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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精选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精选

《周作人散文全集》是一本由周作人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280.00,页数:88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一):中国人对汉奸也太宽容了

这种人的书作为文学资料或者历史资料,可以出版。但是把他当个休闲文学的大红人捧着,冠以好听尊容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说出版社只是为赚钱,读者只是在休闲。但是也表确明态大家并不觉得他跟那个时代的其他学者(譬如说他哥哥)有什么区别,或者需要区别对待。

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民族,是很悲哀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仅仅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交代而已,得不到广大国民的认同。看到那些80后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地在哈日哈韩,你还能说什么?他们说鲁迅太沉重而喜欢周作人也是很自然的。谁让他们的父母让他们觉得轻松是应该的,沉重是别人的呢?他们轻松到无聊以后就去哈周作人,哈日本人了。

这么一个社会氛围,可以预见的是,以后汉奸会更多。“出汉奸、宽容汉奸”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一个谁都可以欺负的民族,一个只要实惠不要廉耻的民族,一个婊子养的民族!!!!!!!!!!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二):“文章作态”

周作人一九四五年在《谈文章》一文中说道:“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以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家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彩,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子,在怒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在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

此处, “触目惊心”的“好些实例”,即因“作态”而现出丑态的文章,照舒芜的见解,肯定有现实的所指,那就是其兄鲁迅之文。自打1923年兄弟失和以后,周作人便多次映射攻击鲁迅,到了鲁迅死了快十年的一九四五年,还是不能放过。可见周作人的气量之小和对鲁迅的成见与怨恨之深!鲁迅虽长周作人四岁,不过自小就长兄为父,对周作人慈父般关爱的同时,也免不了有封建家长的专制处,如强改其弟文章使后者不快却不能言即是。古语有云大恩如大仇,一旦弟弟摆脱了兄长,反噬起来毒且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以知堂的知与智,所说不能不有些道理。周氏兄弟俩的文章公认是新文学的top2,但是正如这篇文章中所言,“文章不好写”,容易失在“作态”,尤其是文坛领袖(虽然钱理群老师多次分析说鲁迅不是主将,且自觉不愿当导师,但实际上他在青年人的眼中是光环里的人物),提笔写作,不免有些装腔作势,如我至今不喜的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多少有些“作”的。不过周作人自己虽常说“不佞”“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也不能幸免,如名篇《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就多少有些名士的作派,一为名士,不免露出表演的痕迹了!所以,张中行说,苦雨斋作文追求“用平实的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这标准“像是不高,其实不然”。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三):月亮的阴暗面

某年某日和冲同学偶叙,他突然问我对周作人有什么看法,我一时理不清头绪,无言作答,只好唐突回了一句:真不了解。不懂他为何投身于日本傀儡政府?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历史瓜葛纠缠于一个文人身上都是一个悲剧,令人惋惜。

我之前买过舒芜先生整理的《知堂文丛》,基本囫囵一遍,能记得的却很少。印象中,他字里笔端对日本是颇有情愫的,近于虔诚。回顾民国,时文人所激扬和探索的,无外乎国家沉沦之出路与运命走向,常常表现是理想的单纯,和行动的骤风疾雨,妄想毕其功于一役浊清病垢顽疾,让中国脱胎换骨。

而他那段日本留学背景和异国婚姻,在那时也算国人之鲜有,即使现在也不多,足见其当时受日式维新及西方新风气熏耕之深,与支撑于自身躯壳的流毒发肤肉骨的传统文化形成极端的对比,这多少是民国文人相格之一。不怪得对旧中国之失望,批判之深,莫过于当时的周氏兄弟俩。不过,我感觉俩人的文格是白水对白酒。

周作人冲淡的散文,让人感觉是一种大度与端正人格,总也不会在大是大非有所偏差。投靠傀儡,假若不为钱,那又为何?我能想到的,当有人妄想假手于敌来革新自己时,那人对自己是多么的无能无望。可见当时国之沉沦、人之昏聩,到顶了。假如他真寄望日本大东亚共同圈,延续明治维新手法革一个新中国,可以肯定的一点:他的心是热的。

