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读后感锦集

《周作人》是一本由余斌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3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读后感(一)：一部简明《知堂回想录》

这是作者写给中学生的一部传记，篇幅合宜，叙述多于发议论，且所述多有所据，无普通传记所常见的毛病。不过，基本上的线索还是按照知堂自述来，实在算是一部简明《知堂回想录》。

有个别地方与史实出入，大约这本书的作者写作时还未接触到相关研究。比如写知堂遇刺一节，九十年代初就确定是民间组织“抗日锄奸团”所为，而作者却还是依旧说，怀疑是日本人或国民党所为。再有，这部书算是再版，然而印刷错误也有不少，算是一件憾事。

不过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值得一读。

《周作人》读后感(二)：周作人

三年前出国时收拣行李，我犹豫了会儿，放下那厚厚的一摞十本《周作人文类编》，只带上了他的几个已读过的单行本和译作。其实那套书我还不曾读完，几次读几天又放下，直觉地觉得周作人的人生太复杂，那么多文字需要更静下心来念。

去年见到有人推荐余斌的《周作人》，立刻买来又运到挪威。这两天才得了机会看完。这本原本定位给“普通人”（实则更具体到中学生）的小册子，用不过十万字把周作人复杂的一生梳理了一遍，正合我这种普通读者的需求：“了解”这位毁誉参半的文坛巨擘的人生浮沉，而不是”研究“他的作品与学问。(后者，我想我还是读完那10本厚书再说。）从这个出发点读这本传记，我就很喜欢全文着墨朴实冷静客观，绝不过度演绎评论，偶尔夹带点“私货”（作者个人的理解）都点到即止简洁公允。

看惯了周作人的“平和冲淡”和鲁迅的“怒发冲冠”，我以前并不知周作人竟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尤其是第十五章《斗士》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的表现倒让我有些意外。不过传记作者对此点评很到位：

“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实在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罢了，糟糕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冷眼旁观，令他怀疑、后悔、对自己不满。不止一次地，他陷入自我的矛盾中。” （第十六章《两个鬼》，p234-235）

——“冷眼旁观”的“冷”字怕是最能解释周作人从五四时期的先锋到在乱世之中退守自我乃至失节“附逆”。也能解释多数时候儒雅温和的他能与鲁迅大打出手永久失和、向误诊的山本大夫大肆报复。包括在解放后向共党讨好示爱，“冷”才能保留“注重事功”的这一面。热心人会对人事生出牵牵绊绊的情感而不能游离在外。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性情，才能让他的小品文的臻至最”平和冲淡“的境界吧

（周作人曾劝胡适离开上海）“到北平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胡适接信后大为感动，他心底里对周作人很敬重，也很感激周的厚意，不过他不能接受周的活法，他说他‘爱说闲话，爱管闲事’，都是因为对国家大事还有一份热心，他没办法让自己冷下来“ （第十七章《小品文家》P278）

——这段可算是上一段的注解了。

让我震惊的是读到周作人向日伪屈服之后，曾”以副统领的身份主持大会，短发、八字须，身着全套日本军服，头上是战斗帽，腰间是武装带，目光炯炯”地向青少年训话。之前我太孤陋寡闻了，只知道此人作过“汉奸”，以为不过为生计是在日伪政府当过混日子的文官，心中还有些不以为意。不想还有堂而皇之身着日本军服之事。他此前所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显得太讽刺了。

最后容我不怎么冷静地不怎么客观地骂一句，哪来的日本女人，害了周家三兄弟啊～～

《周作人》读后感(三)：周作人的“新”与“旧”

刊于《现代快报》2011-01-02 文/陈嫣婧

南大余斌教授近日重版了他的旧作《周作人》，在那么多的周氏传记里，是字数最少的。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写得多往往比写得少容易，懂得舍弃无疑是这本传记最大的好处。但简洁并不意味着简陋，特别是在剖析传主复杂性时论及的某几点新颖之处，虽点到即止但细究之下也有不少值得人味的地方。

曾经，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唐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其族内叔祖就此为他改名）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与之相比，他的兄长鲁迅却给人留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印象，精神气质上似乎更近于热爱新事物的青年人。余斌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鲁迅是老大，责任心自然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再者，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写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管己，样样关心的。

