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庸》是一本由金容沃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庸》读后感(一)：以宗教学和哲学进行比对和诠释，揭示了中庸的永恒价值

金容沃：“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所有韩国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国家，而儒家文化是与之前的李朝统治息息相关的，从立场而言，儒家文化与民主自由似乎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基督教则相反，它是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伴相随的，由此可见基督教对当时人们的吸引力了。 但我始终认为，儒家文化是浸透在我们的血液里，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你看，当韩国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之后，人们马上步入文化乡愁之中，我想我的作品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们重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 以宗教学和哲学进行比对和诠释，揭示了中庸的永恒价值。文字华丽流畅，传达出深沉浓烈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这是对中庸的赞歌，对天地的赞歌，对华夏人文精神的赞歌。

《中庸》读后感(二)：盐派和水派

中庸

8.1

金容沃 / 2012 / 海南出版社

朱熹说“中”就是不偏不倚，“庸”就是恒常不变 ——

我看朱熹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其偏离“中庸”的程度和“乡愿”一样严重。

以我之见，“中庸”就是要在各种矛盾的欲望和手段中，寻找一个动态平衡，而不应该执着地倾向于任何一方。

比如说，搞经济，到底应该搞哈耶克那种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呢，还是自诩是个凯恩斯主义者，结果比凯恩斯本人还厉害，大搞特搞国家控制呢？也许任何一个极端都是错的，你应该寻找一个动态的、最佳点。

世人喜欢在思想上给自己贴标签，说我就是个左派，所以我任何时候都要用左派的风格做事；或

者说我就是右派，我就要按我的理念做事。这些就不是中庸，好听的说法叫“狂狷”，不好听的说法，叫“二愣子”。

给自己贴这种门户标签是不对的，圣人应该因势利导，该左左该右右。如果现在国家太左了我就

往右调一调，如果国家太右了我就往左调一调。盐太多了我就加点水，水太多了我就加点盐，我

既不是“盐派”也不是“水派”，这就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叫“中庸”。

你用这个思想，再去读《中庸》的原文，我看意思是很清楚的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可以这么解释 ——

人的本性有各种欲望，有同情心正义感也有自私自利，有食欲还喜欢异性，这些都是天生就有的，本性，无所谓好坏；

但是人不能由着性子来，其实每时每刻，对每一件事，我们都有多个本性在争相发言，大脑里是一场争论。比如看见好吃的，一方面自己想吃，一方面也想到还有别人更需要吃这个东西，于心不忍。那这么多本性同时起作用，到底让谁做主呢？这个对本性的控制和选择，就是“道”；

学习“道”，实践“道”，这就是教育。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我可以这么解释 ——

面对复杂局面，各种矛盾的选择，做出正确决断是非常困难的。你必须尽可能了解全面的信息。

有些关键的事儿你不知道，那你应该很担心啊！不能胡乱决策啊！所以做决策不要独断专行，要多参考各种意见和信息。

也就是说，“慎独”，是不要独自决断的意思，而不是什么“不要独自一人看色情片”。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句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都是人的本性，但是不要任性随便发，发之前让它们有个在脑子里竞争、讨论的过程，然后发该发的……

中庸铸就统治者的一脉，而中庸的另一面是极端，小人物需要极端。逆天改命的小人物更要极端，化民受教从中庸，你至少是个厨子，不是案板上的食材。小人物想从食材变厨子，那极端是唯一办法吧。

《中庸》读后感(三)：金容沃：直面我们的文化乡愁

【人物简介】：金容沃，生于1948年，是当前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者，曾师从国学大师方东美与汉学名家（新儒家代表）杜维明。他以现代脉络解读中国古典典籍，风靡全国，被称为金容沃现象。为了让韩国年轻人读懂中国古籍，他埋首以纯韩文进行译注的庞大工程中。

【书籍简介】：《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作者 金容沃 版本 海南出版社 2012年11月，定价：32.00 元

【图片解说】：金容沃身着韩服接受采访，并坚持用汉语交谈，他随身带了一本韩汉字典，在采访中，一时无法用汉语表达，就立刻翻字典。

金容沃：直面我们的文化乡愁

本报记者 朱桂英

1967年，之幕已开，82岁的国学大师熊十力，在批斗结束后，常常孤身一人，跌跌撞撞而行，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一年以后，熊十力黯然离世，其彻骨哀叹尚未在中国的土地上被人识悉。四十多年以后，中国编辑任建成感慨，作为中国人，在40岁时才通读《论语》，50岁时编辑韩国学者金容沃的作品，才细读《中庸》，与华夏文化的精粹结缘，却经由异邦贤者，真可谓是礼失求诸野。

“倘若中国的人们和历史忽视《中庸》，便是拒绝自身生命的本源，而拒绝的结果，唯有死亡和败落。本人怀着对中华民族重建自身固有的价值，以及开辟人类历史新局面的殷切希望，将本书献给中国人民。” 金容沃的《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中文版序言中这段话，相信很多中国人会有芒刺在背之感。

在中国的思想典籍中，《中庸》一书，因其哲理思辨性和严谨体系性，成为《四书》中最难以理解而争议最多的一部书。朱熹曾言：“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篇，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虽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而中国历史行至古今之变时，难读的《中庸》又成为被批判最多的典籍。彼时敏于时变的贤者，多将传统文化视为年老昏髦者，是追求现代化的包袱，急欲弃之，直奔西学，以振中国，虽然不时冒出欲矫时弊以复古者，亦湮没于时流，为革命而反古终成主流。之后，中国人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隔阂日深，提起“中庸”，想到的可能是鲁迅的冷嘲热讽，声名着实不佳，有甚者，则未读《中庸》即开始凭想象来批判“中庸”。

