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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的读后感大全

官僚体制的政治的读后感大全

《官僚体制的政治》是一本由(美) 塔洛克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6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官僚体制的政治》读后感(一):2010.11财新荐书的文字

这位作者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他从未试图取得学士位),之后,被美国国务院派往中国天津成为一名外交官(一则广为人知的传闻说他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官僚政治的日常运作有了深切体验,而且目睹了内战颠覆旧政权的最后阶段。中国旧政权倾覆后,他在香港的美国总领馆大陆处就职,并于“韩战”期间就职于韩国的美国使馆政治处。这些早期经历或许决定了塔洛克的学术风格。1962年,他与布坎南合著的《一致的计算》发表,从此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在芝加哥大学只听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此后,他仍频繁变换研究领域,并以对各领域的传统智慧提出难以被忽略的挑战著称于学术界。

今天,人们认为,阻碍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塔洛克的主要理由是:他的学术贡献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换句话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学派(主流学派通常承担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他也参与一些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例如发起成立国际性的“生物经济学”学会,至今担任着名誉主席。顺便提及,根据熟悉Tullock的朋友们关于他的姓的英文发音,“塔洛克”应译为“图洛克”。

《官僚体制的政治》读后感(二):可以称作厚黑学纲要吧哈哈

本书首先辨析了政治和经济两种不同形态的人际关系,“政治”讲的是由上下级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或居于主要关系的社会情形。

粗俗点讲,政治人需要做的就是伺候好领导,做好领导想要的事,这件事和真实的事实无关。升官最快的人就会是利用了其上级弱点的人,表现得正确要比实际上正确更重要。需要了解领导怎么样才觉得好,按照领导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去做。

当然由于领导也需要业绩,所以又会干活又会伺候才是领导的心肝宝贝。

一个机构要扩大,要有层级,就会产生低效率,层级越多效率越低,这就是官僚。可以由官僚结构完成的任务可能是有限的 ,需进行高度协调。除非改制成经济关系。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政府职能都适用于市场组织,比如警察。

如果一个组织非常注重道德考量,那么假道德者很可能会由于无所顾忌的作假被提升;

组织越大,其直接代表该组织最高领导、高级官员意愿的行动就越少,因为每一层级都会重新诠释、删减。

对官僚组织进行改革,即便成效很大,也很容易分散了,到每个人头上没多少,结果就是反对者的力量很容易取得成功

大组织的的任务要简单,复杂任务交给小组织。下达指示并非易事。人们似乎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误解能力,所以下指令要清楚、重复、恰当!

不能指望下属绝对服从!

对付官僚体制不断的失败,一种办法是持续不断地重组,理由是,失败是由组织细节中的问题引起的;另一种办法是,暗中改变组织的目标。

放权,尽可能让地方利用权力。如果我们想完成的任务超出了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完成的事情只会更少,还不如我们削减计划以适应自己的能力时做得多

《官僚体制的政治》读后感(三):使命幻象、晋升策略与体制惯性

本书讲述了政治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应对策略,所有的讨论基于一个假定,即政治人是理性的,他们以在行政管理等级制中得到晋级提升为目标。这与“锦标赛理论”的假定不谋而合,员工有动力为获得晋升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冉冉对中国的官员激励措施进行过深入研究,她指出很多时候纵使声势浩大的政策也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执行,原因根植于官员的利弊权衡,他们往往会摸索出在晋升评估中最为重要的,最能让他们在锦标赛中胜出的指标。

这也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正如本书作者塔洛克刚发表他理论时遭到猛烈抨击一样,一些人认为有“慈父”领袖,一些人相信官员秉承儒家仁、义、礼、智、信。Perry在九十年代深化了公共服务动机理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认为投身公共服务的人具有与商业领域不同的倾向性,他们强调社会正义、社会利益、公民责任和同理心。但这些乐观猜想都有隐患。

一,人们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公共服务的初心。本书认为,如果下级除了取悦上级没有其他选择来改善自己的待遇,此时的下级本质上就是个“奴隶”。在晋升标准与公共服务背道而驰之时,人们大多数情况只是看似拥有选择。

二,人如何把握个体决定的对错,组织又如何保证政策目标的对错。“明智的决策不在于这些政策与特定组织宣称的目标一致,而在于它们事实上能促进决策人的职务升迁”。在塔洛克的设想中,最理想的状态是,政治人满足评估标准的同时,也是在实现组织目标,也是在服务社会。实际情况却复杂的多,一方面人的有限理性很难完全识别出政策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之间的策略相互交织又时有矛盾。汉娜·阿伦特强调“平庸之恶”,消除个体思想后,对命令的无条件、无意识、无责任的服从,往往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塔洛克虽然认为人不能沉迷于名利游戏和玩弄权术(politicking),但正视人性、探索庞大官僚体制才是进行伦理讨论和效率判断的基础。“帕金森法则”让人脊背生寒,不称职的官员并不会自愿退出权力机构,也不会提拔一个作为潜在对手的精英人才,而会任用两个水平比他更低的人当助手。机构不断膨胀,政治人监管的下属数量增加了,他的领导们又会给予他奖励。如果不顾及道德的人可能比严守道德的人提升得快,那么,这个等级制中的高层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是由不顾及道德的人构成的。如此循环往复,体制只会更加臃肿而低效。

