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1949》的读后感大全

《进城：1949》是一本由朱文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2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进城：1949》读后感(一)：直观的书写方式

用新闻的方式书写历史，这种形式其实并不陌生，它让我想起了口述历史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这一类方法书写的历史，都有一个特点——直观生动！

因为直观生动，所以它必须摒弃传统的线索和宏大叙事的方式，选取细节和微观人物的言论作为论点。这就是本书给我的最深刻印象。看似面面俱到，但看完后却什么都不记得。因为太琐碎和细节而没有主线。作为消遣读物完全没问题，但是真的没什么营养。不推荐严肃的读者。

《进城：1949》读后感(二)：其兴也勃，究竟如何“勃”法

我对这个话题还蛮感兴趣的，我党的宣传教育给人一种映像，就是渡江之后很快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貌似仅就巩固政权而言，共党的确相当神速，但如果渲染一些当时的困难，不是更能体现我党的伟光正么？

对一帮农民来说，如何管理好大城市、如何看待生活在城市内部的各色人等、如何对待那些行政技术官僚以应对完全陌生的管理领域（关税、金融、外交、交通、城市公共设施），其难度远超李自成。

反过来，留在城市里的各色人等，又怎样看待这样的城头变幻、如何适应新的老爷们、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和不安呢？

所谓，其兴也勃，但究竟如何“勃”法，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写，其实更生动具体，有的时候也会更深刻。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讲述的故事里的主角们，涉及工人、知识分子、我党宣传干部、金融家、商店小开，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情。

可惜的是，作者似乎满足于简单记录，稍嫌单薄。闲看尚可，用来补课显然不够。

《进城：1949》读后感(三)：值得一读

《进城：1949》，朱文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以新闻报道的笔法来描绘一个历史年份的著作。作者以大历史、小切口的方式，选取了沈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北平六个城市作为1949年革故鼎新之际新政权接管和改造中心城市的观察样本，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对69位当事人的采访，反映出许多历史的细节。

与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的风卷残云、廓清四海之势相比，共产党对城市尤其是中心大城市的接管远远没有那么顺利。在本书所述六大城市当中，沈阳解放最早（1948年11月2日），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沈阳军管会，是为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军管会面临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可谓头绪纷繁。就是城市交通也会出乱子：原因在于原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洲国”传统，车辆靠左行驶，而沈阳之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车辆已改为靠右行驶。最后不得不由陈云拍板：车辆一律右行。这一问题方才解决。沈阳为中共接管大城市积累了经验，不过接下来形势发展迅猛，需要不断研究解决新的问题。在南京，面临着国府垮台的动荡；在上海，克服了市场混乱的挑战；在武汉和广州，在依靠南下干部的同时管理人才仍旧严重不足，于是吸收了许多当地人士、知识分子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平解放的北平则最终成为了新政权的首都，建设和安保重任都不容轻视，隆重的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是中国距今年代最近的一次改朝换代，本书并没有过多地描绘这一年有多么地惊天动地、山河一新，而更多地关注着这一年的市井平民生活。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政府职员、海外侨胞、生意老板，他们在政权更替之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何去何从的困惑。其实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论是谁坐江山、哪朝天子，明天的生活都还得继续。唯有切实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

（蔡舰 2011年4月9日）

《进城：1949》读后感(四)：易帜之时，谁人独享安眠?——《进城：1949》阅读手记

1．很难就这样一本书的体裁给出准确定义。人物访谈，旧闻集锦，史料汇编？与其说它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不如说它融合了其中每一种的特点，由此自成风格。

2．就风格而论，此书是散漫的，苛求者甚至不免认为全书不过是一些材料的堆砌而已。不过即便如此，书中许多地方仍不乏真知灼见。显然，它不是一本以史或以论见长的书，书里很多压纸背的东西，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它并不缺乏深意。

3．事实上，在全书序言里作者就明确指出，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尽管时过境迁，看书里的很多叙述，倒真像是读新闻一般，由此，对历史的理解也可能就多了一个维度。

4．序言里提到，帝制时代中央的财政规模从未超过GDP的4%。民国时最高也不过8.8%，而49年时新政权的这一项比例超过15%。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模式，在那一刻无疑就奠定了，而这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吗？

5．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与国家财政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需要依靠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抗击外敌、摆平内乱；地方实力派的兴起，则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财政上的）日渐式微。近代以来，这样的故事不断重复着，直至今日依然不绝。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真是一个大题目，是地方自治最重要的方面，毕竟自立要以面包为前提。由此，所谓“地方自治”，即使撇开其它方面不论，单就“钱”这一桩事而言，也已经完全可以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或者反之，表面上不说，实际上早就暗自实现了。现如今也莫不是如此，只是程度各有差别而已。当然，国家垄断经济的壮大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题目了。

6．目前普遍认为，“国民党既受惠又受制于权贵资本”，以至于到后来，它根本无力解决权贵资本（和土地）问题，到了台湾才下决心搞土地改革，靠“兵”的优势消除了这一隐痛，（但也未必就没有隐患，只是由于台湾地主阶层人少，加之整个“国土”面积小，才没酿成大动荡），又致力于发展自由经济，为后来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在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

