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读后感1000字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是一本由陈洪波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读后感(一)：中国考古学兴起的窥探

作者选取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介绍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二十年间的考古活动，尤以安阳殷墟发掘为重点；并对我国早期考古活动的学科定位、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以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展现出民国时期社会思潮在考古学上人物和活动上的反映，以及中国考古学起步时期的艰难。可作为考古学史的一般读物。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读后感(二)：科学考古学还是考古学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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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九十年代的风云变幻，步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理论的兴趣大打折扣，这使得对中国考古学进行学术反思的主要阵地从考古学理论研究开始转向考古学史研究。陈星灿先生在为本书所作之序当中，并未提本书的其它之贡献，而单单认为本书的出版，“会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第3页），似可为证。在通过整理考古学史来反思考古学学研究方面，前有深受国际学术思潮影响，渴望走出“安阳传统”（虽然“安阳传统”与“史语所传统”的内涵稍有不同，由于不涉及具体差异，在本文之内，两者可视为同义）的《暗流》，后有以大量文本档案材料为依托，渴望贴近“安阳传统”的《兴起》。毫无疑问，对以史语所为主要参照系的“暗流”的书写，在客观上为“安阳传统”留下了一片“林中空地”。若以此观之，对徐坚先生的读者们而言，“安阳传统”似乎颇有些“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处无声胜有声”之感。然而，对本书的作者陈洪波先生而言，“暗流”背后之“林中空地”所带来的“美感”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因此，有必要亲身涉足这片风景，以通过具体而微的研究来书写“安阳传统”，以对中国考古学现状进行批评或反思（第370页）。通读全文后，我们似乎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陈洪波先生的态度本身就能够代表“安阳传统”的基本立场。

既然“通过学史反思学术”的态度得到了陈洪波和陈星灿先生的共同体认，本书的优点便毋庸多言。本书题为《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在文中也认为“安阳传统”的基本态度是“科学态度”。然而，陈洪波先生的考古学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研究如出一辙，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处于魂在状态的概念（所谓魂在状态，是指某物时刻萦绕在文本之中，文本却并未帮助读者抓住其要旨，似魂一般缠绕而难以捉摸的状态），这个概念在库恩那里是所谓的“范式”，在陈洪波先生这里就是所谓的“科学”。由于在研究之前缺乏对“科学”的基本厘定，按照“视阈融合”的看法，无论我们通读多少遍此书，所了解到的也只能是“陈洪波先生的科学态度”、“李济先生的科学态度”、“傅斯年先生的科学态度”和“史语所的科学态度”的某种混合，而难以明白什么是所谓的“科学考古学”。更进一步，我们难以回答的问题是：若“科学考古学”中的科学态度在史语所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基本确立的话，为何真正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飘摇，依然尚未被学界所接受呢？

要弄清后面的问题，恐怕绝非易事。然而，通过梳理陈洪波先生及史语所诸位对“科学态度”的认知，我们似乎能够琢磨一二。究其原因，是因为史语所的“科学观”经由陈洪波先生的“洗礼”，已经呈现出伽达默尔所谓“效果历史”的意味。因此，异于一味地强调本书的原创性，对“效果历史”本身进行分析和拓展，更是学术史读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下面试对陈洪波先生及其“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观略加分析，以备反思：

在绪论“中国考古学及其学术流派”之中，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拥有三个学派，包括“以李济为代表的科学考古学派”、“传统考古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第2页）。按照作者的这种分类方式，以形式逻辑推导，所谓的“科学考古学派”是作为“传统考古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的“林中空地”而呈现的。此外，从作者在后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李济为代表的科学考古学派”与“传统考古学派”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掌握西式科学教育，掌握或系统掌握“科学”方法（第3页）；而提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时”，则强调郭沫若的研究是“对以史语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反思和反动”，究其原因，大概是说郭沫若的古史分期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解释框架，进行古代社会研究”（第4页）。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作者关于“科学考古学”的两个看法：

第一，“科学考古学”包括“西式的科学教育和系统科学方法”（其他：第47页等）；

第二，“科学考古学”不能以某种“主义”或“理论”为解释框架，进行古代史研究（其他：第6页等）；

此外，在作者论述夏鼐的考古学思想之时，将其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又吸取传统史学和旧金石学传统，注重自然科学方法，注重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国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注重实证不尚空论的治学风格，并认为，除了第一点以外，实际上就是史语所一以贯之的“科学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改造”（第6页）。在此，“科学主义”则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和“世界主义”的“林中空地”而呈现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有关“科学考古学”的三点内涵：