但是，如果说学者的气派只是旧文人的行头，是封建势力的残余就错了。相反的，周作人的独善其身，恰是他“变旧造新”的体现。1919年，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这是略知现代文学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窃以为这是他第一次开诚布公地大写“人”字，最大可能地拔高存在的意义。文章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人，文学中的也好，现实中的也罢，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人道主义是当仁不让的载体。这对于重视群体意义而漠视个体价值的传统中国文化观而言，是真正的大逆不道，也是本质上的变旧造新。

可是这文章里的主张，在新文化及此后的中国文化变革中，又得到了多少拥护和延续呢？文学多大程度上被还给了个人？浅近地说，文学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人性的自由？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若要拿这一主张去对照国情，都只能对比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加之《新青年》的散伙，各种复辟专制的轮番上演，曾经的友好同仁因分属于不同的党派而先后被杀，在周作人看来，“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在文学中的表现尚且十分有限，如要落实到中，可真正成了一种“理想”而非“现实”了。

周作人对维新思想的信仰遭遇到现实的强暴之后，他对当时现状虽然悲观，但个人主义在他本人身上的体现，却并不见得有所削减，反而变本加厉。他所坚信的“利他即是利己”以文学作为载体本无可厚非，因为两者都是理想化的、理论性的，但如把它挪移到生活本身，忽略人的现实处境，甚至将之与自身的贪婪怯弱本性苟合起来，企图混淆视听，那么这理论不但与写文章无益，更是害了它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附逆失节的事，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其根本也在于此。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头脑毋宁是最清醒的，他对中国的现状也非常失望，对战争的胜利亦十分悲观，但这并非个人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护身符。大义当前，知识分子怎能抱着事无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行动力在鲁迅身上一以贯之地体现，而过分发达的大脑却终是连累了事事皆被照顾优待，最终成了又一个钱谦益的周作人。

周作人坚信新时代的象征便是以人为本，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前沿的科学了， 然他自己选择的道路，难道就能因着这以人为本的思想而避免赵孟頫，钱谦益之流的命运了吗？更何况外族侵略不比朝代更替，士大夫的风骨节气，古往今来何曾变过？树人不旧，作人不新，人生何其复杂，在“品”的高低上，即便是今人，又多大程度能跳出传统的评价圈子呢？

（刊出之题目有改动）

《周作人》读后感(四)：来自尘埃里

-前：

读完张爱玲和周作人，神经总是放松不下来。眼前绕来绕去就是这两个人的身影。甚至居然会把这两个人的一些话都想串了。

虽然，表面上两个人区别甚大，而且有生之年，两位除了可能看过一些彼此的文章之外，私人交接估计都没有。但在我的认识里，觉得二人骨子里有种相通的东西，正是这点模糊的线索不断牵扯着自己的念头。这个线索来自很耳熟的一段话，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开始接触之后，她题写在赠给胡兰成的照片后面：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1

张爱玲是因为遇到了胡兰成，才突然悟到自己变成了从“尘埃里的花”，实则她自己本就是尘埃里卓然的一朵花，尽管从小到大见惯了外界的可憎，人性的可卑，却给了她敏感的心更多滋养的空间。这未必是好事，然对于她的写作才能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周作人倒没有想张爱玲那么的于人情世故隔膜的如此之开，比之于花，他更像一颗清洌洌的小草，淡淡的生长着，没那么的尖酸刻薄。亦是从尘埃里来，但能把这份世俗化作叶尖的一滴晨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中：

他们虽然脱胎于“尘埃”，却都没有就于世俗之中。

张爱玲是利用“世俗”来抵制世俗。她对周遭世界的观察是如此之细，很难让人相信她在现实生活里却是个极弱的“行动者”，以至于妈都对她说：“我宁愿看着你死，也不愿意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2好在一手好文笔可以让她不用太操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在诸多人生决定上也有更大的主动权。

她手中的那支笔抹掉了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所背负的沉重使命，着眼于人的自我内心：彷徨、恐惧、胆怯、自私，些微的善良，对物质的迷恋。好人有那么一些坏，坏人也没有坏到底，总还有那么丝丝值得同情。这也包括她自己在内。

