过的人（比如拉封丹），也该称幸于他注意到了自己，愿意为自己写篇优美的长文章。他写过小说，但他并未任由想象力去主导论人的笔触，也不满足于在文本上添枝加叶，就像把古书中的一段记载改成一集古装戏那样。在批评家的外衣下面，他拥有一个传记作家的激情和自律心：

“我试图在我的批评中，将我的灵魂同别人的灵魂相容；我同自己分离……批评，对我是一种变形：我消失在我所复现的个人之中……想要理解人只有一途，不是忙着奔向结论，而是同人共处，让他们自己解释自己，让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在我们之中描绘自己。”

文艺批评自有很多流派，然而面对这本《文选》，我实在无法想象在圣勃夫之前，批评是不涉及作者的。雨果写出了最好的抒情诗，但抒情诗早就有，并非雨果独创；可要是没有圣勃夫，现代文艺批评就不成立。勃兰兑斯写道：“古老的批评，所谓哲学的批评，处理文艺文献，仿佛它们是从云端坠落下来似的，毫不考虑作者就来评判它们，把它们归入历史的或美学的表格中的某一类。”但圣勃夫不同，他“在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面发现了人。他教导他自己的这一代，也教导未来的后人：一本过去的著作，一册过去的文献，我们在认识产生它的心理状态之前，在对撰写人的品格有所了解之前，是不能理解的。”

勃兰兑斯说得好，但这也是基于19世纪的基本事实：看一看包法利夫人，你就知道那时法国有许多受过良好教养的人，真的分不清现实与虚构，他们会一直拿自己当某部书中虚构的主人公，因此，他们的生活、心智、言论都会显现出戏剧性。是故，圣勃夫由文及人，见文论人，有着充足的底气。譬如他写道，拉法耶特夫人“跟拉罗什富科先生的那么长久、那么终始不渝的交情，使她的生活本身就像一部小说，像一部正派的小说（但毕竟还是小说）。”

如果你把一个人的生命看作小说，那么它就无法评判，必须描述、分析、感受了——对待一部小说，当然就更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小说里可以发生一切，狰狞的魔鬼可以做主角，恶心的疮疤可以成为关键的线索。而回忆录呢？那几乎是一个人续命的方式：在自然生命终结后继续活着。卢梭留下厚厚的《忏悔录》，夏多布里昂留下更厚实的《墓前回忆录》，这两个人都如此眷恋生命，写得尽量长一点，或用连载的方式，以感觉自己仍然活着。在论夏多布里昂的精彩长文中，圣勃夫点出了一个明显的、但必须是资深批评家才能谈清楚的点：青春崇拜，将青春作为此生的基业，即便离开青春很远的地方都能精细地感知它。“他一直不肯服老，”圣勃夫写道，“他把衰老当作一种简简单单的侮辱，没有一个人曾对青春的逃逝像他那样号啕哀悼着……”又写：“夏多布里昂比任何人都不善于老去。”

矫揉造作、遮遮掩掩的文字也都逃不过圣勃夫的锐眼。某同僚批评他过于关注人甚于他们的作品，圣勃夫在信里反问：如果屈从于人们的俗见通说，只看拉封丹留下的寓言诗，“我岂不是只能把他视为一个体面、高贵、风流儒雅、具有宗教虔诚的巨匠，而不顾及他的轻率、莽撞而又好色的真面目吗？”

不过，即使是造作的蹩脚文字也是一个人性格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写作时，并不会留下一部分只反映其个人优点的文字，另一部分则只暴露缺陷；一个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此一时乐善好施，彼一时卑鄙阴险，好坏互相割裂。“运行”中的人必须是综合的。勃兰兑斯评道：圣勃夫，“他的批评并不把人的灵魂分解成各个构成部分……他只给我们看的正是运行中的机器；我们看见推动它运行的火焰，我们听见它所发出的声音，同时我们还逐渐体会它构造上的秘密。”

