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Change the World的读后感大全

《How to Change the World》是一本由Eric Hobsbawm著作，Little Brown UK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33.50，页数：47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How to Change the World》读后感(一)：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前言及目录

前言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王立秋 试译

这本书，这部有许多我在1956年到2009年间的作品组成的文集，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对卡尔•马克思（以及不可分离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的发展及其在马克思身后的影响的研究。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尽管其中作为核心组成部分的六个章节，是我为我协助策划和编辑的，由意大利埃伊瑙迪(Einaudi)出版社于1978年至1982年间出版的，极富野心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的故事》(Storia del Marxismo)。这些，修订过的，有时是扩写并为一个关于1983年起的马克思主义的衰退时期的章节所补充的文章，构成了本书内容的大半部分。此外，本书还包含一些对用学界的行话来说所谓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的，进一步的研究；一篇关于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论文，这篇论文一个起始的版本原本是在德国对林茨国际工人历史学家会议作的一次演说；以及三篇对特定作品的导读：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的境况》，《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组重要的手稿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评论——这些手稿后来以《手稿》(Grundrisse)为题出版。在本书中得到专门讨论的唯一一位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安东尼奥•葛兰西。

这些文本大约有三分之二之前未以英文的形式出版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版过。第一章是对我在2007年由犹太图书周赞助举办的一次关于马克思的公开讨论中的发言的大幅度的扩充和改写。类似的还有第十二章。第十五章之前从未发表过。

在我写作这些现在结集在一起的研究论文的时候，我心中的读者是谁？在某些情况下（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六章，也许还有第十二章）仅仅是对有兴趣在这个主题上有所发现的男人女人们。然而，绝大多数章节的目标受众，是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语境和观念的发展及影响之间的互动有特别兴趣的读者。我试图为这两类读者提供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即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不能局限于支持或反对的辩论，以及为形形色色的，不断变换商标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对手所占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土。在过去的一百三十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现代世界的智识乐曲中的一个主旋律，并且通过它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它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在一些特定时期乃是决定性的存在。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读者思考它，以及人类在二十一世纪会有怎样的未来。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伦敦， 2011年1月

内容简介

在自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出版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负载马克思名字的学说在平等和正义的名义下为数百万人所接受却又戏剧性地，随着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衰落而失去了它的魅力。然而，就在自由市场在被看作是灾难性的对管制的退避的核爆中走向极限的时候，对资本主义最严格、最有说服力的敌人的重新评价，前所未有地及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充满洞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回顾。他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影响来源——从对贵格会运动到马基雅维利——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中的源流。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即核心文本——从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的境况》到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到《共产主义宣言》本身——进行了考察，并对过去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时运的惊人反转进行了分析。通过出色、深刻、充满能量且内容广泛的工作，《如何改变世界》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点：卡尔•马克思是我们世纪的思想家，就像他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思想家那样。

作者简介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于亚历山大，并于奥地利，德国和英国接受教育。他是英国学院和美国艺术科学学院的研究员，也是日本学院的一名外籍成员，并在许多国家的多所大学取得荣誉学位。退休前他曾在伯克贝克学院，伦敦大学，继而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除《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外，霍布斯鲍姆的著作还包括《匪徒》，《革命者》，《不同寻常的人》以及他的回忆录《妙趣横生的时光》。

目录

前言/vii

第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

1 今日马克思/3

2 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16

3 马克思，恩格斯与政治/48

4 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境况》/89

5 论《共产党宣言》/101

6 《手稿》的发现/121

7 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的形成/127

8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命运/176

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

9 马克斯博士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199

10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880-1914/211

11 反法西斯主义的时代 1929-45/261

12 葛兰西/314

13 对葛兰西的接受/334

14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45-83/344

15 马克思主义的衰落 1983-2000/385

16 马克思与劳工：长世纪/399

注释/420

原版时间及出处/459

索引/462

《How to Change the World》读后感(二)：Human Liberty：how to change the world

Humans have always been fascinated by endings: the end of life as we know it, the end of our present prosperity or misery,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the end of the world. Terminal events have long been anticipated by human societies, either in fear of apocalyptic disaster or in hope of the utopia waiting at the end of history. Perhaps our minds think in lineal terms, preferring denouement to the meandering paths of the past. Reaching termination, or some definitiv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s psychologically satisfying; it imposes order on disorder, narrative onto chaos.

Karl Marx offered such a hope. Capitalism would generate the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 utopian future. Marxism spoke powerfully to the dissatisfied of his time and beyond, revitalising millennial speculation in a secular age.

Near the end of this fascinating study of Marxism, Eric Hobsbawm charts the recession of Marxist thought. A theory that had offered certainty and hope was beset by doubt. The abysmal record of communist states and their eventual fall, the collapse of organised labour movements, the decline of radicalism, the success of capitalism in fulfilling human needs and many other factors placed Marxism in eclipse.

For Hobsbawm the financial crisis changed everything. “A systematic alternative system may not be on the horizon,” he argues, “but the possibility of disintegration, even collapse, of the existing system is no longer to be ruled out. Neither side knows what would happen in that case.”

We are living, then, at the end or at lea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e market, as Hobsbawm writes, creates many problems in its pursuit of limitless growth. “Once again the time has come to take Marx seriously.” Hobsbawm has little time for those on the Left who treat Marx as a prophet whose word is law. “What could be learnt from Marx was his method of facing the tasks of analysis and action rather than ready-made lessons to be derived from classic texts.”

Marx remains a powerful figure and at some point we have been touched by Marxist thinking even if we were not aware of it. Indeed, Hobsbawm, a man firmly on the Left, is one of our greatest living historians. He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his series of books on global history are widely read classics.

While Marxism has retreated a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vement, Marxist history has remained a commercial success. Its continued hold on humanities departments is not in doubt. We have lost our fear of what Hobsbawm calls capitalism’s “memento mori”, which haunted it until the Nineties. Hobsbawm, who will be 94 this year, is, as he admits, a cosy establishment figure. He has never lost faith in communism and he has been accused of neglecting or downplaying some of its worst excesses in the 20th century.

What Hobsbawm has to say about Marx is bound to be interesting. There is plenty with which to argue and engage in this stimulating book. It is certainly an insider’s account. Hobsbawm treats Karl Marx as a friend who needs defending. He tries to exonerate him from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brutality of communist regimes. Hobsbawm does not grapple in any depth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Marx’s thinking was incompatible with liberty or that he must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violence committed in his name.

This book is not, however, a complete history of Marxism or even a reassessment of Marx in ligh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I was hoping, but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by Hobsbawm between 1957 and 2010. Many have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a few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and some are new. They knit together well to cover the historical ground. Some of the chapters are very good introductions to Marxism for the general reader, but someone who wants to learn about it for the first time is likely to be frustrated. Many of the essays are aimed at, and will only be enjoyed by, readers who already have a good grounding in Marx.