第一，“科学考古学”注重实地调查和发掘（其他：第25页等）；

第二，“科学考古学”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其他：第53页等）；

第三，“科学考古学”尚实证而不尚空论（所谓“尚空论”，大概是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学派”排除出“科学学派”，并认为前者是后者之反动的原因）。

有趣的是，陈先生在论述李济的学术地位时，认为“当时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考古者，除了来来去去的西方专家，李济是唯一一个掌握一些科学考古知识的中国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当时中国人没有谁在西方接受过科学考古专业训练”（第71页）。在这里，所谓的“科学考古”，并不是以研究方法或研究观念而论的，而是与“现代考古学科”这种现代学术分工密切相关（其他：第102页等）。

除此之外，陈先生认为，“史语所传统”的考古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傅斯年本人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因此，要追溯“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思想，则必须追溯傅斯年本人的科学思想。在总结傅斯年学术思想之时，陈洪波先生将其科学考古的思想入口定位至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认为其特点是“以田野手段发掘新材料，做出新学术”（第114页）。此外，认为傅斯年“要将历史语言之学建设得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以划清其同传统文史之学的界限，使史语所的新学术能够达到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标准，以获得世人对其价值的认可和尊重”（第115页）。陈先生的这一看法说明，除以上各点之外，“科学考古学”还需包括：

第一，以田野手段发掘新材料（其他：第89页等）；

第二，将考古学科学化，要达到自然科学的标准（其他：第108页等）。

翻阅全书，陈先生及其“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观”，基本没有超越以上诸点。可见，陈先生及其“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观”包括以下诸点：

第一，尚实证而不尚空论，拒斥以具体的理论体系为框架来指导考古学研究；

第二，强调田野考古学发掘，以及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新材料。

第三，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也即“西式的科学教育和系统的科学方法”。

第四，强调考古学研究的客观性，认为考古学研究应当达到自然科学的标准。

第五，强调考古学的学科化，认为科学考古学者应当受过科学考古专业训练。

由此，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来看，陈先生及其史语所传统对“科学”的理解，具有浓厚的培根式色彩（特别是在拒斥马克思主义方面）。除此之外，“科学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传统考古学”的对立面而呈现的，这与“科学”作为“传统”的对立面而呈现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强调实证、强调田野考古和新材料、强调自然科学方法，还是强调客观性，都更像是“考古学的科学化”，而不是“科学考古学”，其中前者是一个进行时，而后者则是一个完成时。

如果说“考古学的科学化”是陈先生的“史语所传统”的最低纲领的话，所谓“将考古学科学化，以达到自然科学的标准”，也即“科学考古学”，可以被视为是傅斯年所代表的“史语所传统”的最高纲领。从学术史结果的角度评价，陈先生的“史语所传统”所完成的实际上是“考古学的科学化”，而并非“科学考古学”。其原因如下：

第一，陈先生的“史语所传统”对“科学考古学”之“科学”的理解基本是培根式的，因此，陈先生的“史语所传统”在具体研究之中拒斥演绎法，陈先生本人也将“马克思主义考古”与“科学学派”视为两派。实际上，演绎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没有演绎法就难有有现代的璀璨科学成就。在此意义上，陈先生的“史语所传统”对“科学考古学”之“科学”的理解是极不完备的，相应地，“科学考古学”的说法并不成立，“考古学的科学化”显然更加合适。

第二，“科学”的核心并非是是否形成了现代学科、是否有自然科学技术的参与、是否采取了科学的方法，而是研究对象是否“外在于”科学研究者，即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否绝对分离。由于中国是少数“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的后发民族国家，并且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国家体制”，“史语所传统”在科学关切的同时，融入了大量民族主义话语，这使得所谓的“自然科学构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在“史语所传统之中”，“科学化”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强烈的张力，这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将“史语所传统”单纯描述为“科学考古学”，而更应当将其描述为“考古学的科学化”，以表示“史语所传统”的“科学研究”，事实上乃是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

