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思想家》读后感100字

《俄国思想家》是一本由[英国] 以赛亚·伯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7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俄国思想家》读后感(一)：读这样的书，感觉就像俄罗斯套娃

一层层剥去外壳，却始终不见内核。

作为一名本不了解俄罗斯思想史和俄罗斯思想家的业余读者，对以赛亚 伯林之名也不甚了了，读这样一本书，真的很累。

首先是译者的文风。译者的文风往好里说，不可谓不优美，但往坏里说，简直是化简为繁。思想，哲学类的东西，本来就十分地搞脑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很多时候似乎是怕自己的理论过于简单容易被读者识破，还会故意地用些复杂的词语甚至自创的词语。译者再去用些古风的词句来翻译，恐怕使得读者离原意是越来越远，在原本的套娃上又多加了几个译者自制的套娃。

说到这样的翻译，我想起自己在奥地利格拉茨旅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家饼干店里看见中文为“西施吻”的小饼干。当时有些诧异，再看了下德文的写法，是“Sissikuss”。也就说，其实应该是“茜茜公主吻”。“西施吻”的译法看似附庸中文的风雅，其实远远背离原意。

其次，（原谅我无知者无畏），作者伯林毫无疑问地是在借写俄罗斯的思想家在贩卖自己的私货，或者说，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在解读俄国思想家，而并不是试图客观公正地来描绘俄国思想家。这一点，从他的文字中夹议于叙的篇幅可见一斑。

不过，读过之后，对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大致能有个了解。也算收获。

《俄国思想家》读后感(二)：俄国思想家

我是非常喜欢以赛亚·伯林的。他的这本《俄国思想家》虽然他在写托尔斯泰、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但我还是觉着他还是在写他自己的想法。

以赫尔岑之见，自然是一群潜在事物，这些潜在事物之发展绝无任何可以理解的计划。无限丰富、无限宽大的宇宙，过程何必要有功效作用，自然之富蕴多力，是无限的，无所顾忌的.......直到死亡。只有死亡才能冷却它的热情。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人生的目的只是生活。那么任何乌托邦的，有目的的规划都是瞎扯淡，这些承诺与威胁只是人利用人的籍口。

以托尔斯泰之见，人当下的感受才是真实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尤其对历史的描述那就是盲人摸象。什么“伟人”左右历史也是很扯的事，都是各种复杂的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战争与和平》里拿破仑势如破竹的冲进莫斯科，在一只眼的库图佐夫稀里糊涂的打败了。在宣布胜利的时候，库图佐夫自己也是懵圈的。

托尔斯泰是卢梭的自然主义者接班人，科技摧毁了道德，经济破坏了人的善良与纯粹，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虚伪与贪婪的进程。

自由分两种，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人有消极的自由就够了。积极的自由很容易就变成了邪恶与枷锁。

生而为人，知道自己当下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就相当不容易了，至于别人在做什么，人类整体在做什么，搞不清楚的。

《俄国思想家》读后感(三)：纪念伯林之死

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钱永祥

伊赛尔•伯林是当代一位影响力极为深广的思想家。《自由四论》与《俄国思想家》两本文集固然为读书人所周知；《刺渭与狐狸》、《马基亚维利的原创性》、《反启蒙运动》、《民族主义》等多篇文章也久已脍炙人口；《自由的两种概念》更是相关文法科系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必读小经典。不过伯林作为思想家，却与我们心目里熟悉的思想家形象有些不同。

伯林出身哲学，可是他名世的学术身分乃是思想史家；确实，几乎他所有的观念，都是藉由对人物、运动、思潮的思想史研究来表达的。相应于此，他的思想史著作也洋溢着清楚强烈的问题意识，从不限于排比材料，或者做即兴的诠释与机械的化约。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在三个方面造就了这位自有独特色彩的思想家。

