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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谣言》读后感100字

《汉代的谣言》读后感100字

《汉代的谣言》是一本由吕宗力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代的谣言》读后感(一):在微博上曾经爆发过“ 传谣”与“ 辟谣”的舆论拉锯战

在微博上曾经爆发过“ 传谣”与“ 辟谣”的舆论拉锯战,至今仍可经常看到新浪官方不遗余力地发表义正词严的辟谣声明,而网络上各种假借名人之口所流传的“名人政论”,经人考证,大多也皆为伪造。政治谣言的流行,本身不算什么新鲜事,如最近出版的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 011年10月)就讨论了汉代的谣言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作用,里面曾提到东汉光武帝曾建立起一个以民间歌谣为基础的舆论监督制度,即“举谣言”,可见古代皇权并不畏惧“谣言”,反而是借此了解民情、民意,而正是这一制度,让东汉年间产生一批名臣,吏治宽松,百姓乐业,结果“谣言”未成妖言,反倒产生一批颂扬地方吏治的“良言”。不知今日舆论监管者,可了解此番道理?

——《独立阅读》,成庆

《汉代的谣言》读后感(二):谣言关乎政治

谣言曾是公众舆论的唯一形式。作为世上最古老的传媒,谣言一直在社会人群中发挥着顽强的作用,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尤其如此。它无形无踪,难以证实,却极具传播力,能强有力地形塑人们的意见,甚至召唤他们采取协同行动;而要消弭这些谣言,却像是在跟鬼魂搏斗。也正因此,中国历代一直很重视谣言——虽然重视的方式可能和现在颇不相同。

必须注意的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谣言”,早已经历复杂的词义变迁,和古人所知的并不是一回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我们所说的“谣言”,涵义其实更接近于古人观念中的“流言”,即某种无法证实的消息。在英语中相对应的rumor一词最早只能追溯到14世纪末,还是从法语rumour借入的,原意是“广为传播的喧哗声或传闻”(widespread noise or report),这是个中性的词义,因为这个消息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但在中文的语境中,与“流言”相关的涵义却常常带有负面,偏重于它不实、虚假、中伤他人的一面——所谓“周公恐惧流言后”、“三人成虎”、“曾子杀人”、“流言止于智者”之类的先秦典故都反复暗示流言不可信。

在汉代,“谣言”就其本义来说是指民间流传的类似歌谣的传言。它与流言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其歌谣、韵文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众普遍认为它具有某种神秘的预言功能,是乱世先兆——用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的话说,“它与中国人的迷信掺杂在一起”。而且它常常表现为童谣,且与天象相连,是一种以言论形式显示的天数天启征兆,因而可能对社会秩序有颠覆性,能预示和煽动起一场变故;相比之下,“流言”则是世俗的、没有神秘色彩的、而且常常是针对个人的。

与后世不同,汉代还盛行各种谶纬,这种具有神学和宗教性质的神秘预言有时也表现为嬉戏儿歌,但更多时候则有更强烈的预兆灾异的神学图文作为支撑,类似于后世所谓“烧饼歌”。由于它具有预言新秩序的功能,有时便被人用来为自己的颠覆行为赋予合法性。不难想见,这是官方必须密切关注的动向,所以秦汉数百年间,造作和传播“妖言”一直被当局列为重大罪行,直到清代的后世律法都严厉禁止“造妖书妖言”、谶纬,违者受发遣乃至斩监候。

这也是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就一直十分关注来自民间的声音,故有一种其它文明中所无的特殊制度——采风。按儒家的正统思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因而民间自发流传的歌谣(“风”、“诗”)被认为代表着民意,必须重视和倾听。龚鹏程曾怀疑采风、采诗制度实际上应该是汉代的推想,而非先秦真实所有,因为所有谈到这类制度的都是汉代文献;到东汉光武帝时代还建立起一个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考绩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所谓“举谣言”)。这一切并非偶然:汉代既是第一个从体制层面重视倾听民间声音的朝代,又是第一个谣言广为传播乃至伪造民谣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严密防范相关言论的时代。

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政治家所关注的重心是政局的安稳。所谓“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无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韩诗外传》卷四),而要使上下一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达成统一。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搜集民间舆论,“其着眼点不是对公权力实施全面的舆论监督,而是为了实现皇帝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完全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倾听民间声音、严密防范谣言、谣言广为传播,只不过都是同一思维的社会产物,是其不同侧面的表现。

