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与富足》的读后感大全

《强权与富足》是一本由[美] 罗纳德·芬德利 / [美] 凯文·奥罗克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5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强权与富足》读后感(一)：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配合一个好的世界地图，这本书读起来还是颇有趣味性的。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常常觉得奇怪，人这种脆弱又不甚聪明的动物，集合起来居然创造了那么多神奇的故事，伟大的奇迹，不朽的传奇。

就算人类比地球上其他生物都聪明了那么多，和自然之力相比，人类还是渺小的可怜。而即使是史书里、故事里、传说里最厉害的帝王、将军、圣人，就其单个而言，也从未掌握任何超凡的才能，更不用说开天辟地。

整个历史，不过是普通的人类，在一定的准则约束下，互相推着、挤着，跌跌撞撞往前走的过程。几经波折，几经往复，但只要约束条件还在，只要人足够多，只要时间足够长，总是在不断前进。这可能是每个种族的命运。自然总会推动前进，好奇推动前进，贪婪推动前进。前进是生物的本能。

这本书讲了从贸易——获取更廉价的价值，或者说追求更佳资源配置的维度，或者说这个约束条件，是如何改变、催化、推动人类的行为的。

从千年的时间维度上，从全球的地域跨度上，给我们展示了逐利的力量。

《强权与富足》读后感(二)：#17@2022#强权与富足

2022年5月24日某APP推送屏幕早报共四条：星巴克退出俄罗斯市场、滴滴确认将从美股退市、快手辟谣董事长被带走调查和Airbnb将关闭中国本土业务，逆全球化浓度爆表。2019年中美贸易战、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战争，矛盾与冲突叠加影响下，逆全球化大浪汹涌而至，站在第三个千年的十字路口，也许回望第二个千年的筚路蓝缕，能给今天的我们更多启发。

一体化、全球化，是第二个千年的“主旋律”。

首先为一体化做出贡献的伊斯兰世界。7~8世纪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运动缔造了千年之交的“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人口、货物、技术和思想都可以在一个由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统一和整合而成的广阔空间里来回流动。”

然后，是“蒙古治下的和平”，蒙古人崛起，使伊斯兰世界走向衰落。“蒙古人总是在鼓励和支持贸易，因而穿越中亚的贸易路线与之前和之后相比都更为安全和繁忙。”但我总觉得“蒙古治下的和平”还是夸大了蒙古对贸易的影响，毕竟蒙古只是中亚陆路贸易的庇护者，而在铁路发展之前，陆路从来都不是远途运输的最优选择，无论是从运载量、运速，还是成本来看，水路（海运及内陆河运）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在1500年之前，地中海和黑海（连接西欧、拜占庭、伊斯兰世界）、印度洋（伊斯兰世界与印度）、南海（中国与东南亚）一直是贸易的生命线。直到大航海打破了旧世界的贸易格局，由新大陆（美洲）与新航线（大西洋和好望角）开启的惊心动魄的后半场，新世界带着源源不断流入旧世界的贵金属加入了全球化。

而对今日之世界格局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英国崛起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这是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而棉纺织技术是由弗兰德斯传入英国的，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弗兰德斯（布鲁日和莱顿都是最早的原棉进口港）或者德意志南部（较早的欧洲棉花产业中心）爆发？本书倒是提供了一个目前为止能够让我信服的解释。

如果按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算，而在18世纪中叶，刚好完成了由荷兰到英国的海上霸权的交接，此刻的英国可谓是打通了任督二脉——所谓强权与富足的最佳案例——以武力确立的海上霸权地位，是铺就工业革命之路的第一块基石。

海上霸权为英国持续稳定的开展洲际贸易提供了保障，“国际贸易提高了一个经济体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工业革命起飞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要素已准备就绪：

1.新大陆提供了足够的新土地用于种植棉花；

2.非洲奴隶贸易保障了劳动力供应；

3.新大陆和非洲，提供了欧洲以外的增量市场；

所以，18世纪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英国制造业、美洲农业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完善了对全球化的最新诠释。

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与动荡。革命和战争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但帝国主义的全球拓殖及交通运输革命，又对冲了前面的逆全球化因素。

战后的和平缔造了史上最为适宜的贸易环境，虽然一体化最初只是在冷战两大阵营的内部涌动，但随着工业革命逐渐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开放与自由贸易也如约而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放是向技术前沿趋同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

今天的我们，最有幸见证并受益于全球化缔造下上一个千年最后的辉煌：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是一个脆弱而极易逆转的过程，就像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强权与富足》读后感(三)：贸易、战争与大国崛起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如今的新闻中全球化、贸易战、制裁封锁、大国博弈的话题每日可见，世界局势和经济形势已经深入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世界经济已经化为一片海洋，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而要理解如今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向前追问这样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两位经济学家罗纳德·芬德利和凯文·奥罗克的著作《强权与富足》横跨人类第二个千年，从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出发，为理解今天的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参照。