除此之外，在陈先生及其史语所的“科学观”之中，“科学”（Scientia）与“自然科学”（Science or Natural Science）、“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和“学科”（Discipline）几者暧昧不清，基本上反映了考古学人在面对“科学”（Scientia）这一概念时的茫然无措。将“科学”（Scientia）理解为培根式的，基本上是一种“科学”（Scientia）概念的跨文化延拓，这种延拓强烈影响了中国考古学日后对“新考古学”的接受程度。这实际上已经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读后感(三)：殷墟发掘与史语所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地下出土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这门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一起传入中国的学科，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众所周知，考古学这门学科传入中国时已经在西方发展70余年，针对西方的遗迹遗物产生了一套符合实际的探索研究模式。引用作者所说近代科学的特点“有规模的系统研究”，面对广博但仍处于迷雾中的中国材料以及中国问题，考古学将会作出怎样的回应，都是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问题，应当对中国考古早期的考古学史有所了解。

同时，在我刚开始学习考古学时，无论是对于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论，史前陶器排列组合方式乃至历史时期大型城址考古的认识，总是处于懵懂的状态，彼时又苦于对于材料的陌生，对于理论的认识更是没有头绪。后发现任课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总会介绍研究该门类时已经发现的成果，可称之为“研究史”，这时才觉察到对于学科历史的发展可能有助于理解学科理论以及学科发展的成果。当时正是大二，正在学习史前考古，于是便读了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史研究》，借此对于史前考古的方法理论有所了解，该书着重介绍了安特生及西方学者通过考古材料对当时中国远古文化的若干认识，进而引起中国学者与其激烈的讨论。其中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在城子崖发掘时略有提及，但是对于中国考古学学科早期发展的整体认识有所缺憾。后通过搜索，才发现了本次阅读的书籍《中国科学考古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读完后对于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发展有所了解。如今重读，希冀能加深理解，有所认识。

以上为阅读该书的前缘。

《中国科学考古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是广西大学陈洪波博士毕业论文，旨在梳理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的种种演变以及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思想及生存状态。陈星灿先生为其作序，其中有一段尤为引起人的兴趣：“要了解中国今日之考古学，是可以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大陆期间短短21年的历史里发现线索的。”“比如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学情结，中国考古学家重资料、轻理论的倾向，中国考古学界对追寻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持续不断的偏爱。”甚至是一些现实问题，诸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慢慢开始的中外合作，国家考古机构和地方政府及地方学术团体的矛盾”等等。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遇到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从1928~1949年这段历史中看出端倪。而书中则以史语所为单位，通过他们的工作，勾勒出中国考古学早期的种种情形。

大而言之，本书的大体内容可分为：前史语所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史语所的兴衰及其工作内容、史语所传统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说，凭借史语所前后故事，基本上阐述了中国考古学早期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我将以此分段来叙述自己的阅读感受。

前“史语所”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今天我们一直讨论的中国考古学材料以及考古学问题，都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西方传入的考古学方法上，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学科研究的基本范式而形成的科学学科。文章以1928年为分界，阐述了在以史语所成立为标志的国家考古行为兴起前，考古最初进入中国的形式与国人的认识。

最早将考古学引入中国的是西方学者，这其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晚清阶段的中国，西方已发现的考古学遗迹包括由斯文赫定等人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等遗迹。然而这种发现的性质却多是以西方具有一定学识的冒险家和古董商组成。随着欧洲、日本、美国等学者等怀着不同目的来到中国进行遗迹探索，考古学的概念也通过日本逐步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耳中。彼时的西方考古学而主要是以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发展为代表，从最早的格林•丹尼尔的“三期说”，蒙特留斯、皮特里等人逐步形成的类型学分类方法的成熟，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基础理论的考古学趋于成熟。另外，西方的考古学在这一阶段已经由以进化论为主导的考古学思想进入以文化历史单位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阶段。相较于西方，中国的考古学处于萌芽出的状态，令人在意的是，在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而早于科学、民主等传入中国的进化论思想，则以其时代的特殊性，深刻的融入了该时期各种学术研究的思路中。考古学作为探索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发展的方法，在当时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国人预备从中寻求远古中华部族之先进，以鼓励时艰。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的学术需求，长时间的延续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尤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彩陶后提出的文化西来说，尤使中国学人倍感压力，进而为力求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而奋斗。这不能不说是反向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传入，同样与古史辨派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备受西方列强之侵略，自然兴起了自强报国的念头，知识分子作为其中较早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的群体，对于“民主、科学”的要求，直接的体现在了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方法与认识中。在顾颉刚先生以疑古引领思潮而导致中国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重新思考时，如何重建上古史，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传统中国史学以上古文献为凭据，多以考据等为研究方法，在研究手段上则长以书斋翻览文本为主，后经西方思维传入，则以田野调查为手段的实地考察成为一时流行。而考古学的发掘成果，在早期主要是以甲骨等带有镌刻文字的材料为主。王国维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中国传统学者所希望考古工作能够获得的材料主要是以带有文字的甲骨为主，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科学考古所包括的一切地下遗迹遗物，可以说仍带有传统史学研究的影子，而对于考古学学科的认识，还较为简单。

