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时代》读后感100字

《大转型时代》是一本由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作，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322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09-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转型时代》读后感(一)：作家永远是最敏锐的

1948年，W．H．奥登写道："对于健在的美国小说家来说，听人说他们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作过重要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件让人十分尴尬的事（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从欧洲来到这里，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印象是：没有哪个文学团体（无论在何时、不管在何地写作）像美国这样普遍一律地消沉压抑。让我不断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上最乐观、最爱交际、最自由的民族，却通过它最敏感成员的眼睛，把自己看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是由无助的受害者、阴郁消沉者和背井离乡者所组成的。……在一部接一部长篇小说中，你所遇到的主人公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荣誉，没有历史；他们如此单调地屈从于某种诱惑，而我们其实很难说他们真正受到了这种诱惑的引诱；即使他们在世俗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依然是好运气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唯一的道德优点，是忍受痛苦和灾难的坚忍耐性。"

——《大转型时代》

《大转型时代》读后感(二)：“美国——迦太基”文化的启示

已故的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是一个如此出类拔萃的即兴演说家，以至于他有本事让一场大型宴会鸦雀无声，聆听最初三位演讲人的演说，然后他自己站起来讲话，对前面演说者的观点发表一番得体的评论，并轻松自如地引出自己雄辩的结束语。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是，他早已把很多合适的结束语背得滚瓜烂熟，他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加变化，使之适合不同的特殊场合。他最喜欢的一段结束语，涉及两个丰富而繁荣的古代文明--希腊和迦太基。他说，其中一种文明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影响着我们今天所有人；而另一种文明则在其后的时代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因为，跟希腊比起来，迦太基拥有一种纯粹的商业文明，对知识、哲学和艺术只有很少的尊敬。"美国是否有成为迦太基的危险呢？"洛厄尔问道--接下来，他便开始阐述大学的至关重要而又持续恒久的意义。

今天有很多人--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有很多人--实际上就把美国称作迦太基。有人坚持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美国也沿着迦太基的方向越走越远；它一直生产着大众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宗教和哲学被冷落，艺术被粗俗的大众娱乐需求所窒息，自由被大众舆论的重负所挤压，按照他们的理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在他们看来，典型的美国人，是一个"金钱之人"，一个粗鲁庸俗、大声嚷嚷的家伙，除了机器和商业的价值之外，不知道任何别的价值。有很多美国人（老少皆有）都说，心智和灵魂领域的成就，在最近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而且，我们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胜利是贫瘠的，因为它们并没给我们带来内在的安宁。

——《大转型时代》

商业文化的兴盛导致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而人们的信仰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先进文化逐渐衰退，大众化的庸俗文化只是能是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感官需求，无法在岁月的洗涤中经久不衰。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能一味地模仿美国，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已经鲜有人为，人们甚至很少读书。我们的心灵太浮躁，需要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人生、宇宙的问题。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才能造就我们和谐美好的地球家园。

《大转型时代》读后感(三)：我们也能转型吗？

在《大转型时代》一书中，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基本上把注意力集中在追踪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上。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应用，以及联邦政府关于税收和经济控制的政策，这些结合起来，给国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以及财富的再分配带来重要的结果，使得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生活水平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成为可能。在这部特别生动的、散文风格的作品中，作者把1900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跟1950年进行了比较。他说，美国再也没有贫富两个极端，而这种两极分化正是1900年的典型特征。不负责任的企业家不再控制我们的经济体系。相反，今天的美国享受着物质商品洪流的福祉，享受着开明公司企业的福祉。

在本书中，作者自始至终强调的，多半是他对美国未来的乐观，以及他对我们时代的悲观主义特征的批评。他的乐观主义扩展到了社会和文化的现场，而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他注意到——在他讲述的这个关于美国生活越来越好的故事中，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黑人的地位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善，尽管他也指出，这一进程缓慢得令人痛苦。他怀疑，抱怨我们的道德标准和文化标准的退化究竟是否有效，他热衷于拓展大众的知识兴趣。

