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锦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本由钱穆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8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阎若璩

阎若璩学精博实在考据，然其制行与毛奇龄氏大有可议者。《四库提要》论潜邱札记云:“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辨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潜邱称生平服膺者惟三人:曰牧斋、梨洲、亭林。然讥牧斋谓“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黄亦指《待访录》误谬者，於顾《日知录》亦加补正，潜邱将钱与顾黄并尊，殊为不识高低，甚至谓亭林“久乃屈服我”，潜邱考据惟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於梨洲没后称弟子，谓“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牆”。然其《疏证》后四卷直呼黄太冲，序文中笑梨洲语，心迹之狭已失学者襟度见笑於通人。谢山直讥为陋儒，潜邱又朝暮荣宠，屡应鸿博荐，清圣祖巡河过山阳，召见赶不上颇懊丧。及清世宗收罗名士，召入京，潜邱乃不顾衰病而往，不久即卒于京寓。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二)：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考辨条目

宾四虽颇主宋学，然不废考辨，读书随札得三十五条，容有漏失，然皆见其小节不遗，议论精彩，可为通篇立论之助，后人循其轨迹，亦可加以邃密，或为修驳，然前贤筚路蓝缕之功，岂非彰彰然耶？列其考辨条目如下：

辨黄梨洲、陈乾初平生晤对，唯有一次，在康熙五年丙午。【页39-40】

辨《南雷文约》所收乾初墓志为梨洲之最终定稿（第三稿），比对《南雷文定后集》所收第二稿，可见数年内梨洲对乾初见解之转变，并及梁任公所言之误。【页46-47、49】

辨归玄恭对待潘用微前后激变之原由为出于奇兴，动于群疑众怪，转而自悔。【页58】

辨黄梨洲、吕晚村嫌隙始末，并疑全谢山《祁氏藏书记》之说不信（可疑有四），以其实皆为文士习气未脱。【页74-77】

辨《蒿庵文集》即以《论学书》为亭林与蒿庵之原书而附刻之为误。【页143】

辨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误以陈第“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页148】

辨四库馆臣不及《日知录》论政诸端，独拈《音学五书序》轻致讥弹为遁词。【页157】

辨顾亭林三十一岁为《诗本音》，曹学佺为之序者乃最先之笔记初稿，后必多所改定。并商榷梁任公、王观堂之说。【页165】

辨梁任公《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不识马宛斯著述之价值，且其论李锴铁《尚史》体例近《绎史》亦非。【页170】

辨北方学者尚博之风亦已有渐。【页178】

辨当时李孝慤所以拒颜习斋、王法乾之会而与之书，又不答习斋之访，且约晤而他出，留示日记婉规习斋，乃在于习斋性气高亢矫激。【页202】

辨洪璟（洪亮吉曾祖）之兄洪嘉植，字去芜，曾作《朱子年谱》，疑冯辰辈（编《恕谷年谱》）已不详其人，梁任公以璟为去芜尤误。【页231】

辨张穆潜邱年谱谓阎潜邱求御书为有感于朏明之事误，朏明《禹贡锥指》之达内廷，在潜邱进《四书释地》后。【页245】。

辨全谢山于毛西河亦未能刻划悉如其分。【页256】

辨阎潜邱《尚书古文疏证》所谓阙文者，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虚张其目耳。【页265-265】

辨阎潜邱之梨洲授书与受业亭林二事俱不可信，全谢山有误。【页266】

辨毛西河著《古文尚书冤词》之动机乃与阎潜邱争胜，何秋涛之言为可信。【页267】

辨《古文尚书冤词》中之“或曰”乃阎潜邱。【页268】

辨阎潜邱见毛西河书后自改《疏证》旧说为定然。【页272】

辨段懋堂作戴东原年谱之谬失，盖《与是仲明论学书》在癸酉东原未入都前。【页338】

辨东原实以乾隆甲戌入都，洪榜《东原行述》、段懋堂《东原年谱》误。【页342】

辨王西庄《尚书后案》颇受江艮庭《尚书集注音疏》之影响（且二书皆自注自疏，师惠定宇《周易述》体例）。【页347】

辨乾隆丙戌戴东原所告段懋堂“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者，实即《原善》三篇之扩大本，懋堂未经面质，误认为乃《孟子字义疏证》。【页352-354】