真正的以中国人为主进行考古发掘，则还是要以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为发轫。由于该书是以史语所为对象进行论述，因此还提到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考古之前受到地质所所长丁文江委托，去新郑李家楼进行发掘，后得《新郑的骨》成果一篇。而这篇文章后受到傅斯年重视，是李济入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重要因素之一。再谈到西阴村的发掘，除考古学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发掘的开端外，对于李济发掘西阴村前后的成因，对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可发现些许端倪。李济发掘西阴村，是由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资支持，并派有代表美国人毕士博来到中国进行监督。在李济与弗利尔美术馆商议发掘事宜时，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则为中国考古发掘需与中国本土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发掘所得材料务必留在中国。李济先生对于发掘所出成果和合作团体的敏感也许是当时知识界人士共同的心声，这也可从发掘完成后李济预备将发掘所出陶片等材料带回北京时，北京各界对于此举的热忱与支持。

另外，虽然安特生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而知识界则力求通过各种证据反驳这种伤害民族信心的学说。但是从李济先生当时发掘西阴村的构想来看，中国浓厚的古史传统依旧影响着这位具有美国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李济先生选择夏县进行发掘，正是因为文献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使李济先生希冀从该地寻找与文献有关的蛛丝马迹。李济先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对自己的定位：“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即还是以上古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这种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风格随着李济入主史语所而扩大。不仅如此，这种倾向也为中国考古学为什么选择殷墟作为史语所发掘的第一个大型遗址提供了线索，而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是以历史学而非人类学作为其研究角度。有关本书对于不同时期地层学的认识，我们将在最后梳理。

史语所的兴衰及其考古工作内容

作者通过第一、二章的论述，描述了在史语所建立前中国学术界面对西方新的学术范式所作出的种种思考以及各种尝试，但是在史语所成立后，基本确立了以国家中央机构作为研究主体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书中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发展期—鼎盛期—徘徊期。而史语所在1928年至1949年之间在大陆期间的工作，基本上可概括为：以殷墟十五次发掘作为工作的核心，而围绕殷墟所产生的问题，通过比较周边发掘的遗址进行研究，其中则以田野发掘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发现的新遗址为线索，填充出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脉络。

考古学作为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理论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取地下出土资料，以为古史研究做出贡献。然而，无论是地层学还是类型学，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慢慢被考古学人所掌握。同时，在史语所刚刚成立的阶段中，虽然已经聘用了具有人类学研究经验的李济与拥有丰富传统治学积累的董作宾等人，但是研究所大多数人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仍无过多了解。例如文章中介绍到董作宾在殷墟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时，其目的在于甲骨、金文，其发掘方法为平地向下挖掘，虽已注意到地层的存在，却使用人工分层的方式来划分地层，而并不是以地层自然形成的痕迹划分。

