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读后感精选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是一本由伊莱休 卡茨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读后感(一)：洛文塔尔

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感觉，洛文塔尔那章的作者的主观性特别强。他对洛文塔尔内容的批判与思考都浮于表面，为了表达他自己的观点拒绝去思考文本深意，并且还在论述时消除观点的历史性，当需要时又拿出历史性为自己当借口。

其他的章节还是挺不错的，感觉让我对几个学派去除了很多误解。

PS 特征与国别的一致性根本在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读后感(二)：他山之石，还是他山的。

1.批判学派并非“一个”派，而是派中有派，也并非一个“派”，是一种视角也好，一种方法论也好，总之绝对不是与经验学派处在一个层面上的讨论。

2.马克思真是影响了太多的人，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大加认可）、赫佐格（肥皂剧观众的无意识与批判民族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可以视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揭示总体的虚假性）、洛文塔尔、沃斯（曾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参加反战运动）、麦克卢汉（随心随性的无实证方法论有着马克思主义早期人文主义辩证法的影子，媒介理论的唯物主义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霍尔的释码、墨维电影分析里马克思——弗洛伊德的大融合。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卢卡奇？

3.阿多诺终其一身受本雅明的影响，毕竟本雅明逝世七年后，启蒙辩证法才发表，谁先谁后不言自明，本雅明也并非天生亲大众媒介，是大众媒介的可保存性满足了流亡中的本雅明的恋物癖，灵韵的消失却带来工具理性的实用。

4.门户之见与找靶子所带来的急性失明真的可怕，也只有熬过时间与时代，才有矫枉祛魅的可能，刻板印象是没办法的事。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读后感(三)：《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书摘

对于传播学这样一门成立时间只有一百余年的学科来说，筛选出所谓的“经典”，意义为何？

在这本《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中，诸位作者给出了答案——

本书整理了13篇媒介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进行评述，分析了传播学领域影响尤为深远的五个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按照作者在前言中所讲，在每个学派中，他们都选取了至少一篇“基础性”文本及多篇卫星文本以描述该学派的研究。

在对选择“经典文本”的诸多原因的讨论中，我很欣赏书中伊娃·依鲁兹的说法：

经典之为经典，并未源于其“原创性”或“卓越性”，而是因为这些文本以极为有效的方式动员并组织了知识社群，尤其是学术上的分歧。

这也是她选择将洛文塔尔的《大众偶像的胜利》一文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文本加以介绍的原因。

因此，诸位作者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为接下来的学习者列出一份“经典书单”供人瞻观，而是为了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审视乃至批判，以引起读者进一步思考。读过这本书，我确实对一些晦涩难懂的经典文本有了初步理解，也更加迫切地想要了解作者在原作中是如何表达的。这本《解读》也可以帮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文本本身。经典不代表绝对真理，它们的意义在于推动讨论与进步。

本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几位作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文本的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无疑算得上是经典作品，而本杰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洛文塔尔的《大众偶像的胜利》恐怕知名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不过，解读的版本又可以引发人们新的思考。特别是伊娃·依鲁兹的《拯救消费：论洛文塔尔的《大众偶像的胜利》》：这篇文章远不止是一篇简单的书评，而是加入了作者依鲁兹自己的观点。

洛文塔尔认为，消费的胜利标志着文化的全线溃败，读者崇拜消费偶像，后果将是个性化的销声匿迹与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的全面胜利。这一观点，看起来与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主题颇为相似。但是，依鲁兹在文中几乎是彻底推翻了洛文塔尔的观点，她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生产的理性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无休止的生产并不比无休止的消费更理性、更鼓舞人心”，以说明消费并非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述那样可怕。

在洛文塔尔及大多数法兰克福学者看来，消费领域的崛起意味着人类社会从个性化时代过渡到匿名状态的大众同质化时代。不过，依鲁兹反对他们的观点：“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生产是集体行为；而消费则完全是独立与个性化的，最终，也就成了一种孤独的行为。’”