7．中共一向重视对基层的控制（说好听点是“基层组织建设”，不仅包括本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包括基层行政组织），这与它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有关，这一点跟国民党相当不同。而这一点，也正是造成后来同样是在党国体制下，而极权程度有不小差异的关键因素吧。

8．看到进城之初、乃至进城之前，中共领导层对工人阶级罢工态度之转变，真是耐人寻味啊。正所谓“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之矛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显现了，北伐时出现的这类矛盾，恰是国共分裂的原因之一。只是这次，两者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对换。

9．从进城之初应对粮食和金融投机的例子便可读出，中共内部不乏处理财政乃至金融问题高手，但这仅限于技术层面，包括后来顾准与其上司关于税收征收方法的矛盾，亦不过具体措施上的纷争而已。高手如云却始终未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机制之上的制度。全无自由的极权制度下，即使技术上再高明，也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无法真正让人享有哪怕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生活。

10．像南京这样传统的消费城市、曾经的首善之都，要把它转变为生产城市，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新政权有决心这样去做，盖因骨子里寻求富强的渴望太过强烈。如此，传统啊，民生啊，一切均不在话下，非得服从于所谓“中心任务”不可。这样的思维模式，今天难道不是依然如故？

11．思想上的宰制，早在入城之初其实就开始了。各个阶层的人们，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一点由对新政权的期盼（共同体感和期待一切从头开始的情感混合物）而生的半自愿和一点不信任甚至反感（国民党也讲政治学习这套的，并不讨人喜欢），走到一起，参加学习小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时应该没听说过延安整风，否则不知作何感想。

12．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大概可看作当时遍布全国的“第三条战线”之缩影。走在校园里，随便遇到的一个人，就可能是怀有策反之心的人。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当年却完全稀松平常，甚至如此策反之举，也并不会使“策反对象”反感，许多中间派顺水推舟就加入了某个外围组织——当此时局急剧变幻之时，人心的向背，已实在是无法逆转了。

13．以行会为抓手去管理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完成税收任务，缓解新政权的财政困难，这本该是权宜之计，哪知后来竟顺理成章地把它当成了控制手段？

14．试图在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之上，推行像土改这样一场为统一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又由近乎一刀切式的政策所统领的政治运动，注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难题的。广东的例子就是证明，于是，人员大换血就在所难免。通过土改，政权是巩固了，甜头也尝到了，不过矛盾的种子也由此埋下，以至于以后不得不依靠发动一场又一场针对不同人群的运动来达到稳定的目的——尽管每次运动的侧重都有所不同。

15．作为一座最富于生活气息的城市，广州自然而然地抵御在进城之初便试图以政治组织来推行经济变革的计划。但在强大的铁拳面前，这样的抵抗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令强者预料不到的是，此地的商业传统早已在千百年间渗透进了这片土地，它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民间商业活力看似已被完全扼杀、计划经济彻底大行其道的岁月里，也依然迫不得以地允许私人企业存在，以弥补政府计划的不周。

16．对于外贸的垄断是新体制下经济政策的一个缩影。在此体制之下，官方利用由政治权力派生而来的优势地位打压一切竞争对手，以实现为意识形态所鼓励的统摄一切经济领域的目的，最终导致的乃是全社会经济生活的凋零甚至停滞。

17．伴随着文化控制而来的民间艺术的衰落，是极权统治的征兆和其最早的牺牲品；自由职业的消亡，则是另一个显著的标志，预示着全面、深层社会控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朱文轶：《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进城：1949》读后感(五)：那是个焦虑的时刻

——读朱文轶的《进城：1949》

这本书文字的感觉叫人想起了翻译精良的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专著，而行文表达上则完全是新闻记录片的风格，无愧于它的作者“报人”的身份。应该说这样具有影像感的新闻记录稿不是很新奇，但是把它们集结在一起明确定义为一种新的写史的技术探讨，是有新价值的。写法的生动和对历史的重现程度，对读者来说是一种较深的感染力。人们注意到，在书中，引述的部分不会长篇累牍，而是只摘录最能说明情况的部分，包括当时各种人物的话语。接受访问的人物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些人物当年在历史现场多数都担任具体执行层面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说是最真切的亲历者，可以讲出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来。所以，尽管一印中不少配图文字存在谬误，包括张冠李戴以及1945时期的照片出现“解放军”字样的说明。但是这种大处着眼，小处落脚的新闻手法写史还是使这本书较之同类具有某些优势。