如她在《烬余录》里写到自己在香港被围时，照顾的一个病人死掉了，不是虚模假样的哀悼，这么写着：“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3 她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换作别人可能会假慈悲的悲悯一下，在她实在是厌恶这种持久的折磨了。

周作人则是把这份世俗给冲淡了。现实世界里再平时无奇的事情，在他笔下立即变得有味道起来，当然也是极其清淡的味道。

举两个例子，他写北平的春天，看这话：“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大觉得，立春已过了十天，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布衲摊在两肩，穷人该有欣欣向荣之意。”4文后又说道；“北平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也。”淡到极点，却别有一番滋味。

再如，他写如厕读书（这在我自己也是一桩要事）：“一个人上厕的时间本来难以一定，但总未必很短，而且这与吃饭不同，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自费的，想方法要来利用一下。”5以往未必会觉得这是个值得写的事情，可读读这文章，却觉得有趣得很。

跳开一句，两个人即便这般接受现实，认可世俗，最终的结局却都有几分悲凉：张爱玲孤独客死异乡，周作人晚年则不幸成为了“寿则多辱”6的代名词。

-后：

读好的传记有个好处：会让自己觉得书中人物在某些方面与自己亲近了许多，她/他的生活琐事会把一个原本在高台上供奉的人物放到了现实的环境里来。再去读读他们的作品，自然会容易消化的多。

我在读张爱玲和周作人的作品时，总会不由得回到他们的个人生命里，他们那份强烈的自我感始终让自己汗颜。如今的自己太容易堕入世俗，沉溺其中了。每个人都是从尘埃里来的，最终的结局也会是尘土，只是有些仅仅是在风里蒸腾一下，就归于其中了；有些则灼灼的成了一朵花，或者一叶草，不枉穿过这一世。

荒岛书店·木南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

1.见余斌：《张爱玲传》，P250。

2.见张爱玲散文集《流言》中，《天才梦》一文。

3.见张爱玲散文集《流言》。

4.见周作人散文集《怀旧》，P24。

5.见周作人散文集《怀旧》，P241。

6.见余斌：《周作人》译书，P176。

《周作人》读后感(五)：作为80后的周作人

《周作人》是余斌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201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在《新版题记》中他爆出“内幕”，解释了这本书之所以“小”的缘由：原来当年写这本书，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相邀为“中外名人传记丛书”所作；而这套丛书是专为中学生设计，编委早已把选题定好，规矩没有太多，唯一一条，字数限定为十万字。所以无论如何，这本书也写“大”不了。

虽然和钱理群著《周作人传》相比，体量上小了很多，但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周作人的入门读物，这本书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原是为中学生所写，“一般读者”只是兼顾，所以作者特别选用了一种“浅白的文字”来叙述。但要找到一种适合的，体贴的口吻和节奏，其实并不简单，光是开头，就几易其稿。最终你看到的全书第一句话是这样的：绍兴城东有一条东西向的街，叫东昌坊，东昌坊口有一周姓大户人家，当地人称作“新台门”。

很显然，余斌的实验是成功的，他“弄出了一种略带俯就，多少类似于‘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调子。”而这种颇为中国民间味道的调子，很容易吸引人读下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阅读体验佳。它不像某些传记，材料虽然多，但大片的引号扫射，你还没进入传主的世界，头就先晕了。

但也正如余斌在后记里所说，周作人是难写的，一则，他极复杂；二则他毁誉参半，书中必须要面对厘清这些问题；三则，周老先生一辈子恪守“平淡冲和”的境界，过得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没有什么传奇性。

然而作者的处理很可称赞，虽然传主并没有多少传奇，但叙事上的功力还是让这本书充满了故事的意味，而另一方面，浅白易懂并不意味着白开水般的毫无内容，作者是把材料都内化，做成糕点，而不是硬生生端出一盘药丸颗粒。