Those who want to lear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will be equally frustrated. This is a book of serious ideas, not of politics. I was not convinced from this book that Marxism, for all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with capitalism, will make a comeback. It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argument to hear from our leading Marxist historian, but it is not developed far enough and is therefore impossible to refute.

* Ben Wilson is the author of What Price Liberty？ (Faber)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How to Change the World》读后感(三)：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在今天

马克思在今天

Karl Marx, 1818-188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王立秋 试译

I

2007年举行的犹太图书周，距卡尔•马克思的忌日不过两周，而距他与伦敦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大英博物馆圆阅览厅，也不过几步之遥。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者，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和我，在那里对他表现了对他身后的尊敬。然而，当你细想这一场合与日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双重过的意外。我们不能说1883年马克思死时是个失败，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开始在德国，特别是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而且，一场由他的门徒们领导的运动，已经开始占领德国的劳工运动。但在1883年的时候对他毕生的作品来说可供展示的东西还不够多。他写了一些很棒的小册子和那部未完成的大作，《资本论》的主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很难说有什么进展。“什么作品？”在一个来访者向他询问他的作品的时候他苦涩地问道。他自1848年革命失败以来主要的政治成就，所谓的第一国际（1864-73），已经建立。他在英国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中无足轻重，而他作为流亡者差不多在这个地方过了半辈子。

然而，他身后的成功是多么地非凡啊！在他死后的二十五年间以他的名义建立，或者承认受他灵感的激发的欧洲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有民主选举的国家获得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七的选票——英国是唯一的例外。在1918年之后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都成了执政党，而不仅仅是反对党，在法西斯主义终结后也如此，但在那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急切地想要放弃关于它们灵感来源的主张。所有这些政党都依然存在。同时，马克思的门徒们还在非民主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的革命的团体。在马克思去世七十年后，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体制之下，这些政党声称代表了他的观念并实现了他的热望。如今百分之二十的人依然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尽管他们的执政党戏剧性地——也存在少许的例外——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简言之，如果说某个思想家给二十世纪打上了一个重要的擦不掉的标记的话，那就是他。走进海格特公墓，那里安息着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和斯宾塞——卡尔•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有趣的是他们对视着彼此的坟墓。在他们都还活着的时候，赫伯特是他们世代的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卡尔则是一个住在汉普斯蒂德复折式屋顶的阁楼上，以朋友的资助为生的家伙。今天甚至都没有人知道斯宾塞在那里，而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的朝圣者则不断地前来拜访卡尔•马克思的父母，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的共产党员则坚持要葬在他的身旁。

共产主义体制和大众共产党的时代随着苏联的衰落而走向终结，而就算在它们依然存在的地方，就像在中国和印度那样，在实践上这些体制和政党也放弃了古老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而在它们这么做的时候，卡尔•马克思又一次地发现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地。共产主义声称是他唯一真正的继承人，而他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共产主义来界定的。因为甚至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之后在这里那里建立一些根据地的持不同意见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潮流，也差不多肯定是前-共产主义的分离。因此，对在他百年忌日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属于昨天的人，不再值得人们去打扰。一些记者甚至指出，今晚的这次讨论是试图把他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拯救出来。然而今天马克思，又一次地，在相当意义上是一位（为）二十一世纪（而思考，属于二十世纪）的思想家。

我不认为应该就BBC的一次民调——这次民调表明，英国的广播听众票选它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谈论许多，但如果你在谷歌键入他的名字，你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最大的伟大的智识存在，在名次上仅为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超越，但远在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之上。

对此，在我看来，原因有二。首先，这是因为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从公众在理论上把他和列宁主义的等同以及在实践上与列宁主义体制的等同中解放出来。这点已经变得十分清楚：有足够充分的理由重视马克思说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话。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二个理由——这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预期的那个世界惊人地相像。这在1998年——这年，正好，是全球经济戏剧性地激变的一年——公众对这本令人震惊的小册子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的反应中表现的很清楚。悖论性的是，这一次，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是资本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太过于气馁以至于不能就此纪念发表什么。我还记得联合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的编辑来找我的时候我的惊奇，这份杂志百分之八十的读者必然是美国的商务旅客。在那之前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宣言》的文章；他认为他的读者会对关于《宣言》的争论感兴趣以及他是否可以用我文章里的一些内容？在世纪末一次午饭的时候，乔治•索罗斯问我怎么看马克思的时候，我甚至更加惊奇。在知道我们的观点分歧有多大的情况下我意图避免争论，因此我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人”，索罗斯说，“在一百五十年前发现了我们必须注意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也这么做了。不久之后，这位据我所知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开始再次严肃地对待马克思，就像雅克•阿达利关于马克思的生平和研究的新书中做的那样。阿达利也认为对那些想让世界变成一个不同与我们今天拥有的更好的社会的人还有很多话要说。记住这点是件好事：即便从这个观点来看今天我们也需要重视马克思。

直到2008年十月，当伦敦《财政时代》刊出头条“震动的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回到了公共的舞台这个事实不再值得怀疑。在全球资本主义经历它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动荡和危机的时候，他不太可能出离于此。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差不多是肯定地要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有着很大的不同。

上个世纪人们对马克思的看法是有以下三个事实决定的。首先是革命已在日程上的国家和那些没有革命计划的国家，也即，——泛泛地说——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野。第二个事实继起于第一个事实：马克思的遗产自然地分支为一种社会-民主和改革主义的遗产，以及一种革命的遗产，后者几乎压倒性地为俄国革命所主导。这点在1917年后因第三个事实而变得清楚：大约在1914年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之间，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向我所谓的“灾变的年代”的崩溃。那次危机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许多人对资本主义能否痊愈产生了怀疑。它是否注定为社会主义经济所取代，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熊彼得在二十世纪预言的那样？事实上资本主义确实回复了，但形式上与过去有所不同。同时在苏联一种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看起来对崩溃免疫。在1929和1960年间，甚至对许多不赞同这些体制的政治方面的非社会主义者来说，相信资本主义正在失势而苏联则证明它能够在生产上超越它。在“伴侣号(Sputnik)”的那年这听起来一点儿也荒谬。这点在1960年后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些事件及其对政策和理论来说的含义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的时期。它们在马克思本人的经验和评定的范围之外。我们对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斯本人的思想之上，二十建立在他身后对他的作品的阐释和修正之上的。最多我们也只能认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智识危机期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与马克思有过个人的联系，或更可能亲自接触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已经开始在二十世纪变得相关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些，其中最突出的，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有许多内容是为二十世纪所特有，在卡尔•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的，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或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辩论，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于1914-18年战时经济以及战后类似于革命的或革命的危机的经验。

