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是一本由[美] 马克·波斯特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1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读后感(一)：无题

对马克思劳动前提论的批判，认为人对物的生产方式应让位于人对人甚至是人对信息再对人的信息方式。生产方式适用于工业社会，信息方式适用于当代服务业社会。 对马克思理性论（普遍性——无产阶级觉醒）的批判，认为这赋予知识分子过大的权力。 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福柯对意识形态的拒斥在于真理问题、反总体以及话语第一。

译者后记总结得不错。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读后感(二)：福柯

福柯的去总体化，采用谱系学方法去论述过去现在的话题，但因为为了避免理论封闭和结论破绽，他选择了不做结论和概念理清，一个话语/权力的对子，代替弗洛伊德的压抑模型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谱系学代替辩证法凸出差异性。

于是，在福柯那里我们看到了断裂，类似德勒兹提到的事件的断层。我们也看到了微观政治的方方面面，同样却因为福柯话语的权力影响，他让我们开始去分类，衡量少数群体，可是这样的衡量本质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物化价格，马克思的历史批判。

后现代因为让渡了因果和理论的确定性，所以根本上无法操作，只是作为工具观察是不错，但作为意义而言，将会是德里达一派的意义瓦解，进入多元主义消解了人这个主体。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读后感(三)：【笔记】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美]马克·波斯特著，张金鹏译.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2.生产方式，信息方式

P38

马克思文本中需要质疑的第一个假设是人征服自然的观念。

P39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的“人们为了生活而劳动”这一基本“前提”，这个陈述就像一声惊雷降临到19世纪40年代的黑格尔主义的德国。社会理论很快不得不改变方式。它必须抛弃人类在精神中自我建构的空中楼阁，以便到达劳动的动物的世俗大地，这个劳动的动物创造了世界，然后成了它的客体，仅仅为了意识到这一辩证的迂回，并且又希望最终再次创造世界——这一次以自由的方式。

P40

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马克思没有选择在环境论的基础上强化他的论点，而是将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表述为他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可以检验劳动前提是不是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的一个可能根源。

劳动前提本身包含着一个黑格尔主义的子前提：社会领域包括主题（劳动者）和客体（物质），两者的相互作用导致双方的转化。确实，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观点，坚持客体的独立性，并因此抵制了黑格尔将二者的关系压缩成主体内在关系的倾向。以异化为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主张在这一生产方式之下主体——客体关系是颠倒的。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客体，结果是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或在另一个问题上，人的“类”存在遭到了挫败，因为主体的创造本性屈从于它的客观的、物质的生存需要。

P42

Q：需要向马克思的前提提出的问题是：以将社会领域建构为人们作用于事物的领域为基础，是否能最好地揭露统治？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一个直接来源其实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奴关系的论述。在那本书中，奴隶-劳动者象征着人的自由，不是因为他操控物，而是因为他确立了他想要制造的东西的观念，并因此在世界中生产出表现那一观念的物质产品。这样的奴隶-劳动者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即他的主体性能够成为世界秩序之基础的信心。劳动者理解了他的精神力量，而这正是他自由的基础。

马克思赞扬和分析的不是身体活动的污垢，而是克服它的精神的力量。对劳动组织和剥削的整个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从属于马克思的以下信念：主题按照其观念行事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受到了侵犯。

P43

简言之，人们不再能把人劳作于物设想为实践的基础范式。随着P44工厂制度日益被边缘化，劳动前提本身已经被革命化了。据经济学家们推测，美国是世界历史中的第一个服务业经济体。这意味着劳动已经采取了一些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形式——或更为深刻的，人作用于信息以及信息作用于人。尤其是在经济的高端部门，信息操作开始成为人的基本活动。 信息的创造、转化和传输是经济采用的大部分重要新技术的对象。人不动，而电子信息的脉冲流遍社会空间。

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在就的劳动社会的构型智商正在变成一个信息社会，那么劳动前提就不再成为批判理论的第一原理。通知补鞥呢从劳动活动、从主体加工物质以生产产品的观点得到理论解释。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权力中发现了自己的前提：话语/实践的效果。无独有偶，话语/实践的逻辑在信息技术的激增中找到它的用武之地。话语/时间范畴的价值只能用经验研究来证明。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读后感(四)：在福柯的目光下：论波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审思

