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考古学读后感锦集

《近代知识考古学》是一本由子安宣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17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知识考古学》读后感(一)：从《近代知识考古学》管窥子安宣邦思想全貌

子安宣邦作品集收官之作《近代知识考古学》已经出版。

赞同发布在三联书店公众号上的赵京华老师的总结：子安宣邦“建立起以东亚近世四百年为思考单位，从‘现代’的外部解构东亚‘现代性’的视角，又采用‘两个七十年重叠’的独创方法，分析问题重重的当代日本思想。他讨论的议题涉及全球化时代的右翼政治、否定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战后主流的现代主义，乃至世纪之交出现的新一轮亚洲论述，等等。” 子安宣邦的议题和方法论在日本，乃至亚洲都称得上独树一帜。

的确不难点数他的思想起点——黑格尔、福柯、布尔迪厄、福泽谕吉、丸山真男、竹内好等，但他专注于思想史，却又视野宏阔，旁及日本近世向近代转变的诸多思想、文化、社会现象。

他分析方法和理路的细密，螺旋式推进论证的方式以及达到的深度和力度，颇具古典特征。引用思想家本人的话：“我的日本民族主义解读，将对引导和支撑甚至造就了国家和战争之20世纪帝国日本的话语进行彻底的批判性解构。”

由缜密的探察，上下溯游的发掘和严丝合缝的推理组成的思想考察方法，令他的思想史“考古学”的成果极其惊人。从厘清日本汉字与日本有文字点的文明史之内在关联这样专业的细致的问题；到中国经典《论语》对日本近世思想的深刻影响、作为经典文本的《论语》在今天是否仍然可读等接受史或解释学问题，以及从日本儒学视角反观《论语》的核心问题——学之复权；从日本神道教中的军国主义源头，国家与祭祀的复杂联结；再到日本的现代化究竟从哪个比较确切的时段开始、日本人如何论述中国，以及日本人的亚洲观在西方武力、科技和思想的冲击下如何变化此类关涉思想史最重要问题域的林林总总的子问题，子安宣邦的处理均有所建树，予人启迪。

无论是见微知著，还是化繁为简，子安宣邦颇为熟练地在知识考古学、解释学、思想史爬梳、资料的堪布、考证以及史家的入微观察和合理想象等方法间切换，举重若轻，自成一家。 他对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的反思和批判，令他立于持正立场，也会令中国读者印象深刻。

《近代知识考古学》读后感(二)：中文版序

子安宣邦

子安宣邦

目前，我的著作正由三联书店以“子安宣邦作品集”的形式陆续翻译出版，以供中国读者阅读。这些著作都是自20世纪末的90年代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写作的。其间，准确地说是2003年，我由大学这一教育研究的场所退休，之后便一直作为普通市民中的一个思想史研究者在市民讲座上以社会人群为对象授课至今。构成“子安宣邦作品集”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由这些讲座的讲义整理而成。面对市民的讲义，当然要以一般社会人能够理解为前提。不过，这也并没有使我的讲义内容和水准变得怎样通俗易懂。相反，经过不断的讲授，这些讲义更具有了当下的问题意识、历史批判的思想性与方法论意识。因为，讲座直接面对着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我的授课，则始终是在与社会人群的听讲者构成的紧张关系中展开的。

这15年以来我与市民讲座中社会人一起所做的，乃是对日本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和语言史等进行批判性解构与重估的工作。我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批判性重估，我们才能找到21世纪日本的正确发展道路，乃至与中国或韩国建立起真正的邻居关系。有关这个市民讲座我还想再说明一点，即解读《论语》也是在此讲座上进行的。我觉得，这部东亚最重要的古典作品，亦只有经过对规定和束缚着我们的“近代”知识进行自我反思的思想批判，才能超越其原初的意义和学派性、民族性而向我们展示出对人类的普遍性意义。《孔子的学问》（三联书店刊行），就是这样成书的。总之，构成这套“子安宣邦作品集”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源自这些市民讲座的讲义。

以上，是我对“作品集”中各部著作的形成所做的回顾。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其中收录了一部《近代知识考古学》。我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分子》（岩波书店，1996）便是最初的成果。而如今这部书的中文版则是在此基础上重编的。我回顾的视线，自然要落在这本书上。那么，该书是怎样开始动笔的呢？