因此声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确保生产力以最快速度发展的方式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主张很难说是马克思提出的。它属于战间期资本主义危机遭遇苏联五年计划的年代。十世纪上，卡尔•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极限，而是说资本主义增长的颠簸的节律，会生产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后者，迟早会证明与一种资本主义的运行经济的方式不相容，并生成使它无法幸存的社会冲突。资本主义本质上没有能力设计后来社会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他假设，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因此“社会主义”出于二十世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辩论和评估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不是——而是因为所有在灵感上受马克思主义激发的政党都共享这样的一种计划并且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也声称在制度上实践了这种计划。就其二十世纪的形式而言这种计划已经死去了。作为应用于苏联和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也就是说理论上没有市场的国有的和国家控制的命令经济的“社会主义”已经消失并不会再复兴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热望则一直是未来的理想，但即便作为形式上的热望，到世纪末的时候也遭到了抛弃。

社会民主主义者心里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共产主义体制建立的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斯本人就审慎地放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的细节性的陈述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态上除指出它不可能是建构或计划出来而只会从社会主义社会中演化出来外什么也没说。他在这个主题上作出的如此大体的评论，就像在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批判那样，不大可能给他的继承者们特定的直到，而且确实这些评论也没有为他们认为是学术问题和乌托邦的实践的问题——直到革命之后——提供任何严肃的思想。知道这点就够了，这种经济将建立在——用工党宪章著名的“第四条”里的话来说——“生产手段的公有”的基础之上，后者，根据一般的理解，是通过国家工业的国有化来实现的。

有趣的是，最早的关于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并不是由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一名非社会主义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提出的。在国有化私有工业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被列入实践政治的日程之前，除巴罗内外没有人想到这点。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者相当没有准备地面对他们的问题，并且不能从过去或其他人那里得到指导。

“计划”隐含在一切种类的社会调控经济之中，但马克思在此之上没有具体的谈论，而在苏俄在革命后对此进行试验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说那也是即兴的创作。理论上看这是通过构设概念（诸如莱昂剔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提供相关的数据来完成的。这些策略后来被非社会主义经济广泛地采用。在实践上，计划是通过遵循同样属于即兴创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特别是德国的战时经济模式，也许伴随着对电气工业的特别关注——列宁是从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的德国和美国电气公司经理主管人员那里得到这些信息的——来完成的。战时经济依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说，苏联计划经济是一种特定的目标事先被确定——极速工业化，赢得战争，制造核弹或把人送上月球——继而通过不顾短期代价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的经济。关于这点，没有什么是专属于社会主义的。朝向预先确定的目标的努力可以伴随或多或少的诡辩来完成，但苏联经济实际上从未超越于此。而且，尽管它从1960年起就开始尝试，它从来就没有走出隐含在使市场适应于官僚制的命令结构的努力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社会民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既不是通过延缓社会主义经济的建构，或者更加积极地，通过设计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民主党仍然致力于创造一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意味着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思考。最有趣的想法来自像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西德尼和碧翠丝•韦伯夫妇）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设想了一种通过一系列不可反转的、累积性的改革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因此而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构造给出了一些政治上的思考，尽管对其经济上的操作没有多大贡献。爱德华•伯恩斯坦，通过坚持改革主义（改良）的运动就是一切而最终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践上的现实性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都满足于修正主义的政策，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保留下来，在服从于劳工的要求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关于这种态度，最具权威的章节是安东尼•克罗斯兰德(Anthony Crosland)的《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这部著作提出，在1945年后资本主义已经解决生产富足社会的问题的时候，公共的企业（经典形式下的国有化或其他形式的公有）不再必要而社会主义者唯一的任务，只是确保对国民财富的平等分配。所有这些都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并且确实也远离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作为一种本质上的无市场社会的想象，而马克思本人很可能也共享这样的想象。

让我再补充这样一点，即更为新近的发生在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之间的关于国家和公有企业的角色的争论，在原则上并不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甚或社会主义的辩论。它止步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国家从一切对生产利润的企业的活动的管制和控制中的系统性的退出把一种放任自由的原则在病理学上的退化翻译为经济现实的努力。这种把人类社会移交给（据称是）自我控制和财富-甚或福利最大化的市场的奴隶，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美国——中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中都没有先例。那是一种对其思想家读入亚当•斯密的内容的归谬，就像与之对应的苏联百分之一百地由国家计划命令执行的经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阅读马克思的时候注入马克思的内容。毫不奇怪，这种更接近于神学而不是经济现实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

中央计划的国家经济的消失以及在视觉上根本地出自去道德化的社会民主党的热望的转变了的社会的消失消除了二十世纪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它们在某些方面出自卡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尽管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灵感上受到他的激发或者仅仅是以他的名义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在以下三方面，马克思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经济思想家，作为历史思想家和分析家，以及（与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一道）作为广受承认的关于社会的现代思想的奠基人。我没有资格对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持续，但显然是严肃的重要性作出评论。当然，永远不会失去（与）当代（的时代）关联性的是马克思关于作为人类经济的一个历史的短时模式的资本主义以及他对这种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集中化，不断生成危机以及自我改变的运行模式的分析。

II

马克思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关性是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迄今唯一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一个巨大的不断积累的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人类直线提升的生成财富的能力却一直存在。这已经削弱的民族-国家作出的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力量和视野并因此而削弱了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政策，后者主要依赖于对国民政府不断施加的改革的压力。考虑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如日中天，它同时也在国家和区域之间生成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并把灾变的元素带回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循环节律，包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其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的那些元素。

我们的生产力使得大多数人类存在从必要的领域走入富裕，教育和不可想象的生活选择的领域变得可能或至少潜在地可能，尽管世界大多数人口还没有进入这一领域。然而，对绝大多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体制来说，它们仍然是在这种必要性的领域中运作的，即便在西方富裕国家也如此——在1945年后的二十年间人人富裕的社会在这些国家出现。然而，在富裕的领域中，充足食物、衣物、住房和提供收入的工作以及保护人民不受生活危机侵犯的福利体系的目标，尽管必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却不再是一个充分的计划。

第三个发展是否定性的。在全球经济的惊人扩张已对环境构成侵蚀的时候，控制没有限制的经济增长的需要已经变得越来越急迫。在反转或至少控制我们经济对生物圈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持续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当下我们还不可能知道谁的箭会给它带来致命的一击。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作为全人类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家？当然。作为一名哲学家？作为一名经济分析家？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以及理解人类历史的向导？是，但阿塔利已经正确地强调的关于他的一个要点在于，其思想的普世的全面性(comprehensive，无所不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跨学科”而是对一切学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写道的那样，“在他之前的哲学已经对人的总体性进行了思考，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理解的人，这个世界同时是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以及哲学的。”

