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读后感精选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是一本由Andrew F. Jones著作，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52.50，页数：2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读后感(一)：求购

哪里能买到这本书呢 电子版或纸质都可以 或者谁愿意转让这本书吗 我着急想看 急求！

Introduction: P12: Lu Xun’s affinity for the parabl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lifelong interest in and advocacy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P14: As a collective enterprise, these studies have not only helped to reframe China in terms of world-historical processed, but also initiated a rethinking of global modernity in terms of local specificity. P17: the tension between modernity as a colonial imposition (in which Chinese was the direct object) and development as a transitive process ( in which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tained a measure of subjectivity) 分析“现代”“发展”（进化）“文明”的词源，词义史 从鲁迅杂文《现代史》和《看变戏法》入手 P23 in academic journals and popular media alike, the figure of children became a ubiquitous emblem of the n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al hopes. Chapter1 the iron house of narrative: Lu Xun and late Qing fiction of evolutionary adventure 吴趼人：新石头记 utopian speculative fiction, a rewriting of the single most consecrated work in the pre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tradition: Cao Xueqin’s 1754 novel,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2000-1887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读后感(二)：导读 | 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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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F. Jones. 2011.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书籍封面

对于发展以及发展主义的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教授安德鲁·琼斯在2011年出版的《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具有启迪性的介绍和分析。随着民族、种族、进化、国家、民主、革命等概念经由正在步入现代化或者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引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进入中国。而作者并未局限于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进化发展传播史，而是着重点明，在进化论话语的本土化过程中，中国的发展主义是怎样在不经意间与原本知识分子期待与幻想的方式背道而驰的，并且这种背离是怎样通过文本、图像、思想理论等媒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正如安德鲁·琼斯在访谈中提到的：“我这本书想要做的，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发展话语的一些来源和它们当中的内在张力，展开一种‘谱系学’的研究。”这本书的创新点在于，本书以通俗文化入手，考察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而不仅仅是罗列精英思想家的观点。同时，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儿童”这一核心意象，将鲁迅的小说、周作人的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理论、左翼电影、印刷画报、商业用品、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 1890-1952）的童话等各种史料与文本结合，从而提供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深刻解读。

作者Andrew F. Jones

第一章《叙事的铁屋子：鲁迅与晚清进化模式的冒险小说》通过分析晚清时期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1905）来展示维多利亚时期冒险小说对其影响。本书多章以儿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发展”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传播演进，以及儿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被成年人设定的角色。

国内外学界对于鲁迅的“救救孩子”的诉求多有讨论，鲁迅小说中呈现出的悖论同样值得人们思考。如果成人世界已经被封建传统礼俗的污浊影响败坏，那么儿童，生活在成人世界的包围之中，尽管可能是纯洁的原初个体，却难免变成崩坏的个体，这种宿命论的、绝望的、悲观主义的思想，在鲁迅的小说中时常是笼罩的。而这种轮回式的进化论思想，带着不可救药的虚无感，成为了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都可以寻觅到踪迹。

第二章《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与叙事形式》中，作者所要讨论的是“在民国时期，原产于北大西洋现代宗主国的 ‘普适语言’ （universal language）——进化论，是如何在殖民地的语境下，被中国本土语言所挪用，并且，这种知识生产的机制是如何生成的？”（66）从严复对于赫胥黎的《天演论》的从语言到内容上的“支离破碎”式的本土化改写与引进，到动物学家秉志（1886-1965）和植物学家兼保守主义评论家胡先骕（1894-1968）对西方科学分类法和理论方法的引进，再到知识界在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之间寻找关联的路径，再到民国时期的儿童画报与课本中的插画，作者展现了民国时期摆荡在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和拉马克主义（用进废退）两个叙事框架下的基因绝对论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博弈。

从《小朋友》封面的题图出发，作者指出，民国出版者一方面通过这些图片来构建帝国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在推动进化论的本土化，区分野兽与儿童。另外，这一章的最重要一点在于讨论儿童与动物的关系。儿童处于从动物向人类演进的阶段或关键转折点，通过对《小朋友》杂志封面的视觉分析，作者指明当时的儿童杂志如何通过描摹、区别儿童与动物的关系，辅助了进化论的在地化过程。