不过，随着行文的深入，作者和我们都不得不进入周作人的思想世界瞧瞧了。这个一生追求“平淡冲和”的老头子，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而作者在此时夹带“私货”——作者自己的观点——就不能不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作者对周的理解，首先体现在对周的性格成因的分析。周作人是个典型的“80后”，前面有个大哥，下面有个三弟，虽然家道中落，祖父入狱，但那时他还小，即使体弱多病，也过得是一种自由自在舒舒服服的少爷生活。及至成长，他的到南京求学，到日本，到北京工作都是大哥鲁迅帮忙摆平的。虽然他和其兄鲁迅一直在思想上都颇为接近，但这种生活状态的决然不同——鲁迅必须承担许许多多的责任，而周作人则相对自由——也导致了它们看待世界的态度的不同。

鲁迅是决绝的，愤怒的，但也是负有责任感的，而周作人从“人道主义”到“个人主义”都与他从小在庇护中长大不无关系。周作人作为一个世纪前的“80后”，兴兴轰轰的敲响了个人主义的锣鼓。而这个词语的背后，也正是周作人的某些性格成分：自我、经常陷入反省，举棋不定，享乐主义，注重精神而忽视现实，优柔寡断。

我们从他前半生的轨迹大可看出这些特点。

周作人于1901年，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进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了6年，这期间，他一方面应付着课业，一方面挖掘自己的喜好，读闲书。

1906年，他21岁，他到了日本，本来是要学土木工程的，但他志不在此，预备科的日文课就上了三年，天天在住所读书、译书。

1911年，他26岁，五年过去了，他喜欢日本生活，并且在那里结了婚，但那时家力无法维持，是鲁迅硬生生把他从日本提溜了回来。

1917年，32岁的周作人终于到了北京，不用说，还是鲁迅帮忙张罗的。这之前的6年里，周作人在家里干了什么呢？一方面，他做了绍兴教育会的会长，消极怠工，一方面仍旧过着他的书斋生活。

如果没有到北京，没有后来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卷入新文化运动，周作人的一生将会是怎样的境遇呢？当然，历史容不得假设。

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约莫看出，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是早早的潜伏着了的。他是一个散漫的人，一个不愿意牺牲的人。一个作惯了高姿态，并且颇有些优柔寡断的人。这些性格上的特征，或许是我们唯一可以解开关于他一生那两大谜团的钥匙。

第一个谜团，是和鲁迅失和。这事发生在1923年，谁都没有料到素来和睦的兄弟俩会突然闹矛盾，只知到，从此之后，他们一生再无见面。虽然已经有很多的文章来探究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但没有可信的证据，这注定成为一个谜团。大致的猜想，多半是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一是因为经济缘故，周家一家大小钱全部由信子掌管，而她花钱大手大脚，和鲁迅不对眼；二是称她造谣说鲁迅偷看她洗澡。

周作人是夹在鲁迅和妻子之间的，他向来不懂得处理这些俗事，最后下定决心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这一次，他比鲁迅还决绝。具体因为什么已经不可考，但家庭生活之复杂实在难以预料。周作人不是忍辱负重的人，他硬起心来，决绝无二话，一刀可以两断。

第二个谜团，他的事伪。当全国文化界都在期盼他南下的时候，在国破山河大战要启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愿意动，莫非他不爱国，诚心要做汉奸？他于公于私都说过，因为家累太重，搬家太难。大家似乎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我觉得或许这还真的就是他当时留在北京的原因。

在和鲁迅失和之前，很多俗世上的事务都是由大哥代理的，他只管读他的书，作他的文章。他心里想着各种可能性，但对于国家的责任是很淡的，对于家庭的责任，也如是。他想的是搬家会有什么麻烦，这麻烦一想起来可就多了去了，而他又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进进退退，终于没有动身，反而一层一层做起了日伪官员。

关于这一段，本书着墨不多，他在北京如何一步步由小官而做到大官，仍然不甚清晰，但这和他的“自我”、缺乏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周作人最后被抽打，80多岁的老头龟缩在洗澡间的偏房，硬生生熬了半年，终于在一个春天的下午，趴在木板上一动也不动了。

一生荣辱，周作人的命运在这十万字里流淌而尽，但这才刚开始，周作人，鲁迅，那些民国人物，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之间的关系，无一不成为这本书中幽微迷人的黑洞，等着把你我吸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