第—，他无意于营造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全面的学说。他不是康德、黑格尔，也不是罗尔斯或者哈贝马斯。除了早年的少数专技性哲学文章，他几乎未再脱离思想史的脉络去抽象地谈概念。我们无法想象伯林像罗尔斯那样经营“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或者像哈贝马斯那样建构“沟通伦理”的历史取向，自然更注定了他会迥异于古典的系统哲学家，或者是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家。

第二，即使接受了思想史的取向，我们也会注意到，伯林的著作通常题材分散，而体裁也以文章为主。如果我的记忆无误，除了极早年的《卡尔•马克思》，是写成章节完备的专书，此后他的作品均是单篇的议论(essays)、长短论文、演讲、广播谈话、乃至于杂文；发表场所也往往是在《纽约书评》之类的文化刊物，直到近20年来才择其要者逐册结成文集。而他讨论的主题，则泛及政治哲学、文化意识、历史理论、近代西方的几大思潮、俄国思想史，乃至于维柯、赫德、哈曼等遭主流思想史淹没的人物。由于这种著述方式，伯林的影响虽然广远，却少了一般思想家吸尽一江水的霸业雄图气味。

第三，伯林当然有他的“主张”，不过这类主张往往是批判性的而不是积极性的，旨在指出限制而不在堆砌希望，目的在于提醒而不在鼓吹。他的思想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许诺成分，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能给人类提供任何解答或远景；但是他相信，期待解答或远景的人，最好对人类的处境稍有了解，以免陷入幻觉。我们称他为思想家，原因就是他对于了解人类的处境，作出了人文意识浓烈的贡献。

在这方面，伯林的思想在表面上虽然沾染着几分英国的保守世俗色彩，实质上的悲剧意识，却更接近韦伯。我始终不解，渊博如伯林，从容游走于俄、意、英、法、德多国思想传统之间，何以竟然终身不曾正面讨论过与他思想接壤的尼采和韦伯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当代思想史最有趣的公案之一。

熟悉韦伯“价值多神论”的人，其实已经掌握住了伯林思想的核心议题。伯林深信，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不仅杂多，并且相互冲突；这些价值无法形成—个高下各有定位的层级体系，也缺乏一个可以共量的尺度。价值冲突不仅在团体之间与个人之间都存在，在各个人内心也会爆发。因此，即使是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也注定充满着疑惑、将就、矛盾、不安与永远游移无定的向注。可是人类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的存在，于是产生了对于一元论体系的渴求。伯林认为，西方思想的主要传统，基本上都是一元取向的。他终生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这种弥漫两干多年的一元论传统。

撇开古典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庞大的一元论救赎体系不论，近代西方的—元取向，主要诉诸普遍理性与普遍人性。启蒙运动，在伯林眼中乃是这整个趋势的代表。可是藉普遍的理性或普遍的人性，真能够整合价值、消解价值的冲突吗？可以，代价却是以阐明理性或者人性需求为名，抹煞多元与差异，将某种秩序和价值观强加于心灵和社会。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构想，今天看来或许童叟无伤，可是各类社会工程师，在后继时代里仍然精益求精地设法落实启蒙运动的原始雄心。他们的成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随处可见。伯林撰写《自由的两种概念》，目的即在于戳破启蒙思想躲在“积极自由”说词之后的整体一元倾向。

西方的反启蒙传统，已经发展出了对于一元主义的批判。这也就是伯林专注于挖掘这个传统的主要动机。历史有一个朝向一元终极目标的直线方向吗？抽离的理性能够掌握自然的多样风貌吗？原子式的个人能够滋生价值吗？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能够用一套普遍的标准来臧否吗？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今天看来或许多已失去尖锐性，但是其背后一元与多元、普遍与个别的争执，在当前的多个领域里，仍以其他形式方兴末艾。用政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为例，普遍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公民身分的普遍权利与身分差异、乃至于民族主义从“对外求异”到“对内求同”的暖昧性格等等讨论，用意都是企图安顿一元与多元两方面的要求，却又难得其解。