而另一个也有相同争议的胡兰成,文字清秀绮丽,别具一面,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以近于女性的阴柔手笔,描绘出一枝清新脱俗的胡氏禅花。自然是种子,历史是土壤,天命是基因,机缘是阳光雨露,人文是气候,这些元素如金木水火土一般完成了这枝禅花的整个命格,而“天命”无疑是这枝花最妖艳之处,因为它天生命不凡。稍不有不慎便容易浸淫其中。

读《今生今世》,隐约能感到胡自命不凡,是“成大事”之人物,对出仕之看重,封建思想之浓重,这也便是农村小户人家思想、气度的局限。在他看来,凡事没有是非对错,一切皆是机缘巧合和天命所为,似乎与生命行为无涉。天命所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欲以天命为幌子,以文字逻辑为行为逻辑作满章狡辩,反为这朵奇葩留下更深的黑斑。

不禁想到法国钢琴家科尔托,演奏“追求音色的丰富多变,尤其是对弱奏的音色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堪为最得肖邦和舒曼之神采的天才演奏者。我首次听科尔托演奏的肖邦专辑,由于电脑光标原因转跳弗拉基米尔索弗伦茨基版的肖邦,而不是法国浪漫的科尔托,立马感觉这是俄罗斯派钢琴家的刚劲风格,这就是科尔托给我的首次感灵。即便是年代的单声道录音,触键时的声音晶莹剔透,殷实无拈,游走饱满、清劲、柔软间的琴声闪闪发光,如舒曼篇。此公出人意料,竟与纳粹当局合作,出任傀儡政权职务。二战结束仍久久不得法国人之谅解,加之记忆力退化,常有错音,这些错音对一个音乐家的未来充满了隐喻。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有张非常有意思的成名专辑叫《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姑且叫《月亮的阴暗面》吧。想起我小时侯看到的月亮,是诗与神话一般梦幻美丽的月亮。即便是斑驳的月阴面,也被以吴刚与丹桂树的神话所幻美。长大了,我们看到的月亮不再是一面纯粹的、神话式的中国月亮,还有一面是西方科技放大的荒芜冰凉、充满陨石坑洞的真实月亮。但见真实之后,会妨碍人继续迷思月亮的美与梦吗?我在想。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四):谈谈周作人 (胡兰成)

随手翻翻《苦竹杂记》,觉得周作人实在是大可佩服的,虽然有着一些保留。

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可是对于那时代的遗老遗少,以其沉淀为安详,以其发霉为灵感之氤氲者,他所显示的却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

然而懂得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弄政治的人尊敬他的声望,可是从来就和他谈不来。革命青年,又怪他不来领导革命,说他是落伍了。而剩下一些捧他的人,也并不比政客或革命青年更能了解他。

政客不必谈,因为他们从来不把谁当做人去要求了解的。革命青年呢,我以为倘肯虚心的想一想,周作人在他的一面实在是提供了可宝贵的供献。因为革命青年之中很多人只是公式地看取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却不知道如何去注意这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面。周作人后期几乎是不谈政治,连社会的制度那样的名词都很少见他触及。他只写些关于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全面渗透,使我们更切实地了解这时代的。

大概因为辛亥革命以来,政治的社会的变革反复了无数次,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仍然停滞在原地方的缘故,纔使周作人发生这样的观念;从日常生活革新起,从人们的生活情调与生活智识革新起,所以变成人文主义者的吧。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没有修养,也不措意,又因为人文主义的诫条是明事理,体忠恕,就使他渐渐的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有话未必可说,二、说了未必有效,三、何况未必有话。」他只是想做一个平实的人(不是平淡,也不是平凡,而是平实)。