如前所述，我至今依然在进行的批判性思想工作始于1990年代初。这正是日本的战败即将过去半个世纪的时候。与此同时，也是我们经历了导致冷战结构解体的诸种世界史性事件的时期，我们不得不痛切地思考：与世界的转换一同即将过去的那个世纪到底为何。那时，岩波书店正在策划“当代思想”讲座丛书，而协助编辑工作的我则试图通过对作为近代日本自我及他者认识的知识形态进行批判性检证，来完成这项任务。我认为此刻，作为近代日本的知识而与日本国家一起确立起来的学问形态本身，必须加以追究。同时，“近代”对于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作为思想史学者的我必须追问的课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作了本书中的主要论文，如《一国民俗学的确立》《近代知识与中国观——支那学的确立》及《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战争与日本知识人》等。

我在这些论文中所阐明的是，以国民为主题确立起来的新的自我认识之学（国学）——柳田民俗学，还有以内藤湖南为指导、根据严格的文献考证方法而建立起来的京都大学支那学其对他者中国的帝国日本支配性的学说，它们何以会成为这样的知识。针对民俗学、支那学，还有国语学和伦理学等这些成立于近代日本的学术话语，我的分析方法一面受到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强烈刺激，同时也是由日本近代知识必须转变这一意识所促发而自觉意识到的批判性认识方法。

在这个时期里，即战后即将过去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我写作了多篇检证“战后50年”的论文。它们是关于丸山真男的问题、日本语的问题、历史认识以及战争记忆问题等。这些有关战后时代话语分析的论述，与刚才提到的有关柳田国男和内藤湖南等近代日本学术知识的话语分析论文合在一起，编成一册《近代知识考古学》。

如今，我想在这部著作基础上再加入《日本民族主义解读》（白泽社，2007）一书中的数篇论文，编成中文版的《近代知识考古学》而奉献给中国读者。《日本民族主义解读》是我在现实社会中的，即市民讲座授课中的最初成果。在该书的序言里，我这样写道：“我的日本民族主义解读，将对引导和支撑甚至造就了国家和战争之20世纪帝国日本的话语进行彻底的批判性解构。这是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所谓历史认识，乃是要否定历史修正主义者所谓‘战前战后的日本并没有断裂 ’的观点，从而使我们的将来不再遭到荒废而势在必行的认识工作。”

如今，我期望在增加了《日本民族主义解读》中的部分篇章后编成一部新的《近代知识考古学》，以作为“子安宣邦作品集”的方法论序章。幸运的是，这得到了三联书店的赞同，中文版《近代知识考古学》也因此即将面世。

察觉到我的想法而重新编辑了《近代知识考古学》的，是对我的思想史工作多有理解的赵京华先生。他同时也担任了该书的中文版翻译工作。作为“子安宣邦作品集”之重要的一卷，此书终于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也是莫大的喜悦。在此，我要对赵京华先生以及三联书店致以诚挚的谢忱。

《近代知识考古学》读后感(三)：子安宣邦：《近代知识考古学》（第五章）读书摘记

同样是以极权主义统治下试图发动总体战争的国家为背景而反省“近代”的两篇文章，却显示出某种重大的差异。相比于从规定着“近代”的启蒙理性本身而非眼前不断被强化的国家主义神话来寻求近代理性走向神话之原因的阿多诺等，丸山真男则试图以“近代”国家权力之主体性的理念来对抗威力不断增强的天皇制国家的神话。与从启蒙理性本身寻找一步步退化到野蛮境地的近代理性立场之原因的阿多诺等不同，丸山真男试图以对“近代”的坚守来对抗野蛮的法西斯行径。从这种对比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丸山等人所展开的近代主义话语的特性吗？这个“近代”主义，乃是把对“近代”的坚守视为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一套话语……丸山真男在此称坚守“近代”的立场为对“法西斯化历史学”的抵抗。他视主张“‘近代’的超克”之历史哲学话语为法西斯主义的鲜明表现。在此种态度中，有一个围绕“近代”的抗争性话语的图式，即在提倡批判和超克“近代”的言行中发现法西斯主义，同时展开与之对抗的拥护“近代”的话语。就是说，要超克和拥护的是同一个“近代”。主张超克的“近代”本身并没有得到追究。在丸山等所怀抱的对于法西斯主义强烈的危机意识即所谓抵抗的话语中，受到拥护的“近代”的概念得以创造出来。这样，以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强烈意识来拥护某一个“近代”理念，由此暴露和批判近代性未成熟的国家社会之结构性病理的、有关“近代”之新的话语得以确立。这种战争期间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意识中确立起来的“近代”主义话语，后来成了日本战后极具影响力的言说。然而，这个“近代”主义话语在其当初成立过程中就受到了限制，于后来的发展中则不能不遇到错误和陷阱。

