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读后感精选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是一本由[美]薛龙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6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读后感(一)：一部仔仔细细的流水账

基本上是在清晨的床头翻完的。

一本流水账，但一本穿越50年的流水账，本身也具有了份量。

书也算采用编年体，但不是一年一年罗列，而是按照各届主任排列起来，其中记录了中心的成立、扩展、改名、搬迁等等。其中显示出大环境——美国的政治导向以及中美、美国与亚洲的关系——的演变，也包含各届主任个人的风格和偏好，比如费正清偏好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而后来的主任则开始向当代中国转向；前面的主任及其聘任的教授大都是哈佛毕业的人，但后来开始聘请非哈佛出身的教授甚至有了非哈佛背景的主任；早期大都是历史学家，后期则出现了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比如人类学。上述种种决定了50年间交出的“答卷”并不是都长着类似的面孔。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是筹资，先是筹集经费，后是筹集建立基金。推而广之，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都是这样，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同时又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治取向，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翻阅过程中产生一个疑问：受其学科背景和目标所影响，此类机构如何在学术性活动与情报性活动之间划清界限？从资金来源列表中，以及在各位主任和主要研究者、主要讲座者名单中，常常会飘过美国军方、情报机构的影子。

我给的评价是推荐，但此书无论如何推荐都难以成为大众书。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读后感(二)：贴一个序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变化最快的国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它探讨这个不断演进中的伟大文明的文学、艺术与历史，考察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社会、政治和大众文化。它探索中国的当代地理与历史地理，不论是利用地图还是通过卫星，不论是透过北京、重庆还是香港或台北的视角。它研究中国的私人财富和公共卫生，也研究中国的经济与环境。

一个研究中心显然不能胜任所有这些研究工作，但它可以让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们共聚一堂。自1955年成立以来，费正清中心一直将此作为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几十年来，哈佛大学有幸招揽了众多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的学术专长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今天，哈佛法学院、政府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计学院、神学院和商学院的中国研究专家让我们的师资更壮大。从波士顿到伯克利的众多院校的学术同行也进一步扩充了我们的实力。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的学术合作关系：从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到台北、香港、东京、首尔，再到柏林、伦敦、隆德和莫斯科，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通过将哈佛与全球各地的一流学者汇聚一堂，共享学术资源、交流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费正清中心致力于全面分析和理解大中华世界。为此，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大量的研讨会、工作坊和学术会议，为热烈的学术讨论和辩论提供平台。今天，参加这些学术活动的不仅包括费正清中心的二百多位学术联系人（其中有老师，也有研究生），也包括本中心的数十位应邀来访的贵宾、博士后研究员和访问学者——他们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大东亚地区。

在这本书中，薛龙教授以娴熟的文笔讲述了费正清中心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折射出美国和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它反映了美国国内有关冷战的争论、由越战激发出的情绪、早年与台湾的紧密的学术联系、1972年以后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合作的逐步恢复，以及过去五十多年费正清中心在大中华研究领域的学术盛况。费正清中心在哈佛大学冯汉柱图书馆中的馆藏文献便是这段历史的结晶，其中包括了数目众多的有关中国1949年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文献。

费正清先生建立这个研究中心的目的有很多。他希望推动基础研究，从而帮助我们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议题，他也希望促进相关的教学和出版工作，将这些研究成果与公众分享。费正清自己是一位学者、一位老师，同时也是一个热衷公共服务的人。对中国研究领域的师生来说，费正清中心是哈佛大学内独一无二的学术活动中心，它的学生和学术联系人都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学者和教师。自1956年启动以来，我们的“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已经出版了三百多种，“哈佛当代中国书系”也已经发行了二十多部。从费正清中心涌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已经在国际学界、政界、商界和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非常感激薛龙教授编写这部历史，非常感谢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员路克利把本书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也非常感谢陈松教授对本书中译本的精心校阅。我要特别感谢自费正清以来本中心的历任主任，他们为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努力。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读后感(三)：贴一个序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变化最快的国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它探讨这个不断演进中的伟大文明的文学、艺术与历史，考察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社会、政治和大众文化。它探索中国的当代地理与历史地理，不论是利用地图还是通过卫星，不论是透过北京、重庆还是香港或台北的视角。它研究中国的私人财富和公共卫生，也研究中国的经济与环境。