图片来源：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第84页

第三章《儿童作为历史：关于发展的话语》从1937年出版的一本由黄翼编选的《儿童绘画之心理》出发，追溯了关于现代中国儿童的话语建构史。通过对认识论、意识形态、教育改革、商品经济等等方面的讨论，作者详细地追踪了民国时期儿童是如何被发现的。值得一提的是，本章对于周作人提出的关于“儿童”的概念的论述详尽，并且将周作人的儿童理论与民国时期发起的“到民间去”的民俗学研究以及新国语白话的普及等事件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了认识民国儿童的新角度。

第四章《历史的小玩意》从民国时期刊登在《时代漫画》上的在都市百货商店货架上售卖的玩具娃娃与乡村饥饿儿童被售卖的照片拼贴的图片说起，反映了儿童是怎样与商品关联起来，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发展叙事的一部分。作为进化论逻辑的重要出发点，民国儿童承载着救亡现代中国的寄托。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儿童被寄予的希望与将要承担的责任不断地在成人世界的注视下加码。当儿童日益受到成人关注，为满足现代儿童发展的新兴产品（童年研究、育儿手册、儿童文学）和产业（教科书、营养品）等应运而生，从日常生活消费层面展示了“儿童的发现”。举例而言，在“国货运动”热潮的影响之下，儿童玩具被纳入到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中。

图片来源：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第134页

本章最后分析了由孙瑜导演的左翼电影《小玩意》（1933），作者试图论证，在“民族进化”这一残酷设定下，为了实现民族与国家救亡的宏大目标，以叶大嫂（阮玲玉饰演）为代表的手工业者被民族资产阶级压榨生存空间，必须献出自己的孩子甚至生活资产，成为发展的“残余”与“优胜劣汰”框架下的牺牲者。作者在书里追问，发展进程，是否也是对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观念的一种反讽？毕竟电影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观众，在庞大的民族主义理念引导下，普通百姓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与“小玩意”。

第五章《狭的笼：鲁迅、爱罗先珂与现代中国童话》从1933年10月10日卡尔•哈根贝克马戏团从日本到上海静安寺路大华饭店旧址表演开始，继而分析了鲁迅与周作人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罗先珂创作的童话故事的译介和理解，指出了鲁迅的创作不但内容与思想上受到了爱罗先珂的影响，同时也指明“童话”这一初级文类，是怎样影响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与发展的。另外，将童话置于半殖民图景之下，作者试图证明民国时期儿童与成人、野蛮与文明、动物与人类这些对立的概念如何在民国时期发展，并且关涉到现代中国诸如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国家解放等重大议题。

《发展的童话》一书将民国儿童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以“发展”这一概念串联各章，以崭新的角度认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作者运用大量的文本与图像资料，包括小说、电影、插图、宣传画，来探求晚清民国时期发展主义思想的演变。不过，尽管各章有明确的主题，但是各章之间部分观点有明显的重叠与交叉，各章的逻辑关联不太明显。另外，虽然各章提供了详尽的尾注，但是如果能在全书最后，提供一份一手资料以及参考文献的完全目录，对于阅读者来说，将更便于查询和检索。

参考文献

安德鲁·琼斯、文贵良：《进化论思维、鲁迅与近现代中国——安德鲁·琼斯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2期，第4-9页。

王敦：《对中国现当代“叙事模板”的“知识考古”：评析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7期，第107-117页。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读后感(三)：对中国现当代“叙事模板”的“知识考古”：评析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

对中国现当代“叙事模板”的“知识考古”：

评析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

王敦

（《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07期，107-117页，注释略去）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rew F. Jon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如何来看“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共通性？80年代学人打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努力，为何虽卓有成效地通向了“晚清”，却不容易通向迄今已经双倍于“现代”文学时长的“当代”？“当下”、“当代”与“现代”文学构成怎样的历史连续线条？能否用比较贯通的专业话语来描述和整合自近代中国以来的文学经验？

在上述提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求索而不可得的焦虑。借用一位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话来说：“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没有标准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我们没有那个工具箱……” 此间的话语不对接的尴尬，不禁让笔者联想起《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段子（原文见《鸽异》）。某公子用观赏鸽孝敬长辈，几天后问鸽子好不好，长辈说：还挺肥。公子忍不住说那是观赏鸽。长辈则说：吃起来没觉得不同。蒲松龄意犹未尽，又说灵隐寺某和尚为贵客烹茶，问：茶如何？贵客答：还挺烫。另一位研究者在论及理论不断翻新，论题随波逐流的研究现状时则说：“仿佛时间隧洞中呼啸的风声一样，充满错乱感与梦境意味。” 这又不禁让笔者也“历史错位”，联想起80年代晚期一首著名的摇滚歌曲唱词：“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上述学者的说法，颇具代表性。针对上述问题和焦虑，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提出了“重返历史现场”、“历史化”、“再解读红色经典”等设想。这些都可以说是在不同的层面和“现代”、“当代”文学的某些局部区段来打通话语共识、规避话语错位的努力，实属必要。

