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式现代秩序》经典读后感有感

《儒家式现代秩序》是一本由秋风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85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3-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儒家式现代秩序》读后感(一)：重建儒家式新秩序

翻开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一书，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当下仍有不少学者热衷于谈论儒家思想的回归？譬如，近来就有不少学者喜欢谈论“发现东方”，提倡读经运动……而这背后所折射的不正是主流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有了新的诉求吗？

秋风以为儒家的复兴应建立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溃散了，传统宗教便有了复兴的可能。而中国大陆在经济复兴的同时，也在经历着一场规模宏大的宗教复兴运动，而儒教的复兴则走的是一条“礼失求诸野”的道路，即由沿海乡村开始复兴，由族谱、祠堂等传统的儒家制度重建而逐渐上扬。

秋风以重新发现和阐释儒家义理，进而构想出一幅恢宏的儒家式的现代新秩序。在秋风看来，儒家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知识，更不是宗教。儒家的本质是外王，即以儒治国，因而儒家的复兴需要将其融入到现代中国治理秩序的塑造和再造当中去，最终完成其儒家式的新秩序。秋风的这一番设想，某种意义上正代表着一些传统的儒家学者的内心怅惘，希望借助于旧瓶装出新酒，从传统的文化血脉里找到治国的良方。

问题在于，儒家开出的治国良方真能成为良方吗？儒家制度在乡村的复燃，给了这些试图以儒立国的学者们信心。但是稍通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乡村秩序的重建，本质上是因为国家权力在摧毁儒家秩序的过程中没有得以持续，短暂的意识形态话语冲击也并没有使儒家价值观念被彻底革新掉。落后的经济实体一旦摆脱了国家权力的压力，便借助着强大的人伦秩序，形成了新的生存空间。而这些恰恰说明了，儒家制度并不能成为改善意识形态终结后国家秩序的政治手段。

而秋风本人则以为，历史上儒家曾经经历过几次秩序的重建，汉儒、宋儒，各有其思想范式，而现代的新儒家亦有重建新秩序的方向与能力，因而当代儒家必须有勇气承担文化和政治使命。在此书里，秋风着力要倡导的便是当代儒家的政治使命。而要完成这种政治重建，儒家学者要做的，首先便是重构儒家的精神价值观。为此，秋风在上卷里重点阐释儒家价值的共同体认。在秋风看来，儒家秩序的重建，首先需要国民精神秩序的重建。在意识形态溃散的当下，社会秩序紊乱、社会价值观念错位等等，都需要重构个体的国民精神，而儒家重构国民精神的方式则是用君子之道，完善以礼以养成君子进而恢复个体精神的信仰。在秋风看来，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官员腐败、精神失位的时代里，儒家思想价值的重新张扬是适逢其时。而只要重构了儒家的精神价值观，再来探讨重构国家新秩序，便有了可能。

秋风所要追寻的道路正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先内圣而后外王的路子。问题在于，在一个普世价值观逐渐普及的世界里，儒家的新秩序，固然有其优越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建立在无根的基础上。因为，当下的中国早已不再是旧日的中国。儒家毕竟是产生在封建时代小农社会的基础上，她的根本诉求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维护 ,而这与现代性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倘若，当代儒家学者只愿意完善其儒家价值观的重建，当然无可厚非，但一旦涉及到社会秩序的重建，其心便可疑了。且不说，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尚未完全解体，即使解体，国家秩序的重建也不可能更不能落到儒家身上。儒家式的现代秩序，在当下的中国，如何成为可能呢？

原载于/《新华书目报》

原作者/黄涌

《儒家式现代秩序》读后感(二)：尴尬的儒家

必须承认《儒家式现代秩序》这样的书名让我瞬间产生了这样的错愕：一个多世纪前的康有为为减轻改革阻力而托古改制，以儒家经典夹带自己君主立宪的“私货”，这和当下鼓吹“儒家宪政”、“儒家式现代秩序”的秋风、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何其相似乃尔。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儒家角色注定是尴尬的，正如国家博物馆门口那尊仅仅矗立100天的孔子雕像。

