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译注的读后感大全

《大学中庸译注》是一本由王文锦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学中庸译注》读后感(一)：古典书籍版本很重要，不推荐该版本

不推荐这版，看似厚厚一本，但实则内容编辑上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封面上说是“译注”，其实只有译音而无注释，只对每章作大致翻译。但若没有注释，对初学者来说理解上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各章节的顺序也存在问题。还不如书局“中华经典藏书”这版好，最起码每章开头有导言，有注释，逻辑关系清晰，非常适合初学者入门之用 。

《大学中庸译注》读后感(二)：《大学》、《中庸》读书笔记

版本信息：

中华书局，王文锦译注，2008年12月第一版

大学篇：

大学之道，也就是修身与治国之道。学习大学之道的目的在于彰显光明的道德，在于亲近人民，在于向善。（1.1）

治理国家，基础在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

修身是根本，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以修身为本”。（1.3） 修身，就是要“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1.2）正其心，就是要端正自心，无所愤怒、无所恐惧、无所偏好、无所忧虑（1.6）；诚其意，意味着即使独处，也要诚实不欺（1.4）；致其知，意思是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就要推究事物的原理。（1.5）

治国，宜守“絜矩之道”（1.9），意思是说统治者要有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之道。具体表现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1.9）；以德为本，以财为末，以义为利（1.10、1.12）；见贤能举，见不善能退，退而能远（1.11）。

中庸篇：

君子守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中和、平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1）中，即不动情；和，即合宜地动情。说它平常，是因为中庸之道“造端乎夫妇”（2.11），然其为至道，又能“察乎天地”（2.11）。持中庸之道者，根据所处地位来行事，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不怨天，不尤人；懂得“反求诸己”。（2.13）实践君子之道，必须从易入手，从近处、低处出发，循序渐进。（2.14）

中庸之道，是一种人伦之道，人伦之道法乎天道。学习中庸之道，就是学习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理，也即学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关系的道理。修道，以仁为根本，辅以知和勇之德。（2.19）修道者，要明白什么是善，以便达到“诚”的境界。（2.23）诚，是天道，有些人天生具备这种禀赋，有些人则必须通过后天学习方可获得。（2.24）诚与明是互通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2.25）明，即明达事理。如果说“诚”强调先天的禀赋，那么“明”则强调后天学习。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可以完成教化，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了。（2.26、2.27）诚与道，本质上是一体的：“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与道贯穿事物变化发展的始终（2.29），是恒久运动的，因而显得博厚、高明、悠久，它承载着万物，覆盖着万物，化育着万物。（2.30、2.31）修道，不止于修身，还要将“道”运用于治国。治国有九经，实行九经的方式是预先做好准备。（2.22）统治者不仅要有德，还要有位，这样方可治国。（2.33）优秀统治者循道治国，其治国具有如下特点：“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在无声无臭中实现天下太平。（2.39）

《大学中庸译注》读后感(三)：出乎其外，更应入乎其内

《礼记•大学》开篇，古人提出了君子之道所应经由的修养方法，即通常所言的“三纲八条目”。其中，尤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广为人知，乃至成为儒家传统道德的范本。《大学》的本意是教化，是对君子之道的阐发。朱子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里的“大人”，一方面强调了为学之人的年岁身份，另一方面，强调了这样一套修养方法所处的层次地位。与大学相对应的是“小学”。儒家传统的小学之道，讲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这样一些为人处事、心性休养的常识。所谓常识，即要求所学之“知”不仅仅是一种外显的才能，更应成为内在心性的本能反映。此种常识，乃是一人融入社会，谋求自我发展的基本要求。

“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为君子成“才”之道。所谓成才之道，讲的是德性显发、修为良善的个人，向外探求，继而实现家国抱负的过程。这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外显才干的终极要求。儒家讲“修齐治平”，提出“修身为本”的主张，又给“外求之道”提出了内省的要求。《论语•宪问》中，夫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强调的也是“先修其身”的重要性。

修身的内涵或者说前提，包括两个方面，“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此二者皆为修身的准备阶段。诚意正心，讲的是修身的态度，即使意念与想法得以平复。所谓诚者，即佛家所说的真实无妄；所谓正者，即不偏不倚、疏浚导引。只有克服了内心的意念，做到自谦慎独，才能不惧身之所处，泰然自若；只有端正了内心的想法，做到规避在先，才能摒除愤恨恐惧，孑然独立。所谓诚意正心，讲的仍然是内省的功夫，是一种修心之学。然而，从儒家道德的根本诉求来看，其最终目的却是出乎其外，而非入乎其内。

至此，《大学》将“格物致知”作为君子修养之道的发端，确有其要义。《大学》言“致知在格物”，而非如前所诉，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与格物之间，无所谓“欲”之先后。体现出儒家知行合一的基本主张。与此同时，《大学》中也提到了“物格而后知至”，从一个侧面阐明了格物与“知”至的承接关系。如果说小学传授的是为人的常识，那么，修身之道所要求的格物致知，则是对这种常识的精要阐发。

《大学》讲“明明德”，即明白行善的道理，彰显自己的善德。至于“亲（新）民”与“止于至善”，则都是在这样一种知行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为人为学所应践履的目标与最终产生的效果。因此，作为大学基础的小学，就是基于“明”这样一种前提性要求而准备的。只有学习乃至生成了这样一种为人处事、心性修养的“常识”，才能够自觉、觉人，明白“知行”，并加以彰显。

格物致知，也即这样一个道理。“格物”，按照朱子的观点，即求诸外物，探求至理。这里的“至理”，即是“至知”。一方面，内含了善恶是非的道德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人处事之道。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探求，那么，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伦理彰显。于儒家而言，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实践理性即是一种将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合为一体的能力，此乃格物致知的本质属性。