为上述的问题和焦虑求解，也是笔者的动机。本篇评析美国安德鲁•琼斯教授（Andrew F. Jones） 的著作《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2011）。这本书，不是要为中国人所遭遇的“现代性”，再多添一个“面孔”，而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当代叙事“话语模板”的“考古”。琼斯教授所发掘的，是在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地貌之下，因年代久远而从视野中消失的发展主义叙事深层关联。琼斯教授说，“发展”主题，是现代中国话语仓库中一个难以忽视的大块头，犹如摆在博物馆里面的大象标本，因为过于熟视无睹反而被忽略。笔者以为，发掘这一被忽略的认识机制，对于完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工具箱”，很具启发意义。它提供了一个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畛域，穿透历史表象的考察方式。

意识形态的逐鹿，使得国人每每在与形形色色的文学叙事相遇的时候，迷失于差异性之中，而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相隔了一道道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断层，我们仍然不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立场和表述里面体验到明显的同一性，比如在王德威笔下晚清“世纪末”与20世纪末华语文学的神似。再比如说，笔者发现台湾戡乱时期，金门炮战时，宣扬“国军”“同仇敌忾”的小说，其叙述方式与大陆十七年小说没有区别，只不过把“共产主义”换成了“三民主义”，否则就算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似乎也亦无不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必然在于意识形态标签的辨识之外，还有整体上的共通性。琼斯教授提供了这样一个考察角度，启发我们，其实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诸多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主张，在进入叙事的时候，都面临着同样的讲述形式问题，即如何将生活在传统历史时间里的国人带入现代的线性历史时间里面去，如何在落后的现状下展示并不存在的社会愿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看，汉语小说的贡献主要也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现上。” 对发展叙事在形式层面上的思考，应该说对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却容易被轻轻放过。如何走出意识形态辨识的畛域，来面对中国百年来的发展叙事实验，这本身成为迟迟得不到正视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知易行难，如同文学研究界在讨论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时候，难点不在于具体分期本身，要是对凸显出来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做出合理的解释。琼斯教授则启发我们：其实不管怎么分，都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那头站在现当代中国文化展示厅正中央却被视而不见的发展叙事这个“大象标本”。

笔者认为，审视和吸纳这一套方法，不仅能如同琼斯教授那样切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前人所未言，还能切入当代文学的现场，不论是面对十七年文学的社会改造叙事实践，还是面对新时期以来的叙事探索，都能够做到跳出具体意识形态的畛域而仍然能够对文学的“历史性”发言。

从方法论上看，琼斯教授的研究是跨领域、跨语境、跨语际、跨文类的，看到的是比思想史脉络更丰富的实际文化地貌。有鉴于此，需要对此书里面的说法和言说的方式，进行全面的详细评析，而不仅仅是抽离观点，得鱼忘筌。

一、中国遭遇进化论之后的话语实践问题

琼斯教授指出，与今天很不相同，一两百年前的进化论话语很有活性。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话语资源，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论对社会话语的复杂微妙的渗透。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与“发展”捆绑起来，来自19世纪综合性知识谱系的建构。生物进化的规律，在当时被引用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适者生存”原则。这套说法，也调教了世界体系内的各色人等，导致中国的新兴知识精英把波兰的亡国，红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危机的不可思议现实，解释成是“天演公理”的体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是原罪，发展才是出路，即是这套外来话语的意识形态底色。严复于1898年将T. H.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意译为《天演论》，皇天后土、天道循环的“天”被转换为“天演”之“天”，深远塑造了本土新型精英。学生时代的鲁迅阅读《天演论》的体验，无异于醍醐灌顶。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的困境界定为西方“发展史”链条的落伍者，解决之道是内化白人的法则以实现“文明”和“发展”。它从晚清进入中国视野后，在改良主义、民主共和、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话语中都得到了充分运用，留下各种版本的“发展史”，讲述从落后发展到先进，从野蛮发展到文明，从停滞发展到振兴，从传统发展到现代的道理和想象。革命成功后的本土社会主义叙事，在后冷战形势下，又被更新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篇章。