体制的负面惯性需要通过体制的完善来不断消除,塔洛克虽然论述了政治人周围观望者、同盟者、领导的不同影响,但在本书中,也并没有对将政治人的本性融入到更科学高效的官僚体制提出具体建议。他与布坎南的其他著作进一步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从理论脉络上看,公共选择学派依旧具有划时代性意义。

《官僚体制的政治》读后感(四):“厚黑学”是如何产生的

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塔洛克教授所写的《官僚体制的政治》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作品。它通过分析官僚体制内的人的行为,从而揭示官僚体制的低效成因。我试图从“厚黑学”的角度出发,给这本书来个“简易通俗”版的概述。

一、官僚体制乃厚黑学的根源

什么是官僚体制?这里采取比较广义的定义,就是涉及到上下级关系的体制。政府是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一般的公司,其对外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但从公司内部的角度,也存在着上下级之间的官僚体制。

首先,我们假设所有处于官僚体制中的人——下面我们简称为“政治人”——都会有或多或少升迁的欲望,并且为了升迁,他们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管这个官僚体制具体是怎么样的,直接决定政治人能否升迁的是他们的上级。因此,政治人想升迁,就要争取上级的肯定。

要取得上级的肯定,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但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工作,为组织做出实质的贡献,从而获得上级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是把精力投向权力斗争,巴结上级,拉帮结派,暗地里攻击对手等等,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厚黑学”。

上级,一方面发挥着监督、管理下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有着与组织本身不一致的利益和喜好。即使是公司唯一的老板,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也不完全是根据公司的利益做决定(极端的例子,老板为了爱情而安排小三当秘书),这种不一致,决定着“厚黑学”永远有着它的市场。

只要存在着上级和下级的官僚体制,不管是在妃子争宠的皇宫,还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关,通过讨好上级而获得好处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专注于权力斗争的“厚黑学”就不会消失。

二、消解“厚黑学”的关键——市场化与政府的去中心化

“厚黑学”的盛行对组织本身是百害无一利的。“厚黑学”对个人可能有利,但对组织本身却不产生任何效益,而且,它还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如果组织内部“厚黑学”横行,那这个组织必定是低效的,甚至有自我毁灭的危险。

“厚黑学”虽然在官僚体制中难以完全消灭,但在制度上还是有途径能尽量减少“厚黑学”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一些地方的“厚黑学”氛围比其他企业、其他地方更浓烈,这只是“企业文化”或者“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吗?管理制度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前面讲到,官僚体制内的人要想升迁,归根结底有两种途径,一是“干实事”,二是“厚黑学”。(这是极端简化的分析,实际上大部分的行为往往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是处于某种中间地带)。要抑制“厚黑学”,换言之,就是要促进“干实事”。这就需要“实事”能被上级,更重要的是被上级的上级察觉,也就是,官僚体制内的人员的行为要有效地转化为“信息”。此时,市场经济中价格信号的信息传递作用就在利润核算中发挥作用了。

《官僚体制的政治》引用了斯密的名言,“我们每天的饭食,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得自他们自利的算计。”资本家在他们的算计下,会从利润结算中得到信息,从而判断他们的员工工作是否出色,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在这种压力下,也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们的下属。因此我们会发现,政府内部的“厚黑学”文化要比企业严重,皇帝、独裁者身边似乎总是佞臣小人。政府的“他利”性质,缺少了市场经济的信息传递,使里面的官员更难被监督,更容易做出“自利”的决策。非市场化经济是厚黑学的肥沃土壤。这也某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企业普遍要比政府高效得多。

那么,政府的官僚体制——如果不得不保留的话——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呢?

政府与企业的不同在于,政府的最高“领导”,起码从理论上说,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之外的,它就是选民。与企业相比,由于选民处于体制之外,而且人数众多,他们对政府的控制要弱很多。政府里面的绝大部分职位都不受选民干预,甚至政府里面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近的棱镜门),选民也毫不知情。这种特点造就了政府这个世界上最低效但又最不受控制的官僚机构。

要改善这一点,我们要使政府去中心化,我们应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大政府。缩小选民的“控制范围”,简化政府的结构,使更多的政府人员受选民的直接监督,可借此改善选民对政府的实质控制,避免大部分政府活动实际上不受选民监督的事情出现。