显然，大部分他的作品都已经过时了，而其中的一些则是不可接受或者说不再是可被人们所接受的了。同样明显的是，他的作品不再形成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作品的全体，而是，像一切称得上思想之名的思想那样，是一个在行进中的无尽的作品。不会再有人试图把它变成某种教条，更不用说某种在制度上有所支持的正统了。这当然会使马克思本人感到震惊。但我们也应当拒斥这样的观念，即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尖锐的差异。他的探究模式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政治见解。确实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么做的，他设想了在英国和在荷兰和平掌权的可能的过渡，同时也设想了俄国乡村社群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演进。考茨基甚至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一样（或一样不是，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是马克思的继承人。出于这个原因我对阿塔利在真实的马克思和后来一系列其思想的简化者或伪造者——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之间作出的区分表示怀疑。对俄国人，《资本论》最早的专心的读者来说，把他的理论看作一种通过西方类型的经济发展使像他们的国家那样的国家从落后走向现代的理论与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推测一种基于俄国乡村社群的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同样地合法。很可能，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比马克思的那些思想实验）更符合卡尔•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总体路线。苏联经验的反论不是社会主义只能在整个世界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马克思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坚定地声称马克思相信过这样的话。那是经验主义的（完全以经验为基础的）。而是说俄国太过于落后以至于只能产出某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滑稽模仿——正如据说普列汉诺夫曾经警示过的“一个红色的中国帝国”。1917年这会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秉持的压倒性的共识。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论——这些人与阿塔利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俄国发展兴旺的工业资本主义——也是经验主义的。在沙皇的统治下也不会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的许多核心特征（重要的方面）依然有效且相关。首先，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抵抗的全球性的动力及其摧毁在它之前的一切，包括那些属于人类过去的遗产——资本主义本身受益于它——的部分，比如说家庭结构，的能力的分析。其次，是对资本主义通过生成内部“矛盾”——无休止的张力的发作以及暂时的解决，导向危机和变革的增长，这一切在不断增长的全球化的经济中生成了经济的集中——（来实现增长的）增长机制的分析。毛梦想一个持续为不断的革命所更新的社会；资本主义通过历史的变革——通过熊彼得（在马克思之后）所谓的无止尽的“创造性的破坏”——实现了这个计划。马克思相信这个过程会最终导致——它将必然导致——一种无限集中的经济——而这正是阿塔利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所有人中决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的数目不过一千人，至多一万人的时候想说的。马克思相信这将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废弃和代替，这个预言在我看来依然可信，虽然以与马克思预期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可信。

另一方面，他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废弃和取代由“对剥削者的剥削”通过走向社会主义的广大的无产阶级来完成的预测不是以他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分析为基础，而是以一些彼此分离的先验的假设为基础的。至多可以说它是以这样的预测为基础的，即工业化将导致人数众多的作为手工雇佣工人而被雇佣的人口，正如当时在英国正在发生的那样。这作为一个中程的预测是足够正确的，但就长期而言，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期望工业化会造成他们原本希望的政治上激进化的剥夺（贫困化）。正如对他们来说显然的那样，大部分无产阶级并没有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变得更加贫困。确实，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团结大会上一位美国观察这就观察到这些同志看起来“比贫困要多一两块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部分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经济不平等的明显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谓的“剥削者的剥削”。简言之，对未来的希望是被读进他的分析而不是源于他的分析的。

第三点最好用近来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约翰•希克斯爵士的话来说。“那些希望适应历史的普遍过程的人中的大多数”，他写道，“都会使用马克思的范畴或这些范畴的一些修正版本，因为除此之外几乎不存在可用的替代性的方式。”

我们不能预见二十一世纪世界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说这些方案有机会成功的话那么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的问题，甚至在它们不希望接受马克思形形色色的门徒们给出的答案的情况下也如此。

[注]译自Eric Hobsbawm, “Marx Today”, 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London: Little, Brown, 2011. pp. 3-15。

《How to Change the World》读后感(四)：霍布斯鲍姆：葛兰西

葛兰西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王立秋 试译

安东尼奥·葛兰西死于1937年。在后来七十五年中的前十年，实际上，除了来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同志外，几乎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葛兰西的，因为他出版、可用的作品极少。这不是说他不流行，因为据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是在葛兰西的路线，或至少是在他对葛兰西路线的阐释上领导意大利共产党的。不仅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甚至共产党员，对葛兰西除名字外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在他死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在意大利变得极其著名，远在共产党圈子外也广受钦佩。共产党——主要是埃伊瑙迪出版社——大量出版了他的作品。无论后来对这些早期版本作了怎样的批评，它们都使葛兰西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并允许意大利人去判断他作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或者更普遍地说，作为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化中一个重要人物的水平。

但只是意大利人。因为在这十年间，出于实践上的目的，葛兰西在他自己的国家外还相当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实际上没有被翻译。事实上，尝试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他感人的狱中书信的努力失败了。除了在意大利有个人联系，能够阅读意大利语的少数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之外他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面也几乎不存在。

在第三个十年间，在国外第一次出现了对葛兰西的严肃的兴趣。这无疑是受去-斯大林化，甚至更多地是受独立态度的影响，1956年后陶里亚蒂使自己成为这种态度的发言人。在这一时期的所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出现了他的作品和党外关于他的观念的初步探讨的英文选本。在意大利意外，英语国家看起来是最早对葛兰西发展出持续兴趣的。悖论性的是在意大利本国，在同样的十年间，对葛兰西的批评变得清晰有时甚至显得尖锐，而意大利共产党对他作品的阐释的争论也得到了发展。

最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葛兰西完全地属于自己（不再片面受阐释）。在意大利本国，其著作的出版因《狱中书信》（1965）全本，许多早期和政治著作，以及更为首要的，杰拉塔纳(Gerratana)里程碑式的研究，以及按编年次序编排的《狱中笔记》（1975）的出版而第一次建立在令人满意的学术基础之上。葛兰西的生平和他在共产党史上扮演的角色都变得更为清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由共产党推动和鼓励的，对其自身档案的系统的历史研究。争论还在继续，但在这里我不打算进一步探讨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意大利的葛兰西辩论。在国外，葛兰西著作的译本第一次在充分选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由霍尔(Hoare)和诺埃尔·史密斯(Nowell Smith)编辑的劳伦斯&维沙特(Lawrence & Wishart)两卷本译本的出版，变得可用。同时出版的还有像菲奥里(Fiori)的《生平》[1]那样的二手著作的译本。这里再一次地，在没有尝试在用我们语言撰写的，关于葛兰西的不断增长的文献——这些文献代表了不同的，但广泛得到尊重的观点——的情况下，说在葛兰西去世四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人们再没有不知道葛兰西的借口是足够充分的。更准确地说，他现在知名了，甚至对那些实际上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来说也如此。像“霸权”那样典型的葛兰西的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政治和历史的探讨中开始像弗洛伊德的术语在战间期出现那样偶然，有时也是宽松地出现。葛兰西已经成为我们智识宇宙的一部分。他作为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我看来是自1917年以来西方出现的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他说了什么以及他说的东西为什么重要，与他重要这个简单的事实相比并不为人所知。这里我要单独举出一个证明他重要的理由：他的政治理论。