当今的全球化及其政治、经济后果，肇始于一个世界范围内曲折的经济发展过程。今天的全球化经济源于千年以来欧、亚、非、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往来。从书名“强权与富足”上看，作者首先强调贸易是国际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基础，而贸易也是国家间竞争和军事冲突最常见的原因，军事力量以及战争从来与国际贸易和大国崛起离不开关系。人类发展的历史绵延至今，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那些关键节点，而战争往往在历史事件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崛起历来和军事力量脱不开关系，而战争往往就是契机。

本书跨度千年，涉及的事件、人物多，影响的范围广。首先，选择合适的分析单位很重要。传统的分析方法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如中美、中英、英法等。但是，在本书的研究中，显然就不合适。民族国家是近代才兴起的产物，迄今不过数百年。在长达千年的长时段里，国家兴亡分合、疆域变动不居，无法准确把握。而且如果拿中国和任一欧洲国家去比，面积、人口、市场、国情等不具备可比项。因此，作者采取的方式是根据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要素把世界分成7个区域来分析。到了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人们逐渐适应了当地环境。文化、政治上的融合力量开始占据优势地位，并且压倒了区域间文化和政治上的分离力量。这使得作者划分的区域分析成为可能的分析对象：

1. 西欧

西欧的形成过程，是两个传统不断融合的历史进程：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遗产，以及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部落的遗产。

2. 东欧

包括拜占庭、俄罗斯、保加利亚

3. 北非和西南亚：伊斯兰世界

即中东，该区域最有价值的天然资产是它与其他区域都有关联的地理位置。

11世纪是三大哈里发政权（阿拔斯王朝、后倭马亚王朝、法蒂玛王朝）的转折点。

4. 中亚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混杂

麦金德：中亚是“历史的地理枢纽”。谁控制了这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谁就可以侵略征服新月形外围地带。

中亚不只是游牧民族侵略行动的集结地，也是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

5. 南亚

6. 东南亚

这一区域的自主性，处于中印之间

7. 东亚

即中、日、朝

7个区域中，作者没有将美洲、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列入其中。看上去似乎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子，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和欧亚大陆没有互动。而且，美洲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经济上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7个区域的贸易情况如下表：

作者之所以选择千年作为分析时段，是因为区域间的贸易模式及其演进，与全球范围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因此，时间上要摆脱短期的断代分析，空间上要超越局部的区域研究。书中突出军事力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强权和国家富足都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强调历史上的冲突、暴力、地缘政治对贸易的作用，将贸易理解为相互竞争的政权之间军事和政治均衡的结果。政治决定贸易，而贸易通过影响各政权的能力和激励刺激，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以使得这三者之间密不可分。人类会发生冲突和战争，起因必然是由于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要抢夺资源，所以才会有战争，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掠夺是许多帝国的基本特征之一。战争会产生三方面影响，对动用武力的人、遭到武力攻击的人以及第三方都会带来成本和利益。所以，要超越战争=破坏和灾难这一简单的道德论述，从更宏大的视野看待战争、暴力和恶的力量作为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并且，战争能最大地改变地缘政治的版图，地缘政治既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因，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结果。这一千年里先后发生了三大世界性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演进中各个相连的时代，其分界点大多数都是突发的重大战争或帝国扩张。每一个时代，贸易都在由之前某大战或冲突缔造的地缘政治框架中运行。而下一次大战的爆发则将改变原先的地缘政治框架，并为下一个贸易纪元的开启奠定基础。不断累积的经济矛盾和地缘政治张力会在每一个和平、繁荣、贸易的时期内得到释放和缓解，然后在接下来的新一轮冲突周期中又不断累积，直至爆发新的战争。战争从本质上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演进的内因之一，而非单纯的外因或外在冲击。

本书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黑死病、蒙古人征服、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而这其中，黑死病、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是重中之重。工业革命也是被认为是中西大分流的分水岭。工业革命是承上启下的历史事件。一方面，它启动了那些决定国际贸易未来进程的经济力量，这一进程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之前各种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革新和应用，使得欧洲国家强权政策的推动变得更容易，也使得各区域形成了劳动分工——从事制造业的中心区域和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区域（书中称之为“工业革命造成的不对称分工格局”）。工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累积的结果，所有区域都参与了这一进程，通过贸易、技术转移和武力相互影响。全书共10章，除了第一章导言外，其余九章按照年代叙述千年中区域间的贸易史，只有第六章是讨论工业革命。作者说工业革命这一章是全书的轴心。

