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判断》的读后感大全

《责任与判断》是一本由[美] 汉娜·阿伦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责任与判断》读后感(一)：都来看看

里面一开始论述的道德文学不错，但是其中涉及的大量论证人物和事件，甚至在百度上都搜不到具体人物。

从整体上来讲，太多的议论，没有适当的解释。剖析的深度是够了，但是词语论述过程的枯燥，估计和译者有关。

《责任与判断》读后感(二)：行走的责任与判断

沉思让历史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远超过其本身的意义。

政治利益、人性、道德、罪恶...

审判带来的不仅是惩罚，更多是反思与行动。

1.所谓责任，孰之过？

-最高领袖者：意志引导高于法律；

-执行者：庞大集团中的一个零件；

-受迫害者：高层级的善变，底层级的无选择；

2.道德判断

-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

-意识高于行动的影响：

被诱惑，从善；

被克制，作恶；

两者兼是自我意识与原则（道德的、政治的）的对话，当原则的不定性和无限性发挥功效时，孤独便产生。

-平等：可见性与声音，适用于将平等公开化；但大规模盲目地种族混合，或许让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剧烈。

《责任与判断》读后感(三)：无人格罪恶的不可饶恕

原文：我们关于是非的决定将依赖于我们队同伴的选择，即对那些思考而被选择的：对典范的思考，对已逝或尚存的、真实或虚构的典范人物的思考，对过去或现在的典范之事的思考。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他更乐意与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为伍，并以他为榜样，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永远不靠近我们。但也许也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对同伴并不介意，无论什么样的同伴对他来说都挺好，我担心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道德上、甚至从政治上所，这种冷漠，尽管相当平常，却是最危险的。而与此相关，危险稍小的另一种非常普遍的现代现象，及那种完全拒绝判断的广泛倾向。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的典范和自己的同伴的情况中，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情况中，产生了那种真正的Skandala，那真正的绊脚石，人类的力量不能移动它，因为他们不是被人类和人类可以理解的动机所引致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着恶的平庸性。

【道德对于人格健全者来说是自明的 → 道德的典范（即和承认“房子”这个单词的意思的底线是“可以住人”一样，道德也该有它的底线，比如“不能滥杀无辜”等）

然而恶中之恶终究是难以消除的。人们会为了自己心中的“特殊典范”杀人，就像日剧“即便如此也要活下去”里的那个少年A一样。人类会只是像出于好奇而碾死蚂蚁的孩子一样，轻易的去杀人。也会有谋财害命的恶徒。他们或许是智力有缺陷的，或许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或许仅仅是因为奸邪狡诈。因为人们知道，杀人并不能被理性地推证为绝对不可为之事，它只是往往有其代价而已。

有的人看不见代价，有的人对代价产生了判断误谬，有的人则完全可以接受这种代价。 人类社会既然由法律和道德这些人造的规则和习俗来主导人们的行为准则，就总是难免会出现个别破坏这些规则和习俗的人，因为倘若真有什么东西非人力所能打破，那么又何必去特意强调它们呢？

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就人类基因的多变异样性来说，出现任何一例变态都是可能的），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喜欢作恶事（道德对他而言失效），他即不惧怕死亡（作为法律惩罚的最高手段死刑对他而言失效），也不相信什么来世幸福（宗教信仰失效），它既不能被吓阻，也根本不可能被劝化，那么这样的一个人要杀人，试问我们又如何去阻止？不管这种个例的可能性有多小，就理论上而言，对于这个于社会而言有害无利之人，除了把他杀死或拘禁起来又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以上讨论绝非瞎扯，而是出于切实诚恳的探讨。我想说，或许人道主义的前提是人会对自己的恶行有所自省，而对于一个恶中之恶（即为了作恶而去作恶）的人，真的无能为力。就像原作者说的，罪行的宽恕对象不适用于一个没有人格的人。

《责任与判断》读后感(四)：责任与判断

判断个别事物的能力（正如康德首先发现它的那样），即说出“这是错的”、“这是美的”等等的能力，不同于思考能力。思考活动处理不可见者，处理不在场事物的表象；判断活动则关注个别和近在眼前的事物。但是它们两者按照意识和良心相联结的方式联结。如果说，思考活动这种二而一的无声对话实现了意识被赋予的同一性中的差异，并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活动这种思考的解放作用的副产品就使思考现实化了，使它出现在显象世界中，在这个显象世界中，我从不孤身一人，总是太忙碌而不能思考。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景仰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前面那个无数世界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反之，后面这一景象则把我作为一个理智者的价值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了，在这种人格中，道德律向我展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全部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

强迫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混合学校，这将意味着剥夺那种在所有自由社会中明显地属于他们的权利——对他们的孩子的私人权利和自由联合的社会权利。就孩子来说，强迫的种族混合意味着一种非常严重的冲突，它就存在于家园和学校、他们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尽管这种冲突在成人生活中很平常，但不应指望孩子们去处理这些冲突，他们因此也不应该被暴露于这些冲突之下。人们常说，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没有像童年时期那样可塑——就像是一个彻底的社会存在者。原因就在于，每一个孩子总是本能地寻找权威以引导他步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依然是一个陌生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引导自己。如果父母和老师不能做他的权威，那么孩子就会更严重地顺从他自己的群体，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同龄群体会成为他的最高权威。结果只能是乌合之众统治的兴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新闻图片明显说明的。种族隔离的家园和种族混合的学校以及家庭偏见和学校要求之间的冲突，立刻同时废除了老师和父母的权威，而代之以那些孩子们中的公共意见的统治，而这些孩子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建立他们自己的公共意见。

