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专题六讲》经典读后感有感

《考古学专题六讲》是一本由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17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一)：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开始慢慢接触考古学而读了这本书，读完书深深被张光直先生缜密而清晰的逻辑和用通俗易懂的言语阐明专业知识所折服。

该书分为六讲。

第一讲述说了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以萨满式文明的例子为切入点，将世界划分天地神人的方式进行说明，同时先生将世界史前史的转变方式分成西方式的（突破性）和世界式（连续性）的观点很新颖。读这一章的心得是了解了中国史既与世界史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有着自我的独立性即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世界史的一般观点和经验启迪中国史，同时中国根据自己在研究中所获的法则可以更有力地揭示世界史。

第二讲阐述了世界上常用的一些理论构想和常用的方法体系对中国古代史的启示性作用

第三讲为泛论考古学，使我对其定义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除了之前对所了解的考古学关于考古的对象，技术，方法等"限定式的静态"定义外，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内容，包括对考古者自身，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灵活性，多样性。此外，懂得了考古方法的步骤可为（类别）分类——（文化社会系统）框架——（年代）比较——关系与规律。

第四讲细说考古分类，重点说比较法，阐明什么是有意义的分类。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某种分类有无意义决定于他所处的社会。分类是的两个原则：其一为标准的明确，客观，可比性。二为有特点目的的分类。

第五讲谈聚落考古。聚落考古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聚落考古的单位划定为个别建筑物，村落内，村落间。聚落的单位的时空界说，是空间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

第六讲是三代社会的特征。讲明了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间的联系，从三代都制，物质等方面看文化异同。看了这一讲对先生先前所述的的"连续性"理论有了更好的理解。

感觉这本书很好的诠释了"短小精悍"这一词，页数不多的一本书却有丰富的内涵。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二)：写写此书，也写写自己

这几日准备着保研的面试，各断代考古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以及读几本专业大拿的书，知道面试是一定会问这些的。这本呢，是大一刚入学时，偶然在书架间看到的，算是专业书中读的较早的了，两三年过去，印象几无，只觉得张光直先生真是好看。

要准备的研究计划也是写写停停，我大概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但少了将所有散乱语句连接在一起的那条线。读罢此书，竟也将那份计划完成了。

说来，这本书给我最大启发的有两点：一是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二是聚落。

前者不用多说了，从打开国门开始就是二者的交流和碰撞，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觉得碰撞出多大的水花来。不知道那一年张光直先生做这几场讲座的时候，下面都坐着哪些人（刚看赵辉老师的一个访谈，他也提到了这几次讲座），而他讲的这些东西，又在他们心中激发了哪些想象。光直先生说，要用中国的材料去验证西方的假说，适应的，可验证假说，不适应的，就可修改和完善它——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谈西方理论，老先生们会讲说，西方理论是现成的，拿来用多方便啊（暗示着这些人太懒了），可是吧，我还是想说，西方世界由于政治和语言原因，基本上可包括整个世界。比方说，他们研究农业起源，是立足于美索不达米亚、中美、南亚等各个区域相比较而言的（看崔格尔不是也写了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嘛），比较的基础是了解，中国研究农业起源，盯着长江和黄河，小范围的对比，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啊。

讲第二个，聚落考古基本上是光直先生引介到中国来的（看今天的山大），这一讲就是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讲新考古学下的聚落考古了，“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下作的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之下，对遗迹的强调改变了以往只注重遗物的眼光，将遗迹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强调的是社会的动态过程，手段为地理学与民族学，前者提供可用模型，后者提供存活案例。但先生也说，聚落考古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我对此并不认同，他这里说的手段应是狭义的（广义上来说任何考古学都是手段），崔格尔对其评价颇高，聚落考古学是考古研究的一大范式转型，其地位堪比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提出。

我自己是一直对聚落考古感兴趣的，想起那次和某老师说起时他的回应：“聚落考古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真是扎心），但是，我总觉得，聚落考古所强调的系统以及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仍然是研究一个遗址的基础，聚落一词传入中国，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戈登威利的说法是“人们栖居的方式”，但中国的聚落研究，基本上是指有一定范围的，长时间人群聚集的地方，类似于一个村庄，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料的选择，一些堆积较薄不成范围的遗存很容易在这种概念中被忽视，但从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比较来看，其也有可能是季节性营地。此外，聚落考古学强调的长时段的演进历程，是符合考古研究的特质的——这种特质给了研究者一些信心与安慰。