鲁迅说了一句“尼采发了疯”，几代中国人都认为尼采无非就是个疯子，人们对圣勃夫的印象，也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本《驳圣勃夫》所左右。被普鲁斯特“驳”的人，大概不是反动就是老朽吧？相对于1871年生的普鲁斯特，圣勃夫确实老了点（1871年他都已去世两年了），风格也显得保守、陈旧。普鲁斯特的议论锋芒，集中针对的就是圣勃夫“传记式批评”——联系作者来讨论作品的思想方法。普鲁斯特说，作者的社会人格同其作品中的创造性自我是两码事：“一本书是自我的产物，但它并不是我们在习惯、在社交、在我们的罪恶中所显现的那个自我。”

圣勃夫真的把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了吗？根据普鲁斯特的观点，《墓前回忆录》里的夏多布里昂，同真实的夏多布里昂是两个“自我”。圣勃夫坚信书中的人生是作者人生的延伸和外化，文学作品和作者及其创造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在论夏多布里昂的长文中同样宣称，想要发现夏多布里昂的内心生活，只能通过他的文字——这难道不是在宣布作品高于作者吗？

“拉布吕耶尔完全生活在他的书里，我们必须在他的书中，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寻找他。”圣勃夫说过很多这样的话，难道普鲁斯特会反对？他说圣勃夫混淆真实与艺术，但“混淆”绝不能掩盖圣勃夫对文字的巨大兴趣。传记也是一种文本，哪怕是书信，也不见得全盘透露关于一个人的真相，重要的是文本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人格都是文学人格，一切自我都是文学自我。文学是一切。

文学世界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后来者秉着开创之心，自诩与前人不是一路人，而两者的共同点其实更多。当普鲁斯特声称“圣勃夫的一生，似乎从未有哪一段时期对文学有过真正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他应该想一想亨利•詹姆斯的话：圣勃夫是“世上有史以来最睿智的批评家”，雷米•德•古尔蒙也说，圣勃夫“几乎是19世纪唯一的批评家，唯一创造价值的人。”圣勃夫评论卢梭《忏悔录》时，引用了书中的一段话，范希衡先生翻译如下：

“我舒舒适适地躺在一种类似神龛的石板上，或者说，在平台墙壁中一道假门的石板上；我的床以树梢为帐幕；一个夜莺正好在我的头上，我就在它的歌唱声中睡着了；我的睡眠很甜美，我的醒觉更甜美。天大亮了，我的眼睛一睁就看到流水，看到青枝绿叶，看到一幅绝妙的画图。我爬起来，抖了一抖：我感到饿了；我快活地向城里走去，决计把剩下的两块小硬币花去吃一顿早餐。”

圣勃夫称赞卢梭给法国文学带来了一种新颖而真实的语调，它正蕴藉于如上这种简朴的、并无多少“艺术性”的叙述；他抓住了“小硬币”的意象：“就是这块小硬币……正好把我们带回到地面上，使我们完全感觉到贫穷本身也就蕴藏有一种平凡的享受。”18世纪的人物中，卢梭留下的文本填饱了后人心理分析的胃口，卢梭其人与其文最容易被搅在一起谈，但圣勃夫不但能从作品中辨识卢梭的个性，更能欣赏他的文章本身。他从“小硬币”里品出味道，跟普鲁斯特从微末细节里赏鉴19世纪诗人奈瓦尔的情感，基本上是同一个路数。

最权威的《忏悔录》中文全译本，正是出自范先生之笔，这种书很少有人会想去翻译第二次，因为它难，也不像儒勒•凡尔纳或《小王子》那样貌似简单，又能占领青少年阅读市场。《忏悔录》是给有生活阅历的成人读的，圣勃夫也一样，是给那些有相对深厚的文学修养，且对一个早已过去的时空追怀不止，会被辽阔的法兰西文艺天空一击而醉的人读的。范希衡先生翻译了卢梭也翻译了圣勃夫，我遐想着他的当年：在民国受的语言教育，将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都交给了19世纪法国人的书，以高缈的纯文艺的志趣，在一个将文艺二字完全政治化、卑琐化的世界里活着，直到不能再活。

80年代有一套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粉粉的皮儿，出版有《拉奥孔》、《歌德谈话录》、《波德莱尔美学文选》、《狄德罗美学文选》等等，这本《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本也在其列，却没有出版。现在它终于问世，算起来迟到了55年。它有一千多页，只占圣勃夫全部作品的九牛一毛。圣勃夫只求做匠人，做着做着却成了“巨匠”。我掩卷时想，作为翻译家的范希衡，也是一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