然而，像作者那本鼎鼎大名的《大繁荣时代》一样，《大转型时代》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多地是因为它的叙事风格，而不是因为它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艾伦所说的很多话都了无新意：物质繁荣的进步，生活标准的提高，工业中的管理革命，等等。他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1929年的股市崩盘导致了大萧条，而实际上，它只是其他更基本、更潜在的原因的外在征兆。他没有讨论我国自然资源的枯竭，他低估了另一场大萧条的可能性。然而，对于我国公民自由当前受到的威胁，他拿出了一份明智的讨论。总而言之，在他自称的努力与战后美国的悲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艾伦往往表现出一种近乎天真的乐观。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刺激性的，它提供了引人入胜的阅读。

注：抄的书评。原作者：奥古斯特•迈耶（August Meier，1923～2003）。美国历史学家，以研究黑人史而著称，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69年起担任肯特州立大学教授，直至去世，其代表作为《美国的黑人思想》（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大转型时代》读后感(四)：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

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致力于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时期的历史，著有“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大繁荣时代》（OnlyYesterday）、《大衰退时代》（Since Yesterday）和《大转型时代》（The Big Change ）。

其中，《大转型时代：全球帝国的阵痛1900-1950》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通过大变革和大转型走向全球权力顶峰的历史。《大转型时代》相比于其它历史作品，着重于向读者展示当时一个个鲜活的群体，而不是枯燥的史料和学术性理论的堆砌，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该书资料翔实、艾伦文笔平实但却充满吸引力，使读者能够轻松地进入美国的历史情境中，去了解和感知当时的美国社会，有种置身于美国20世纪的前50年的感觉，仿佛与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经历着他们所经历的，思考着他们所思考的。

《大转型时代》译者秦传安在总序中写道：“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经过20世纪前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大繁荣时代，继而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

在《大转型时代》的第一部《旧秩序》，艾伦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风尚、衣食住行。1900年的美国社会贫富悬殊，上流社会热衷于举办奢侈的聚会，很多百万富翁为自己建一幢王侯般的宅邸，而穷人却受到“工资铁律”（即所有工资都倾向于下降到最没有技能或最绝望的人所愿意接受的水平）的残酷压制，过着艰难的生活。艾伦用“悲惨、拥挤、污秽、饥饿、营养不良、不安全、匮乏”来描绘当时一些大城市贫民窟和严酷的工业城镇中的人的悲惨境遇。那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时代，银行家和商业大亨主导市场，而政府却袖手旁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理解到1900年美国政府功能和权力是那么地有限。在20世纪初的美国，四轮和两轮的马车是主要的陆上交通工具，汽车和电灯、电话还是稀罕物，但是大城市已经有了有轨电车，而广播则要等到20年之后。孩子们通常受到的教育是，如果一个人勤奋而且节俭，那么致富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候，城里人的风尚之一是在夏天举家去乡下消暑。冰块是冬天收集的，用锯末包裹着，储存在地下室。相比之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那时候妇女的服饰：“在任何季节，一个女人都要从里到外一层层包裹起来——衬衣、衬裤、胸衣、胸衣外的背心、一条或多条衬裙”，总之，一个有教养的女性，不应该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暴露出来，而且裙子总要有几英寸拖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帮着老妈忙里忙外，并等待一个‘如意郎君’”。