不难看出,汉代谣言(或许也应包括后世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高度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任何公开散布、传播的言论都可能被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或实际产生政治后果,并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最终也是采取政治手段回应。同时,人们又对流言、谣言、谶言怀有某种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很难中立——它要么符合道德,要么则是不道德的。由此,不仅“管蔡流言”成为政争舆论战中习用的标签,而且被贴上这一标签的人立即会被视为小人,“在政治伦理上立即处于劣势,当权者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论述的正当性”(页13)。

最关键之处正在于此: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环境,谁定义谣言?谁有权认定某一传言是“谣言”?众多史事表明,对于这些方面,朝廷不仅有着广泛的控制权,而且有一个可以不断扩大的定义,因此暴君权臣也能得以用“流言”、“谣言”、“妖言”的名义去打击政治对手的言论。这一点确实汉代的史家和政治家也注意到了,但这并不像书中所说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统治当局对‘妖言’的污名化”,事实上,这些汉代的批评者恐怕并不认为贴“妖言”标签的行为本身有什么不对,他们只不过认定标准上有不同看法罢了。

在汉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自封为对社会事件进行评判的“公众”组织。实际上,君主也很清楚:如果公众舆论成为唯一的裁判者,那么当帝王的决定与公众舆论法庭的伦理评判有所分歧时,君权也就难以凌驾其上,这将是对他权力的重大威胁。由于缺乏一个供人进行讨论的合法空间,君权控制也就和底层的谣言之间不断努力维持着一个恐怖均衡,直至有朝一日倾覆。

应该说,这些谣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折射出汉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形态。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汉代社会对谣言的分类(讹言、流言、谣言、妖言、谶言)和界定都和现代社会有着显著的差别,虽然本书也细致地进行了梳理,但作者事实上又常常套用现代的谣言理论去分析相关史事,似乎那是个社会学问题,只不过碰巧事例都在汉代罢了。这确实也是一个两难:“汉代的谣言”究竟应该是一份历史研究,还是一个社会学课题?而我相信,一个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应当在更深切浸透到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分析技巧来深化我们对那个逝去社会的认识。

《汉代的谣言》读后感(三):吕宗力:汉代的谣言与讹言

秦汉时,流言、讹言一度盛行,研究其产生、传播、消亡的原因和规律,有助于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心理氛围,有助于描绘多维、多层的历史图像。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就是这样的类谣言。对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揭示当时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的历史图像。

汉代的流言、讹言与现在所说的“谣言”是否相同?

秦汉文献中的流言、讹言,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迷信,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易为有心人利用来误导、愚民,颇似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经典谣言研究著作指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的言论;社会学者认为,谣言及其传播是一种群体解决问题的方式。

流言、讹言的两大特点是什么?

实际上在汉代社会中,类谣言曾大量出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特质主要有两方面。

特点之一:浮浪不根、不断流动

汉代流言、讹言的一个特点,和现代的谣言一样,难以追根溯源。其原创者通常匿名,在流传过程中又历经多重口耳相传,可能同原创的言辞面目全非。先儒告诫后学“流言不极”,“不问所从出也”;朱熹《诗集传》定义流言为“浮浪不根之言”,即为此故。

流言、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流动性、开放性。“流”的本义是水之流动、扩散。“讹”亦有流动、变化之义。古人选择“流”和“讹”来描述这一类“未经验证”、口头传播的言论信息,应非偶然。流言和讹言确实拥有动态的特性和流动、变化传播的动力。

特点之二:在流传中凝聚共识

由民间“戏语”经广泛流传而形成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讹言”生成的典型方式之一。许多俗神信仰发生于误会、误传、戏语,但经历了诸多传播过程之后,往往由假成真,“治病求福,多有效验”。这些戏语、流言、讹言之所以能够成真,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众人的共识。

一种言论信息一旦被众人选中而进入传播、扩散的渠道,它的原创者、或者说始作俑者(如果有的话)就不再能控制它的成长和变化。传播过程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每一个传播者都参与创作。共识形成于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增益、删减、润饰。最后成型的流言、讹言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或宗教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甚至表达方式都属于集体而非个人,例如霍光打击政敌引起的“群下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过程中所呈现的群体心态。

什么样的言论能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流言、讹言?在因流通渠道不够畅通而信息闭塞的传统社会,不可能所有言论信息都能迅速吸引众人的注意,得到广泛传播扩散,成功成为广泛流传的流言、讹言。每一则成功流传的言论信息,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情境、主客观条件,牵涉因素极其复杂,要针对具体案例做具体分析。但有几项基本要素,不可不提。