一个研究中心显然不能胜任所有这些研究工作，但它可以让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们共聚一堂。自1955年成立以来，费正清中心一直将此作为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几十年来，哈佛大学有幸招揽了众多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的学术专长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今天，哈佛法学院、政府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计学院、神学院和商学院的中国研究专家让我们的师资更壮大。从波士顿到伯克利的众多院校的学术同行也进一步扩充了我们的实力。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的学术合作关系：从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到台北、香港、东京、首尔，再到柏林、伦敦、隆德和莫斯科，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通过将哈佛与全球各地的一流学者汇聚一堂，共享学术资源、交流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费正清中心致力于全面分析和理解大中华世界。为此，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大量的研讨会、工作坊和学术会议，为热烈的学术讨论和辩论提供平台。今天，参加这些学术活动的不仅包括费正清中心的二百多位学术联系人（其中有老师，也有研究生），也包括本中心的数十位应邀来访的贵宾、博士后研究员和访问学者——他们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大东亚地区。

在这本书中，薛龙教授以娴熟的文笔讲述了费正清中心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折射出美国和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它反映了美国国内有关冷战的争论、由越战激发出的情绪、早年与台湾的紧密的学术联系、1972年以后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合作的逐步恢复，以及过去五十多年费正清中心在大中华研究领域的学术盛况。费正清中心在哈佛大学冯汉柱图书馆中的馆藏文献便是这段历史的结晶，其中包括了数目众多的有关中国1949年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文献。

费正清先生建立这个研究中心的目的有很多。他希望推动基础研究，从而帮助我们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议题，他也希望促进相关的教学和出版工作，将这些研究成果与公众分享。费正清自己是一位学者、一位老师，同时也是一个热衷公共服务的人。对中国研究领域的师生来说，费正清中心是哈佛大学内独一无二的学术活动中心，它的学生和学术联系人都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学者和教师。自1956年启动以来，我们的“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已经出版了三百多种，“哈佛当代中国书系”也已经发行了二十多部。从费正清中心涌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已经在国际学界、政界、商界和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非常感激薛龙教授编写这部历史，非常感谢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员路克利把本书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也非常感谢陈松教授对本书中译本的精心校阅。我要特别感谢自费正清以来本中心的历任主任，他们为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努力。

2011年8月

于麻省剑桥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读后感(四)：发现中国历史50年

孙中山论及中华民国的创立，认为“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沫；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孙先生从没认为中国从帝制转入民主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但是这句话断章取义来看，与早期汉学研究中“冲击-回应”的观点极为相似。

所谓“冲击-回应”，是西方社会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之前的普遍思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中国历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则无非是西方思想由西向东的单向输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动地回应了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在美国，对这种观点的反思虽然并不起于费正清，但是随着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的出版，尤其是随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成立，一个多元而联系紧密的，以中国研究为对象的学术群体开始出现，这种研究方法才逐渐被“中国中心观”取代。借用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中心的学者柯文教授的一本书名来概括，费正清中心成立的50年，可谓“在中国发现历史”的50年。在新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中，留意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读者才首次得以窥见这50年究竟如何展开。

形势比人强。费正清中心作为美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之一，其本身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哈佛大学院系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之所以能这么快得到拨款与办公场地，除了费正清本人作为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号召力以外，美国二战后国际地位上升，迫切需要增强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以“积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心成立之后，原则上它的研究领域应该涵盖所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受到创建者费正清本人的学术兴趣的影响（费正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制度史和经济史），中心的研究重点在于180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此后，在史华兹、孔飞力等著名学者担任中心主任的时期，各人学术研究的方法、观点以及感兴趣的历史阶段多有区别，学术研究的最终旨趣，却大都在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事情”。用本书作者薛龙（Ronald Suleski）的说法，费正清中心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家的家园”。以致深受欧洲传统汉学影响的伊维德教授担任主任时（2002-2005），还曾开玩笑说自己来担任主任“可能会使费正清的灵魂深感不安”。