辨戴东原《绪言》草创，应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时，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段懋堂谓剏始乙酉、丙戌必误。【页355】

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最晚成在乾隆丁酉，而成于丙申。【页355-357】

辨章实斋似未见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页360】

辨戴东原之《直隶河渠书》乃攘窃赵东原之作。【页360】

辨江藩《汉学师承记》以钱竹汀著《廿二史考异》乃针对戴学为不足信。【页459】

辨木犀轩刻焦里堂《论语通释》本乃里堂以后改定之本，今《文集》所收《通释序》乃原稿，后《通释》略有增广而易其序文，乃误记为癸亥。【页498】

辨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谓《汉学商兑》成书在嘉庆间为无据，要之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页569】

辨《书林扬觯》与《汉学商兑》同刊于辛卯，盖亦同时所成。【页572】

辨龚定菴之卒，已亥出都，必有甚不得已者，或即由其得罪穆彰阿（闻张孟劬之言，张、龚二家为世姻），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页606】

辨康南海《伪经考后序》所言为饰说，实有从廖季平得来者。【页722-723】

辨康南海《孟子微》、《论语注》、《大学注》等论调之谬。【页773-776】

辨康南海《礼运注》不在早年，倒填年月，其成书当与四书新注相先后，应在乙未。【页778-779】

页码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三)：札记

钱穆在该书的自序中提出「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强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发展的一个内在理路。与任公的同名著作相比，钱穆并未将汉学和宋学放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上，而是强调从宋学到汉学，自有一条一以贯之的发展线路。岛田虔次曾指出，明学必须用明学本身的原理来衡量。这一论断，可以扩展到中国之后的学术史，即中国的学术必须用中国学术本身来的原理来衡量。由此，乾嘉学术便不仅仅只是对王学末流的简单反动。任公的观点由此显得似乎难免有些偏颇。

在自序中，钱穆指出，宋学的最大特点是「重经世明道」，继而以东林，继而认为明清易代时期，诸遗老的学术特点上继东林而起，「不忘种姓，有志经世」。乾嘉以降，学风趋向考据之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之政策，使得宋明之学的士以载道、身承天下为己任，一至有清一代则学风大变，是以转入为学术而学术，而尠于求道，故有清一代乾嘉之后，「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嘉道之后，清廷统治力日衰，政治、风俗、学术等均发生变化，王汎森所指出的「道咸之变」即是此。王汎森教授指出，道咸时期，思想界出现三种动态，即1）探索新的出路；2）挖掘旧有资源，并以某种变貌施行；3）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加强原来的道德秩序，此即所谓的「文化内卷」。钱穆也曾指出：「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穷将变之候也。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则龚定庵、曾涤生、陈兰甫其选也。然而皆无以大变乎其旧，则亦无以挽世运于复隆。」然而道咸时期学术，欲恢复道统而不恢复士为道之承载者，继之而起的晚清公羊今文经学，「皆先立一见」，以六经为我注脚，以论代史，根基不稳，甚至于公羊学派的领军康长素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相矛盾。统观全书，钱穆民族主义的特点在其写作目的和叙述过程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上册绪论汉学渊源，次叙明初三大家，华夷之辨始终为其主线之一。后文叙述乾嘉考据之风盛、叙述道咸-同光之际士风日下，除从学术本身理路分析外，亦多归于异族政权的高压统治

如同葛兆光所言，宋学内部存在着三个固有矛盾，即现实的中国与观念中的天下、富国强兵的实际需要与太平的理想社会、心性之学与道德同一性的渐失。汉学在钱穆看来，是沿着宋学的内在理路的发展，同样的，也继承了宋学内部存在的固有矛盾。理学的产生，自有其特殊的现实关怀。理学轻义利而重心性之辩，对义理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明代心学，按照岛田虔次的观点，是一种实践性的哲学，是个人理性的独立化、自律化，体现在心学（尤其体现在岛田氏所谓「王学左派」）之上，但同样的，对个人理性的独立化、自律化的追求实际上导致了对义理的理解以及道德标准的差异化。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再有一个普适的道德标准，道德的同一性趋于崩塌，从而也才会出现晚明的新的「人伦物理」。然而，这种转变是基于「士大夫的原理和世界观的产物」，并不是全新的。明末清初的学术，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产物。近三百年的学术，统而观之，仍然是沿着传统学术「道问学」和「尊德性」二端发展。