战争期间作为历史哲学话语而展开丸山真男等所敌对的“近代的超克”论的，是在西田几多郎影响下形成的京都学派学者，如高坂正显、高山岩男等。与《文学界》杂志刊载的河上彻太郎主持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一起，常常被冠以“臭名昭著”修饰词的另一个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就是这些京都学派学者主办并在杂志《中央公论》上刊出其内容的。这个由主张“世界史的立场”学者们提起的“近代”，乃是指欧洲世界史扩张而实现的近代世界秩序。所谓“近代史”乃欧洲的世界史，而要对此加以重组的“当代史”立场，则是京都学派所主张的。不用说，这种带有后现代性历史认识的对于近代世界秩序的重组要求，也便是近代日本国家于世界史上实现自我的逻辑。不过，我在这里特意提到主张“世界史的立场”的那些学者的话语，是要表明作为抵抗“近代的超克”论话语的“近代”主义，在对“近代”的理解上是怎样与前者有着明显的错位。如上所述，高山岩男等所要超克的“近代”，乃是作为欧洲世界史而实现的近代世界秩序，也是支撑这个世界秩序的文明论原理。可是，不知道丸山真男有意还是无意，他把京都学派要超克的“近代”置换成了“近代性思维”，并强调其“悲惨与滑稽”。然而，在这种置换将反省近代还原为反省近代型思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丸山真男构成“近代”问题的方式以及有关近代日本反思性认识的结构。

由产生近代社会精神基础的近代性思维之不成熟而来的日本国家社会的确立——我们要注意他下面这种置换的说法——国家社会的建立应以近代型合理的结构为基础，而在这一点上并未成熟也即非理性的日本国家社会的确立，所导致的是非理性的政治性结局。于是，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机器失败，正是近代性思维也即近代社会之合理构成上不完全的日本国家的非理性性质必然导致的政治结果。……当时兴奋地接受了该论文（指的是《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的读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观察日本近代国家的视角也受到丸山视角的限定，即从近代社会合理性构成上来观察不完全的日本社会及其构造性病理的视角。更直截了当地讲，兴奋地接受了这篇论文的当时乃至后来的读者并没有意识到，该文规定了观察战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自我言说式话语的基本形态。

剖析日本近代社会的视角，同时以理念型构成其“近代”。例如在刚才引用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中，对日本权力构造中的权力者主体意识之缺乏的批判，亦是通过与“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政治权利之理念型的比较来进行的。尤其是丸山真男所谓“本来的独裁观念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将本来的以独裁观念为前提的主体意识称为“近代”的理念型，这是需要谨慎的。然而，他无所顾忌地谈论了“本来的独裁观念”，甚至不惜援引纽伦堡审判中的“戈林的大笑”为例。即使这矛头所指在于沉痛地讽刺日本未成熟、非理性的权力结构和“怯弱悲哀”的权力者，然而在此却无意中暴露了丸山真男的逻辑缺陷，不期然地呈现了其逻辑陷阱。……即便丸山真男是要用“本来的独裁者”来说明作为近代国家确立前提的绝对主权者概念，但以这个主权者概念为理念型的丸山视角所看到的，也只是在主权概念上不完全、未成熟的日本近代权力结构的病理。结果成了一方面是理念型的“近代”构成，另一方面是围绕“日本近代”之病理的话语构成。日本近代国家只是作为社会性病理呈现于丸山视角中，而以纳粹独裁形式出现的近代国家德意志却从他的视角遗漏掉了。丸山真男的话语仅仅成了一种对不配被称为独裁的日本的不完全的权力结构和软弱的权力者的讽刺而已。

正如丸山真男所言及的那样，“近代”主义话语具有作为与“近代的超克”论相抗争的话语而形成的侧面。但是，他并没有去拥护或坚守那个“超克”所言的同一个“近代”。他一面把对“近代”的反思置换为“近代性思维”的成熟与否问题，一面构筑起“近代”主义的话语。“超克”所言及的“近代”，即作为“近代世界秩序”而存在的“近代”，并没有得到追问。近代主义，原本并不具有反思和指控“近代”本身的视角。不过再一想，主张“近代的超克”之历史哲学家们从其自身批判的视角所脱落的，不正是“日本的近代”吗？要求“世界新秩序”的日本逻辑，乃是于世界史中谋求近代国家日本之自我实现的逻辑，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所遮蔽并以历史哲学的话语所掩盖的。另一方面，与这种历史哲学相抗争的“近代”主义，亦不具有指控和剖析这个遂行总体战争的日本国家之“近代”的视角。面对发动战争的日本国家，“近代”主义只是将权力结构和权力行使的兵力视为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而在自己的言说上描绘出来，如此而已。这真是“近代”主义的错误和深陷其中的陷阱。

编选自子安宣邦：《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人》，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11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