研究计划写的畏畏缩缩，因为知道国内的学校一般是不太关注这些的，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聚落考古是否真的“没啥可做”，还是应该另找切入点，这几日心情在烦躁过后，竟像看透了一样淡定下来。

光直先生依旧是我最最喜欢的大佬，想起昨日在一篇文章里读到的，他说他自己看不懂克拉克，真的很可爱了。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三)：中國考古學的基本問題

在當代學界，余英時、許倬雲和張光直這三位從事中國研究的台灣學者，雖長年身在北美而始終密切地關注中國，對北美中國學和中國國內的文史研究都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年歲相近（余、許兩位都是1930年出生，張比他們小一歲，不過很可惜，張已於2001年逝世），是二戰後此一領域華人學者中的傑出代表。其中，余先生的著作我比較熟悉，許先生的作品和回憶錄也曾翻閱瀏覽，他們兩位雖然在學術制度最為完備健全的北美一流大學執教多年，卻也沒有捨棄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本分與職責。在我看來，他們除了身為大學教授并產出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英文論著之外，更是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大問題和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學術的發展念茲在茲、須臾不忘。他們的研究領域廣泛，視野上注重將西方文明作為參照來理解中國，方法上也追求恰當地使用現代學術理論研究古代中國。我覺得余英時、許倬雲雖然可能無法像陳寅恪先生那樣彪炳千秋、萬古不磨，但是其人其書的影響力絕對遠超一般專家學者。這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術研究出類拔萃，更是因為視野、方法是在研究中比對象、結論更為長遠和重要的內容。學術研究的對象可能因時而異，結論更是會後出轉精，而值得提倡的視野和方法則可以長盛不衰。

這三家中的張光直先生，領域主要在早期中國考古。我的主要興趣是以傳世文獻為載體的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向來對他的著作關注有限。這次因為機緣巧合得知《考古學專題六講》篇幅較短、非常易讀，便也找來看看。這本書共有六講，是八十年代張先生在北大的演講稿，除了貨真價實的淺顯易懂，連我這樣的考古學外行閱讀起來也不吃力，我還驚喜地發現張先生絲毫不拘泥於自己的專研領域，而是也如同余英時、許倬雲一樣視野開闊。雖然探討的是考古學問題，張先生也時時惦記著如何在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的視野之下考察中國文明、如何恰當地運用西方理論，甚至關注起考古學家的社會角色。這讓我聯想到日本學者有一套《中國史學的基本問題》叢書，探討各時段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這本演講錄，雖然沒有具體而微地羅列各種問題，但可以說是從視野和方法的更高層次，揭示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考古學所面臨的任務。

下文就按照講稿順序來具體地談談，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在此篇中，張先生談到，中國考古學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當然要運用西方的理論（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但是，西方理論如果有不適宜之處，也不必畏手畏腳，大可以“從古代史和從中國古代史發展本身看到法則，來豐富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這是“中國古代史家和考古學家們的重大責任”。這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到余英時先生的夫子自道：“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邊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之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色”（見三聯版《余英時作品系列》總序）

張先生繼續說：

然后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一个概括性地阐释，他舉出古代曾經有一個時期，人人可以做巫者，和神靈溝通。後來通天地的手段逐漸為具有政治權利的少數人所壟斷，也就是所謂“絕地天通”的例子，來說明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和階段的發展與演進的特點：

因為西方文明（歐洲文明）的演進，往往是伴隨著技術上的突破，是由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變化而帶來的。中國的方式則與此明顯不同。

有了這樣的實例，他又提及瑪雅、埃及、印度河流域等地的文明也是如同中國一樣，具有很大的連續性。因此，張先生認為，西方通行的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即封建社會）演變過程的三種方式：“古典的”（即歐洲的）、“亞細亞的”（中國的）和“其他的”，可以修訂為兩種分類：

借用印度學者Dipesh Chakrabarty的書名Provincializing Europe，這是“把歐洲復歸原位”的意思。既然理論是實際情況的總結，那麼就一切從實際出發，西方理論自然極為重要，但是理論不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可以根據實情去增刪修正。這是對理論最客觀最學術的態度。