面对这样的情况，傅斯年作为主要的负责人，在当时书信中提到：“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含新知识。”李济入主史语所，可能也与这种想法息息相关。李济在美国主要修习人类学相关的知识，基本上建立了现代学术的理念和方法，诸如到达工地后，首先派人测量了发掘地点和周边的地形；采取探沟发掘法，对遗迹堆积的特征进行描述；凡是出土遗物都需记录其位置和出土情况；撰写观察日记。这种种的举动，都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工作定下了基本的规范。然而在考古学方面，从李济早期的发掘可看出他对地层学和类型学还是较为陌生，并未找出有效的方法来处理遗迹遗物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因此才会在殷墟发掘初期将夯土城墙遗迹认作流水搬运沉积。当然，换一种角度来看，李济的认识可能源自于他对遗址文化来源的相关问题思考，因此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这与他的人类学知识体系有着很多的联系。作者在书中着重赞赏了李济在考古工作中提出考古工作的基本原则，即一切出土文物属于国家；考古组同人不得收藏文物。通过这两条规定基本上定下了中国考古学界学术原则，即出土遗物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如今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在当时却几次导致考古工作的中断，这可能与国家考古机构的构建有有关。

史语所在殷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28~1949年之间，共进行15次发掘。但是这十五次发掘并不是年年衔接发掘完成，中间多有断续。其中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八年因时局艰难暂且不提，在开始的五次发掘中，竟是在三年之内完成。彼时盗墓成风，大量人员为谋求经济利益而不惜铤而走险，这对于李济所领导的文物发掘是一大挑战，然而更为艰难的是，史语所成立时广大中国并未完全做到统一，各处军阀混战，政令不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考古工作作为一学术活动，其展开却往往隐藏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之间的博弈。最为典型的是殷墟发掘初期，由于发现大量的甲骨和遗迹遗物，史语所诸君为了能够进行研究，在未与当地政府的商量下，将所出遗物打包带回北京，这种举动使当地所不满，而本土的文化名流则耿耿于怀。因此才会出现以河南本土为核心的传统历史研究者与史语所诸位同时发掘，相互产生隔膜的现象。如开头所说，文物发掘、归属问题背后其实潜藏着地方对本省所有权的控制力，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让史语所的在当地的所作所为显得颇为扎眼，由此产生了种种不堪，李济等人甚至一度被当地政府驱逐出了河南。然而，一个事件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济、董作宾等人在河南所受的挫折，却促成了以殷墟问题为核心，周边地区遗址的发掘。

在河南工作的不顺利，使史语所的工作重心不得不暂时转移。就在这时，吴金鼎在山东的发现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而这次发掘则发现了以黑陶为主的文化，而这个遗迹的发现，则再一次掀起了对于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讨论。对于这个时期史前工作而言，文化来源的研究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在黑陶尚未出现之前，苦于没有有力的证据，对于以彩陶作为证据的西来理论，中国学者无法从文献上予以反驳。而此次黑陶的大面积发现，则促使中国学人重新思考对于该学说的看法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等文章。在现在看来，由于没能搞清楚地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对黑陶文化的相对年代、性质都未有更好的认识。不过通过陶器形制不同而区分文化的做法，以及讨论其所代表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引领当时的考古工作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意思的是，在山东的发掘还让考古工作者明确的分辨出夯土存在形式和形成方法，这种比较研究为后来重新认识殷墟遗迹的性质提供了依据，并为殷墟遗址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

这个阶段，在美国接受系统考古学训练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回到了中国，并开始着手处理中国的材料。其中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的便是由梁思永在后岗进行的发掘。首先要确定的是，梁思永所使用的地层发掘方法，是按照自然层位变化进行划分的，这种变化是完成不同文化层关系断代的基础，并且，其统计方法也根据地层的变化统计，将属于同一地层的单位进行排序，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在科学方法的前提下，梁思永通过仰韶—龙山—小屯三层文化由早到晚层层叠压，确认了当时发现几个重要文化的关系。而这套方法也在后来引入殷墟发掘，对研究商代的历史问题有极大的推动。不仅如此，关于考古发掘的遗址年代范围也得到了扩大，浚县辛村等的发掘也使李济等人注意到后段历史时期同样有考古的必要，并在之后可能的条件下尽力完成相关的发掘。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遗址的重要性还是在发掘中产生的种种认识与问题，都为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路径埋下了伏笔。张光直曾说如果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的，不是文献史学上深受关注的殷墟，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前遗址，也许中国考古对自己的定位和发展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这句话很早就看到过，如今重新咀嚼，我却觉得殷墟遗址的发掘，乃至中国考古学今天的历史学特性，并非首个发掘遗址的性质所能影响的。在中国早期考古学发展的历程中，都潜藏着古史研究的意识。诸如夏县西阴村是为寻找夏文化历史的源流，商代遗址及其甲骨的关注，其背后的探索逻辑，值得人思考。而对于殷墟发掘，并不是所谓一蹴而就的过程，前一段时间一席论坛上的讲演《一铲下去，打到了商王朝保存最好最大的宫殿》，唐际根和地下的观众们略带玩笑的说自己的运气所致挖出商城。而在具体的讲演中，则听出作为一名考古人，对于商代城址的认识与研究，都是建立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与发掘中的。而史语所对殷墟的所在位置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让商代王级别大墓在侯家庄西北岗发现，而之后的发掘也成为作者认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发掘的鼎盛阶段。