琼斯教授并未满足于讲述进化论话语的传播梗概。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文明史》已经对进化论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介绍和传播给出了证据和钩沉。也有一些思想史研究，虽然探索和挖掘了严复、鲁迅、梁启超、毛泽东等与某些版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接触，却忽视这些话语塑造者被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环境所塑造的问题，即进化思想和生物学知识在本土大众媒体和日常语汇中的“引用”、流通。从人们已经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来看，从胡适以“二十世纪之活字”代替“三千年前之死字”的呼吁，到周作人将“人是一种生物”作为“人的文学”的基础，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狂人日记》，新文化运动的底色即是进化、发展。这一谱系也涵盖了从生物学到经济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比如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院的创建者萧友梅，就运用进化论式的语言和叙事结构，将中国传统音乐定性为落后、停滞。从彼时到现在，新的主义虽然层出不穷，但进化式的发展框架已然沉淀。詹明信认为，意识形态症候必然体现为叙事症候。讲历史、进步、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是叙事。正是由于进化论话语通过讲述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故事”来传播，所以当人们在此思维框架中进行叙事实践时，仍然会在讲述的行动里面陷入这套话语本身的悖论和陷阱，展现在修辞、叙事结构的讲述方式层面上。琼斯揭示，鲁迅自觉地经营其叙事内容和叙事形态本身的纠结性，以此来演示社会进化的停滞、逆转和失败。

当然，每一个研究，在照亮盲点的同时，也必然划定了光亮的有效范围。琼斯教授通过凸显进化论话语的本土化实践来分析现代中国发展主义叙事模板的悖论，但他并没有在进化论和发展主义之间直接划等号。缺乏经验的读者，面对琼斯教授限定的立论范围，不一定能体会到，历史中的进化论话语也总与不同渊源的各种发展主义话语杂糅在一起共同起作用，难分轩轾。若跳出此书来看，则见19世纪的进化论话语，无论在发展主义脉络中何其庞大，也并不是“独大”。《天演论》译述者严复本人的思想之杂糅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翻译了八部名著，包括赫胥黎、斯宾塞、穆勒等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和欧陆的思想，涵盖了时代话语或曰19世纪发展进步论的方方面面。而令严复最心仪的斯宾塞，其与拉马克和孔德思想的关联度，要超过与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说的直接关系。日后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许多论调，在达尔文写成《物种起源》之前就已经浮现。在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学说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知识话语之前，发展主义式的阶段进化理论已经在智识领域影响深远了。 如前所述，琼斯教授通过对进化论话语在中国问题的局部放大研究，给我们做了介入历史实践的一个示范，其意义不限于研究范围本身。

二、“铁屋子”与“狭的笼”：该书作者的言说方式

以上概述了琼斯教授这本著作“说了什么”问题，下面要看看他以怎样的表述方式来有效地言说的。笔者认为，该书的叙事结构本身就形同一种“现身说法”。该书不为“现代性”问题开出新“药方”。其书写方式形同复杂的悖论式寓言，以自身的盘旋迂回结构，来实施对线性发展模式的阻挠和解构。作者盘点了本土知识分子在建构从生物到人类、从童年到成人、从野蛮到文明、从个体到民族国家的一组组具有相同结构的发展框架时，也作茧自缚的故事。阅读的时候，读者深化了对“铁屋子”和“狭的笼”之牢固的体味，并与作者、鲁迅、爱罗先珂及其他现代有识之士对话，探讨破壁现代话语牢笼的可能。

开篇是导论，没有对后面章节内容做逐一的对应介绍，而是分小标题，娓娓道出“‘发展’思维之于中国现代文学”、“进化论话语的本土意义”、“关于发展之困局的寓言”、“从‘发展’维度看‘现代性’问题”，和“建构在野兽和成人文明之间的儿童”等问题导向，如同一部音乐作品的若干“主导动机”，开启和贯穿了各个乐章。每一章的话语打开，依托于精心设定的文本分析，与导言中的问题导向做了应答。