第二部《变革的动力》向我们阐述了“美国良心的反叛”，当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秋天搬进白宫的时候，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902年2月，罗斯福的司法部长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提出诉讼，要求分拆北方证券公司，开始了“美国良心的反叛”，这成为了美国事务中的主流现象：福特就一直推行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工人工资来促进产品销售的试验；在企业对劳工进行无情压榨，并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的时候，新闻界自发掀起了揭露黑幕的扒粪运动；有色人种依然受到歧视，但是情况确实是在不断好转……直到大约1915年被淹没在一战潮水中并最终在1920年前后逐渐消失，然而它留下的影响和思维模式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此外，在1900年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中，许多技术上的革新是惊人的：福特开始用流水线生产一种适于普通人购买和使用的汽车，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试验他们的飞机，第一部叙事电影《火车大劫案》上映了，最初的塑料和人造纤维也相继被制造出来。汽车革命让“人类历史上此前大概从未有过哪个国家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国民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自由行驶权力能够带来精神上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始尝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对这场圣战大失所望，认为它是一宗肮脏的买卖，美国人对国际联盟的热情已逐渐消失，倾向于尽情地享受时光。1920年代出现了旧秩序的小春天，人们开始对精彩琐事津津乐道，还希望摆脱清教主义的约束，颠覆长期存在的礼仪习俗。在短短时间里，美国女人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女权运动蓬勃发展，幻灭和反叛是那个时代作家们的特征，商业飞速前进，而人们逐渐痴迷于积聚投机财富，股价不断攀升。这场小春天的温暖是虚假的，“注定是要自我毁灭的，因为它“加深了幸运者与多数人之间的鸿沟”。随之大萧条（1929年——1933年）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罗斯福用国家干预的手段成功避免了法西斯化，使美国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人很不情愿地参加这场战争，但事态迫使他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在自己的大陆上高枕无忧的孤立国家，而是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践履这一事实所固有的机会和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即“勉为其难的世界强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参战，并意想不到地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联邦政府的权力、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个超级大国时代开始了。

第三部《新美国》呈现了贫富差距日渐缩小、全美生活标准靠拢、新型公司的成长等新局面。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50年中剧变的程度。在1900年，美国工薪阶层的人均年收入是500美元，而在1950年则增长到1600美元，登记在册的汽车由13000余辆增长到4400万辆，电话则从33万部增加到4300万部。在1900年，美国人的形象是憨厚、朴实、粗野、勤劳，而到了1950年代，风流、时髦、精明则成了最常见的形容词。曾经多达26％的童工受到法律的禁止，黑人已经在名义上享受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资铁律被打破了，广泛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被建立起来。这并非是《大转折时代》叙述的重点。它并不是一部编年史，艾伦更侧重于探寻推动着这50年变迁的力量。如作者自序中所说：“一连串五花八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是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随之而变动的，还有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艾伦在总结“美国大发现”的本质时说：“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原先的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基本上会成为负责人的公民。”美国人在大转型时代秉承的一个原则是：通过“对制度一系列的修修补补”，使国家这艘大船能够平稳航行。而在这背后，作者坚信，是一群乐观自信、充满勇气，并保持国家良好的运行秩序的公民。

在书中，作者把20世纪初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跟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比较并认为美国再也没有贫富两个极端，两极分化是1900年代的典型特征，而不负责任的企业家不再控制我们的经济体系。然而商业的繁荣对精神文化领域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在给我们带来优质汽车和优质尼龙的同时，也把平庸强加给了智力产品的市场”，经济繁荣造成的后果是人们越来越物质化，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机器和商业利润更有价值，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的历史出现过，而且正在中国发生。只要看看周围发生的事：各种庸俗而充满炒作的综艺节目、票房虚高却营养匮乏的电影、错漏百出的穿越连续剧、玄幻言情杂陈的网络小说……另一方面，却很少有人有人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思考自己，思考人生。作者在第三部的“时代精神”一章中，引用已故的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的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有一种文明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影响着我们今天所有人；而另一种文明则在其后的时代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因为，跟希腊比起来，迦太基拥有一种纯粹的商业文明，对知识、哲学和艺术只有很少的尊敬。美国是否有成为迦太基的危险呢？”作者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有人坚持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美国也沿着迦太基的方向越走越远；它一直生产着大众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宗教和哲学被冷落，艺术被粗俗的大众娱乐需求所窒息，自由被大众舆论的重负所挤压，按照他们的理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在他们看来，典型的美国人，是一个金钱之人，一个粗鲁庸俗、大声嚷嚷的家伙，除了机器和商业的价值之外，不知道任何别的价值……而且，我们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胜利是贫瘠的，因为它们并没给我们带来内在的安宁。”商业文化的兴盛导致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而人们的信仰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先进文化逐渐衰退，大众化的庸俗文化只是能是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感官需求，无法在岁月的洗涤中经久不衰。美国的历史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在日益浮躁、趋于物质化和缺乏信仰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生并确立理想和信念。若人生只为了工作、金钱而活，每天过着充满功利性、实用性的生活，这样是否过于单调、是否存在意义？