钱穆于戴东原之前，感叹明末三大家学术宗分朱陆，然学术上自有一番气象。于东原之后，则感叹清廷钳制日严，学者唯埋首故纸堆中，专为考据之学，笃信训诂明而义理明，即王西庄所谓「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而明末清初的学者气象偃旗息鼓，门户之争遂起。由此，钱穆尤反对学者以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相标榜。盖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无宗主，则摇摆不定，随波浮沉，学问难进；有门户，则心存己见，妄自臆测，拘于一隅。至于龚定庵之后，清廷积弊日深，而列强侵入，世风趋变，公羊学随之而起。然公羊学最初言经济、言经世，仍旧在考据学的框架之内；论风俗、论礼，仍延续颜习斋、李恕谷一路。故治史学而趋于媚古，治经学耗于琐碎，试图于中国文化内找寻纠正时弊之方，却又严守汉宋门户之见。至于长素，则以公羊经言改革，然康有为的学说，钱穆看来乃是西学冲击下的反应——这一观点与列文森不谋而合——以中国文化传统比附西方，「貌为尊孔，实则尊西俗」，并认为就实质而言，「打倒孔家店」与长素之尊孔乃是异曲同工。钱穆认为，单纯的比附并不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和中国学术的一脉相承，这在他对康南海的批判中清晰可见。钱穆对近三百年学术的梳理，实贯穿他在之后《国史大纲》中提出的「温情与敬意」，同时，这种「温情与敬意」也体现在钱穆的政治思想中。全书凡议论学者政治思想，均首特重于正风俗、礼教，以端正人心；次重文风开化，以昌明学术。由此可见，钱穆的政治理想仍是正风俗、昌学术以兴政治。

相对于任公的同名著作相比，梁启超之书为开风气之作，可以看作他《清代学术概论》的扩写版本，继承了概论「以复古为解放」的观点。钱穆的作品，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承认本国历史的既有意义，并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对其而言，中国传统的学术是有其内在价值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四)：【转】戴景贤：略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简介】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1951年出生于中国台北。曾师事著名史学家钱穆逾二十载，博士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长期担任高雄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曾任该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现已出版《明清学术思想论集》《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及其道器论之发展》《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宋元学术思想史论集》等著作。