有关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作者将第十次发掘至第十二次发掘涵盖其中，这其中与发掘的遗迹形制有很大的关系。诚如上文所说，对于侯家庄西北岗的发掘，是殷墟考古的高潮。在彼时尚未进入整理阶段，在对殷墟该地遗址的种种形制未明的情况下，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重现天日，可对研究该地区性质有重要的意义。该阶段工地的主持者是石璋如和王湘，虽然年轻但是二人都具有丰富的考古发掘经验。该时期对于墓葬的发掘，不仅限于核心墓葬发掘以及贵重随葬品的研究，在发掘技术上，伴随着王陵区的范围被确认，石璋如认为有必要从整体角度对陵区的关系进行思考，而这也体现在了发掘层面。这个阶段更加注重讨论遗迹间关系，因此在发掘时多采用平面发掘，争取观察多数遗迹在同一平面的现象，而这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例如蚌壳龙虎的遗迹等。

同时，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扩展，关于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运转。由于日本的侵略，殷墟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止。而这也开启了周边考古探索的历程。夏鼐随西北考察团在甘肃进行调查，通过在齐家文化出土墓葬使用了包含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现象，分析了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发展的先后问题，至之后再处理清楚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年代问题，将之前安特生有关甘青地区六期的排序重新进行了整理，梳理出正确的地区文化年代关系。这是根据科学的考古学发掘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另外，随着当时国民政府的内迁，史语所的诸位同仁开始将资料和工作的重心向西南移动，有关民族考古学的一些认识和调查在这时开始，通过接触少数民族生活生存的方式，以李济为代表的学者产生了实验性质的考古学材料收集，诸如观察陶器制作等方式，可对已发掘古代遗物的功能学进行考察。然而，作者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李济在使用民族学的材料时，却出奇的谨慎。这可能与他对考古材料的认识有关，李济从开始发掘时就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报以冷静的态度，对于学术上的探讨，则很少对除器物本身特点以外的其他方面展开讨论。这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十分重视对材料的使用。

作者在殷墟十五次发掘完成后还试图探讨李济所搭建的类型学体系。关于考古学的类型学，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通过蒙特留斯的类型学理论，中国考古学者结合本地情况，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国材料的类型学分类体系，并以此构建了区系理论等，进而讨论了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陶器类型学分类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突破。李济在进行类型学整理时，其内心对于分类的认识与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类型学似乎略有区别，他认为对于发掘出的器物，其整理首先是分类与辨型，因此他的类型学更多的是用于方便自身研究而做出的基础性分类。而后世常用的类型学理论，则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下的学说，即认为器物之间发展具有联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通过这种形式，器物的发展是有时间先后的顺序的，结合地层相关认识，可以将出土的器物按照早晚关系进行排列。李济认为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争议，因器物演变规律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通过进化论类型学所做出的分类是一种逻辑上合理的排列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是否与现实的使用、分布吻合，则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当然，这样的对于实证的看重以及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流传于史语所中，后在新中国后的学者身上也有诸多体现。

在殷墟十五次发掘的记录完成后，作者在附录中还书写了有关史语所人物在殷墟发掘后的故事。殷墟发掘中断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学科的发展与那个时代的主题息息相关，从史语所众人后来的记录来看，他们在抗战爆发的情况仍然坚持进行考古工作，使抗战的几年中中国的考古事业仍在前进，有时候很难说清，究竟面对时艰应当投身报国还是继续沉着。后在长沙“清溪阁”饭店，历经中国早期考古发掘的“十兄弟”也因各自的认识不同，继而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史语所传统下的中国考古学