思想家并不创造他们抽象的观念，而只有在他们时代的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的观察。如果说马克思总在强调，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人思想他们自己的观念——的话，那么，他同时也在强调，他们只能在这样的境况下这么做（原因《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在他们发现自己直接地，处在被给予或继承而来的境况下。葛兰西的思想是相当原初性的。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确实也是一名列宁主义者，而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要浪费时间来为他辩护，反对那些号称准确地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并拥有他们自己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版权的，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者对他的指控。然而对我们之中，那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无论是1914年之前的还是1917年之后的——下成长的人来说，他经常是一名相当令人惊奇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相对地，他对经济的发展着墨甚少，在政治上却谈了许多，包括关于以及就像克罗齐，索莱尔和马基雅维利那样的理论家而言的政治，这些理论家在经典著作中一般来说并不突出或者说根本就不被提及。因此，发掘葛兰西的背景和历史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原创性是很重要的。我不需要再补充，无论如何这也不会消解他的智识地位。

当葛兰西进入墨索里尼的监狱的时候，它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葛兰西时代的意大利具有许多历史的特殊性，这些特性鼓励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新的）出发。我要简略地谈谈其中的一些特性。

(1)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在当时就其在单一的一个国家中同时包含了（殖民的）都会和殖民地，发达和落后区域而言，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微观缩影。撒丁岛，葛兰西的故乡，是意大利落后——更不用说古老——和半殖民地一面的典型；都灵及那里的菲亚特公司——在那里，葛兰西成为工人阶级领袖——在那时和在现在一样，都是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阶段以及大众从移民农民向工人的转变的典型。换言之，一个聪明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好位置——与来自完全属于其中某个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同时把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第三世界”及二者之间的互动的本质。意外地，认为葛兰西只是“西方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也就是错误的。他的思想既不专属于发达工业国家也不专用于这些国家。

(2)意大利历史特性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甚至在1914年前意大利的劳工运动既是工业的又是土地的，即使无产阶级的又是以农民为基础的。从这点来看它在1914年之前，在欧洲差不多是独立的，尽管这里我也不打算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说明。然而，两点简单的说明将指出这点的相关性。共产主义影响力最强的区域（艾米利亚，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都不是工业区，而战后意大利工会运动的伟大领导人，迪·维托里奥(Di Vittorio)，是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农场-工人。就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落后的，半殖民的南方——在其劳工运动中扮演的不同寻常的重要角色而言，意大利很难说是特别孤独的。无论如何，这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第三个特性是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特征。我们只要回忆三件事情就够了：(a)意大利在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上领先其他国家数个世纪，但却不能维持它的成就并偏向陷入了文艺复兴和复兴运动之间的死水；(b)与法国不同意大利资产阶级并没有通过一场胜利的革命建立其社会，而且与德国不同，它也没有接受来自上层的古老的统治阶级提供的那种妥协性的解决方案。它制造了一场部分的革命：意大利的统一部分地是从上——通过加富尔——部分地从下——通过加里波第——完成的；(c)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资产阶级在完成其创造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上失败——或者说部分地失败——了。它的革命是为完成的而像葛兰西那样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的运动的可能的角色——作为民族/国家的潜在的领导者，民族/国家历史的承担者——有着特别的意识。

(4)意大利过去不（现在也不）仅仅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就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它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其中，教会是一种意大利的特别制度，一种在没有国家机器/装置，以及在与国家机器分离的情况下维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模式。它也曾是一个民族精英文化先于民族国家的国度。因此一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葛兰西所谓的“霸权”，也即，权威得到维持，但又不纯粹以强制性的力量为基础来维持的方式。

(5)因此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里我只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意大利就成了一个政治实验的实验室。这个国家长期以来都有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思想传统，从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到二十世纪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传统就不是偶然；因为甚至我们现在称作政治社会学的学科的先驱，也往往与意大利有关或从意大利经验获得他们的观念——我想到的是像索莱尔和米歇尔那样的人。因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作为问题的政治理论有着特别的经验也就不奇怪了。

(6)最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意大利是这样的一个国度，在这里，在1917年后，社会革命的一些目标以及甚至是一些主观的条件，看起来依然存在——这比英国和法国，甚至，我要指出，比德国还要突出。然而这场革命并没有成功。相反，法西斯掌权了。那么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对俄国十月革命未能成功地向西方国家传播以及在这些国家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替代性的策略和战略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分析上走在前列就只是自然的结果了。那，当然，就是葛兰西着手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把我带到了我主要的观点，也即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是关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因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政治写了许多，但他们却不愿意在这个领域发展一种普遍的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如恩格斯在著名的注释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晚期书信中指出的那样——他们认为指出“法律关系以及国家的种种形式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而植根于生活的物质境况/条件”（《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更加重要。因此他们强调的，首先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恩格斯致梅林）。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关于像同质的本质和结构，国家的组织和构成，以及政治运动的本质和组织那样的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出自当时（事件）的注释的观察的形式进行的，一般来说是其他论述的附带论述——也许，只有他们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特征的理论例外。足够符合逻辑地，在夺权前夜，列宁感到一种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系统理论的需求，但众所周知，随后十月革命在他完成理论的创作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而我要指出，在第二国际时期发展出来的关于结构，组织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的讨论，主要与实践的问题有关。其理论的归纳是附带性的和即兴的，也许只有民族问题的领域除外，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已经从实践上开始打草稿。我不是说这没有带来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在列宁那里创新是很明显的，尽管是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我们阅读关于列宁的新型政党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令人吃惊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争论的介入是如此之少，尽管像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马尔可夫和梁赞诺夫那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了争论。一种政治的理论确实隐含其中，但它只是部分地显露出来。