——评《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文/陈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1941-2012）是美国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于1975年出版了《战后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该书追索了法国社会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指出了作为对发达工业社会状况和矛盾的回应的社会理论而出现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局限。[1]vii 之后出版了《萨特的马克思主义》（1982）、《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1984）、《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1989）、《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1990）、《第二媒介时代》（1995）、《信息主体》（2001）、《信息请求：数字机器时代的文化与政治》（2006）、《德勒兹与新技术》（2009）等，他从后结构主义、电子媒介和多元文化主义角度展开对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问题的思考，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依据《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缕析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信息方式语境下福柯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置换、福柯的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差异的论述。虽然波斯特的信息方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力度还不够，其对主体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解仍有助于反思当前所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一、社会构形的转变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全新境遇

波斯特在《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书中借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用以指称“20世纪绝大部分由电子和相关技术所带来的新的语言经验”，[2]i 以此表征后工业社会进程所产生的变化，并将信息方式概念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形成对比。信息方式既是一种对新社会构型的概括，也是批判理论面临的全新语境。在后来的《信息方式》中，波斯特从口头传播—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传播演变的角度详尽地论证了信息方式的产生。信息方式及其电子媒介交流系统的出现，促成了主体对文化的感受形式和建构形式的改变，“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建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3]83 信息方式语境下的主体不再具有单一性和稳定性，而是呈现出多元性、分散性，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漂浮在社会空间。

基于信息方式的社会语境，波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了审思，在波斯特那里，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曾经扮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推进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行动，但是历史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都失去了充分的阐释效力，尤其是后现代社会以来，其逐渐暴露出的在理论上的封闭性已经“不能激发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2]36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这种变化做出有力的回应。

波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审思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劳动三个概念的质疑，并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交往理论进行了辩难，这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问题，而且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在信息方式语境中的活力问题。

首先是波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物质基础为客观对象，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这一原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实践互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赋予由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的目的论要求。波斯特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它“先把话语从实践中分离出来，再让前者从属于后者”[2]55，这种话语与实践的分离是值得质疑的，因为马克思拒绝唯心主义而把实践作为人类行动的对象这一设定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体，假定理性具有把握现实的能力。然而，对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被建构为积极的行动主体，相反必须抛弃以行动为中心的理论模式，这些行动延续了理性的权威并使理性的权威合法化了，必须转而关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统治方式，所以波斯特将这种用理性来控制历史并达到解放的企图划归启蒙形而上学的路径，认为“马克思仍然是启蒙运动或人本主义的孩子”。[2]56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先学会怎样生活，而生活下去的前提又是首先满足对吃穿住的需求，所以对这种需求的满足就必须通过物质生产的劳动来维持。但是，波斯特从认识论层面质疑了马克思所假设的劳动前提，在他看来，马克思回避了对劳动这个前提的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并在某种程度上又假设了“你当然不能否认人类为了吃、穿和住本身就必须劳动”[2]39 的辩护理由，社会被建构为人类劳动的产物，主体可以将物质对象化为他所需要的东西。然而，这在信息方式的社会中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劳动隶属于工作场所，可是现在社会异化已经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场所，以劳动面对当前各种霸权形式的统治就显得极其虚弱，其概念的革命性一面在不断加强的控制和剥削之下不再有效，也就是说“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在旧的劳动社会的构型之上正在变成一个信息社会，那么劳动前提就不再成为批判理论的第一原理”。[2]44 当劳动不能完全解释新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这一局限暴露出来，劳动前提所派生的生产方式概念也相应受到波斯特的抛弃，他直言连同生产方式在内的一系列思想都是“过时的立场”[2]139，它们不是理解工具理性过渡膨胀的现代社会的充分基础，这些理论在一种自负的情绪中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4]60。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层面转向了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层面，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语言学填充了马克思主义框架。虽然《战后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一书给予萨特很高的评价，但是《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开篇就批判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总体性的策略。一方面，萨特从本体论层面假定人类历史始终处于总体化进程之中，社会是人类建构行为的总和，如果人们想要获得自由，就要“按照这一奋斗目标去创造一个以自由为目的的社会秩序，从而消除异化并创造出一个让他们成为自由主体的世界”，[2]19 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另一方面，萨特又从认识论层面强调人们的生活行为都是总体性的，具有能动地联系各种孤立的事物的能力。波斯特指责萨特用存在主义的自由主体替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依然是一种以自由意识的先验主体为出发点所建立的宏大构建。对于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波斯特同样给予了批评，他认为无论是弗洛姆还是马尔库塞，都没有提供一个实质性的批判，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糅合在一起的努力收效甚微。不宁唯是，哈贝马斯为了克服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局限，用语言和交往替代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关注，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即“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要求，从而寻求共识”。[4]58 波斯特指出，虽然哈贝马斯把语言纳入了批判理论，但是他只对理想的言语情景感兴趣，其理论依然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假定理想的交谈对每个人都有效，这使得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普遍化的倾向，从而走向一种总体性诉求，由此反证了其理论基础并不充分。