也可以说是因为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他这纔有观察人生的余裕的。然而他又决非旁观者。是非于他是这样的分明,他将如何表示,而不致牵入面红耳赤的争斗呢?现实的生活又确是到处充满着面红耳赤的争斗,周围的人们都在这么急促,局限,而潦草的过着日子,他将怎样保持人生的余裕呢?这就使他踱进了民俗学的园子,在那里寻得回旋的余地,并且从明清人的小品文和日本人的小品文去找题材,提出崭新的见解,非常恰当而深刻地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正如借用太阳的反光来照明月球,使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样。

可是缺点也就出在这里,借用题材,难免被题材所限,终不如直接以当天发生的事情做题材的亲切。倘说周作人与鲁迅有何不同,则可以说周作人取材于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而鲁迅则取材于报章和杂志。而且,人们对于这时代的变动的愤怒与喜欢,究竟淹没了对于小事物的爱好,而从周作人的文章里所看到的情绪上的余裕,也只能引起怅触而已。人是要求余裕的,倘然过的是剧烈而迫促的生活,则要求以这剧烈而迫促的生活为题材,而从这里面去发现情绪上的余裕,但周作人的文章却是以余裕的生活为题材而示人以余裕。这是青年人之所以不易和周作人的文章亲近的缘故。

有人以「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晚年爱冲淡」,来解释青年人程度之低,而把周作人拉到老年人的那一伙里去,一些少年而已老成的人们深以自己已能赏识「冲淡乃文章之最高境界」,做了周作人的朋友与门生为荣,他们其实是并不认识周作人的。

末了,还有一点余谈,我觉得周作人晚年的文章,造句时或夹入之乎者也,自称为「不佞」,也是一个小毛病。可是学他的人似乎正喜欢这些。

(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人间》第一卷第四期)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五):读《周作人散文全集》0102

读《周作人散文全集》0102

《戊戌在杭日记抄》(18980220起,周櫆寿,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正月三十日……兄飨归,贻余建历一本……

抟扶摇按:日记文字还是浅显文言。

周二:二月初五日……食龙须菜,京师呼豌豆苗,即蚕豆苗也,有藤似须故名……

抟扶摇按:胡说了吧?蚕豆豌豆根本不同,日记写的该是豌豆苗,上海也这样叫,不称龙须菜。

《绍兴家居日记抄》(18990109起,……道人,汝南驹隙生,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传柑节,晴……午至调马场,坐兜轿行山中……

抟扶摇按:此节哪一日不知。写一日游。迤逦而行,移步换景。周二写如此风景本事高,虽写法简单,却也是流水行云,可要是当时不是有意地在内心里粗加工过,回家恐怕还是写不出的吧?

周二:正月二十日,阴。往三味书屋上学……

抟扶摇按:周二生于18850116,至18990120日为14岁,三味书屋还在使用,而教学效果很好。你看他这个年纪写的日记文字,后面还有可以算作文的了。

《庚子扫墓日记》(19000415,濂溪甲申生,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三月)十六日……下舟往调马场扫墓……

抟扶摇按:“下舟”就是上船。下舟上船是相对于堤岸码头而讲的。一般是船低码头高,但是船帮可能高于码头,船和码头之间用跳板,从船帮上进船,叫“上船”。尤其是乘舰船,从码头起上舷梯,可以上到二层楼,那更是“上船了。但是堤岸总是高于码头的,不用跳板,砌固定台阶。于是站在堤岸看船,那进到船里去就是朝下走向船了,所以叫“下舟”。周二这里讲的是乡下小舟,那么相对于堤岸而言,人更是下舟了。

至此是两次写“往调马场”扫墓了。两次都日记一路风景,对照着读应该有点意思的。下一次扫墓周二还会日记吗?每次都日记吗?那写出来会怎样?我关心这一点。好比你每天上班就记上班路上的风景,你能日记几次?这就是水平差异。

《逍遥处士小传》(19010330,……麓山人,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季弟也。光绪癸巳六月十三日……诞……//享年六岁。

抟扶摇按:标题注“自日记中辑出”。二周的小弟弟周椿寿。1893年生,“享年六岁”,小于周建人(1888-1984)。椿寿有字号,周二更号之谓“逍遥处士”,而全传叫人悲伤欲绝,情真意切。