在哲学和文化理论的领域里，这类争执就更明显了。不错，上帝已死，后现代似乎已经接收了全部遗产。可是，当后现代主义有如尚不解事的顽童，正为严父去世后的解放感而欣喜雀跃时， 伯林的不同，或许不在于具体的论点，而是在于他更为了失怙之后的责任与坎坷前路而忧心焦虑。

作为一个人，伯林距离我们实在很远，他是英国长大的俄裔犹太人，在牛津大学求学任教一生，出入英国和欧美的高级文化学术社交圈，个人关怀所在则是犹太民族的命运。不述他的思想确实有相当的启发性。阅读伯林，是一种愉快的经验。他的文字虽然雕琢讲究，理路与意思却浅显易懂。可是即使读来感觉清爽会心，你会发现他在文字背后织下了重重关连与视野，可以让你尽情深入思索，逐步展现一个丰富的思想世界。对于身在东方的我们，这个思想世界可不是不相干的。伯林有他云端的个人生活，不过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家(而不是学者文人的思想家)。他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损失。

《俄国思想家》读后感(四)：以赛亚•伯林的思想遗产

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杨新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 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 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 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为纪念以赛亚•伯林作品引进十周年，近日，清华大学国学院与译林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以赛亚•伯林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介绍，本次研讨会历时3天，来自中国大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数十名海内外伯林研究专家，围绕“伯林与政治哲学”、“伯林与思想史”、“伯林与当代中国”三个主题展开了研讨。

而与此同时，今年，译林出版社将对《俄国思想家》、《伯林谈话录》、《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等早期引进的伯林作品进行再版。此外，《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个人印象》三部著作也将于年内首次出版。

伯林何以独占鳌头

1998年，伯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曾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以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就此伯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开始谈及他的“自由”概念，各种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

2001年9月，以赛亚•伯林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到国内。他的《俄国思想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收录在由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丛书中。近10年来，经过刘东等众多学者与译林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伯林的主要著作陆续出版了中文版。其中《俄国思想家》、《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等被列入了不同年度、不同书媒机构评选的好书榜单中。

近10多年，国内有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书籍越来越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感叹，但像伯林这样十余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版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虽然看似罗尔斯比伯林的名气大，人们也公认，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罗尔斯；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罗尔斯的大名就已经迈向中国了，其著作《正义论》也迅速在国内翻译出版；但陈来表示，在整个学术界来看，伯林在政治哲学研究及传播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究竟伯林是凭借什么在中国“抢”了罗尔斯的风头？“西方学术的书籍以及这些书本身译文的生命，与被介绍国的文化政治生态有关系。”陈来解释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更强调的是公正、公平，而该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中国学术界介绍西方的思想家，在每个时期的都有不同的重心。如上世纪80年代，因为涉及现代化的问题，重心在美国。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伯林所谈论的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补充反思，成了大家重视的课题。

“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终其一生，伯林从未踏上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甚至从未涉猎过中国的问题。他可能不会想到，在这个国家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研讨着他的理论。在会上，历史学者姚大力表示，伯林不了解中国，但他的思想遗产对我们解决中国问题仍有启发。

一本《苏联的心灵》让伯林的名字在国内出版界刮起了一阵飓风。“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世纪》周刊2010年度书单（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好书）等榜单上纷纷写着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

但是读过伯林的作品或许会萌生这种感受——“伯林不是特别深刻的思想家”。无论是从论述体系的精密程度，对问题掌握的深刻程度，抑或是其现实上得出的结果，或许你会感叹，他比不上罗尔斯。

“但伯林这种思想家有一特色，即有很强的现实感。”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说。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逻辑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很多是说在现有的人性、现有的历史条件、现有的客观环境之下，人们应该怎么想事情、看事情。

从《自由论》、《伯林谈话录》、《苏联的心灵》这些著作中，你会发现，伯林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总是以一贯温和的姿态，坚持倡导价值多元主义，主张人类目的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的开放性，质疑一切意识形态教条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反对以任何绝对真理和终极目的的名义对人实行操纵、贬抑和强制，并努力让理性回归增进人类自我理解和道德尊严轨道。而他的这些个人特色，与他的身份是紧密相联的。