因此，可以认为，《大学》与小学之教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格物致知”的修身要求已然内含于小学之教的常识达成中。格物致知是一种内化的实践理性，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可以说，《大学》中的君子之教，实则从“诚意正心”开始，只有这样一些修身的基础，或者说成“人”之道，才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首要之义。《周易》讲“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即一种社会人伦、文明礼教。这样一些形式的存在，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才是人之区于野兽，文明脱胎于野蛮的基础。至此，《大学》之初，将“明”明德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置于君子之教的基础，确与人文教化的人性诉求相契合。

《大学中庸译注》读后感(四)：“无所不用其极”是坏意思吗？

读书乃修身立德之本。中华传统文化流转之基，在于经典文献之传承中华经典文献之源于“四书五经”。《大学》篇位列“四书”之首，宋代思想家程颐指出《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是为最为重要的儒家经典。研习经典源于经典文献文本之本意内涵。但是穿越千年流传之文字，往往会随时代而发生了语音、字义层面的转变，甚至有的会产生一些误解与歧义。

例如“无所不用其极”一词现在已经是一个常用成语，如今其含义“指没有什么极端的手段不使出来”，语义性质贬义，但其本意实乃褒义，语出《大学》第二章：

究其文意语境，我们可以发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对汤盘之铭文、《尚书·康诰》篇以及《诗经》中传承的三句话所彰显的“新”意的理论指导总结。

《大学》篇最初来自“十三经”中，产生于西汉初年《礼记》中的一篇。东汉大儒郑玄解释道，“极，犹尽也。君子日新其德，常尽心力不有余也。”其意思是“极”是竭尽的意思。君子每天竭尽心力去修习德行，不曾有余才能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水准，有机会成为“新民”。唐代思想家孔颖达对此句进一步解释道:“言自新之道，唯在尽其心力，更无余行也。”即只有竭尽心力去实践才能让个体自身完善自我变革之道。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极”字的词义性质的改变。

在中国最古老的字典，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中，对“极”字的定力是：“極，棟也。从木亟聲。渠力切。”由此可见“極”字最初就是一个名词，指高高的房子。到了清代语言学家段玉裁进一步解释“極”字的引申之意：“凡至高至遠皆謂之極。”可知到了清代“極”字具有了程度副词的含义，但是其内容只能指褒义的层面，即至高至远的高阶状态才能称之为“极”。直到民国年间，新文化运动随之而来的白话文运动，对于汉字字音字义的使用出现的重大的变革，最初使用“无所不用其极”将“极”引申出负面含义的在活跃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记者黄远庸的文章《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中写道：“因是国民之趋附势利，丧绝廉耻，卑劣放纵，乃无所不用其极。”又见于1926年著名文学家朱自清的作品《执政府大屠杀记》：“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黄远庸与朱自清在民国文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是故在白话文运动之后，“极”字的内涵发生了改变。

再看“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之前的三个例证，第二个实例如《尚书·康诰》中指出要人民做改过自新的民众。第三个实例来自于《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典故，周文王昭示天下周国虽然是旧的邦国，但是它的国家使命在于革新，而周文王会竭尽心力去实践这一过程。这两个条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汤之盘铭》中的语言却不容易直接理解。所谓《汤之盘铭》是商代的创始人汤的一个青铜盘上所刻的铭文。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往往在一些祭祀礼器上铭刻长文纪念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或伟人功绩。汤之盘虽然没有流传于世，但是可以想见《汤之盘铭》为商汤告诫后人之语。

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苟富贵，无相忘”，其中的“苟”字为“如果”之意义，表示假设。但如果以这种解释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去理解就有问题，首先这三个半句形成了一个完整含义的句子，如果此处“苟”字解释为“如果”，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就变成了如果一天改过自新，天天改过自新，接着再每天改过自新。这一句话就是病句，一直在表达程度，却没有主语、动词乃至是表达的最终目的。一句话可以没有主语，但不能没有动词，由此说明“苟”字的内涵在此发生了转变。活跃于19世纪初的清代文字学家许瀚在其著作《攀古小廬古器物釋文初草·虎敦》中指出诞生于西周中后期的《师虎簋》铭文：“茍夙夜勿廢朕命”其意义为敬字，故而茍字与敬字为音近形异，茍字是敬字的简省,而苟字为后出现的字，在先秦时期只有“茍”字。

民国以来，学习经典不再拘泥于古典文献的历代传习。百年前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取地下考古实物与纸上传世文献互证，以考证古人所述之真伪。与王国维先生并称“甲骨四堂”的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论证在1917年面世的“商祖父兄三戈”（或称鸟形三戈、保定出古戈三具）的释义中指出，青铜器金文中的茍字多见于师虎簋的铭文中，其含义就是敬字。当代出土文献学家廖名春先生也发现在马王堆帛书、武威汉简、熹平石经等汉代出土文献上的茍字都是表达着“敬”的含义，但是当汉代隶书统一字形之后，“茍”字与“苟”字的字形合并，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苟日新”了，其本意就是“敬日新”了。同时在《礼记》中曾指出孔子说“事君慎始而敬终。”可见“敬”的本意在于勤谨而不懈怠的去做事。那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确切读法应该是“敬：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说每天做事都要勤谨不懈，第一天洗垢纳新、第二天也洗垢纳新，每天都能够洗垢纳新。而只有君子尽心竭力去做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众所周知在古汉语中通假现象普遍，许多字形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区分一个字的多重含义，而创造出许多新字。我们经常强调读书一定要读经典，但是在读经典时如果不求甚解，不如不读，读经典时一定要读懂经典，正确的阅读经典才能更好的理解古代圣贤的思想，才能读懂经典，从而达到修身立德之功效。

（本文原文刊于2017年7月11日出版的《中国艺术报》总第19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