那么，消费究竟是抑制了人的个性还是激发了人的个性呢？生产的发展毕竟促进了商品种类的多样，消费者的选择也远远比过去更多了，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种多样实质上只是表面上的多样化，但究其本质依然是同质化的，这些产品只是通过表面上的不同在造成的所谓“差异化”，如给同样的商品换个包装，或者让同样情节的电影换个故事设定与演员；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同质化的宣传也让消费者对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趋之若鹜，这实际上导致了个性的消解。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一文中提到的观点，文化产品以工业生产的形式涌现，受众则沦为愚蠢、不会思考的被动接受者。但是，难道生产过程就像洛文塔尔所述一样值得称颂吗？在依鲁兹看来，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工厂更压制人的个性与创造力了。因此，对于消费与生产各自的优劣，还需要更加理性、结合实际的判断。

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

1、文章开篇概括了现代社会的公众对大众传媒的忧虑，继而着手论述了三方面问题：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美国的商业媒体环境中的功能；大众传媒对流行品位的影响；以及“出于社会目的的宣传”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2、默顿：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

①地位赋予：媒介能够提高报道的政治事件、人物及群体的社会地位，无论报道取向正面与否；

②社会规范强制：媒介有能力填补“个人态度”与“公共道德”之间的罅隙，从而避免人们偏离社会规范，实现维护主流道德标准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公开宣传向公众施压，使其服从；

③麻醉（负功能）：媒介通过提供大量仅对社会问题作出肤浅关注的产品以使大众在政治上变得冷漠而迟钝。默顿认为，有意识地关注新闻媒介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公众会将“获取信息”等同于“积极参与”。新闻媒介通过为人们提供海量资讯而令公众在政治上变得迟钝。

赫佐格《论借来的体验》

1、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媒介使用是一种理性的、目的明确的活动，精神分析范式则拒绝对受众的目的作出解释，而想方设法证明其虚假性。

2、卡茨与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社交范围越窄、焦虑程度越高，便越有可能沉迷于流行的虚构文本，包括日间肥皂剧。

霍克海默、阿多诺《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

1、两位作者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作出了原创性解读：主人压抑了自己的激情，而奴隶甚至连自我压抑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一声不吭地劳作。两位作者无意把高雅艺术奉为救世主，而宁可将其视为一面光影扭曲的镜子，折射着不公正的社会，并隐隐寻找乌托邦的痕迹，试图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2、文化工业的疯狂野心在于破坏严肃艺术与非严肃艺术的界限，将两者合并为某种简单易懂的事物。

3、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不反对快感，他们所批判的是文化工业将快感转化为平庸，从而使之成为生活必需品而非自由的土壤。

路易斯·沃斯《共识与大众传播》

1、沃斯对大众以及舆论动力机制的考察反映了芝加哥学派的集体智慧，引领了美国社会学的集体行为研究。在勒庞看来，集体行为先天即是非理性的，“人群”（crowd）则是头脑空白的乌合之众，其行为往往预示着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1977）。塔尔德认为“公众”（public）意指某种因传播和观点聚在一起的零散人群（1969）。帕克则指出，“人群”与“公众”虽均为正常社会形态，却具有极大差异：人群可能想法多样，但绝非头脑空白；人群或许和社会变动密切相关，但本质上并不反动。人群是公众的一种，而公众则是冷静审慎的（1972a；1969）。沃斯对大众的考察亦采纳了上述观点，在他看来，大众乃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形态，不但活跃了舆论形成的机制，更对民主过程与社会秩序产生影响（1947）。

2、沃斯认为，传播的价值在于其生产出意涵丰富的差异性经验，在差异中改变了个体，并使生活本身成为差异的产品。

朗格夫妇《芝加哥的麦克阿瑟日》

1、“现实”既能依“大街风格”建构，也可按电视直播的方式建构。关键问题不在于现实存在与否，而在于人们能用何种不同的方式建构它。

2、人们对事件的集体记忆更多源自电视转播而非“真实”事件本身，电视在呈现“媒介事件”时有意识地使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唐纳德·霍顿、理查德·沃尔《大众传播与类社交互动》