全书选取当时的六座城市作为代表，展开重现“进城”的历史叙事。关于集中在“历史剖面”的写史方法，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事先设置的那个时点或者时段，是一个统一标准。在这里标准之下，收集不同层面人物和地方在同一时间里对历史大事件的反映，能更好地表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丰富了历史事件对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的把握。有时，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点，你事先认为在这个点上一定会有很大价值的一手材料出来；而当你集中注意这一个点上的材料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一手材料或是根本就不存在，或是提前、滞后才出现，于是整个写作的计划全被打乱。有时当我们过于注意时间或者按照“历史沉积论”所说的某个“剖面”时，往往容易出现短视，反而忽略到整个历史情形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历史剖面”的写史方法中所谓“错误地”选择了“时点”，该出来的材料出不来，其根本原因其实是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那些显著的历史人物身上的一手材料。比如政治家，知名学者，报人、高军阶的军人等等，而这些历史人物往往是历史大事宏观层面的直接参与者，无法做到具体而微；人们往往对自己写就的历史敏感度不够，因为“身在此山”，不具备自觉保存珍贵历史资料的意识。因此，他们这样的人物对历史大事的反应本身就是特殊的，这就形成这样的情况，即一但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留下当时的一手材料，其价值一定是极大的，而多数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留下这样的材料，不会迎合后世研究者的某种对时点的把握，而要到一定时间以后才开始反刍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这提示我们，在对历史研究的时点把握上，特殊的时点一定有特殊而有价值的材料出来，这是肯定的，而这些材料往往有可能存在于民间或者说微观层面。像一九四九年，这无疑是特殊的时点，《进城》这本书之所以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剖面上给现代读者以真切的现场感，或许就在于它没有把视野局限在历史名人的回忆上，而是宏观和微观都有选择，特别以微观层面的普通人的角度来收集史料。

在重现一九四九年的武汉时，人们的视线追随着一个知识人的足迹，而且这个足迹确实存在很多有意味之处。社会学家刘绪贻曾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将像先前的很多人一样继续做一个民国知识分子，走传统中国读书人该走的路。事实却是如此，刘先生先前在国民政府的机关里跟体制格格不入，于是赴美攻读，当时“只想读完博士，回国能安心做我的教授”。后来他赶上时代变换的风云，由于在求学期间就开始对老解放区有所了解，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回国后不久他就在校园里参与了新政权的具体工作。在这里，很多工作看起来都组织的井井有条，武汉这座老城市在新时期被委以重任。解放后不久，刘先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已经几近失业，武汉大学延续了别的高等院校在五十年代之初的做法，取消了社会学系的学科设置。这让以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刘绪贻觉得自己“极为被动”，没有了用武之地。在权衡了在学校内只做行政工作或者待业之后，他决定再一次接受帮助，去给工委的主要干部同志写发言稿……从刘先生当年的困惑可以看出，本书较为忠实地还原了历史。

在上海，“进城”的故事最扣人心弦的是新政权同本土开展的金融物资方面特殊的战争。各种时代发行的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私人手中贮藏量较大，由于新币币值不稳，加上旧时代长期造成的民众普遍的对纸币不信任的心理，使其在新币刚刚投放到社会就重新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新币面临着危机，有可能重蹈法币和金圆券的覆辙。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货币战争仅仅在近代中国就经常发生，只不过当时没有这样的概念罢了。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勇气的时候。因为无论如何，货币的问题决定了从城市到乡村这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物价水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事实证明，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正如浩荡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其中既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也表达出时代的要求所在。

关于当年上海的“银元之战”，个人感觉那些大的投资者牟利的思路似乎不外乎三种：一是利用银元倒卖哄抬物价水平，然后趁机出掉他们囤积的物资；二是用银元换新币，通过反复交易，最后直接兑换成黄金或者当时很受欢迎的港币；三是彻底放弃纸币，利用通货膨胀、新币贬值的机会大量吃进物资，等待机会或者使自己的财富保值。我有些困扰的是那些小银元贩子，他们多半不会离开当地生活，而寻常百姓的小日子哪一天可以离开货币呢？在普遍接受银元排斥新币的货币流通环境中，如果我们仔细想来，这几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因为你如果用银元消费，虽然保证了购买力，但是却减少了自己手中作为“商品”的存货量，就像是卖炸油饼的拿油饼当饭吃。如果用新币来消费，则只能吞下他们自己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丧失购买力。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今天用银元换回的纸币，明天就可能兑不回等值的银元。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看不出那些作为普通民众中一员的投机者，其在这场银元投机活动中如何来牟利。就这个问题笔者想求教于学界的专研人士。

六个进城的故事，串联起来的是上个世纪中叶古老中国的六座大城市，其中有几座还是东方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城市，——他们在时代变换之际的神态和反应，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也表现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正如作者所言，很多惯性不会一下消失，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或许很多大的国家叙事并不是他们视线的落脚点。有读史习惯的人或许不难产生这样深切的感觉：不同时代里的中国人，那些最普通的芸芸民众，他们身上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时代能改变的，保持了极强的稳定性。这就使得今天的人和当年的人具有一种平民视角上的沟通的可能性。其实最可能联系不同时代进行沟通的，说的模糊一点，就是民生。这是基于这一点，使很多现代读者有兴趣去注意本书中讲述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想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刻，那些中国民众是如何面对这种变化的。可以想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极不平静。

201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