在阅读此书时，我时常联想起中国。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说，“上帝在北美赐给了人类一块实验场，使得一切社会改良的活动在这里得到检验。”我们无法照搬这个实验场的经验，所谓以史明鉴，却可以从中获得借鉴与启示。在过去快40年里，中国经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2016年全球GDP远超日本，高居世界第二；汽车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曾经是罕见的奢侈品，现在各个城市都在为堵车而烦恼；女性从保守走向自由、开放，社会崇尚男女平等……当年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似乎正在中国重新上演——我们有着1950年代美国的朝气蓬勃，但是也存在着同样的物价上涨，贫富两极分化，工业污染导致环境恶化，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劳工福利和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仍待建立等问题，值得深思，并且亟待解决......

《大转型时代》读后感(五)：如果历史在当代重生

如果历史在当代重生

在106岁的时候，出生于1902年的安·尼克松·库波尔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8年11月，作为亚特兰大的一位选民，她的名字出现在奥巴马的获胜演讲中：“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这一切听起来如此遥远。

毫无疑问，在过去100年里，美国发生的变化是难以想象的。而从190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是这个国家剧变最为惊人的50年，它们为后来的一切确定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原则和基础。

这是一个国家从世界边缘走到舞台中央的50年。它很容易引发我们对自身的联想：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我们的军舰巡航在亚丁湾，北京奥运会的荣光还没有黯淡……一切似乎都在印证汤因比的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这是一个大转型时代（The Big Change）。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以此命名他的着作。在这本书里，他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在1900-1950年代那个大转型时代发生的一切，以及推动这一切发生的力量。

现在，历史是否正在将他眷顾的目光从北美转移到东亚这片大陆？

或许，在太平洋彼岸，我们能找到关于大国崛起的启示。

世纪的开始

当106岁的库波尔出生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已经12岁了。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互不相识，但是却和所有美国人一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大转型时代》的开篇，是1900年1月1日。艾伦这样描述他12岁的那一年元旦：“1900年的1月1日一大早，范科特兰公园是纽约人溜冰的好去处，天刚刚开始下起了雪。但严寒并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昨天夜里，他们聚集在下百老汇，庆祝20世纪的开始，或者说19世纪的最后一年的开始……”

在这名为《旧秩序》的第一部里，艾伦展示了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风尚、衣食住行。上流社会热衷于浮华而靡费的聚会，四轮和两轮的马车是主要的陆上交通工具，汽车和电灯、电话还是稀罕物，但是大城市已经有了有轨电车。而广播则要等到20年之后。孩子们通常受到的教育是，如果一个人勤奋而且节俭，那么致富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时候，城里人的风尚之一是在夏天举家去乡下消暑。冰块是冬天收集的，用锯末包裹着，储存在地下室。相比之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那时候妇女的服饰：“在任何季节，一个女人都要从里到外一层层包裹起来——衬衣、衬裤、胸衣、胸衣外的背心、一条或多条衬裙”，总之，一个有教养的女性，不应该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暴露出来，而且裙子总要有几英寸拖在地上。