1、该言论是否涉及接收群体的重要利益。

任何群体,当然有其人数规模、阶级、阶层等定位,但更根本的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一般来说,愈是牵涉该群体重大物质、政治利益,或涉及该群体关注的社会、政治、宗教议题的主题,愈容易引起其兴趣和注意,就越容易传播。

2、该言论的内容及表达方式是否易为接收群体所接受。

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对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众人对之增益、删减、润饰的心态有如下解释:“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有趣的是,大面积传播的流言、讹言在经历多重增益、删减、润饰之后,其主要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仍然鲜明、一贯,不会如普通晚会上的传话游戏那样,一则简单信息经过十来人之口耳相传就被歪曲到面目全非,不明所以。王充的“俗人好奇”说不足以解释这样的现象。

谣言学者Allport指出,某一谣言只会在有类似想法的人中传播,主要对“易受影响”的人起作用。这一群人的结合,就构成了那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共同利益群体。一则流言、讹言所涉及议题的社会政治意义、利益越是重大,其影响力的公约数也越大,相关利益群体的规模也就越大。正因为这群人对于需要什么、信仰什么、期望什么都很明确也很一致,所以经过流传、增益、删减、润饰之后的版本虽然可能不同于原始版本,却不但不会淡化、弱化或歪曲该群体的共同目标、诉求、表达,反而有助于提高该信息的可接受性。所以“流言惑众”、“讹言惑众”之类的说法,在宣传层面上或许有效,却不能揭示流言、讹言影响民众的本质所在。

3、并非越接近事实的言论就越容易被接受。

汉代的流言、讹言通常是在官方对某些议题的说明模糊、不确定甚至虚假时开始流传。如东汉末董卓被刺死,“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这则讹言实非无风生浪,王允在刺董后在处置董卓凉州旧部的问题上迟疑不断,不杀不赏不赦不信亦不解散。讹言因是而起。

史籍中也可见到一些出处明确的流言、讹言,通常由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个人或集团主导编造、释放出来。这些言论,常常为编造者的私利,传递一些伪信息。如: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口号就是一则由极少人编造的讹言,但却是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之宣传杰作。

可见一则流言或讹言包含的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可信,能否得到证实,不是其获得特定群体认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为流言、讹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讹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恰当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像。至于其信息细节是否“真实”,能否验证,根本无关宏旨。流言、讹言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人群的内心情绪、想法和秘密。在上位者可以此为媒介了解众人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充满伪造、虚幻信息的流言、讹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历史情境的一个真实侧面;得到广泛接受及传播的流言、讹言,就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文化氛围而言是真实的。

4、如何消解流言、讹言的负面影响?

流言、讹言的表达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范来衡量,颇具阴暗、暧昧、鬼祟、负面的色彩;它们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如何消除其对个人、社会、政治的负面影响,便成为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严刑峻罚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采用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首先就是抢占伦理的战略制高点,例如以讹言与妖言、诽谤同罚等。

其次是抢占智识制高点的策略,即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居高临下地蔑视、贬低这类信息,以及相信、传播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传播流言、讹言者不证自明地成为愚者。

这些传统智慧闪烁着合理主义的光彩,至今仍被一些人视为对抗谣传的不二法门。但以“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作为推定、检验传闻的主要标准,其实也相当主观。例如,《论衡》所批评的大量虚妄、错谬,皆属汉代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其论点虽然偏激,却也不是全然无理取闹。

第三种策略则是采取低调、回避式的态度,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讹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

这一低调策略符合古典儒家的对流言类信息的信念。《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不听、不问,流言传闻终会自动消失,而自己耳不闻为静,正常思维、工作也不会受其干扰。所以孔夫子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与“流言、讹言止于智者”相比,“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战略有一长处,即保持耐性,留待时间作证。然而这种策略也有其局限性。“见怪不怪”,有时其怪未必自败。应劭《风俗通义》载有多种汉代俗神信仰,皆因误会、误传、戏语而起,却愈传愈盛,越演越烈,直至始作俑者出面说明,戳穿虚幻,方能消灭。

编者按:作者另有同名长篇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地址http://www.ust.hk/~webhuma/publications/Rumor%20and%20Rumor-like%20Utterance%20in%20the%20Han%20Empi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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