导论以对鲁迅杂文《现代史》的分析为开场，看上去一篇小小的杂文，几百个字，引发出来的却是解读和引申鲁迅对进化论链条中从动物到人、从儿童到成人的貌似顺理成章的线性发展秩序的嘲弄。从夏志清以来，总有人因为鲁迅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而贬低之，也总有人从各种立场和角度来重新发掘、阐述鲁迅的价值。琼斯教授是一位别开生面的鲁迅研究学者，认为对生活在“政治纷涌，历史线条凌乱”的中国“现代史”里面的作家来说，实现“总体化的连贯叙事”是“一件难事”。作家所云集的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笼罩在“全球市场、政治风云和帝国主义暴行的变幻莫测”之中，历史进程的“长远弧线”被“日常的惊吓”所“溶解”，长远的情节“发展”让位于“错综的即时判断”。就这一点而言，鲁迅的杂文，不仅像他早期的小说一样“以寓言的形式对社会历史做出批判”，还以“最契合的形式”，展现了“上海在战乱和畸形繁荣的交替下的实景”。 琼斯注意到鲁迅后期写的不少杂文，尤其是发表在《申报•自由谈》栏目的一系列有关上海街头生活的文章，把时下现象表述得深刻有趣。琼斯教授重视这些文章的复杂、丰富，和形式创新，认为鲁迅是在进行着新型文类的探索，尝试用凝缩的写法来表述正在发生着的“现代史”。琼斯有意发掘鲁迅杂文当中系列性的相似画面和隐喻手法，比如关于玩具，或者动物。变戏法这件事，鲁迅就写了不下三次。琼斯把这些短制挑拣出来，跟鲁迅早年小说短篇里面的类似意象并置，让人在觉得新鲜之余，不禁意识到：这些都是同一个作者采用不同的文类，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下，反复表述的焦虑、思考，或许能将鲁迅的杂文看作一部汇编而成的“小说”，一部不用章节，而用日子和专栏尺寸衡量的现代历史记录。

书名《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里面有一个关键词：“童话”。作为文类的童话和作为话语对象的儿童，在书中得到自始至终的关注和阐述。课本、儿童启蒙读物、童话这些通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支流的本土读物，也引起琼斯教授的重视。他认为，如果忽略了这些知识话语，会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理解变得浅薄。安德鲁•琼斯开拓了有关儿童的话语建构和以科学面孔出现的进化论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放到进化论话语里来看，儿童是动物与人之间的连接点，因为其成长过程，被理解为从猿和野蛮人到文明人的进化重演，恰好站在“进步”与“返祖”的分界点上。人的发展，是启蒙者对尚未启蒙者的教育开化。在现代民族国家对现代个体的话语规训中，对现代儿童概念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儿童成为需要启蒙、进化、成长的对象，教育儿童成为国家的任务。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想象和蓝图中，对从儿童阶段向成人阶段进化、发展的书写居于突出位置。以鲁迅先生一句“救救孩子！”为代表，对儿童的修辞化问题居于国家发展叙事的核心。可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动机具有同构性，前者内在于后者之中。

下面具体说说全书五章的论述是如何展开的。

第一章“叙事的‘铁屋子’：鲁迅及其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通过分析晚清和与之基本同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乌托邦、科幻叙事的互文性，特别是经由晚清著名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贝拉米的《百年一觉》和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凸显了西方现代知识性叙述在中国的散播。它们为“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提供了世界性蓝图，也导致了本土的错综表述，是“铁屋子”隐喻的叙事渊源和焦虑基因。

这一章先通过分析晚清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1905）来展示维多利亚时代对“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的形成性影响。《新石头记》里的贾宝玉，因想起未酬的补天之志而“热念如焚”，穿越到晚清社会，游历了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上海和内地，也有幸参观了一个乌托邦“文明境界”。琼斯认为这样的小说离不开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文化。彼时，正逢进化论思想蒸蒸日上，各色各样营造“时间皱褶”的叙事手法在英国和美国涌现，一个“进化模式历险小说”文类随之形成。H.G.威尔斯在1887年出版了《二十世纪传奇》，随后在1895年出版了《时间机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2000-1887》对中国“进化模式历险小说”的形成，影响最大。在该小说里，一个富有的波士顿居民沉睡百年，醒来在新世纪。主人公以新旧对比的方式批判读者所处的“旧时代”，成功地引导读者憎恶实际上的“现在”，赞同作者所给出的未来。而实际的进化过程，作为历史叙事里面最不该缺席的讲述，则被作者通过由催眠术造成的百年沉睡来巧妙地抹去了。晚清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翻译了贝拉米的这部小说，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学到了直接从黑暗的现状穿越到乌托邦未来的写法，巧妙运用到《大同书》和《新中国未来记》里，并被吴趼人等小说家所掌握。晚清进化模式历险小说的另一源头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1902年《新小说》第一期即开始连载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被译为《海底旅行》的《海底两万里》。一年后，鲁迅也在日本将凡尔纳的另外两个小说翻译成《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晚清对凡尔纳笔下的技术和自然历史奇观的翻译，是运用本土语言资源，对西方知识分类和话语进行模拟的移植尝试。在这个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汉语在世纪之交世界体系的话语边缘地位被凸显了。这也是《新石头记》里面“文明境界”在意识形态和表征上的尴尬处境。其所塑造的中国未来蓝图，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吁求，另一方面离不开对西方殖民秩序的学习和模拟。在愿望与手段的矛盾中，“铁屋子”已经隐隐浮现。