在这些看起来过分琐碎的细枝末节背后，一些重要的力量正在悄悄积蓄。大公司学会了互相持股，组成更加庞大的控股公司。这一年2月，J·P·摩根买下了洛克菲勒的几家铁矿和安德鲁·卡内基的全部钢铁生意，组建的美国钢铁公司成为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商业机构。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数据是，美国有几十万人上过大学，他们或多或少学习了经济学的课程。

而在遥远的中国，大清政府正为山东的义和团运动焦头烂额。这一年8月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其中2100名士兵来自美国。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山西。

作为观念的历史

在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中，许多技术上的革新是惊人的。福特开始用流水线生产一种适于普通人购买和使用的汽车，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试验他们的飞机，第一部叙事电影《火车大劫案》上映了，最初的塑料和人造纤维也相继被制造出来。

这一切，让人们不由得梦想，被解放的机械化将带来什么。尽管正在工业革命中高歌猛进，这时候的美国还是一个世界边缘的国家，文明的中心依然在欧洲。

当然，后来的历史人们耳熟能详：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始尝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是大萧条，罗斯福用国家干预的手段成功避免了法西斯化；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超级大国时代开始了。

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50年中剧变的程度。在1900年，美国工薪阶层的人均年收入是500美元．而在1950年则增长到1600美元，登记在册的汽车由13824辆增长到4400万辆，电话则从33万部增加到4300万部。

这并非是《大转折时代》叙述的重点。它并不是一部编年史，艾伦更侧重于探寻推动着这50年变迁的力量。如作者所说：“一连串五花八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是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随之而变动的，还有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在1900年，美国人的形象是憨厚、朴实、粗野、勤劳，而到了1950年代，风流、时髦、精明则成了最常见的形容词。曾经多达26％的童工受到法律的禁止，黑人已经在名义上享受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资铁律被打破了，广泛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被建立起来。

以下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在广泛的低工资和过剩生产造成大萧条之前，福特就一直鼓吹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工人工资来促进产品销售的试验；在企业对劳工进行无情压榨，并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的时候，新闻界自发掀起了揭露黑幕的扒粪运动；有色人种依然受到歧视，但是情况确实是在不断好转……

艾伦把这一切归结于“美国良心。”如果非要考证的话，它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带来的理想主义气质。《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曾对此做过精辟的归纳：“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的选民，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预先注定，人类也期望，伟大的成就来自我们的种族，我们感到了这些伟大的成就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其他国家必须快步跟上我们的后尘。”

历史在重现？

今天，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无法不随时联想起中国。托克维尔曾经说，上帝在北美赐给了人类一块实验场，使得一切社会改良的活动在这里得到检验。我们无法照搬这个实验场的经验，却可以从中获得某些至关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4倍；汽车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曾经是罕见的奢侈品，现在各个城市都在为堵车而烦恼；在2007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当年在北美发生的一切，似乎正在中国重新上演。

我们有着1950年代美国的朝气蓬勃，但是在一些地方却与1900年代的美国若有所似。比如生产过剩，廉价的劳动力无法提供足够宽广的消费市场，劳工的福利和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仍待建立，贫富两极分化亟待一种温和的再分配来解决。

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尽管在1840年之后，我们多次宣称与旧世界一刀两断，但时至今日，一些古老的法则仍在操纵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转，它们源自农耕时期长久的闭关锁国和内部消耗，弥漫着日益腐朽的味道，与现代化的政治和社会理念格格不入。

艾伦在总结“美国大发现”的本质时说：“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原先的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基本上会成为负责人的公民。”而美国人在大转型时代缩秉承的一个原则是：通过对制度一系列实验性的修修补补，使国家这艘大船平稳向前。而在这背后，是一群自尊自强，信心十足的公民，能够指望他们帮助国家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

在传统的历史教育中，我们试图向年轻人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的好运气，比如远离旧大陆的地理位置，恰逢其会的技术革命和世界力量洗牌。

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重复美国人的好运气，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我们这个民族站在当年美国人的历史轨迹中，我们是否能够像他们一样，准确无误地把握住每一次机会，并且及时修正自己的失误？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过分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