总的来说，波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预设和乌托邦色彩及其总体化倾向提出了批评，劳动和压抑的提法对于社会批判的解释效力显然不足，工厂和无意识心理不再占据社会生活及其理论的重要地位。面对这些自马克思时代以来社会构形发生的深刻变化，波斯特感叹道：“马克思主义已经改变了历史，但历史也同样改变了马克思主义。”[2]36

二、以福柯为策略：信息方式语境下的批判理论

波斯特认为，随着经典马克思主义不断受到质疑，历史唯物主义已不能提供批判的框架，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逐渐成为批判理论的障碍。相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福柯通常被视为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但波斯特更倾向于将福柯视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自一战到二战以来所遭受的历史困境的理论回应，那么福柯的近作就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反抗运动及随后出现的新社会构型时所遭遇到的困难而做出的理论回应。”[2]1 波斯特考察了福柯《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等考古学和谱系学文本是如何作为批判理论的另一面来为批判理论开启一个新的方向并克服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主导下的种种困境的。

具体而言，波斯特从劳动与权力技术、物化与身体统治、主体与技术等方面解读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波斯特指出，“在方法论、概念发展和内容上，福柯的文本都提出了批判理论的一个版本，在那里生产方式不是历史的总体化中心。为了摆脱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限制，福柯转向尼采，并使谱系学概念为自己的目标服务”。[2]79 福柯发现马克思主义没有注意到统治方式或权力技术的事实，权力技术作为话语与权力关系复杂交织的产物，通过全景监狱、规训技术和性经验的话语生产而表现出来。对于权力技术的理解，无法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意识形态分析做出解释，只能诉诸一种对理性的激进立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前提预设了一个理性的主体，但这是启蒙运动的遗产。福柯放弃了启蒙理性，转而采用尼采的差异化谱系学模式。

《规训与惩罚》一书论述了监狱及监狱性的产生过程：从作为君主权威的展示和报复的公开处决仪式，到法典化的普遍的惩罚权力，到监视的规训权力，再到监狱性的规训社会。规训权力的手段包含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三个维度，由于检查的实行，规训被仪式化，成为针对个人的权力运作方式，个人因此是由规训的权力技术塑造而成。同时，福柯类比了监狱的产生与人文科学的形成，二者都是通过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解剖学策略和关于规训的权力技术学策略而把认识—知识纳入权力关系，并反过来扩大了权力的影响，这一过程伴随着一种塑造个人的技术，监狱网络是这种权力—知识的形式之一。