对于这一空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之前，这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但那时，我要指出，它变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缺陷。在俄国之外革命遭遇了失败或根本就没有发生，而一种系统性的——不仅关于赢取权力的运动策略，还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技术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在1917年一直没有被人们看作一个具体而直接的问题来严肃地思考——重新思考变得必要。在苏联内部，在苏联政权从它为维持自身以成为永久性的存在的绝望斗争中出现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会——就其政治结构和制度而言，以及，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是什么且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也出现了。本质上说这是近年来一直困扰马克思主义者的，并且在当时也注定要在苏联共产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更不用说那些外在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之间得到讨论的问题。

我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里我们谈论的问题与两组不同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和本质。葛兰西试图同时把握这两组问题，尽管有的评注家在我看来对其中的一组问题进行了过度的强调，也即，策略问题。但是，无论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很快，在共产主义内部它就变得不可讨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一直如此。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对葛兰西来说，要在他的著作中把握这些问题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他在监狱里（写作），被切断了与外界政治的联系，并且是为未来而不是当下而写作。

这不是说他不是政治地写作——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当前形势而言。事实上，理解葛兰西的作品的诸多困难之一，就在于他想当然地接受了一种与情景和讨论的熟悉性，而这些东西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未知或已经遗忘了的。因此佩里·安德森才会在最近的作品中提醒我们，葛兰西一些最有个性的思想，源于并进一步发展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共产国际的辩论中出现的那些主体。总之，他被引向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一种完全政治的理论的元素的方向，而他很可能是第一个这么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会试图总结他的观念：相反，我要拣出其中的一些线索并着重强调它们在我看来的重要性。

葛兰西，就认为政治是“一种自治的活动”（《狱中笔记》），内在于由历史发展设定的语境和限制而言，并且因为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着手探究“政治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世界的系统（自洽且逻辑的）概念中占据或应当占据的位置”（同上）而是一名政治理论家。然而，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在他的英雄，马基雅维利——这个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并不经常出现——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的那种讨论。政治对他来说不仅是赢得社会主义的策略的核心，更是社会主义本身的核心。政治对他来说，就像霍尔和诺威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核心性的人类活动，个体意识借以被带入与社会和自然世界——就其所有的形式而言——的接触的手段”（《狱中笔记》）。简言之，它（的含义）要比通常使用的那个术语更宽泛。甚至比葛兰西自己狭义的“政治的科学与艺术”都要宽泛，他把后者界定为“由研究的实践法则和对唤醒对实在事实的兴趣，对激发更加精确更加严格的政治洞见来说有用的细节性的观察组成的机体”。它部分地含蓄于实践的概念本身：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是一回事。而实践，人们自己创造的，尽管是在给定的——以及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仅仅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人开始对社会的矛盾有所意识。实践，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努力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简而言之，它是可以被称作政治行动的那种东西。但它也部分地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政治行动本身并不是一种自治的活动，即便它“生于经济生活的‘永恒’和‘有机’的领土”。

这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建构也适用于——也许更多地适用于前者——其他地方。你可以说对葛兰西来说，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化——亦即，社会所有和规划的经济（尽管这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框架）——而是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也就是说，一直以来被称作在集体的人身上形成习惯的过程的那种东西，这个过程会使社会行动彼岸的自治，并消除对某种外部的，强制规范的机器/装置的需要；自治但又有所意识。葛兰西谈论的社会主义中生产的角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创造物质上富足的社会的手段，尽管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跳过这点的时候他毫不怀疑最大化生产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对他在资本主义下的意识来说是和核心性的；因为这种意识的自然的学校，就是工人在大工厂里的经验。葛兰西倾向于——在他在都灵的经验的启发下——把大规模的现代工厂看作社会主义的学校，而不尽然是异化的场所。

但重点在于，社会主义中的生产因此就不能只被单独地被看做一个技术或经济的问题；它必须被同时被看作是技术和经济的问题，而且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主要是一个关于政治教育和政治结构的问题。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这点来看这种社会是进步的，工作/劳动的概念就教育而言也是核心性的，因为“关于社会和自然的次序以工作/劳动为中介，以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为中介的观察，创造了一种关于从魔法和迷信中解放出来的世界的直觉的元素。它为关于世界的那种历史的，辩证的概念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种概念理解运动与变革……它把当代的世界设想为过去的，所有时代的综合，它把自身投向未来。那就是基本的学校的真实基础。”而我们可能注意到在葛兰西那里一个持续主题的跳跃：未来。

葛兰西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论题在1931年九月的那封著名的书信中得到了阐述：

我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计划……我极大地在当前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它指的主要是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外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观念。这项研究将把握导向国家的一些特定的决定因素。通常，国家被理解为政治的社会（也就是说，使人民大众与给定时刻的生产和经济支配类型保持一致的强制机器/暴力装置的独裁）而非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均衡（也就是说，通过所谓的像教会，工会和学校等那样的四人组织来执行的，某个社会群体对整个民族社会的霸权）。确切来说，公民社会就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专有领域。[2]

如今作为强制与霸权制度之均衡（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是二者的统一）的国家概念本身并不新奇，至少对那些现实地看待世界的人来说如此。显然，统治阶级不仅依赖强制力和权威，也依赖来自霸权——葛兰西称之为由统治群体所行使的“智识和道德的领导”以及“支配性的基础群体强加于社会生活之上的总体的方向”——的同意。在葛兰西那里新鲜的是这样一个观察，即甚至资产阶级霸权也不是自治的，相反它是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和组织来实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资产阶级只有像马基雅维利提议的那样，通过这样的行动——事实上是通过某种雅各宾主义——才能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掌握霸权。一个阶级必须超越葛兰西所谓的“经济-合作的”组织以在政治上变得霸权；附带地，这也就是为什么甚至最激进的工会主义也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属部分。这样，“支配”或“霸权”阶级与“下属/次属”阶级之间的区分也就是根本性的了。因为革命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何使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有能力掌控霸权，相信自己是一个潜在的统治阶级并对其他阶级也在这点上显得可信。

对葛兰西来说，党——“现代的君主”——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因为与总体而言挡在资产阶级时期——关于这个时期葛兰西也做了一些杰出的评论——的发展的历史重要性截然不同，他认为只有通过党的运动和组织，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党，工人阶级才能发展其（阶级）意识并超越自发的“经济-合作”或工联主义的阶段。事实上，一如我们知道的那样，社会主义在它取得胜利的地方导致了党向国家的转变并且社会主义本身也是通过党向国家的转变来完成的。在他关于党的角色的大观点上，葛兰西在深层次上说是列宁主义的，尽管在他关于具体而言在某个既定时期党的组织应该是什么或关于党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的观点上不必然如此。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关于党的本质和功能的讨论要先进、超越于列宁的观点。