1、观众虽然醒着，却也同时做着梦，皆因观众与荧幕的互动摧毁了线性理性、情境连贯性、叙事延续性以及无穷进步性的价值。

2、霍顿与沃尔的理论假设是：观众与电视荧幕间的互动只不过是面对面互动的功能性替代品；随着观众渐渐对替代品上瘾并沉溺其中，这种互动即变质为病态的负功能。

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

1、英尼斯早年的论著尽管明晰，但同时也意味着掣肘；而《传播的偏向》尽管晦涩暧昧、充满不确定性，却为后人对理论的发展和拓充预留了空间。

2、英尼斯使我们明白，（在时间与空间中）一种偏向的盛行往往会导致与其相反的另一种偏向的出现——后者对前者进行补偿，从而维持着媒介力量的平衡。

3、英尼斯的论点体现出彻头彻尾的社会建构主义色彩，坚信社会的策略与选择才是导致技术变迁的决定性力量。

4、黑格尔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原初的历史”，即对一手史料的撰录；其次是“反省的历史”，即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加以消化、赋予意义的过程；最后是“哲学的历史”，即通过对历史的阐释来建立理解全人类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1、“媒介即讯息”：越过“劝服”和“模仿”等媒介效果问题，代之以考察人类传播的方式——媒介本身——所具备的远甚于特定“内容”的影响力。事实上，是媒介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实现传播。

2、“媒介是人的延伸”：之所以说媒介（或其他技术）即是讯息，是因为每一种媒介都延伸了一种人类感官或感觉过程。延伸程度越高，人对这种延伸的效果就越浑然不觉，这是因为“自我截除”（auto-amputation）机制发挥了作用，媒介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被消声了——这也是人类在极端重压之下的通常反应。技术是人的延伸与反映，时刻改变着人的生活。

3、媒介作为其他媒介的内容：文化甚少充分发现新媒介的潜能，而时常将新媒介视为旧传播形式的延伸加以使用。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1、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最终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表面上看似乎针锋相对，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即均认定媒介效果无比强大，不过都是大众社会理论的应声虫罢了。

2、威廉斯认为，不能认定受众只能“束手就擒”、陷入麻痹：“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与反馈也是传播过程的重要环节，且完全不受技术的支配。”

3、妄想控制大众心灵的企图“已然失败，且永远不会得逞，因为媒介所面对的不是不明就里的群氓，而是冷静审慎、经验丰富的公众”。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读后感(四)：寻找巨人的肩膀 ——读《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卡尔维诺曾为文学作品编辑了《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他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经典都在那里。

任何一本关于“经典”的书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读经典？或者在这里这个问题应该置于更为明确的语境下——为什么要读传播学的“经典”？这门学科成立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确定“经典”显得有些为时过早，并且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以至于这个学科内的许多人没有闲暇挖掘陈年旧账，而是埋首于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研究“新媒介”并且提出“新对策”。在某种意义上，经典意味着权威，意味着回到过去，在另一个意义上，经典则意味着阻碍创新。对于传播学这样年轻却又面临自身困境的学科，回到经典和创新都是难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回到经典？

每当思想的探险进入一种眩晕的失重的状态,就必定会产生一种对当初的出发点的回归,以便弄清这一路是如何走来以及在何处误入岐途。那个出发点通常被称作"经典"。传播学的危机自不用赘述，从贝雷尔森开始，危机的提出与应对、悲观或乐观的争论在学界从未消失，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在理论创新层面确实出现了危机，于是弄清传播学如何而来及其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学者可以跳过已有的传播学成果而大剌剌地宣布传播学从自己开始。何况，阻碍与瓶颈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来自对于历史的误读，而经典的回顾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一些疑问，探索一些新的可能——传播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并不是有固定的木条封起来的箱子，所以，经典的回顾并不在于我们需要熟读牢记某些金科玉律，其意义在于它将成为现在这一领域研究者的思想图底——的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至于传播研究短暂的历史与边界，时间再短、边界再模糊，也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领域的存在，它曾经有过耀目的时刻，而回到经典无非就是要拂去微尘甚至可能从一堆无人问津的文物中扒拉出宝贝，重新审视这一领域的面貌。

不过,关于“经典”的空间隐喻会带来一种空间联想,它似乎是处在历史之外的，自身具有稳定意义 。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会因为它曾经是就必定永远是，尤其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寻找巨人并不是膜拜过往的任何一个大神，否则眼前这本关于传播学经典著作的编汇，会成为一本清单的罗列，而这种书单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得折腾一本书。《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以传播学五大学派即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脉络，同时以研究主题为轴，呈现了不同风格的研究并进一步挖掘了这些研究的影响。这么概括依然显得这本书似乎意义不大：传播学界内并不缺乏对以上五大学派名家以及相关作品的介绍与研究。一个需要报考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甚至可以报上许多名家作品的篇名，四大奠基人和施拉姆更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最为耳熟能详的“名家”。然而，再看这本《经典文本解读》，从文章分布以及主题分类来看，这本“经典文本”不同于教科书意义上的“经典”。