波斯特认为，福柯对监狱制度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扩展批判理论：“第一，福柯所发现的监狱的具体特征对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的信息系统的新作用具有重大意义。第二，福柯研究作为统治结构的监狱制度预示着一种去总体化的批判理论。第三，福柯引进谱系学的基础概念（如权力技术概念）的方法为批判理论留下了某种未解的认识论问题。”[2]83 在福柯看来，监狱几乎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它对每个犯人的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态度、精神状况等所有方面负责；它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也没有内部的断裂，有的只是纪律的不停整顿；它对犯人施展一种绝对的专制权力。[5] 波斯特从这些特征中找到了监狱和信息方式中数据库的契合之处：监视。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无法揭示工作场所之外的统治的时候，一种适合整个社会全方位统治的批判理论就在福柯那里诞生了。福柯用权力技术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以取代马克思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劳动，消解了话语与真理、实践与话语检验两种决定论倾向，监视作为权力技术的主要形式，对全景监狱中的所有人实行。波斯特看到了福柯的全景监狱与当代信息社会对个人的电子监控的相似性，但是监视已从福柯的空间身体转向没有时空限制的全方位监视，监视的层级限制被突破，延伸至家庭和学校等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监视遍布诸如信用卡使用、银行贷款、通话记录、交通罚单、医疗保险、宾馆登记等各种行为。

但是，福柯表明，“我的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6] 福柯认为无论是在经济生产关系还是在语言表意关系领域，主体都是通过权力的形式被置入这些关系之中，他想挖掘的是主体被置入这些权力关系本身之中的情况。所以福柯“比马克思更直接地将他的分析集中于身体”，“福柯不是寻找主体与客体，而是寻找统治技术，因而他比马克思更有效地提出了身体问题”。[2]43 马克思对身体的关注集中于对物化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劳动被作为商品出售，商品拜物教现象使本来作为主体的人也被物化为客体。福柯则不关心人的物化，而是关心人的身体是怎样被标记、被赋予身份，权力是怎样塑造主体的，他对身体统治的关注正好取代了马克思的物化概念。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质疑了长久以来关于性压抑的假说，性不但没有被压抑，反而在强调性是一种秘密的同时又热衷于性的言说，性压抑的同时伴随着性经验的增加，人们对性更加关注，并指出压抑假说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积极的知识—权力机制，他的意图是通过这一机制而确定有关认知意志的权力政治结构。他认为，作为政治目标的性从最初以君王为基础的裁决死亡的权力转变为管理生命的权力，这种管理生命的权力机制由两极构成，一极是关于身体规训的“人体的解剖政治”，一极是关于人口控制的“人口的生命政治”。[7] 福柯一方面否定了压抑假说，因此也就否定了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马尔库塞；另一方面，当管理生命的权力机制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就被福柯的权力技术拒斥了，权力可以更直接地作用于身体。

波斯特在比较了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后，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补充福柯。他将福柯对全景监狱的考察置于由计算机主导的信息社会，于是监视的范围超越了19世纪的限制，扩展为电子监控和负责信息收集整合的数据库，监视的对象也从犯人扩大到监视器目光所及之处的每一个人。

此外，波斯特认为福柯的话语概念也为信息方式理论提供了从马克思“把人劳作于物设想为实践的基础范式”到“人作用于信息以及信息作用于人”[2]44 的范式的中间站。福柯的作为实践的话语范畴避免了实践对话语的优先权，避开了主客体二分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经由权力技术的作用发挥效力，类同信息社会的电子监控，因为这种监控机制是以信息数据库的掌握为前提的，体现了权力技术的全方位渗透。波斯特虽然“不认为信息方式完全取代了生产方式”，[2]137 但还是更多地认为福柯的理论以一种去总体性的反理性的后结构主义言说方式而具有优越性，从而牺牲了马克思的诸多概念。

三、两种历史书写：福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为了进一步阐明福柯的立场，波斯特比较了福柯的历史书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差异，《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这个书名显示出“历史”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1970年，福柯以思想体系史教授的身份进驻法兰西学院，从历史的角度处理他所面对的主题。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概括了思想史书写的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其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8]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把第一种历史书写方法上溯到马克思，[9] 然后他用第二种方法来替代被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第一种方法。福柯的医学史、疯癫史、监狱史、性经验史、人文科学史研究是对历史事实做一种话语分析的陈述，这些历史事实的意义由关于它们的各种陈述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呈现，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对象就是这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同样是对监狱历史的撰写，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格尔奥格·鲁舍和奥托·基希海默合作的《惩罚与社会结构》试图揭露社会惩罚制度的意识形态面纱并在现实关系中描述它，认为惩罚形式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监狱的历史成为生产方式的历史的产物。[2]87-88 鲁舍和基希海默得出的惩罚形式及其制度是跟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结论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这种还原论依据某一原则或某方面的限定来解释历史，从而排除其他无法还原为生产方式的统治方式，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而这种还原论受到福柯的反对。福柯考虑的不是表面上的犯罪和惩罚问题，而是关注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意义基础，关注的是监狱制度怎样蔓延到日常生活的主体。简言之，福柯想要处理的是与堆积如山的档案材料有关的各种话语的存在，通过对这些档案材料的精确陈述来重构历史的话语逻辑，以期描绘出权力技术是如何直达肉体的。这一策略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因果论大相径庭，福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决定监狱制度的起源及其本质。