【文章来源】节录自《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钱先生第二部重要之著作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写作之时间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部分与《系年》重叠。其时钱先生已由中学转至大学任教，此书系钱先生为当时于北京大学所开设之课程而作。 在其前，唯梁任公曾于清华大学讲此课，亦有成书。任公乃清季今文学运动中一人，又多与民初新学风通声气，为大师，故其书于身后出版，极为世重。 而在此前，任公为蒋方震(字百里，1882—1938)《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一小册，已启端绪。 任公论学术史，有二项基本观点：其一为注意“分段之特性”；其二为注意“思潮之反动”。此二项观点，固为近代西方论学术史者所常有，然于中国学界，则有特殊之意义。 因中国旧有之论学方式，虽有所谓“流变”之概念，然学者对于古代历史，乃至古代学术，有其甚深之尊崇、仰慕之心理：故论学往往着重其根概所自出，而于其因应时代环境所不自觉陶转之性格，常易忽略：亦因此门户是非之见，不易摆脱。 任公早年从康南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1927)学所谓“今文经学”，虽常不嫌意于其师“刘歆(字子骏，公元前50—后23)伪经”、“孔子改制”说之武断，”然康氏变“经学”为“子学”，一扫前人尊经崇古之见，任公则推服不置；认系清末思想解放不二之功臣。 任公既得此启示，又自严又陵(复，字几道，1854-1921)所译书中得所谓“进化”之观念，后遂渐有“学术发展”之历史观。 其早年所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而其考论学术史之途径，则一方面受章太炎以欧西哲理与印度唯识比论中国思想之影响，一方面又受胡适之审别“学术史料”与注意“时代背景”之刺激，后遂续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诸子考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诸书。 而因任公自清末以来，即特意研究墨子，著有《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29等书或文，故胡适之《哲学史》讨论“名”、“墨”之关系，亦迅即启发其区别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之眼光；以是任公后论墨子，亦取此新得，重新检视《墨经》与墨家之论理学，写成《墨经校释》与《墨子学案》二书。 至于论及近代学术，任公则盛称清代学术中之“考证”方法，以之与胡适之所号召“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合流。 任公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另有一写作之动机，即应胡适之之请，欲以此书阐明“今文学运动”与其同时代学术间之关系。 而任公所发展之说之巧妙，则在以中国历来“学术门户”之争执，配合其所浅取之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辩证发展”之论法，将中国学术之历史，区分为“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与“清学”五部；企图揭除其表象，而联系其内在分段发展之线索。 而于任公《概论》一书之所论中，有一显见最不同情之阶段，即米明之理学，此盖因当时人深觉中国以悠久光灿之古国，而询至于文明落后，“古史观念”之过于理想化，与“伦理观念”之予人以过多之束缚，两者为根本之原因；而皆由“理学”建设之方式有以致之，故任公即令欲于所谓“理学流弊”之论述外，另觅“理学”之价值，亦不免受同时代意见之影响。 因此其书之于理学，着重讨论其所采取乃至损益佛说之处，认系其真精神；而以其必要附名于儒学，为厚诬于孔子。至于任公解释清代学术之发展，则一以“反动”于宋明理学为说；又谓其“以复古为解放”之目标，由宋而上，实必至于最后对于孔子、孟子而寻求解放不止。 故凡乾隆、嘉庆时期之考证，与所谓“今文经学”之疑古，在其见，皆认为乃同有怀疑、批评之态度，因而其所表现，具备“学术方法”上之重大意义。 唯以梁氏讨论清代学术之二部专著相互比较而言，凡以上所述，皆《概论》一书之意见，至于其最终撰写有关此一时期之学术史，“逐步解放”之论则已不谈；止维持“共同思潮”之说。 凡《概论》中所极力张大晚清“今文学”之地位，认与“乾嘉”乃平分清代学术主导之意见.亦尽去其语；仅止以之依附于“清代整理旧籍成绩”项下，而另着重讨论明清之际所以启导于清学之实质内容。书亦改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名。 此外，于其书中最可注意者，任公对于理学之发展，似已确认其所蕴含之儒学成分；仅以明末王学片面之流弊，认系“学风转变”所针对。 而全书亦增入对于清初以来儒者个人气节之描述，与清人学术精神与实际政治间关系之讨论；论渐趋于平实。 且谓：清代学术之倾向于客观考察，工夫泰半用于纸片，实际尚另有一潜藏之支流，即是着重于实践；此一支流屡起屡伏，极有特色而较前进步，惜未能发扬光大，今后仍有扩充蜕变之余地。 此论与《概论》认为清学功在“方法”，时至今日可以功成身退之见，盖已有着眼点之不同。特究极而论，任公此项转变终嫌过迟；其“经学”之观念，既早为“今文学”所破，“儒学”之观念，又受其“分段”概念之切割。 彼对于孔子学说之真正造境，与儒学之所以成为一项“学术传统”之特性，仍未远于星年从学手康氏时留意于“陆王”与“孟子”，以及后来《先秦政治思想史》看重先秦各家政治思想之所见：故其最后著成之《近三百年学术史》，最大之价值，仍仅限于人物之介绍，与其学术成绩之描述。对于解决中国学术史之诠释问题，任公仍缺乏完整而详尽之定见。 钱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作，基本上近于梁著之后作，而不同意于其前作之《概论》。