除了有政治哲学家的“帽子”外，伯林还被看做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的思想家。知道伯林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曾在俄罗斯短暂生活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因为担心遭受斯大林迫害，而跑到了英国，并长期在英国生活。刘东说，这一切经历使他拥有多重身份，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

半个多世纪前，伯林以其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创造性阐发，重新激活了英美世界对于政治思想的兴趣，复兴了自由主义论争；而他对于自由概念历史渊源的梳理，对于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反潮流”的挖掘，也使得思想史研究变得引人注目并充满乐趣。因此刘东认为，真正了解整个西方当代哲学的态度是从阅读伯林的著作开始的，从中可以理解罗尔斯等很多人的思想，“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1980年，伯林的文章《历史是科学吗》第一次被钱永祥翻译，并在台湾出版。当时伯林的文字给钱永祥留下的一个深刻体会，即其文章非常啰唆。他说：“如果说罗尔斯是分析哲学的学院派哲学家，那伯林就是一个著名的对话者，他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所以他的文章很不好译。”

尽管伯林的作品啰唆，但钱永祥同时指出，伯林的写作风格、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应该会觉得亲近。“中国人读罗尔斯会读得非常苦。”钱永祥说，因为罗尔斯用纯粹分析哲学式的作论证，阐述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证方式，而中国人比较看重思想给自己的感受，及寻找自己与新思想的契合点。

《俄国思想家》读后感(五)：熟悉的“陌生人”

摘自《经济观察报》 作者：王 焱

提起俄罗斯知识阶层这个题目，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又大又沉重的题目。俄苏知识阶层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近代中国跟俄国有很多难解难分的关系，不要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更小一些的作家，大多也耳熟能详。老一辈文学家说起哪一个俄苏文学家来，常常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斯基"”，可见其崇拜之情。

说“陌生”，是因为过去《联共（布）党史》的教科书模式，作为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俄苏知识阶层，甚至具体的作家作品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最早解构这套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俄苏知识群体的脸谱化谱系的，是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

从伯林的笔下，我们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异常敏感而又具有多种面相的，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异常复杂的。以往我们好像熟知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等等作家，通过伯林，让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另一面，觉得最熟悉的其实反倒是最陌生的，我们过去并没有真正了解俄苏知识阶层及其文化。

一般认为，近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一个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写作《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标志着近代西欧知识阶层的诞生。另一个是俄罗斯的拉吉舍夫，他写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标志着俄罗斯知识阶层的问世。比较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俄苏知识阶层跟中国知识分子关系更密切一点。正因为这一点，看金雁这本以俄国知识阶层为主题的书，觉得很亲切。

俄罗斯知识阶层或俄罗斯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待于未来仔细理清，应当说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

西欧的知识分子很高傲，但是提起俄国知识分子来还是充满敬畏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产品，好像前苏联生产的工业产品一样，体积都很大，一看就让人很震撼。金雁的《倒转红轮》一开始就探讨这个问题，索尔仁尼琴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多少卷多少册这种史诗性的大作品。《红轮》是索尔仁尼琴的一部大作品，金雁的书名由此命名，即溯流而上，追溯俄国知识阶层的成长历程与心路历程。金雁的书一开头就抓住了俄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即对于“大文学”，对于那种史诗性作品的推崇，就像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派把什么都归入哲学一样。类似这样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知识，金雁的书里有很多，让人很有同感。记得小时候看托翁的《战争与和平》，里面写到贵族安德烈坐着马车回家，然后写路两边的白杨树，我那时数了数中译本中这一段风景描写有18页之长。后来安德烈从家里又出来，心情变了，又坐着马车，又写了十几页的白杨树。这样的小说现在的人可能看不下去。但是俄罗斯作家就有那种气魄，有那种自信，自认为一出手就应当是大作品，至于市场反应怎么样，是不是卖得出去，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再举一个例子，当年我看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美国民众要声援苏联抗击德国，在纽约体育馆里组织了十万人的大乐队，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乐。我当时就想，如果是中国，假如美国想声援中国抗日，中国有没有那样的大音乐家，能够做出那样的气势雄浑的宏大交响乐来供人家演奏呢？恐怕没有。