哈贝马斯指出，福柯的历史书写在三个方面否定了由启蒙理性所建构的现代历史意识，第一，“福柯试图抛弃现代性的在场主义时间意识”、“打破当下的优越性”。[10]295 第二，“福柯在方法论上告别了解释学”，“新的历史不是利用理解，而是利用解构和消除效果历史的语境”。[10]295 第三，“福柯主要是想把普遍性的历史学推向终结”，[10]296因为后者要求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这种与普遍的历史观想抵牾的新型历史观在福柯的著作中具体呈现出来，就是对目的论的消解、对历史非连续性的强调、对总体性的拒斥。

福柯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后者呈现出一种线性进化论和理性目的论特征，它叙述过去的辩证秩序，诉诸总体性的建构，强调现在的社会优于过去的社会，人类的意识是不断进步的。在他看来，“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奇怪的神圣化的对象。……事实上，人们必须承认，在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史以及社会领域，19世纪形成的一些辩证概念，很大程度上已经弃而不用了。现在，一些人认为，历史学科成了辩证秩序的最后避难所；经由它，人们可以拯救理性矛盾的统治地位。……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坚持一种历史概念，即它是以发生在由众多决断构成的等级秩序中的事件的伟大序列这种叙事模式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个人淹没在超越他们以及轻视他们的总体性之中，而拒绝这种形式的历史主张就意味着抨击伟大的革命事业。”[11] 福柯试图打破这种旧的历史观，因为它为了某种目的而选择回避、抑制甚至消除某种东西在历史书写中的存在，就像鲁舍和基希海默的历史著作对全景监狱及其监狱建筑的缄默所表露出来的那样，是一种虚假的历史连续性。新型历史观要求积极地面对非连续性的断裂和历史边缘的档案材料，这样一来，福柯宣告了旧的历史观的终结。历史应该是在认识过去的基础上研究过去，而不是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研究过去。福柯采用的模式是将历史作为一连串相互关联的话语，将语言作为描述的对象和各种关系的集合，并为启蒙理性划定严格的界限，强调权力与知识的内在联系，消解一切对普遍真理的总体性陈述。

当然，福柯的历史理论不能替代对政治实践的分析，但是波斯特对福柯的偏爱使他更多地去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社会中的有效性。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关注日常生活而忽视了阶级斗争，那么波斯特也由于关注信息方式而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柯后期转向自我技术，明确指出主体才是他自己所有研究的总主题，权力技术只不过是塑造主体的主要形式之一，而波斯特则恰恰混淆了福柯的主题，将权力技术用于他对福柯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以权力技术削弱生产方式和经济的作用，过分强调信息方式对主体的决定性改造，以至于波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他自己所批判的技术决定论的表象。此外，波斯特受到波德里亚的直接影响，但是其信息方式概念并没有比后者的“消费社会”和“超真实”等概念更深刻和更具批判性，这是研究波斯特及其媒介理论需要明确的。

参考文献 [1]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vii. [2]马克·波斯特.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M].张金鹏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83. [4]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264. [6]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汪民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07. [7]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90. [8]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11. [9]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2. [10]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1]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M].汪民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5.

------------- 本文写于2016年9月，成文仓促，未经深度论析，权作书评或读后感。 由于已经有人撰文讨论波斯特的“信息方式与数字媒介”等问题，本文便不做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