即使是在地方政府层面,选民也无法在政府拥有大量职能的情况下实现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因此,完善选民对政府的监督必须伴随着政府职能的大量压缩。只有管理的少,才能管理得好,这不仅是对政府而言,对选民而言也是正确的。

其实写到这里,内容已经超出了“厚黑学”的范畴,而已经深入到官僚体制的效率问题了。真正要提高官僚体制的效率,并不是减少“三公消费”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的构造。总之,《官僚体制的政治》这本书,值得推荐。

《官僚体制的政治》读后感(五):自古华山一条路

鸡年的春节,有幸邂逅了这本《官僚体制的政治》。对于曾经也在国企工作多年的我来说,对书中的各种概念只有无以复加的认同。很多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一直没有看到一本书把政府大组织中面对的政治环境分析描述地如此入木三分的。

书中分析了在官僚体制中个人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获得升迁,一步步把人都变成一个样子,最终造成组织的效率低下。

一、自由市场VS官僚体制

官僚体制和自由市场中的组织有着显著的区别。以美国市场为例,普通劳动者跳槽与解雇都非常方便,普通劳动者也有很多选择机会。这里不做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工作。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雇主一般不会太难为劳动者,不然每人愿意为你卖力干活了。这样的关系更多像是自由市场,可以用以工资等各项标准来衡量,并做出职业选择。

在官僚体制下,经济学假设在许多领域并不管用。从世界历史角度,大多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大一统天下占主导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上下级关系,不是市场关系。对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的高管来说,政治变的十分重要。换工作对他们来说成本实在太高了,他们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职位,而且往往并不一定满意。相反,在熟悉的组织和环境里,通过既定的游戏规则玩下去可能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小环境中的游戏规则也更容易演变为政治。

上述两者的差异影响了当事人的顺从程度,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些官员身上看到普通劳动者身上都看不到的奴性。

那在官僚体制中的人会如何表现呢?

二、选择不自由,预测性强

在官僚体制中,核心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也就会演变成下级千方百计取悦上级的关系。因为所有的生杀大权都在上级手中,所以下级会尽一切可能去讨好上级,以获得高的位置与更大的权力。在这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有向上的华山一条道。

上级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组织都会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工作能力、业绩,道德品行,甚至是酒量。无论标准是什么,它总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不一定和标榜的标准完全一致,但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

也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标准,下属就会前赴后继地来找到它,并且利用它。只有经常按照升迁之道选择的人才有可能爬到上层。

于是,因为只有非常有限的选择,个人在政治关系中的行为相比经济关系中更容易预测。

比如,一些体制中以谦逊和守成作为位高权重的品质。这对迫切追求成功的人设置了障碍,似乎最后对权力最没兴趣的人会笑到最后。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有抱负有头脑的人会用自己的谦逊守成来证明自己才是最适合,即使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本质。

那也许你又会有疑问,似乎身边好些道德品行不端的人关键时候都栽了跟头,这和我们说的不一样啊。

三、聪明人的必然选择

这里要先提一个概念,关于聪明人的概念。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聪明人终究是少数,聪明人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洞察,有强大的决断力,又能控制甚至改变自己的行为。能做到这些的人真的少之又少,但真的做得到的人到哪里都是精英。

一个看似聪明的人,在关键时候做出错误判断,犹犹豫豫贻误战机,或者一直改不了自己的某些习惯,那就不是真正的聪明人。这些人是你我之中的大多数凡人。

聪明又雄心勃勃的人总比天赋一般的人更善于明白上升的必要条件,并且会付出足够的努力来实现这些条件。

事实上,大组织都希望通过制度来选拔人才。但实际上,制度永远无法杜绝选拔道德低下的人,因为真正聪明又有才能的人总有找到符合道德的方法来接近成功,即使他的道德并不那么高尚。

那他们会怎样来接近自己的目标呢?

四、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

大部分的时间里,对大部分人来说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那些聪明人取得突破的时候往往在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道德低下的聪明人一般会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把自己的贡献作用凸显出来,但这可能并不一定是对组织的最佳结果。而那些勤勤恳恳又有强烈道德标准的人往往做了对组织最有利的抉择,最后没能鹤立鸡群。没道德约束的人往往有更宽广的选择权,道德成为正直人的阻碍,违规者就占了便宜。

于是,那些标榜道德的组织最后做了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号称道德对领导干部越重要的地方,选拔出来的领导越不在乎道德,他们的道德水平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反之,那些并不标榜道德的组织,甄选出来领导的道德水平应该更符合社会平均水平。就像完全竞争领域,领导的道德不那么重要,于是耍滑头于事无补,大家的目标都集中于做事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体制下的效率会因为干部任免机制选出来的人而愈发低下。每个人都自私,只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任务,而把组织的利益放在一边。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些本身有着不错道德标准的人也会在环境中同流合污,因为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要想在官僚体制里生存下来,步步高升,也许真的只有华山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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