这就是典型的学术传统养成的问题，而费正清中心的学术传统，从观念上讲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中心观”。用柯文教授的说法，“中国中心观”强调“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密切注意中国历史非轨迹和中国人自己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仅从西方历史的期待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柯文教授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而费正清中心的学者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中国历史的发现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的附录中所提到的那些著作，如今已经陆续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甚至可以按照本书的附录去搜集，体会海外中国学的精髓与乐趣。

费正清中心成立之初也曾面临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缺的局面，薛龙也曾多次提到前己任主任为了挖掘人才如何施展自己魅力，为了筹措资金四处化缘。回头审视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费正清中心的历史，除了如何培养人才，如何营造学术共同体的氛围，——书中提到费正清教授如何一对一地劝说那些有资质的学生投身中国学研究，帮助他们出版学术著作，甚至亲自安排促进学者交流的午餐会，每每令人神往——它作为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机构的具体操作过程，恐怕也值得我们中国的高校与学术研究机构从中获得反思。

http://ipad.dailyss.com/content/2012-03/18/content_6567351.htm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读后感(五)：发现中国历史50年

孙中山论及中华民国的创立，认为“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沫；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孙先生从没认为中国从帝制转入民主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但是这句话断章取义来看，与早期汉学研究中“冲击-回应”的观点极为相似。

所谓“冲击-回应”，是西方社会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之前的普遍思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中国历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则无非是西方思想由西向东的单向输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动地回应了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在美国，对这种观点的反思虽然并不起于费正清，但是随着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的出版，尤其是随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成立，一个多元而联系紧密的，以中国研究为对象的学术群体开始出现，这种研究方法才逐渐被“中国中心观”取代。借用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中心的学者柯文教授的一本书名来概括，费正清中心成立的50年，可谓“在中国发现历史”的50年。在新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中，留意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读者才首次得以窥见这50年究竟如何展开。

形势比人强。费正清中心作为美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之一，其本身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哈佛大学院系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之所以能这么快得到拨款与办公场地，除了费正清本人作为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号召力以外，美国二战后国际地位上升，迫切需要增强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以“积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心成立之后，原则上它的研究领域应该涵盖所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方方面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受到创建者费正清本人的学术兴趣的影响（费正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制度史和经济史），中心的研究重点在于180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此后，在史华兹、孔飞力等著名学者担任中心主任的时期，各人学术研究的方法、观点以及感兴趣的历史阶段多有区别，学术研究的最终旨趣，却大都在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事情”。用本书作者薛龙（Ronald Suleski）的说法，费正清中心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家的家园”。以致深受欧洲传统汉学影响的伊维德教授担任主任时（2002-2005），还曾开玩笑说自己来担任主任“可能会使费正清的灵魂深感不安”。

这就是典型的学术传统养成的问题，而费正清中心的学术传统，从观念上讲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中心观”。用柯文教授的说法，“中国中心观”强调“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密切注意中国历史非轨迹和中国人自己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仅从西方历史的期待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柯文教授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而费正清中心的学者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中国历史的发现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的附录中所提到的那些著作，如今已经陆续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甚至可以按照本书的附录去搜集，体会海外中国学的精髓与乐趣。

费正清中心成立之初也曾面临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缺的局面，薛龙也曾多次提到前己任主任为了挖掘人才如何施展自己魅力，为了筹措资金四处化缘。回头审视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费正清中心的历史，除了如何培养人才，如何营造学术共同体的氛围，——书中提到费正清教授如何一对一地劝说那些有资质的学生投身中国学研究，帮助他们出版学术著作，甚至亲自安排促进学者交流的午餐会，每每令人神往——它作为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机构的具体操作过程，恐怕也值得我们中国的高校与学术研究机构从中获得反思。

发表在《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