秋风在书中对当下中国道德沦丧的病灶颇为痛心，但儒家药方未免冬烘。儒家作为一种学说，在成文法国家并不具备执行的可能，书中赞誉的“春秋决狱”与其说是习惯法断案，不如说是感觉断案——儒家经典语义的多种解读使得“春秋决狱”的主体享有惊人的自由裁量权。

即以《论语泰伯》为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按照不同的句读就存在大相径庭的解读可能。第一种按照阶级分析法来说就是为统治阶级辩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纯粹是在鼓吹愚民教育；第二种解读更近似于现代政治文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启蒙主义立场不谋而合。

儒家从千余年的官家主义（吴思语）能绵延至今，中间虽有康梁“新学伪经”式的偷换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中共建政后的“批孔”浪潮，但仍能历久弥新。这与其说是儒家学说的深刻，不如说是历代儒家经典解读者的努力。

但秋风为代表的新派儒家（他本人在将儒家学说嫁接于现代秩序上做出了极大努力）还是没能在解释如果儒家与中国的现代秩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为何对儒家尊崇有加的官家主义（秦以后的古中国，亦有学者表述为“皇权主义”，本文采用历史学者吴思的界定）未能诞生出现代文明。

仅以本书最精彩的第十二篇为例，<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认为广东改革精神拜儒家文化所赐，这在钱塘江以南的广义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样的论调未免过于文化至上了。钱塘江以南经济改革开风气之先，固然有儒家宗族文明因素，但更大原因在于商业文明的熏陶。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固然战败，付出了割地、赔款、开口通商的惨痛代价，但开埠通商对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些沿海城市不啻资本主义萌芽（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源自于明清江南的织户，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江南织户仅有数量的提高，并没有技术革命，更没有产业升级，生产方式并没有产生革命化的变迁。）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是被动和屈辱的。从此，广厦福宁上五通商口岸被裹挟进世界资本主义大市场，并被动参与资本主义模式的原料产地、商业资源和销售市场的整合和分配。

孟德斯鸠曾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商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文明，为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要求交易双方人格的对等和平等。这对于权力通吃的官家主义格局作了必要的制衡，权力再分配变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可以解释清末民初广州十三行、上海滩**大亨在那个时代可观的话语权，这些商业巨子凭借资本攫取话语权，起到了制衡权力的作用。即使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工商文明发达的地区，譬如广州，权力会相对谦抑，媒体会相对自由，这和儒家文明保存完好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商业文明使然。

即使是儒家内部，孔子和孟子学说的差异也泾渭分明。相对于孔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孟子采取的是更接近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相对服从”，最典型的言论莫过于“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儒家内部立场迥异的学说视若无睹，泛泛而谈“儒家式现代秩序”，总有一种言不及义、鞭长莫及的缺憾。

除了秋风为代表的儒学研究者在理论上的匮乏和苍白，官方在儒家整合上的苦心也屡屡以失败而告终。孔子学院原本着眼于输出文化，其中不乏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整合，在海外推广近乎“赔本赚吆喝”。即使如此，还是收效甚微，在某些民主国家甚至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这委实值得深思。对民主宪政弃如敝屣，却奢谈“感觉理性”的儒家学说，再加上官方背景，海外冷场也在情理之中。

秋风的儒家梦想还是没能照进现实。

原载于/《悦读上海》

原作者/孙伟峰

《儒家式现代秩序》读后感(三)：翩翩君子中国梦

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什么才是“中国梦”呢？笔者以为，“中国梦”首先应该是“中国”的；“中国梦”是中华全体公民期待民族伟大复兴、盼望华夏子孙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梦想。“中国梦”，是大家的梦，更是儒家千百年的梦。

从儒家产生的那一天起，儒生们就怀着一个“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理念，皓首穷经、疲于奔命地闯入世间，努力地建立 “和谐社会”。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到今天为止众多优秀儒生的代表——绅士和君子们——依然为了建立一个适合大众生存的社会努力着。