自工业革命发生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试图解释工业革命何以起源于欧洲的英国，工业革命与中西大分流的关系。围绕这一议题，分成多个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加州学派、新李斯特经济学等。有人总结学者的相关研究：一是找出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二是注重前期经济增长的积累和多种因素的综合；三是强调经济社会结构长达数个世纪的演变。每一个历史事件无不是合力作用下发生的产物，历史学家是否可以真正穷尽所有的因素并加以整体概括分析，要加以怀疑。工业革命也一样，托夫勒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突出强调个别因素的作用往往导致研究过程的简化，且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先进是工业革命和大分流的决定性因素，而加州学派如王国斌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多带有偶然性，并非长期演进和缓慢积累的结果。煤矿能源的开发使得超越“斯密型动力”成为可能。中国和欧洲在之前的经济发展道路相似，只是由于欧洲多了能源突破这一偶然因素，才导致大分流。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指出经济活动存在质的差别，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不能等量齐观，又总结出能量密集型资本。[1]各家学派众说纷纭，皆成一家之言，且目前没有能够将这些强调不同因素的观点进行统合的可能。彭慕兰开启的工业革命和大分流这一问题，会继续被学界讨论下去。

在《强权与富足》一书中，作者也就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是一个信奉重商主义、国家间纷纷排除竞争者以保护本国市场的市场。英国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它崛起为经济强国的关键因素。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为何是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非亚洲？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学界有欧洲内部的大分流即英法大分流这一说法。作者推翻了早期的解释（“亚当·斯密加蒸汽机”），并专门比较了英法两国。英国土地面积是法国1/4，人口是后者1/2，总贸易量却是法国2倍，还有强大的航运舰队。1783年法国外交部官员说：“是贸易产生了英国的财富，而贸易的成功又归功于英国海军的力量和制造业的扩张。”作者将之总结为“海军—工业混合体”。法国工业多生产奢侈品，英国的制造业更偏向迎合大众市场，因此有更好的扩张基础。海外市场的扩张需要海军力量的支持，而维持海军力量又需要金钱。接着，作者对将英国的成功归功于其制度因素表示怀疑。小政府、低税收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基础，而代议制政府又进一步巩固了小政府和低税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光荣革命对英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过作用。恰恰相反，18世纪英国向纳税人征税的力度大于法国，政府支出在国民总支出中占比不断增长。“‘个人越自由，缴税就越少’是不正确的……对比西、法、英、荷，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专制国家的税率相对比较低……在获取收入方面，代议制而非绝对的君主制更显优越……一个国家要想富强，自由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之上的国家往往可以比建立在强制基础之上的国家（专制国家）征收更多的税收，而非更少。这一结论帮助我们重新厘清政治制度的民主/专制与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一种必然关系，恐怕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哪一种政治制度组织的政府能够更有效更有信用地汲取资源用于目的。英国政府支出中的大部分用于军事力量建设。而军费中又有60%用于皇家海军。国防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英国凭借海军控制世界，代价就是高额税收和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与鸦片战争中的对手中国作比较，中国虽然全国维持80万军队，但其性质是内卫部队，主要用于维稳，不需要也无法开拓海外市场，因此，全国军队虽多，但军费支出不高，尤其在承平时期，明清时的税收其实并不高。军事力量在贸易市场拓展中的重要性，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英国而非法国首先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原因。

就第二个问题，欧洲和非欧洲地区相比，并没有太多独特的发展优势：在前近代，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比西欧更完善的经济系统。非西欧地区的市场组织、货币系统、制造科技都比西欧发达多了。城市化方面，西欧的首都根本无法与其他地区的大城市比。韦伯的解释是西方经历了一个“理性化”过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离，而东方国家大多缺乏理性。作者批判韦伯用这种“理想类型”[2]去分析其他地区。“在东方和西方，商业行为均已发展了很长一段时期。如果仅仅因为在某段时期内，西方发展显著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就认为二者的发展历程之间存在绝对质的差异，即认为西方的发展是科技的、理性的，而东方基本没有发展，这是不合理的。”还有观点认为，亚洲国家多是专制的“利维坦”国家，而欧洲国家则是相对分权的小政府。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站不住脚。英国虽然是民主制度，政府功能却很强大。另外，自由经济政策也不能说明欧洲的成功。问题是：

1. 对这一问题不存在唯一的解释。

2. 需要区分欧洲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3. 关注“为什么亚洲没有增长”，而非“为什么欧洲增长”，就要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