有人一定会说，那是因为中国读书人遇到的政治环境压力太大，也许是这样，要不然中国怎么只能出“伤痕文学”呢。中国固然有，有各种惨烈的政治运动，但实际上前苏联时代政治上对于文学艺术的压制也很严酷。但是面对同样残酷的政治环境，苏联的作家还能继续创造出大作品，比如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在苏联还是被当做正面的作品，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大作品。即使那些或多或少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作品，比起中国同时期的作品来，还是要高出一筹。相比之下，恐怕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底气不行，我们老是怨天尤人，但是还是缺乏俄国知识群体从事文化艺术创造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韧性。包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渊源关系，欧美学术界也还是不能不承认。总体来说，近代中国知识界给世界文化的贡献恐怕差多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体上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山寨版，即虽然有一点近似，但总体来说，比俄国知识界的原创性差了很多，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

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是一部名著，不过可能他写作这部书，心目中的读者是欧洲的知识界，所以比较偏重于思想文化层面。金雁的书，比起伯林来有一个推进。伯林讲俄国知识分子，往往是就思想论思想，他没有把俄国知识分子放在具体的历史和制度的脉络里来讨论。俄国知识群体内部是否存在分层，他们的出身、生存处境、制度环境等等，为什么俄国知识阶层会有那样一些离奇古怪的人物，会有那样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为了说明这些，伯林发明了很多成对的概念来加以阐释，比如“刺猬与狐狸”，“广场恐惧症与幽闭恐惧症”等等，但他主要还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的。金雁的书让我们有了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她是将俄国知识阶层还原到历史的语境里来加以探究，这就让我们对很多问题有了豁然开朗的理解。比如说“解放贵族”问题，听起来挺离奇的，贵族还有待于解放？但是俄国就是这样，在沙皇专制暴虐的统治下，贵族尽管有特权，但也同样受压迫。好多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特别稀奇古怪的东西，经过这样阐释变得容易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读金雁的书，长了关于俄罗斯文化、俄苏知识阶层的很多知识。过去的知识中其实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经过金雁的梳理，就变得清晰明白了。当然，俄苏文化中有很多东西中国人是要见贤思齐，努力去学习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病态的，是中国人需要拒斥的。

比如“暴力美学”问题，近年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注意，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受虐美学，两者可能都与俄苏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受虐美学，近似于斯德哥尔摩病症，就是把人为制造的苦难加以圣洁化，经过这样一番圣化的过程，结果施虐者与受虐者没有是非，就全都借此升华了。像大家熟知的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二部里的题记：“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很多人都会背诵的名言，其实包含有很强的这种受虐的病态成分。在新老沙皇的暴虐统治下，作家越是被虐待，越要歌颂压迫者，你不让他歌颂都不行。这就是俄苏知识阶层的一种病态心理。

好像还是伯林说的，俄罗斯的制度虽然暴虐，但是你要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角色，也只配这样的制度，暴虐的民众配这样的暴虐的政治，真是天地绝配，这是俄国才有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金雁的书里提出另一解。十六世纪莫斯科小公国，在其后几个世纪的急剧扩张中成为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家，中国作为新老沙皇病态扩张的受害者，恐怕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扩张让俄国民众与文化也深受其害。金雁的书揭示出新老沙皇热衷侵略扩张带来的另一面，那就是领土越扩张越空旷，统治也就越发暴虐。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以这样的视角论述过相关问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体说来，这本书我虽然没有看完，但还是很受益。比起我以前看过的那些研究苏俄专家的书，这本书给了我好多知识。对于二十世纪俄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加以理清，这是一个大题目。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化的善恶评判，我觉得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像金雁这样，理清俄国知识阶层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对俄苏文化及其发生的语境，获得一种理性的清明，我们就更容易分辨俄苏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作者系《读书》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