经典显然不意味着可以拿来就用。经典文本并不等于权威或是出名。否则这本书可能与国内已出版的《传播学经典文本》会有大量重合，尤其是在经由施拉姆划定边界之后。既有的学科史告诉我们哪些人是大师是名家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于是一些篇目被奉为“经典”。所谓经典总是有选择地被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种选择，如果等同于权威，就会带来太多危险，包括准则、传统以及束缚。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哪些文本能够成为经典？它也许已经驻留在集体记忆中，亦有可能从未得到知识共同体的认识。《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的意义不在于使我们牢记些什么，而是成为思考的图底与基石。

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经典文本的选择，着实破除了笔者对于该学派之“经典”文本的固有印象。 在质疑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试图重新挖掘传播学源头时，芝加哥学派被学界所发现， 比如凯瑞在应对学科危机的时候认为应当回到芝加哥学派，比如切特罗姆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库利、杜威和帕克引领了学界对媒介的研究。而芝加哥学派有关传播的理念以及相关研究丰富了“传播”的内涵——传播是社会得以维系的方式，传播与公民之平等、民主秩序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在国内外大量的文献及著作中，该学派的经典文本似乎无论如何都应该与杜威、米德、帕克等人的名字相关。在本书中，芝加哥学派的经典代表作选取了沃斯的《共识与大众传播》、朗格夫妇的《芝加哥的麦克阿瑟日》以及霍顿与沃尔的《大众传播与人类社交互动》——多少听起来并不热门的作者及作品。

就沃斯的《共识与大众传播》来说，如编者所言，“已被人们长久遗忘，却值得重温”，事实上这确是篇名作，且其内容体现了杜威、米德和帕克这些芝加哥元老级人物的传播观念， 它的核心概念依然是传播，而这一点正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文章的关键词之一“共识”，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美国传播学界（而非仅仅芝加哥学派）一直试图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影响着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民主取决于共识，那么民主就取决于观念形成的过程，那么对于与媒介相关产品及组织的控制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控制”观念指导的研究早在帕克那里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人群与公众》、与伯吉斯合作的对集体行为的研究，到《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帕克研究的主题正是传播工具的控制问题。另一方面，沃斯所谈的共识并非一致性意见的形成，它包涵的是芝加哥学派一贯推崇的“过程”理念，即共识不是一致，而是一个传播与互动的过程。

这篇文章是沃斯发表时的“应景之作”，内容重要、有影响力，即便这样也不意味着这篇文献的重要与经典程度一定超越了以上几位人物的代表作。编者也在为文章的入选寻找理由：其价值体现在文章讨论的问题重构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广为人知的概念，并且，社会科学语境下的“经典”与宗教语境下的“经典”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 。编者并不认为社会科学语境下的“经典”会永垂不朽或是成为永恒的真理，以《共识与大众传播》来说，其价值在于文章所呈现的关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历史观，而不是什么细枝末节的描述，它是更多经典文本之间的桥梁，将自杜威起始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念及相关研究串联在一起。对于现在的传播学来说，它勾连起传播研究的历史，理论的问题往往源自历史，而这一领域一向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这样一来似乎对后两篇芝加哥学派经典文献的入选更容易理解——不论是朗格夫妇还是霍顿与沃尔，他们的经验调查反映的是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将媒介技术与内容产生的共享经验理论化的努力，是对库利、帕克、布鲁默等人所提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发掘被弃置的“经典”文献大约是编著经典文本书籍最重要的贡献，而这种挖掘与发现，无疑离开了人们早已习惯的传播学科史的视角。经典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建构，对于芝加哥学派系列文献的批判性解读，不仅是对该学派的重新理解，也在提醒人们跟随潮流溯芝加哥学派的源时，忽视了太多丰富的素材——而回到芝加哥学派的最初目标就是为了丰富传播学的源泉。