当然，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和阶级，无论在历史上是如何地统一，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并可能分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带来了许多问题。葛兰西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意识到官僚化的危险。确实，他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发展的敌视甚至在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也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我希望我可以说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充足的解决方案，但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做到了这点，我同样怀疑迄今为止，有人真的做到了这点。但尽管如此，葛兰西在官僚集中化上的评论，尽管浓缩且艰涩（比如说，《狱中笔记》），还是值得严肃研究。

另一个新鲜的地方时葛兰西对统治机器/装置，霸权形式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威权主义形式的统治机器，本质上在于“知识分子”的坚持。他把这些装置界定为一种为这些目的服务的社会在功能上的某种分化，而不是某类特殊的精英或某种特别的范畴或多个范畴。换言之，对葛兰西来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不是所有人但在行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现在，在他强调了社会过程中上层建筑的自治角色，甚或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政客并不必然等同于公园长椅上的工人这个简单事实的意义上说，这点是重要的。然而，尽管在葛兰西那里它经常走向绝妙的历史论述，我本人还是没有看到这一观察对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来说和他本人显然认为的那样同样地重要。特别是，我认为他在所谓“传统”知识分子和为一种新阶级本身所生产出来的“有机”知识分子之间做出的区分——至少在某些国家——比他暗示的更不重要。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在这里还没有完整地把握他复杂而艰涩的思想，而我当然也应该强调这点，即这个问题对葛兰西本人来说非常重要——从他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篇幅来判断。

另一方面，葛兰西的策略思想不仅——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充满了相当杰出的历史洞见，也具有重大的实践上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应当把三件相当分离的事情关联起来：葛兰西的总体分析，他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共产主义策略的观念，以及最后，在既定时间意大利共产党关于策略的实际观念，后者当然受到了陶里亚蒂对葛兰西理论的解读，以及陶里亚蒂的继承者的解读的启发。我不想深入第三点，因为这些讨论与本文的目的无关，我也不想用过多的篇幅来讨论第二点，因为我们对葛兰西的判断并不依赖于他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情境的评价。有充足的理由来坚持这点，比如说，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深刻而基本的著作，即便马克思本人在1852年到1870年对拿破仑三世的态度以及他对拿破仑三世的体制的评估经常是不现实的情况下也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葛兰西本人或陶里亚蒂的策略的批评。二者都是可维护的。且不论这些问题，我想单独列出葛兰西的策略理论中的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不是葛兰西选择了某种在西方拖延或“象征性”福利（延缓福利或选择象征性的福利）的策略——这种策略与他所谓的“正面的战争”或运动的战争相反——这个事实，而是他如何分析这些选项。在预先接受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意大利和在西方大部分地区不可能发生十月革命——也不存在支持这样一场革命的现实条件——的情况下，显然，他不得不考虑一种长期拉动的策略。但事实上他在原则上并不是专注于他预测的和推荐的漫长的“立场战争”的特定的结果。这可能直接导致向社会主义，向另一个运动战和进攻阶段，或向某个其他的策略阶段的过度。可能发生的是什么，（这）必然取决于具体情境中的变化。然而，他确实考虑了一种少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清晰地面对的可能性，即在西方，革命的失败可能会通过他所谓的某种“被动的革命”而导致一种更加危险的，进步力量的长期的弱化。一方面，统治阶级可能会允许特定的要求以预先阻止和避免革命，另一方面，革命运动可能会发现它在实践中（尽管在理论中并不必然如此）接受了它的重要性并可能被侵蚀并在政治上被整合纳入体系（参见《狱中笔记》）。简言之，“立场的战争”必须被系统地思考为一种斗争的策略而不仅仅是某种在不存在建设街垒之前景的情况下革命必须做的事情。葛兰西当然也吸取了1914年社会民主的经验，即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历史决定论。对历史来说，等待工人不知怎么地自动地掌权是不够的。

第二点是，葛兰西对把工人阶级变成潜在的统治阶级的斗争，为霸权而进行的斗争在权力的转移之前，以及在权力转移期间及转移之后都必须发动起来的坚持。但这种斗争并不仅仅是“立场的战争”的一个面向，它也是一切情势下革命策略的决定性的一个方面。自然，在权力的转换之前尽可能地赢取权力，在那些统治阶级权力的核心在于大众的次属/服从而非强制的国家特别重要。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就这样，无论超-左派怎么说，也无论这个事实是如何地不受质问，即归根到底，强制在那里是为了被使用。正如我们可能在，比如说，智利和乌拉圭看到的那样，在特定的一点（程度）之外，用强制来维持统治老实说变得与表面上或真实的同意的使用不兼容，而统治者不得不在霸权和强力，笑里藏刀和铁拳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在他们选择强力的地方，结果一般来说也并不支持工人阶级运动。

然而，正如我们甚至在已经发生过一场推翻旧统治者的革命的，像葡萄牙那样的国家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在缺乏霸权性的强力的情况下，甚至革命也不得不溃败。他们必须从阶层赢取足够的支持和同意，然而又要脱离就有的体制。霸权的基本问题，擦略低看，并不是革命者如何掌权，尽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变得被接受，不仅被接受为一种政治上的存在或不可避免的统治者，更被接受为向导和领导。这显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如何赢取同意，另一方面，革命者是否准备好行使领导权。也要考虑的具体的政治情景，它既是民族国家的，也是国际性的：它可能使革命者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或更加艰难。波兰共产党远在1945年很可能不被接受为一种霸权的力量，尽管他们准备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但多亏了国际的情景，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很可能被接受为一种霸权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愿意像霸权力量那样行动。因此也就有了德国革命的悲剧。在1945年和1968年，捷克共产党员本可以被接受为一种霸权的力量，并且也准备好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们却不被允许这么做。在过渡（无论其本质或速度如何）之前，期间和之后为霸权而进行的斗争仍然是决定性的。

第三点是，葛兰西的策略，以一种永恒的有组织的阶级运动为其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党”的观念回到了马克思本人的概念，至少是后期马克思的，认为党，可以说是有组织的阶级的观念，尽管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甚至也不是列宁，没有集中在正式的组织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政治的领导和结构形式，以及对他所谓的阶级和政党之间的“有机”联系上。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群众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绝大多数革命理论家，包括1917年之前的布尔什维克，都被迫仅仅以动员大众的自发的不满——在这些自发的抗议不被允许或经常是改良主义的情况下——的干部党或活动家群体来进行思考。他们还不能从永恒的根深蒂固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大众工人阶级运动方面来进行思考，而这些运动实际上在其国家的政治场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都灵运动——葛兰西在这场运动中形成了他的观念——是一个相对罕见的例外。而尽管它是共产国际创造共产主义群众政党之努力的主要成就之一，还种种迹象表明，比如说，在所谓“第三时期”的宗派主义中，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一些具有大众劳工运动的国家中区别于共产党员）对以古老方式发展的大众劳工运动问题并不熟悉。