钱先生之反对晚清今文家说，最先见于撰作《系年》期间之《刘向歆父子年谱》，乃驳康南海“伪经说”；续又为《周官著作时代考》，亦论“今古文”问题。两文皆刊《燕京学报》。 荐其稿者，即当时提倡康氏说甚力之顾颉刚。”而对于今文学运动影响下考辨古史(即前文所述之第一项)之过于怀疑之态度，钱先生亦抱持异议；其意见则见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前一年所作之《崔东壁遗书序》。 崔述书人所鲜知，当时系因胡适之之提倡，而为人所注意；其遗书之全部，及相关资料，则由顾颉刚负责搜集、标点。胡、顾当时皆以提倡“新考证”得大名，而崔氏则以异时而同有“怀疑”之精神受重视。 然崔氏过于信“经”，故凡诸子所载事不见于经籍者，皆有所疑；而当时之考辨，则所择之重点，在于儒术之“经学”观念中，所秉持之古史观。同于疑，而所以疑者实异。 钱先生重要之意见，则在认为：“古史之实际”，与“某一时代人对于古史之想象”乃两事；考辨古史诚重要，了解前人对于古史之一番活泼之想象，亦是研究前人历史之一要项。 学界于国难之方殷，而群趋于考古，其所为虽曰“辨伪”，虽曰“考信”，实则乃虑夫国人长久以来对于已往文化之自傲自安，而思有所矫挽：其集矢于儒术，必求反乎其见，非无所激而然。 故经艺之中有晚出之伪，固当考辨，其本身亦有足资考信于史者，亦不当忽视其价值。如疑禹为虫，属神话时代，不信有所谓“三代”，即属“轻疑”之例。至于儒学中之古史观，其在中国历史，亦自有教育人才，会聚文化力量之功效；苟不通于儒术，不明于儒家所言之经义，则亦必无以见出中国历史之精神。 钱先生此文中所强调“经学作为儒术”之意义，基本上与清季以来“今文学”以经学考据之方法，破除“经学”作为“儒学”与“史学”联系之桥梁，而希望变化出一种自由之“子学”，乃至接引西方近代史学之新趋，从而建设出种“新史学”，如梁氏《历史研究法》”一书所期盼，可谓大异其趣。 由此可见，钱先生于其面对时代学术问题之同时，其衡断“学术史”之观念内里，实有一不同于当时人观察中国“智识阶层”与其文化之眼光；且对于“儒学”与“儒术”之展演，亦有其特殊之贯通中国历史之理解。 故钱先生之论叙清学，其所着重，实更在于其学术精神之转换，而非仅止于学者实际运用之研究方法，或成绩。此种对于“儒学”之理解，最重要之点，一方面系要于义理思想之发展上，将各时期之儒学发展加以比较，以期能寻找出其基本共通相承之本质，与相异之时代特性；另一方面，则又祈求能从“儒术”之观点，将中国“经学”与“史学”之精神与成就，融入于相通之学术观念之中。 中国传统学界所谓“汉、宋”与“今、古文”之门户问题，于梁任公所思借“学术史”之观念予以破除而未能毕其功者，在钱先生之书中，可谓皆已具体达成。 钱先生此种以“儒学历史”为基础之“中国学术史”观点，特别表现于其对于明末清初学术之叙述，及对于戴东原(震，1724-1777)、章实斋(学诚，1738-1801)二人之衡论。 戴、章及清初诸儒，亦皆民初学者所极力表章者。然凡当时所持以表章之学术观念，如看重戴氏“理”、“欲”之辨，看重章氏“官学”、“私言”之分别，及论“纪事本末”一体之意见，乃至清初诸儒之民族气节种种，皆属个别与当时学界所重视之问题相关；对戴、章二人于宋以下之儒学史上所应占有之地位，及其所显示之意义，则并未有一超乎“经”、“史”与“义理”各自意义之上之“学术整体观”。 而钱先生之所以于明末诸儒之前，犹追叙于两宋，作为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引论》，则寓有其溯本于“整体儒学”之微意。 钱先生论中国学术发展与中国古史，于解决时代共同问题之同时，有其绝不同于民初一般思潮之处；此点又可见于彼与《学术史》并时而著之《秦汉史》一书。 此书亦系钱先生于北大授课时所写成之讲义。全书最重要之着眼点有二：其一为秦、汉制度之来历；其二则是秦皇焚书、汉武表章五经之真相。此二点，亦皆系针对当时流行之史论而来。 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自言其少从康南海游时，尝自为说，谓二千年来儒学之宗派屡变，实皆盘旋于荀子之学肘下；后游京师，先后获交夏穗卿(曾佑，1863-1924)，谭复生(嗣同，号壮飞，1865-1898)，论相符契，遂同以“排荀”为运动。 及康氏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彼乃于《新民丛报》为文，论驳其议：大意谓：中国学术之光昌，莫盛于战国，以有思想之自由；及秦皇焚书，而思想一室，汉武罢题百家，而思想又室。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实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为一贯之精神，故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且谓凡此，皆二千年“保教党”所生之结果。 今若取梁氏此说，以读谭复生之《仁学》，“与夏穗卿之《中国古代史》，“则知以中国二千年之政治为专制，秦皇、汉武乃先后为功，且指称所谓“儒术”者，特帝王取便于专制所御用，其所尊于孔、孟者，乃虚言，其内里则实为荀子以传李斯、韩非，乃至汉儒之术，凡此种种所说，皆任公当时若干今文学者，有感于时变所抱持之对于中国历史与学术之基本看法。 其后胡适之著《哲学史》，以秦皇、汉武之措施，为中国古代哲学受挫中绝之原因；冯芝生(友兰，1895-1990)承继为说，以“武帝表章五经”为划分周秦“子学时代”与汉武以后至于清之“经学时代”所依凭之界线；实皆受此逐渐普遍之观念所影响。 钱先生《秦汉史》书中对于上述所谓“专制”、“驭用”之说，未明白辩驳，然其书将秦人政制之创建，与其焚书之心态予以分别，而于汉人之因袭秦制(包括设立博士官学)中，又择出汉代儒术与吏治之关系，详加讨论，基本上即是欲以阐明：观察政治，制度与人才，乃当分别重视之两项。 制度之设立，出于历史发展之需求，果其不受心态转移(秦人焚书与汉人慕古于心态上正相反对)之影响，而能传衍因袭，则其间必有超乎“个人因素”之事理(秦人变法又可上溯于六国之措施)。 至于一时代所进用人才之素质，与其观念、风气之状态，亦有其时代之特色，须多方考察(故秦汉制度虽相因袭，其所以为治，亦未可一概而论)。凡此皆应有各自独立之观察角度，不能一体混说。