第二章“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通过分析鲁迅小说《孤独者》等文本，探讨彼时有关遗传和改良的生物学知识的流通和利用，展示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进化、发展僵局。《孤独者》的叙事者申飞回顾了他与“异类”魏连殳的交往。魏连殳致力于中学教育、改良儿童，结果丢掉了饭碗，陷入了绝望，背弃了理想，吐血而终。申飞成为继承了魏连殳精神衣钵的又一个“孤独者”，正如在故事的开头，魏连殳祖母的葬礼启动了魏连殳的精神遗传。这不祥的循环，确认了历史宿命的顽固，让“铁屋子”里的“孤独者”们彷徨于无地。《孤独者》关于宿命的必然性与发展的能动性、先天与后天的纠结，是鲁迅及其时代话语的焦点。彼时，通过教科书和现代辞书、百科全书、启蒙读本等“知识文本”，生物学知识获得了广泛的本土传播。当时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修辞里面离不开生物学词汇和叙事情境。彼时的进化生物学也流派纷呈，集中体现在对进化过程中的进化主体能动性问题的不同立场上，一方是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阵营，另一方是拉马克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前者否认进化主体自身的进化能动性，后者则相反。上述两种进化论的论争的投射，贯穿于《孤独者》中魏连殳和申飞论辩的始终。琼斯教授考察了彼时知识界不断地在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之间建立话语亲缘关系，将种族与国民性的进化与生物种群的进化演变合二为一。而不论是在儿童读物中的动物寓言文字还是在课本、报刊中的动物插画，还是教育启蒙读物，都逃脱不了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两大框架，在基因决定论和主体能动性之间徘徊讲述着幼体成长和家国发展的故事。

第三章“作为历史：民国时期的儿童”辨析了关于现代中国儿童的话语建构史。这套话语，旨在借“发现”、“发展”中国的儿童而改变和发展中国。“发现儿童”这个说法，来自法国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典范著作《数世纪以来的童年：一部社会史》（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阿利埃斯认为，童年作为一个被关注的对象，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家庭中的儿童，成为了资产阶级文化再生产所需的知识、想象、规训和投资的对象。对儿童的发现，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现代阶段的一个标志。民国时期对儿童的发现，体现为在认识论、意识形态、教育制度，甚至商业上的多重叠加。周作人“对儿童的发现”的呼求，游移在认知发展、童年本位和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之间，成为民国时期儿童话语知识谱系的黏合剂。

琼斯教授揭示了周作人深受19世纪英国民俗、神话学者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进化论式儿童文学观的影响。琼斯也通过对二十年代心理学家黄翼（1903-1944）的《儿童绘画之心理》的分析，展示彼时中国的儿童话语的底色，是基于西方所总结的人类普遍“发展历程”。此发展主义式儿童观的思维臼巢，是在欧美现代人和野蛮人之间、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双重二元对立；最终的价值主体，是将欧美文明和成年人合二为一的欧美成年人。这一西方的“发现儿童”话语，并不能真正解答如何来发现“中国的儿童”的中国问题。鲁迅隐晦地将“救救孩子”的诉求嵌套于宣告狂人已经“早愈”的古文序言中，暗示在中国的现代历史里面“发现儿童”的尴尬。大人无法把儿童作为书写历史的“白板”，凭空地改写国家和儿童的命运，与旧有文化传统及与欧来知识体系的决裂亦不可能。