这里，葛兰西对革命者与群众运动的“有机”联系的强调是很重要的。意大利的历史经验使他熟知没有这种“有机”联系，而是如其可能并在它们可能的时候进行动员“志愿者”群体的革命的少数派，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群众党……而是吉普赛帮派或游牧民在政治上的等价物”（《狱中笔记》）。甚至今天——也许特别是在今天——许多左派政策也是这样，出于相同的原因，不以具备其群众组织的真正的工人阶级，而是以一个观念上的工人阶级，以某种对工人阶级或其他任何可动员的群体的外部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葛兰西的原创性在于，他是一个从未屈服于这种诱惑的革命者。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本身——作为它的实在而不是作为在理论中它应当是的那种东西——应当是葛兰西的分析与策略的基础。

但是，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葛兰西的政治思想不仅仅是策略性，工具性或操作性的。其目标不仅仅是胜利，在胜利之后另一种不同的次序和分析的类型会随之而开始。在那时和现在都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以一些历史的问题或事件作为他的出发点然后从它开始归纳，后者不仅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或某些相同情景的政治相关，更与普遍而言的政治有关。那是因为他持续地意识到，在所有人或至少在从历史上看范围非常广泛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政治关系之间，存在某种共通的东西——比如说，他喜欢提醒我们注意，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差异。他从未忘记社会，要大于经济的支配和政治的权力的结构，甚至在被阶级斗争撕裂的时候（恩格斯在很久之前就指出了这点）社会还是具备某种特定的内聚力，而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则提供了把它们建构为由自由人组成的真实的共同体/社群的可能性。他从未忘记为一个社会——无论是实际的社会还是潜在的社会——负责，要大于考察直接的阶级或部门甚或国家的利益：比如说，它预设了“与过去，与传统或与未来”的连续性。因此葛兰西坚持革命不仅仅是对剥削者的剥削，而且，在意大利，也是对人民的创造，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实现——这既是作为对过去的否定，也是对过去的完成。确实，葛兰西的作品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少得到讨论——确切来说，在过去，在一场革命中被革命化了的是什么，以及被保存的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保存；也即连续性与革命之间的辩证的问题。

但当然了，对葛兰西来说，这本身并不重要，它在同时作为一种大众动员和自我转变的，智识和到的改变，集体的自我发展的手段的时候才是重要的，而这些都是人民在其斗争中，在新的霸权阶级及其运动的领导下改变和塑造自身的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尽管葛兰西共享了常见的对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推测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大多数其他人不一样，他确实在运动本身的本质中寻找此类推测的线索。如果他通过如此清楚而细致入微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结构和发展是一场政治运动，是一个党的话；如果他追溯了，比如说，一场永恒的、有组织的运动——这种运动区别于那种快速的“爆炸”——最细的枝节与分子元素（就像他说的那样）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因为他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以他所谓的通过这样一场运动并且只能通过这样一场运动来完成的“某种集体意志的形成”为基础的。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直到现在都处于次属地位的阶级才能把自身转变为一个潜在的霸权阶级——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只有这样，它才适于建设社会主义。只有这样，它，才能通过它的政党，实际地成为“现代的君主”，变革的政治引擎。而在建造自身的时候它也会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对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确立，而新的社会，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建成的，而它的一些纲领也会在其中并通过它表现出来。

最后，我要问，为什么我在这个章节中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葛兰西身上。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同寻常地有趣而令人兴奋的政治理论家。当然，也不是因为他对党或国家应当如何组织给出了药方。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它是一个思考社会应当如何奠立或转变，而非思考构成性的细节，更不要说在游说通信中比比皆是的琐碎细节的理论家。我之所以强调葛兰西的这一面，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他是最为清楚地意识到政治作为社会一个特别层面的重要性的一个，这也是因为他承认，在政治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权力。这，具有重大的实践上的重要性，至少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此。

资产阶级社会，至少在发达国家中，出于历史的原因——这里将不再深入这些原因——一直以来都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其政治框架和机制上。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的安排对强化资产阶级霸权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这样诸如保卫共和，保卫民主，或保卫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口号才能在主要使统治者受益的情况下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但这不是说，这些口号与被统治者无关。这些口号因此而远不止是对强制的粉饰，甚至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诡计与欺瞒。

社会主义社会则，这也是出于广泛的历史原因，集中于其他的任务，尤其是那些计划经济，并且（权力的决定性的问题是例外，而且，也许，在多民族国家，同样例外的还有其组成民族之间的联系问题）对它们实际上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以及过程的关注要少得多。这些都尽可能地被留给了非正式的操作，这些操作有时甚至违反了已经得到接受的宪法或党的条例——比如说规律性地召开代表大会——并经常是在某种模糊中完成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像在近几年来的C国那样，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的重大的政治决策看起来是从顶层的统治者的小群体的斗争中突然出现的，而这些决策的本质并不清楚，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公开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有问题。且不说这种对政治的忽视的其他缺点，在人民大众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甚至可能被允许向去政治化和对公共问题的冷漠漂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期望改变人类生活，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区别于社会地所有并管理的经济）呢？这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对其政治安排的忽视，正造成（社会主义的）严重的虚弱，而这，必须得到治疗。社会主义的未来，无论在那些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那些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取决于更多地关注这些问题。

在坚持政治的决定性的重要性的同时，葛兰西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的建构以及社会主义的获胜的决定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一个暗示。因此，一位把政治作为其分析核心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今天也就特别值得阅读，注意并在思想上加以消化了。

[注]译自Eric Hobsbawm, “Gramsci”, 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 of Marx and Marxism（《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 Little, Brown, 2011, 第十二章，pp.31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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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已经由约瑟夫·A. 布蒂杰格(Joseph A. Buttigieg)全部译为英文（NY, 1992-97）。弗兰克·罗森加尔腾(Frank Rosengarten)编辑的《狱中书信》全本则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NY, 1993-4)。英语文献中最简易的入门书还是Q.霍尔和G.诺威尔-史密斯合编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笔记选》(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也可以参考大卫·佛格克(David Forgacs)的《葛兰西读本：1916-35年著作选》(A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35)。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编辑的四卷本《安东尼奥·葛兰西：对政治哲学家领军人物的批判评论》(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London and NY, 2001)则提供了关于这位思想家的广泛的意见。更为新近的研究有安妮·朔斯塔克·萨松(Anne Showstak Sassoon)的《葛兰西与当代政治：超越智识的悲观主义》(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London and NY, 2000)和P.艾夫斯(P. Ives)的《葛兰西那里的语言和霸权》(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London and Ann Arbor, 2004)。

[2] A.葛兰西：《狱中书信》(Lettre del Carcere; Turin, 1965), p.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