本文选自《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与 钱先生第二部重要之著作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写作之时间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部分与《系年》重叠。其时钱先生已由中学转至大学任教，此书系钱先生为当时于北京大学所开设之课程而作。 在其前，唯梁任公曾于清华大学讲此课，亦有成书。任公乃清季今文学运动中一人，又多与民初新学风通声气，为大师，故其书于身后出版，极为世重。 而在此前，任公为蒋方震(字百里，1882—1938)《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一小册，已启端绪。 任公论学术史，有二项基本观点：其一为注意“分段之特性”；其二为注意“思潮之反动”。此二项观点，固为近代西方论学术史者所常有，然于中国学界，则有特殊之意义。 因中国旧有之论学方式，虽有所谓“流变”之概念，然学者对于古代历史，乃至古代学术，有其甚深之尊崇、仰慕之心理：故论学往往着重其根概所自出，而于其因应时代环境所不自觉陶转之性格，常易忽略：亦因此门户是非之见，不易摆脱。 任公早年从康南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1927)学所谓“今文经学”，虽常不嫌意于其师“刘歆(字子骏，公元前50—后23)伪经”、“孔子改制”说之武断，”然康氏变“经学”为“子学”，一扫前人尊经崇古之见，任公则推服不置；认系清末思想解放不二之功臣。 任公既得此启示，又自严又陵(复，字几道，1854-1921)所译书中得所谓“进化”之观念，后遂渐有“学术发展”之历史观。 其早年所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而其考论学术史之途径，则一方面受章太炎以欧西哲理与印度唯识比论中国思想之影响，一方面又受胡适之审别“学术史料”与注意“时代背景”之刺激，后遂续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诸子考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诸书。 而因任公自清末以来，即特意研究墨子，著有《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29等书或文，故胡适之《哲学史》讨论“名”、“墨”之关系，亦迅即启发其区别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之眼光；以是任公后论墨子，亦取此新得，重新检视《墨经》与墨家之论理学，写成《墨经校释》与《墨子学案》二书。 至于论及近代学术，任公则盛称清代学术中之“考证”方法，以之与胡适之所号召“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合流。 任公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