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100字

《历史研究导论》是一本由（英）迈克尔·斯坦福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2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一)：北极星

书非常值得一读，与其说它提出了某种理论，不如说它以严谨的态度指出了独立、理性、逻辑的思考能力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各方面体现，得出的定论将历史从武断、刚愎、偏见和深信不疑中解救出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让作者的视角新颖而鞭辟入里（对价值观的哲学审视，对逻辑的强调）。这本书对一个固定视角提出了疑问：我们应从当下和此处出发探寻过去吗？答案是否定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力求在往昔中设身处地，同时上升到俯视芸芸众生的高度，断然拒绝任何理论、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独裁。然而从目前所处的时空交汇点寻求历史的定论，则不可能不陷入另一个桎梏。孜孜不怠的拷问，则是为了追逐那颗“北极星”，不只是历史专业技术的北极星，更是理性思维能力的北极星。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二)：哥觉得是本好书

哥觉得是本好书，就这么定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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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太短？评论长我不会啊。喜欢的人看上几页就能喜欢上，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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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说的，作者就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也大概没有要把自己喜欢的观点强加读者，只不过，只不过把有代表的各种观点罗列一点，而这，就是我需要的。

我只是个外行，我不可能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建立史学的框架，也没有那个导师给我列出合适书目，所以这本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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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黑夜里，茫茫大海中的灯塔，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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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数了吗？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三)：译序

译者在网络书店史学类见到此书，颇感好奇，细观其目录，知本书乃通论历史知识之作，坊间类此书籍不知几许，然自其出版以来，短短五年，竟然印刷五次，不免引起兴趣，购来一读，阅后即深觉此书对于初入历史学门之学子，亦或喜好读史之人，均有大益，遂于去年六月主动向麦田雨航兄推荐，当时推荐二书，一是本书，一是波兰历史学家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ńska）所编之访谈录（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雨航兄仅取得本书翻译权，并将它交付笔者，近一年之辛劳，本书中文版终将问市，对于雨航兄默默为史学新知承担推手工作，真是不知如何言谢。

笔者初入淡江历史学系时，当时系主任周培智老师坚持，举凡世界史或世界国别史，必由外籍教师以英语授课，教材亦采用英文本，阅读英文作品，成为笔者初入大学时最感苦恼的差事，幸好有郭德士（John E.Geddes）师由浅入深悉心教导，经过郭老师课堂三年训练，始能不视读英文历史著作为畏途。如今周老师仙逝多年，郭老师亦已退休，然而感激之情仍然铭之于心，学生不才，未能于历史方面有所专著，仅以译文作为怀念恩师的献礼。

笔者乐于从事历史与思想方面的翻译工作，并非鼓励学子弃外文原著，专门阅读译文。而是期望借译文迅速吸收若干西方知识后，可利用更多时间，直接阅读更多的外文作品。在C-3P0发明之前，多几种语言能力，仍然十分有利。

学生时代读世界史原著，专有名词与术语，亦多以原文记忆，长此以往，竟成习惯。好处在于阅读坊间译书，纵然各家译名不一，亦能就其译音，而知其所言。可是轮到自己译书之时，难免于译名前后不一，或与学界惯用译名有别，此书译文亦然，为本书校稿人增添许多麻烦。麦田陈毓婷小姐尝细心予译名以校正，特于此致谢。

刘世安

2001年7月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四)：既是笔记又是书评

历史是什么？是否只是“时间之下的人类生活经验”？荷兰历史学家雷尼埃曾写道：“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故事。”从几个语言中不难看出历史与故事中的联系（英语中story——history，法语histoire——histoire，德语Geschichte——Geschichte，意大利语storia——storia，西班牙语historia——historia）。作者采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观点，将历史分为历史事件（历史甲）和历史叙述（历史乙）。对于各种滥用历史一词所造成的理解性错误，更是直言不讳。

作者分别从统一体、行动、观念、论述、知识、遗迹、事件、顺序、理论、升华十个方面来论述历史。

历史真的是靠意识创造？马克思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墨菲定律恰好是个合适的例子，而且意识是大众意识还是小众意识，这点更是无法清楚解释。“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能够无意识的创造历史。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如今仍然在热烈讨论。自然科学往往仰仗数学和经验性观察，历史不然，数学与经验性观察不多。将两者与历史联系起来，也并不能增加历史的科学性。历史亦不能证伪。