本书意在全面阐释儒家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观念以及纲领和行动思路，重点从“谁来做”和“怎么做”两个面相上剖析了历史上的儒家是如何担当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并且以钱塘江以南地区为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操作建议，为后世儒士学人拨开迷雾，得见正途天日。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复兴什么呢？我们的人口、经济总量等等方面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究其根本我们是要“复”儒家的的意识形态，进而由儒中的“君子”协助统治者“兴”儒家价值所支持的社会制度——用儒家式的“地方自治”来搭建中国的现代政治格局，这也许是实现“中国梦”最近的一条路。

历史上，儒家经历过两个几乎惨遭灭亡的时代：一个是秦代，一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这些血的教训也再一次证明了，任何对于儒家全盘的否定、打压，都必定带来国家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甚至整个国家的严重损毁、衰落乃至灭亡。“秦统治者把人原子化的存在制度化了，把不信任变成了这个国度的宪法。随着封建制解体，人们相互的信任本已弱化，秦政府则完全禁止人们相互信任。”在法家以彻底摧毁包括儒家在内的全部其他意识形态之后，秦朝和法家以衰亡而惨淡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商鞅、韩非自己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伴随着秦的灭亡，正统的儒家为了恢复大家相互信任的传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孔子的“仁”这一伟大观念，正是“人际相互信任的人性根基所在。”

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因为“新儒家”的出现，“重建国民精神的努力起步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众多知识分子不但是“思考者”——思考着治理中国的新模式，而且是“行动者”——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掀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在回忆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说：“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虽然乡村建设研究院没有在全国推广开，但是就如梁漱溟先生的《朝话》一样，这些儒者们的努力犹如大海中的一座灯塔，照耀着儒家不断前行的方向。

二十世纪中期的大陆，在领袖牵头发起的一场革命中“儒家成为重点批判、摧毁的对象。”而这一运动效果是如此地明显，儒士受到制约、打压，儒家传统和文化遭到摒弃和废除，“儒学完全断裂，家庭制度和观念遭到严重冲击，传统信仰遭到抑制，乡村精英遭到毁灭，城市新兴专业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被压制。”而这样一场大变革的结果是“国民精神的废墟。”

重建国家社会秩序必先重建国民精神秩序。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儒家在中国（尤其是钱塘江以南）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开始了艰难的国民精神秩序重建之路，一直至今。

在精神废墟上的重建比在“911”废墟上重建一座摩天大楼要困难的多。即使处于物质至上、人们普遍处于信仰沙漠的环境下，新儒家们依旧不断的努力着。为什么致力于构建一个良性社会治理秩序的总是这些儒者呢？因为儒者的治理理想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由“大同”的理想必然衍生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这种具有“大同”理想的儒家势必号召并支持一个“民生主义”的政府，也必然会为之实现而不懈努力。

诚如秋风先生所言：“过去六十年来文化方面最大的失误在于，始终没有认真而善意地对待儒家。”尽管儒家也有其眼光的局限性与行动的不彻底性，历史上也曾被统治者利用，但是当今最高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我们要想圆我们的“中国梦”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我们应该给予儒家的合理地位以及儒家所提出并倡导的文化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主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内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精神秩序与政治秩序，对外获得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尊敬与认可。

睡狮猛醒，大国的崛起不光依靠创造出更多的500强企业和更多的富翁们，更主要的是完善内部社会治理，来一次道德的觉醒。“没有文化，财富只能破坏秩序而无助于维持秩序，因此必须从秩序的角度看待财富，而不能相反。”

以中国当今之环境，本书的出版实属不易。不能不说更多的管理者打开了心扉，认同“在当下，回归正道的主要任务是儒家为本的现代价值之建设”，从理论层面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开始以宽容、学习的心态重新审视儒家的哲学和世界观，并期待儒家在构建现代中国的治理结构方面作出实际的贡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预见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就在不远之将来，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