周二: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能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

抟扶摇按:刨去“出人意表”不论,能对对子就不简单,聪明。不过按照斯皮尔曼的二因素智力结构理论,对对子应该属于s因素,即特殊因素。特殊因素是满天星斗,应着个人生活而凸显。更认为特殊因素的凸显有时代性。如今的三四岁孩子不会对对子,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稀罕这种聪明了,我们更稀罕的是比如孩子遥控玩具跑车相比赛。

《清虚先生小传》(19010401,之江柑酒听鹂生,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清虚、慕光。

抟扶摇按:标题注“自日记中辑出”。学了一对词。慕光,“趋炎附热”。不过周二不算,虽然附逆。

《南京学堂日记抄》(19020213起,海上看羊人,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壬寅)正月初六日……天寒又不能出外,因至桅半探鹊巢。

抟扶摇按:白话文言齐飞。这“桅”是什么呢?

《<林和靖先生诗集>题记》(19020223,未入自编文集)

抟扶摇按:标题注“自日记中辑出”。我不写署名者,皆署“周作人”。题记记版本信息,全是事实。那时读书人喜欢抄写。今天网上电子“文”、“书”很多,多不注重版本信息报告,是不懂读书。

《江南杂记》(19020411起,蔫狂居士,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莴苣菜生食鲜脆,江南人用以煮肉,味如蒲子。

抟扶摇按:标题注“自日记中辑出”,“江南”为今增。莴苣,上海叫“香wu笋”,往往写作“香乌笋”,有文化的人写作“香莴笋”。凉拌如周二说,也可以炒吃,宜清炒,席卷天下趁热光。香乌笋“煮”肉?上海没有听说过,只有香乌笋“炒”肉片。香乌笋一“煮”就烂绵了,口感极差。蒲子是什么?网上看图片,像上海人说的“夜开花”?我好像不吃的。夜开花炒起来水唧唧的,哪有香乌笋干净利落?再说味道像“蒲子”,夜开花,又有什么好?香乌笋还有独特的香味。

《薏川荫仙小传》(19020614,秋田梦枰,未入自编文集)

周二:长兄树人为之竖碑焉。

抟扶摇按:又写亡幼弟。传文好,不忍心抄写。

《汽船之窘况及苦热》(19030913,不柯,入《风雨谈》)

周二: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饶有酸气,如入火炎地狱见牛首阿旁。

抟扶摇按:标题注“自日记中辑出”。学校里出来的人,书读得再多,在实践面前都是“小鬼”。所以说读书人要锻炼。一个金字旁,一个火字旁,去酸去臭。原来这是很普通的想法、说法,毛泽东讲的也并不高明,但是他做得扎实,大面积地做扎实。这才真正了不起。周二不过发了个议论。

《江南考先生之一斑》(19030913,不柯,入《风雨谈》)

周二:大约一人带书总要五六百斤。

抟扶摇按:标题注“自日记中辑出”。《知堂回想录》里说“百许斤”。应该《回想录》比较准。那也真够呛,因为还有个人的铺盖、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具呢。书生怎么挑得动?文章对“考先生”讽刺淋漓凌厉,中要害,却没有同情心。考生年少,独出远门,家里总有一点钱,于是备加爱护。考生年少,不谙世事,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要为家族增光,所以比较傲。我中学毕业后去农场种地,与这种情况很相似。虽然政府给知青有标配,保障最穷的家庭子女也有起码体面的“家当”下去。但是小康、殷实人家,行李就多呢,比如箱子以外,还有比如床头柜。我就标配件。到点上了,那些带多行李的“童鞋”就难免以“爱惜”的姿态来炫耀,比如行李车是不是蹭掉了“珍贵”箱子的一点漆皮儿。其实过了6个月,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主人也不把它们当一回事儿了,因为经过锻炼了,知道家里给的不能“包”自己,自己的要自己去挣。我该说我是挣得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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