北大哲学教授王岳川曾在文章中指出，在现代知识谱系和单维时间发展观上，“中庸”精神似乎显得落伍而不够现代，在人类新价值坐标中成为被边缘化的陈旧观念，这是建立在误读中庸之上的偏颇之见。（《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实，中庸有很强的法度和原则，不随便折中、轻易妥协，要求不偏不倚，择善持节，并且有很浓的人性仁爱意味，注重以内在的心灵之“诚”去把握世间万物。

理解《中庸》，是一场人生革命（小标）

金容沃偶然读到《中庸》一书时，正值中国时期，23岁的他阅读至《中庸》二十六章（至诚无息章）时，“薄（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掠入眼际，竟泪流满面，惊然愧觉自己多年来所学，非至善之物，于是，原本游曳于西方哲学的他，转身投入东方哲学中，并为之折服，只愿毕其生而深研之。在高丽大学毕业后，他又留学台湾大学、东京大学及哈佛大学，由西入中，渐入佳境，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取精用宏，卓然成家。

1982年，金容沃回到高丽大学哲学系执教哲学，他坚持穿着韩服站在讲台上，认为学术应该知道自己本民族之文化。为了让学生了解民俗艺术，传递自己民族的优良气韵，他将一些民间艺人请上哲学讲台。彼时韩国，正竭力追去现代民主，金容沃之举，对当时气氛颇具冲击力。

韩国的思想文化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李朝五百余年的统治，儒学的礼仪和伦理道德观念已经渗透至社会各个方面，其国家理念就是儒教精神，对圣贤尊奉至极。随着李朝衰落，儒学思想也有所衰落。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的殖民，开始自立，崇西脱亚之风极健，基督教文化亦得蓬勃发展。

而金容沃认为，儒家学说的智慧和哲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牢固地扎根在韩国人的心理深层结构中，在追求现代民主过程中，不可轻易丢弃。因此他以现代韩文解释中国经典典籍，却意外获得普通人的喜爱，其著作竟等登流行书排行榜。二十一世纪矣始，他在韩国主流电视上讲解《论语》、《道德经》、《金刚经》，风靡全国。

《中庸》一书，是金容沃在《中庸韩语注解》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经验，为年轻人解释《中庸》，他认为《中庸》呈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阅读、理解它，将是一场人生革命，可以帮助年轻人重建人生。

在采访中，金容沃诚恳地说，相对于中国的同代学者，他是幸运的，他们在面对中国经典典籍时，需要做很多拨乱反正的工作，而他则需心怀敬意地研究解读。

对话：我对东方文化充满自信

《新京报》：在介绍你的时候，人们会使用“国师”一词，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名号的？

金容沃：哈哈，我当然不是什么国师。我所做的，只是把源远流长的古典典籍，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讲给大家听，就好像是把古代的圣人孔子，请到了现代生活中，使人们与之为友，并且有时还会使用里面的思想来针砭时弊。现在人们丧失了对本土语言之根的感觉，所以，我的解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当然，我很乐意看到人们使用这样的词语，这说明，韩国现代社会比较西化，但还保留着儒家的生活习惯与价值。我在散步时，经常会有人很有礼貌地向我行礼。这样的事，在西方社会是很难见到的。也正是如此，我对东方文化充满自信，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已经深入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新京报》：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执行的是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尤其在朴正熙时代，甚至禁止使用汉字，至2000年才全面恢复使用汉字。而你生于1948，这样的气氛，对你的学习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金容沃：国家层面的政策，往往是流于表面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是不可能因为政策而消失殆尽的。传统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与否，都是客观存在的，渗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正如你所说，当时，现代化波浪冲击着闭关锁国的儒教文化圈——东亚国家，外来文化促使传统社会秩序走向解体，但是儒家文化没有因此而消亡。

我的家庭，是韩国非常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可以算是书香门第，而且，是一个侍奉基督的家庭，但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并非全然西化，我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汉学熏陶。事实上，这种社会气氛对我的学习研究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在我的学术之路上，影响我最深的，是我大学时代无意间去听了一门讲解《老子》的课，当时，有茅塞顿开之感，意识到东方文化之璀璨，引我至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中。

《新京报》：大家对你的思想路径很感兴趣，尤其是其中一个似乎是矛盾的东西，你思想偏左，却又向往古典的中国儒学。

金容沃：这也不是什么矛盾，其实无所谓左右，之所以说我左，恐怕是认为我对北韩比较宽容。我是一个思想者，我希望自己能够将各种思想融会贯通，故而自觉不能有所偏颇，更不能根据某些政治立场来判断某种思想理论之优劣。

事实上，我年轻时代，正是韩国独裁时期，当时有头脑又有良知的人们，都会略有左倾，我们阅读马克思的理论，阅读毛泽东的语录，将其中的思想当做武器，去批判独裁政府。后来当我接触到中国古典典籍，猛然发觉，其实中国哲学中就包含了激进的反独裁反专制的理念，比如老子的思想，那简直就是最激进的哲学了，反对一切组织与体制，同时又有浓厚的人道主义。

而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你又会发现，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最上流的学派，中国哲学才是世界思想的轴心。为学，当然得学最好的，因此，我对中国儒学的向往，自然流于言表。

《新京报》：韩国现在是亚洲基督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了，至少，从基督徒所占的国家人口比例上看，儒家文化似乎是败给了基督教文化，你是怎样看待这个文化现象的？

金容沃：这与当时具体的历史变迁相关。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所有韩国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国家，而儒家文化是与之前的李朝统治息息相关的，从立场而言，儒家文化与民主自由似乎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基督教则相反，它是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伴相随的，由此可见基督教对当时人们的吸引力了。

但我始终认为，儒家文化是浸透在我们的血液里，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你看，当韩国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之后，人们马上步入文化乡愁之中，我想我的作品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们重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