當代的中國研究，除開不了解的考古學領域，在略有所知的文史領域，我覺得大部分的學者會使用西方理論，少部分的學者則傾向於堅守傳統，較少受到西方的影響。這樣的現狀自然有合理性，也有不少學者，包括余英時，呼籲不可以把西方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的實際。在西方的學術霸權之下，有人硬用理論，也有人妙用理論，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用中國的實際去修正西方理論。其實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即便修正之後的理論無法立即取得西方學界的普遍認可。

正因如此，張先生相信“研究中國的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國史”。

此講還有兩處值得注意：

在提到瑪雅文明和殷商文明的高度相似時，張光直說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中國和南美不可能有直接而頻繁的交流。因此，他猜想在二三萬年以前，印第安人通過白令海峽從亞洲到美洲，就帶去了很多的文化內容（具體來說，中國和瑪雅相似的是：通天的巫術以及巫師使用的工具，包括法器、葫蘆、酒之類，p. 21）。即是說，二三萬年以前的人類文明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複雜和高級得多，那時候的亞洲文明就被帶往北美而南美，同源的亞洲文明和南美文明獨立發展了一兩萬年以後，依然高度相似。他將其稱之為“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這一推論，雖然是解釋了中國和瑪雅的相似性，但是其結果依然有些匪夷所思。試想二三萬年前的文明如果達到了那樣的高度，為何考古遺址中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雖然遠古時期的社會變遷遠不如現在來得快，但是一個同源文明在分離一兩萬年之後還能夠很相似，似乎也難以說得通。

另一處則是張先生的洞見，他在談到“野蠻”概念的時候提到：

這一段不僅是對學術概念的分析，而是通過對線性史觀的批評進而上升到了反思人類文明發展的層次。

這一篇總結了考古學的內涵和幾個重要的概念，其中的內容，似乎不只適用於考古學，對整個人文學科也有參考意義。

考古學的三點總結：

考古學方法論中的幾個重要概念：“資料”、“技術”、“方法”及“理論”。

這一講談到考古學的重要步驟：分類。既有普遍性的論述，也進行了舉例，而對我啟發比較大的則是普遍論述的部分。

張光直從實際生活開始入題，說中國人吃飯有主食、副食之分，可是這個分別在外國不存在。外國一頓飯（meal）分為開胃品（appetizer）、主菜（main course），沙拉（salad）和甜食（dessert）。而澱粉質的食物，即中國人所謂的主食，並不佔有特殊的地位。(p. 61)

就我的閱讀經歷而言，談論分類的差異性而又兼具趣味性的，無過福柯在《詞與物》的前言所說的：

這個段落引用了“中國某部百科全書”，書中寫道：

福柯的著作雖然是社會學、思想史領域的，但是他也把握到了“分類”的本質，即分類是基於特定的時代和地理特征的（也可以加上文化、歷史、社會等等特征），張光直在此講也談到了類似的意思。

其實，分類的本質，是要將研究回歸到對象所在的歷史語境，要盡可能去除現代社會給我的帶來的偏見和枷鎖，去充分的理解所研究的“歷史世界”。

以上是閱讀此書給我帶來的一些啟發。此外，我也讀了張光直另一本書《考古學——關於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再思考》中雖非討論學術，卻也很重要的最後一章《考古學與現實世界》。

他提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只有大約百分之一給了考古學，“職業的考古學家應當因此而責怪大眾還是可憐自己在公眾意識中這種可憐的地位呢？”他說，考古學家與其自怨自艾，不如反思“考古學家曾經為普及考古知識做了什麼”

他又說：

此書成於六十年代，講得是半世紀以前美國學界的狀況，如今倒也是中國學界的寫照了。

作為理性的學者，張光直也說了一段感性且感人的話：

很有滄桑感，也說出了我讀書的意義：了解古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甚至和古人做朋友。

我不是學考古的，以上的一點感想只是外行的胡亂發揮，但是，由此也可以見到張光直先生為學為人的視野和境界。余英時先生在追懷他的文章中提到，“他早年一直有一種嚮往，即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這樣的話似乎同張先生的書給人的印象有所不同，但是，當我們知道張先生有過這樣的想法，再去看他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深厚的現實關懷，便也更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