第四章“历史的小玩意”探讨现代中国儿童话语的历史残酷性。琼斯教授注意到彼时的儿童话语与政治军事危机、“国货”运动的共生关系。国货运动的鼎盛时期也是民国的政治军事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媒体、出版界、知识界、教育界积极地促进着儿童启蒙读物和其他关于优生、营养、锻炼、尚武等主题的书籍和艺术表演。不仅如此，玩具、奶粉等国货儿童用品的销售也做着国家主义的文章。儿童本身，亦成为国家主义式发展想象中的“国货”符号。这场集国家生产、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为一体的混合式潮流，还制造出以“产品国籍”为特征的一种民族国家发展意识。

孙瑜的电影《小玩意》捕捉了这一时刻，其情节暴露了在儿童与国家发展话语的接榫之外的焦虑，展现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残酷性。农村妇女叶大嫂擅长编制竹木玩具，和丈夫靠贩卖自制玩具养活了一双儿女。大学生袁璞爱上了叶大嫂，但叶大嫂拒绝了他的求爱并鼓励他努力学习。不久，丈夫在战乱中去世，小儿子也失踪。为了躲避战火，叶大嫂带着女儿珠儿到了上海，靠编制出售小玩具维持两人生计。十年后，珠儿长大成人，帮着母亲卖玩具，袁璞留学回国后用现代企业的方式来大规模生产“国货”儿童玩具。“一•二八”，珠儿因参加救护工作死在了战火中。一年后的1月28日晚，正值旧历新年。叶大嫂瞥见一个富家子弟，貌若已经失去的儿子，昔日创痛，袭上心头。这时一阵爆竹声响彻夜空，叶大嫂惊呼：“敌人杀来了，大家一齐去打呀！”“中国要亡了，快救救中国！”

琼斯教授在电影《小玩意》里看到，当工业化生产的国货与作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的儿童形象，叠加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发展象征时，也在不经意中剥夺了叶大嫂的一切。国货与儿童相叠加的这一逻辑，仍然是来自进化论思想，尤其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生存斗争的观点运用于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它给中国假设了一个“国货”击败帝国主义舶来品的国家未来。然而在民族进化的这一残酷设定下，为了实现 “国货”式未来，没有发展“前途”的小生产者如叶大嫂，需要为国家民族献出孩子和自身生存。这部宣传性极强艺术性也极强的电影，在无意间，对这一发展逻辑提出了质疑。

第五章“狭的笼：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把五四历史时期翻译和介绍“童话”的意义，放在更为宽广的半殖民地历史语境下来发掘。19世纪以来的童话文体，在文学的“进化”图式中占据独特的位置，被视作具备文学童年期的特征，对儿童与成人、野兽与人类、野蛮蒙昧与文明开化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展示。童话也是19世纪以来教育家对本民族进行文明开化的重要工具，在五四之后关涉到现代中国的核心命题：发展。

琼斯教授在这一章里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世界语倡导者、盲诗人瓦西里•爱罗先珂（Vasilii Eroshenko，1890-1952）的童话予以研究。爱罗先珂的童话在鲁迅及同时代人手里成为了现代中国新儿童文学体裁的参照。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用日文写作的“狭的笼”，发表在《新青年》上。这讲述的是一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孟加拉虎幻想着解救自身及其所有被困者的故事。琼斯教授发现爱罗先珂、鲁迅两人对儿童、野兽、进化论及其发展、解放的思路相近，也有共同的幻灭体验。爱罗先珂的《狭的笼》等多篇关于被囚禁的动物的童话，不是天真的孩童式梦幻，而与鲁迅的作品神似，展示了进化、发展和教育的失败。这不仅在于它们描绘了觉醒者的受挫，也在于其回环往复、停滞不前的叙述结构，徘徊在希望与绝望、主动与落寞之间，让觉醒变成了梦，而梦成了幻灭和死。鲁迅由于他在日本学医的经历，将自己的笔比作解剖刀，剖析别人和自己。爱罗先珂的童话则在兽类世界中剖析身份政治、文明等级等的话语牢笼。讲述兽类的童话，在爱罗先珂和鲁迅的语境中，意味着关于“后进”与先进，野蛮与启蒙的复杂寓言。在这套叙事中，教育、启迪的动机总是遇到更深刻的挫折，发展者与被发展者之间的关系令人困扰。童话本身的教育、启迪动机很难得以实现，并在更深层次被颠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如同被囚禁在思想的“狭的笼”中。