我们穿着古代衣服，住在古代房间，虽可“构建往昔”，但是不能寻找到先辈们的心智。那些汉服宣传者无非是沐猴而冠。可以篡改的历史证据、历来的压制真相和谎言的传播，使得我们并非真的构建往昔，而是在编造故事。

研究历史时，我们往往像西医治疗病人那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忽略了贯通性。马克•布洛赫注意到祖父辈的影响，“每一个新心智的形成过程当中，都有倒退的步调。人们将最可塑的心态加入最无变更可能的心态之中，却忽视了主导变迁的那一代。”（Bloch（1954），p.40.）

由于人能知往昔，预未来，人会留心变迁。布罗代尔提倡的长时段，乃“历史洪流不断地强劲将其回拉的表层乱流、浪花顶峰。”我们应视历史为整体的变迁。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提到布罗代尔另外一个坚定信念——历史的编写必须是一项合作事业，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是单打独斗。

历史研究时，往往爱用归纳法，例如苏联1953年向东柏林、1956年向布达佩斯、1968年向布拉格派兵，人们往往会认为1989年苏联也会派兵东欧，但事实并非如此。至于何故，历史学家或归因于苏联经济崩溃，苏联政权内在弱点，外交政策，亦或者是自阿富汗撤军以来，苏联政府同军方之间的不信任。

历史学家应考虑的背景有三种：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一词亦有三种：意图、社会意义及历史意义。凯撒遇刺，施密者意图是维护共和国，社会意义乃是当时人们对谋杀的看法，历史意义则大不相同，凯撒虽死，共和国亦亡。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一切历史著作都可以重新书写。若历史学家仍以古代那种以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的书法，则历史著作跟肥皂剧大同小异。历史并不重复，只是历史学家彼此一再重复。

历史学家往往不曾察觉自身的假设与预想，以至于无意中将之加诸研究对象之上。以论带史的情况有部分无意识动作的可能。

若将历史置于一种理论之下，不论该理论多精妙，也是滥用。长久以来历史撰写多依循典型做法（亦即在事例中加入哲学教导）。不论所举事例如何，都有某处历史可以制造出反例。然而一旦遇上相似历史事件，人们顿时忘却上述说法。

作为历史学家，不应像寇松勋爵所说的那样，永不道歉、永不解释、永不认错。

伟大的著作需要伟大的读者。谨以导论的最后一句话作结：若你阅读时感到厌烦，请暂时略过，但是不要放弃。

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英国历史学家，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至1983年退休。退休之后致力于撰述史学著作，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1986,Blackwell)、《历史研究导论》（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994,Blackwell）、《历史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9,Blackwell）。

刘世安，淡江大学历史系及欧洲研究所毕业。主修西洋上古史及西洋近现代史。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五)：写历史书的技艺

文/左页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呢？

很多人认为，历史学家就是忠实地记录过去。在面对虚假时，有追求真实的勇气。不过，问题却远非这简单的答案能够终结。因为真实与虚假的区别，有时并非那么清晰可见，另外，勇气这件事情也常常让人盲目。

关于历史学家，尼采曾经这样描述：“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有力量把尽人皆知的东西铸成闻所未闻的东西，把普遍的东西如此简单而深刻地宣告出来，以至于人们在深刻之上忽视简单，在简单之上忽视深刻。”

可见，历史学家的素质，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素养，它还是一种书写的技艺，是一种书写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讲究平衡的技艺。

历史书写领域有无数的对立，理论与叙事，过去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科学与艺术等，而真实与虚假只是这众多对立中的一个。在对“真实”过分痴迷的时代，人们容易把真实与虚假的对立上升到道德审判的高度，从而经常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历史书写。