4. 世界各地去发展不是在隔离状态下进行的，而是通过贸易、战争、传教或其他渠道深刻地相互影响。

历史上曾经的经济繁荣，大多源于贸易扩张、商业化、不断扩张的劳动分工。获取市场不是现代经济起飞的充分条件（即获取市场不能导致现代经济起飞），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可以为本地企业提供必要的消费者群体，但中国当时并没有出现英国那样的经济增长。作者认为，欧洲成功的另一可能的必要条件是欧洲竞争激烈的“国家系统”。在作决策或争霸权时，欧洲各国拥有更大的行动空间。欧洲当时处于从一盘散沙走向列国体系这样一个过程。竞争、争霸、战争不断，政治分裂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退出选择权使欧洲产生了一个更活跃的“思想市场”。各种思想可以在不同国度间顺利传播，即使这些思想的创作者们不能在各国之间流动。由此产生的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成为欧洲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欧洲各国在军事上也保持竞争，这有两个作用：军事力量有助于维持贸易商路；军事竞争带动技术革新。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军事革命”。在这方面，长期维持和平稳定局面的中国是反例，缺乏军事竞争的压力。郑和下西洋就是典型例子。中国不是没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但它缺少动力，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与开疆拓土相比，保卫国家领土显得更重要。此外，地理因素也很重要。西欧地处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因此，当面对蒙古人征服的冲击时，伊斯兰世界首当其冲，西欧免遭其难，且随着伊斯兰世界被削弱，此消彼长之势也让欧洲获益。西欧面向大西洋，通往美洲的风向和气候有利。地理大发现的初衷固然是要到东方去，但其实欧洲和美洲的往来，对欧洲的影响更大。与西欧相比，奥斯曼虽然周围也面临多个敌人，长期保持军事力量，但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地理扩张不可能走远。中国则是既无军事竞争压力，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它（在海上力量未被充分发掘之前）只能维持大陆领土。所以结论，为什么欧洲先起飞？是因为欧洲在军事、政治上对亚洲的统治。为什么不是亚洲先起飞？是因为亚洲在军事、政治上处于一种被统治地位。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结束，以自由经济为秩序的时代开启，直到一战前结束。维也纳体系带给欧洲以均势这一新的政治平衡。19世纪是欧洲历史上难得的和平时期，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导世界其他地区。有利的政治环境又反过来使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运输技术永久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性质。工业革命造成世界的经济体系极大地不对称，新技术又扩展了这一影响。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化带有很强的地缘政治性质，总是与武力征服为伍。而19世纪的全球化则更多受到技术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列强就不用武力和征服了。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极大提升了西方早已拥有的武力上的比较优势，降低了帝国扩张的成本。新技术的力量，和支配亚非土地资源的商业与地缘政治动机，两种因素交互作用，带来的是欧洲的迅猛扩张。此时军事力量的作用则体现在欧洲人以武力将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到19世纪末，工业化经济体和初级产品经济体之间出现了大的区别——“大分工”。洲际贸易日益变成欧洲用工业品出口交换世界其他地区的粮食和原材料。这里要提出问题：这些被欧洲强加意愿的地区国家，是感到更自由，还是更屈辱？这种洲际贸易对非工业化世界利还是害？加剧还是缩小不同世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19世纪全球化有两个推动力：帝国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尽管作者在书中认为这种“大分化”应归因于工业化国家的高歌猛进，而不是贫困地区的日益贫困，为欧美国家做了某种辩护。分化并非源于第三世界的穷困潦倒，而是欧美澳突飞猛进的收入增长。这种收入增长又归功于现代工业化的飞速进展。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所展现出的就是欧美蒸蒸日上，其它地区远远地被落在身后。其它地区的不发达是欧美国家发达的必然结果，且后者越发达，前者就越不发达。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地区如何能摆脱这种悲惨命运？

作者在书的最后认为到20世纪末，世界开始迈向一个发展更加均衡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世界技术前沿趋同。“大分工”这一工业革命的产物正在成为过去时。但作者也坦承，全球化是一个脆弱且极易逆转的过程，将来还会面对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如今，反全球化的抵制声浪，正在逐渐兴起。我们要问的是，如今的全球化世界，是否还会沿袭18、19世纪的强权逻辑？是否还需要用军事力量来维持贸易秩序？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后，作者认为动用军事力量将会对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造成致命打击。可是，回溯历史，军事强权、暴力在国际舞台上从未消失，全球化进程也会因一些不可知的突发事件而遭到挫折和中断。如何维持一个较对称的相对开放的多边政治和贸易体系，是人类的最大挑战。

[1] 本段参考丁涛：《工业革命与大分流的研究范式之争——新制度经济学、加州学派与新李斯特经济学》，《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 首先在理论上假定社会行动的纯粹形态即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与社会行动的实际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把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