三、延伸与扩展

前面两部分讨论了琼斯教授这本著作“说了什么”和“如何说”。这第三部分，则对其“说法”做进一步审视、延伸，与扩展。

如前面所总结的，琼斯教授阐述了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叙事模板自身的本土悖论，在现当代文学生态中制造了辗转的迷局。稍一盘点，就能辨识出对我们当下的研究仍然能够起到穿透的作用的一些问题。

西方进化论话语本来就存在裂缝，呈现为互不兼容的两大分叉：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不承认发展进化是主观能动性的产物，认为是盲目偶然性的积累，与欲望、道德、公平、正义等主体价值无关。若引用到社会领域，这就暗示，欧美的现代性成功转型，是各种随机因素偶然所为，且无法刻意复制。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盆冷水。中国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认为主观意愿可以影响遗传的拉马克主义，情愿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引用为事在人为的进化成果。斯宾塞式的进步论里面有拉马克主义的影子，给予主体能动性一席之地，所以受到严复的青睐。严复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意译为《天演论》的字里行间，与赫胥黎展开激辩，并不断援引斯宾塞的主张来驳斥赫胥黎。然而随着遗传学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指出，主观意愿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不起作用。这导致了致力于主导中国现代历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幻灭感。“铁屋子”寓言流露出鲁迅对能否单靠意志、欲望，和使命感来摆脱民族困局，并不乐观。时过境迁，硬性的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话语早已沉寂。然而诸如“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乃至于改革开放后“用短短二三十年走过西方数百年发展历程”的论调，时时闪现出对主体能动性能否启动社会进化问题的焦虑与纠结，值得正视和反思。时至今日，改头换面的拉马克主义，仍然活跃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在当代文学生产和批评这一特定领域，发展主义叙事仍然能够被运用来串起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运动”的更迭轨迹。从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乃至于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更迭的内在动力，很难说能离开作家与批评家合力尽快“赶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主流”的意愿。

当然，实际情况远比一两句话的概括要复杂得多，里面也每每包含了对以往赶超的模式的检讨和对以往阶段的反讽，甚至对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根本性怀疑和反思。这在知识界，则体现为对方法感到厌倦和对历史性表示不信任的两种焦虑。从琼斯教授的进化论话语本土实践研究角度来看，晚清以来，从不同的“洋师傅”那里学来的不同版本的发展模板之间的割裂，不仅贯穿于近现代和社会主义时期，也见于当今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贯穿了启蒙主义、革命，和今天商品经济的百多年话语轮廓。此一焦虑的源头，需回溯到进化论遭遇中国所生成的错综话语实践。退一步回到当下的学术界现状来看，琼斯教授所“考古”出来的历史话的话语动态，对处于无序的“理论游戏”之中的我们，提供了将“现代性”的各个侧面回归于历史“上下文”的一个思考维度。

再者，琼斯教授提出的本土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启动者”与“被发展者”的关系问题，也很具有穿透力。发展叙事的谱写，内在地需要把“发展”当作及物动词来使用。这就需要精英占据主语即发展主体的位置，还需要民众充填宾语即客体的位置。精英能否精确地料知后果，承担责任？如同《呐喊•自序》里关于“铁屋子”的讨论：“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琼斯教授通过研究“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来凸显进化论、发展话语里面的矛盾和陷阱。从鲁迅前期的小说《狂人日记》、《孤独者》、《药》、《野草》集，到后来的像《看变戏法》、《现代史》这样的杂文，其内容和形式，频频诠释了进化、发展的逆转、倒退和失败。困扰鲁迅等人的那些悖论，一直是嵌入在现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叙事中的裂痕，也造成了小说写作、理论、批评活动里面难以回避的深层问题。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莫言、韩少功等许多作家，在小说里描绘了乱伦、返祖、遗传变异和种群退化等现象，以表征手法和隐喻修辞凸显了叙事者主体对历史性的多样性选择。而新世纪以来，更出现了被研究者所称道的“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用该研究者的话来说，在一些新世纪小说里，历史“并不是按其已经烂熟于心的格式来进行，而是被作家的主观意愿重新编排。历史的存在被作为一种对话的单元重新复活。” 这未尝不可以被解读为是在当代中国发展蓝图嬗变之下的叙事症候和探索，既是对十七年以来的阶段性革命发展叙事的某种反拨，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整体叙事的逃避。

还有一个事关琼斯教授的情况也有必要提一句。琼斯教授是余华作品的主要英文译者，翻译了《许三观卖血记》等。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对现代性问题所提供的本土叙事丰富回应与探索，在事实上本来就是全球现代性思考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