在《历史研究导论》里，迈克尔·斯坦福一开篇便把“历史”分成历史事件与历史叙述，并把它们分别称为历史（甲）和历史（乙）。在他看来，历史叙述经常成为促进前者的因素，从而变成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反过来，被促成的历史事件又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就这样，两者相互交织。斯坦福是一名非常博学的英国历史学家，在这本广受好评的历史学著作里，他有无数精彩绝伦的妙论。但是，这条区分历史事件与历史叙述的论述，却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斯坦福关于历史的“甲、乙”区分，最终却只是为了说明它们难以区分。这种难以区分，正好能降低在历史领域中对于“真实”诉求的道德狂热。

说实话，《历史研究导论》并没有坚定的，言之凿凿自信满满的结论。但是，它也不是一部单纯呈现各种争论的书籍，而是一本充斥了作者个人意见的著作。里面有关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著作的不断引用，让人目不暇接。它想在行动与行为之间做出区别，想要参与因果、逻辑的哲学辩论，而且还想把文学中叙事和想象的讨论带入历史书写之中。有时候，它的确显得太“散、杂”了，这边还在讲“历史编纂学”，那边便开始讲述性别与历史，前面都在讲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后面却开始讨论马克思，最后又回到关于历史意义的讨论上来。

不过，这种“散、乱”和不够“坚定”的印象，却也并非就是缺点。它恰恰说明了历史研究、历史书写，无论作为科学还是艺术，是一个充斥了没有终极答案的争论领域，作者只是充分尊重了各种争论而已。而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兼听和平衡。如果历史书写过分集中于本民族的历史，那一种世界史视野就非常必要；而当历史学家都把精力放在较短的历史时段时，长时段的历史模式似乎也值得关注；另外，当宏大的历史观膨胀时，微那观史学就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了。

但是，如何做到兼听和平衡呢？

1857年，英国人约翰·西布利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翻译成了英文。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晦涩的《历史哲学》并不受人待见。人们提起它，只是因为它是黑格尔的观点，作为被批评的靶子特别合适。罗素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狂幻的理论”，认为人们热衷于这样的理论，正如人们对金字塔的迷信一样荒谬。

不过，人们真正恐惧黑格尔，不是因为书中巫师般的呓语，而是因为他不够宽容和开放，在不同的民族历史之间做出武断的高低之分，有悖于人们对于“开放社会”的诉求。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黑格尔恐惧”成为了很多西方历史书写背后的主要动机。上个世纪中叶，汤因比写《历史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除距离”。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对历史做“整体研究”，这样才能让不同的文明熟悉起来。

同样，斯坦福对于黑格尔也是极其恐惧的。在整本书中，黑格尔一直作为被批评的“受气包”形象出现。年轻时的斯坦福受汤因比的启发进入历史学这个行当。不过，在他看来，不论黑格尔、康德，又或者是汤因比寻求的某种历史模式，都不过是世俗化了的历史神学，其著作中“历史神学大于历史哲学”。

斯坦福几次三番地引用吉本，有意“贬低”容易被神化的历史，说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同时，他也喜欢对历史学家做出过最尖锐批评的尼采，说我们之所以痴迷于历史学，正是因为它能服务于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相反。

不过，这还不是斯坦福想要告诉我们的全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特意拿出一个小结，以“马克思”命名，专门讨论“想要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作者可谓推崇备至。不过，讲述马克思，只是为了延续此前的质疑：历史真的有模式吗？历史的规律，我们真的能够轻易掌握，并能以此改变历史吗？此时，斯坦福犹豫了，他又回到了“受气包”黑格尔给人们的教训：我们“唯一能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不曾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就是这样，斯坦福来回犹豫、徘徊，他认为我们无法对历史做通盘的解释，所以没有所谓完美的规律和模式，不过，他并不想轻易放弃马克思式的抱负，毕竟它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动力与希望所在，就像北斗星。他让我们不要放弃历史书写中的“想象”，但同时也警告人们，要警惕精巧的理论背后“智性的魅力”。他认为尽管人类在时间的流逝中，只是岁月的奴隶而无能为力，然而在脑海中，我们却能无所限制，可自由漫步在往昔、未来、永恒，甚至不可能的事物中。

《历史研究导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英）迈克尔·斯坦福 著，刘世安 译，201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