到现在为止，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发掘已经接近90年了，然而，中国考古学似乎仍未走出殷墟发掘时所形成的种种特征。

史语所的工作是在中华民族饱受侵扰的年代开始，在那个时候，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导的学术思想以及以西方为主体的研究视角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的两个命题，即如何处理西方自然科学这样新的思考问题方式与传统学术方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在以西方为中心而对东方做出略带偏狭认识的认识角度，中国学人们给予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傅斯年、李济等学者的留学，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学习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研究学术范式，这其中所谓科学，主要谈的是科学的方法。因此在史语所研究殷墟的课题中，大量使用了不同学科的技术，从而为研究古史提供了相当多的手段。但是，伴随着西方视角对中国学术若有若无的误解，对于中国材料以及产生的问题则必然的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倾向，从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东北史纲》都略有体现。

从中国考古的架构来说，其集结的基本形式是以国家学术组成的集众研究，其形式即是今天的社会科学院考古部分。除了学术机构组织形式上的类似，在学术风格上，史语所一派的领导者及考古工作者们都受过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训练，并且在接受过系统西方考古学的训练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有所选择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史语所至今天延续的风格由夏鼐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继承。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的领导者、建设者，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继续秉持了以材料为研究中心的思路，而对于理论方面的建树则相对较少。即使如此，其材料的观察和认识，都使中国考古学踏实、客观的特性得以传承。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文章开头的前言中，作者大篇幅的论著却没有对本次研究的主题史语所的考古发掘进行介绍，相反作者在前言部分着重探讨了新中国建国后中国考古学所延续的道路。先后对比了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的学派问题。包括学派区别特征、形成先后、影响力。实则揭示出中国考古学两种不同研究路径的问题。之前读到过一篇文章《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在这篇文章中同样有讨论二者在理论与认识上的分期与认识。苏秉琦在进化论理论的支撑下，提出了适应中国考古材料的类型学研究方法。这套理论的核心即是器物按照一般进化论的看法，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有一个前进发展的空间。进而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对一个遗址中的遗迹遗物进行排列，从而搞清楚这个遗址出土情况及早晚年代关系。之后苏秉琦依照这种方法，扩大了研究的范畴，以区域内的文化为对象，进而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最终形成了“中国学派”。可以说，从史语所传统到“中国学派”，中国考古学者们的认识是逐渐变化的，由刚开始发掘器物，认识地层到对器物的整理，乃至最终上升到对器物的理解以及由物见人的认识。曾有人将考古学分成三个层次：考古学发掘层面，即以发掘技术为核心，如何让地下埋藏的遗迹遗物重见天日；考古整理层面，完成发掘后，如何处理不同地层以及同一层位出土的不同材料；考古材料的解读，即如何通过发掘整理后的材料，有效的认识古代世界。在中国考古发展60余年后，通过类型学和区系类型理论，对于广袤的中国大陆出土的文物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后来提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乃至“重瓣式花朵”等等的认识，这些都逐渐被学者们所认可，而以进化论为支撑的苏式类型学似乎也成为当下的学科范式。

但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西方考古学的诸多理论已经大多被中国学者学者所了解，大量对于考古学解释的方法论充斥其中，引起了人们对于类型学的重新思考。即这种以进化论为底的类型学是否本身已经使发掘报告中带有了发掘者对于材料的主观判断。在这样的认识下，重新重视对材料的采集和发掘，在报告中尽可能客观的还原发掘时的种种现象，使重寻史语所传统呼之欲出。

正如R.G.科林伍德提出的对于历史观念的三条定理：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二，“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研究中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第三，“历史知识乃是对囊缩于现在思想背景下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在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的对照，把后者限定杂另一个不同的层次上。”对于考古学认识论的研究，的确应当从考古学的发展史入手，探索其中的问题。作为现在仍在学习考古学的我来说，无论是史语所传统还是“中国学派”的问题，都会促使我更好的思考对于发掘出来遗迹遗物，应当采取何种方法能够更好地认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正如尼采所说，当你长时间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回望你。对于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实际是我们对于当下问题的再思考。

参考文献

徐坚.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M]. 科学出版社, 2012.

陈星灿.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汤惠生. 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6):165-186.

科林伍德. 柯林武德自传[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