不仅是对被视为“源头”的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新的理解，如果说这一学科存在什么神话，那么最大的神话大约是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主流范式。对哥伦比亚学派的解读与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新的学科史的生成。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拉氏自己界定的“行政研究”——被批评为忽视了政治与商业力量相勾结的社会大环境，沦为强化意识形态对媒介研究的帮凶。就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学派，在《经典文本解读》中以“哥伦比亚的批判研究”为标题出现。从“历史的谬误”开始，该书对于哥伦比亚学派“经典”的解读并非是传播学专业学生死记硬背的“有限效果论”的主导范式，也不是学界诸如吉特林、凯瑞、切特罗姆等人批判的狭隘的效果研究地图，甚至也不是伊莱休.卡茨为捍卫自己老师拉扎斯菲尔德而提出的宽泛的媒介效果研究，而是多种学术概念与研究的集合：“卡茨与吉特林认定所有的研究都瞄准效果是以偏概全，极易误导后人；而吉特林与霍尔过分强调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矛盾对立则是一个历史错误。认定拉扎斯菲尔德团队否认‘媒介在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或认定哥伦比亚学派的理论体系‘全然罔顾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的问题’，极易让我们忽视该学术机构在40年代生产的那些最重要的论著，尤其是《大众传播》。” 主导范式如何以及为何被设立，对于传播学来说是个重要问题。

除了研究范围与概念的清理，默顿的位置被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于传播学的影响远不止仅仅在拉扎斯菲尔德后面挂个名。在《大众传播》中，或者说在许多传播学名篇中，在传播理论的提出中，默顿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四大奠基人里没有他，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默顿也不会有拉扎斯菲尔德在传播领域的贡献，施拉姆如何跳过了默顿或者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的默顿，甚至透露出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影子，其地位并不亚于杜威、米德这样的鼻祖级人物，后来的学者在重新寻找传播学源头的时候一定也注意到了默顿的贡献，默顿依然没有被抬到一个应有的高度，这似乎又是一个问题。

在传播学界一贯的“刻板印象”的当中，哥伦比亚学派的对立面是以批判研究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所做的许多研究都成为被批判的靶子。然而，早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合作论文中，就出现了哥伦比亚研究所的“异类”：在《大众传播》一文中便展开了对美国传媒商业所有制、对所谓的资本主义霸权，以及对方抗体制的批评如何被“结构性消音”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更重要的是，这一论文告诫人们不可将“批判”与“经验”的二元对立具体化，而这种对立在很大范围内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种默认与共识——这意味着，所谓批判与经验的对立不过是后来人在尚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竖起的招牌，对批判研究的欣赏也好、试图吸纳批判研究的努力也好，早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那里便开始了。更讽刺的是，从媒介效果研究到传播批判与文化研究，二人的论点都可以得到共鸣，那么所谓“狭隘”与“对立”的评价又从何而来？

关于哥伦比亚学派的另一项经典文本解读是赫佐格的研究。这一看似典型哥伦比亚风格的研究在编者看来，更适宜归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内，而所谓“使用与满足”的总结竟是学界的刻板成见与误读。赫佐格的研究之所以被归结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并被视为经典及其所属阵营的归类，竟然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学界的刻板成见是焦点小组访谈必然强调“主动消费者”，而文本分析执迷于“强大”效果 ，于是这项研究被视为“使用与满足”研究。这种以方法来归类的逻辑显然过于脆弱，理论视角的选择才决定研究的方向。赫佐格的研究在回归受众以后，重新发掘无意识机制如何在个人心智的原初语境中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流行文化的观念保持了一致，完善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消费主义文化如何折磨与欺骗受众。至此，传统的“哥伦比亚学派”这一名词背后所蕴含的所谓“短期效果研究”、“行政研究”等等内涵都被消解，甚至是重构这一名词——它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批判研究有诸多共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对“经典”文本的选择不是知识界话语的垄断，更不是巩固神话，而是以新的角度重组过去，使得发现或创造起源成为可能。

科学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为了看得更远。然而，巨人并非俯仰皆是 。这才有了编纂经典文本的必要。我们已经提到了经典的危险，经典理所当然是保守的，同时经典是创新的开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需要同过去“对话”，经典作为被选择出来的杰出的“过去”，其实亦是边界模糊的分类，它本身也可能消失于经典的行列，“新作品的出现会改变旧作品的序列” 。经典之于创新的可能，在于促使反叛意识的产生。于是，这本“经典”的汇编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必须全然牢记并认同入选篇目，恰恰是循着编者的视角，审慎对待所谓“经典”，以便重新发现这一领域被忽视的东西。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典文本清单”，当你读完《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或者会发现传播学的经典有另一番容貌。用卡尔维诺的话说，经典之所以经典，在于它不断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