最后，有一位女证人，她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卢卡斯医生的名字，就从迈阿密来到法兰克福，她说：“这个杀害我母亲和我全家的凶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述了杀害是如何发生的。她于1944年5月从匈牙利到达奥斯维辛。“我怀抱一个婴儿。他们说母亲可以和他们的孩子留下来，因此我母亲把孩子给了我，并把我装扮得看起来年龄大一些。（一位母亲手里抱着第三个孩子。）当卢卡斯医生看到我时，他可能意识到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他把孩子从我那里夺走，把他推给我母亲。”法庭马上知道了真相。“你也许有救这位证人的勇气？”沉默一会儿之后，卢卡斯否认了一切。而那位显然仍不知道奥斯维辛法则的妇女离开了法庭——这法则是，在那里，所有带孩子的母亲一到达就要被毒气毒死。她在寻找杀害全家的凶手，却不知道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这就是当人决定要把世界颠倒过来时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应因为行动来自上帝的命令而把行动看作强制性的，而应因为我们对它们有一种内心的义务而把它们看作神圣的命令。”

《责任与判断》读后感(五)：译者访谈：过去并没有死去，用过去照亮未来

身处21世纪的我们，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四周的电网、毒气杀人浴室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古拉格群岛上的隔离审查、强制劳动和非正常死亡，还能有多少清晰的记忆？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纳粹统治下的种族大屠杀，斯大林统治下的大清洗等“极端的恶”；以及现代官僚机器中的“零件”们所犯下的“平庸的恶”？

我们不能选择遗忘历史，因为“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威廉•福克纳语），而且“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纳语）。汉娜•阿伦特，上世纪极富原创性和争议性的女思想家，同样认为“在任一时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过去的世界”，必须要用过去照亮未来，尤其是在危机时代或转折时期。如果“过去不再把它的光亮投向未来”，那么“人类的心灵必将在昏暗之中徘徊”（托克维尔语）。

用过去照亮未来，就好比中国的古话“以史为鉴”，是任何一个理论思想家关切的问题所在，阿伦特亦是如此。从早期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到晚年的《精神生活》，通过梳理和剖析过去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人类责任的意义和判断的力量，试图把“过去的光亮投向未来”。然而，晚年时期的三卷本《精神生活》只完成了“思维和意志”两个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判断”部分未及写出，阿伦特就遽然辞世，使我们无从探视其判断理论的深邃。

值得庆幸的是，长期担任阿伦特的助手、阿伦特夫妇遗稿的保存者，纽约新学院大学阿伦特研究中心主任杰罗姆•科恩，完整收录了汉娜•阿伦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讲演、报告及随笔，集结编辑出版了《责任与判断》一书。本人曾借职务之便邮件采访中文译者陈联营老师，文章未见报，于是乎辗转至豆瓣。

Q：阿伦特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原创性、但又无法被归类的哲学家，您是如何评价阿伦特本人以及她的思想的？

陈联营：对阿伦特的各种定位，如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都有不妥当的地方。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阿伦特独特的思想方法，她自称自己的思考活动为“无所依凭地思考”，也就是说，她拒绝用传统思想遗留下来的概念作为现成的工具来进行思考，而是依凭着人类永新的经验进行思考。可以说，阿伦特是在人类思想领域坚持“面向事情本身”的一位思想家。一个阅读阿伦特的读者，他可以不赞成阿伦特的某些观点，但他一定能够在阿伦特那里领略到思考的力量。

Q：阿伦特毕生所关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陈联营：阿伦特在她的学生时代并不关心外在世界的政治活动，而是沉浸在精神的世界中，是纳粹统治给她自己、犹太民族和欧洲文明造成的灾难唤醒了她，促使她去思索现代欧洲人的所作所为。简单说来，公共领域的衰落和未来复兴是她政治思考的核心，因为她认为，人之为人的最高尊严和价值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能体现出来。

Q：《责任与判断》在阿伦特的思想谱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联营：判断问题是阿伦特晚年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她看来，人类的判断能力是人类心灵之中最具政治性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精神生活》有关判断活动的最后一卷未及写出，阿伦特就遽然辞世，使我们无从探视其判断理论的深邃。

而《责任与判断》对理解此一重要问题是有助益的。阿伦特在此一文集中既展示了她对于纳粹的战争责任、美国反种族隔离立法、美国越战的国际影响等现实政治问题的敏锐判断力，也展示了她对政治、道德、责任和判断等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正是在这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被深入地阐发，而有关思考活动的政治意义的阐发也初步展开，它指示着《精神生活》中关于思考和判断这两种人类心灵能力的分析方向。

Q：您如何理解“个体道德与权威之间的张力”？“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特征是什么？

陈联营：真正的权威首先要具备审慎的判断能力和承担行动之后果的勇气，而这两者正是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在权威沦落为陈旧僵硬的制度时，它才会压制个体的道德行动。

在阿伦特那里，“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之间并没有矛盾。借用阿伦特在《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极端的恶”来自那些乐意与十恶不赦之徒为伍的人，而“平庸的恶”则来自那些拒绝选择自己的伙伴的人，即那些拒绝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判断的人。前者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无法根除；后者则是现代社会“无思”状况的产物，纳粹统治的特殊之处正在于这种“平庸的恶”的集中爆发。

Q：如何克服现代人这种“无思”的恐怖境况？提升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是真正的出路吗？

陈联营：在阿伦特看来，要克服这种“无思”的恐怖境况就必须修复和重建公共领域，因为正是公共领域中的意见之争，不断激发着人类的思考活动，而脱离公共领域的思考要么会走向封闭的形而上学，从而无视现实，要么就变成了僵硬教条的牺牲品。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是在理解、容纳他人观点基础上进行独立、公正判断的能力，它本身就是公共领域在心灵之中的源头。因此，公共领域的复兴和判断力的提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