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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经典读后感有感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经典读后感有感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是一本由[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著作,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5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读后感(一):巫术、神谕和魔法的关键,以及一些小想法

阅读过程中一直在做比较:

一是和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施特劳斯比较。相比而言,这是一本更为成熟的民族志作品,各个方面的记录和描述都比马林诺夫斯基做得更好(至少读起来更加流畅)

二是和中国社会做比较。我尝试去发现一些“结构”。对巫术的恐惧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功能。就像曾经的叫魂一样,指认巫术并化为异类的方式可以使得一个人被排除在正常之外。这是百用不腻的伎俩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读后感(二):读后感

阿赞德人是相信人性本恶的,所以谁都可能是巫师,用巫术伤害他人,或者至少诅咒、不希望别人过得好。

正是基于对巫术的恐惧,阿赞德人有一套日常的文化机制,规范人们要勤劳、诚实、勇敢。

在每个人都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时候,如果再遭遇不幸,通常是死亡这些较大的不幸,“我做的很好,却还是被厄运光顾,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巫术降临于我”。

在这种情况下,阿赞德人便会用毒药神喻,找到那个加害于自己的人。

不过毒药神喻中用到的毒药、小鸡其实是十分花时间花金钱的事情,这限制了毒药神喻只是在重大不幸、或者有钱人中才使用的。

其余不是那么生死攸关的时刻,比如想知道自己这次出门会否遭遇不幸、妻子有无通奸等问题,一般是摩擦模板神喻。

而白蚁神喻则是妇女、小孩用的比较多。

巫术、神喻、魔法,构成了阿赞德人生活禁忌的稳固三角。究其社会功能,还是为阿赞德人解释生活的不幸、安慰对未知的恐惧提供了良药。

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很多时候,阿赞德人本身也是知道巫医或者魔法师的不靠谱的-他们会用一些诡计来诓骗大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起到抵御巫术的作用、或根本不知道巫师是谁,但吊诡的是,阿赞德人仍然会在下一次生活遇到困难未知的时候,再次选择巫医、神喻的方式。或许对他们而言,这种仪式本身,比其实际效果更有意义—只要悲苦有了解释,不再去进一步追究、不再刨根问底。只要有解释,生活就有继续下去的动力,阿赞德社会长久以来的文化结构、价值信仰体系就不会崩塌。这就够了。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读后感(三):阿赞德型号的镜子

看阿赞德人可以解释一切恶的“巫术”,反观自己,发现这样的用法并不陌生,中国人也常用类似的概念,比如缘分。

日常说的“缘分”这个概念的原理和巫术这个概念的使用法是一样的。某些人使用“因果”这个概念也是类似的。

只是巫术是用来解释一切恶和痛苦。缘分的意思就好听多了。

都是为了满足大脑立刻得到解释而解释。与物理世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关系不大。

阿赞德人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所谓传统文化是如何扯淡的。

巫术是政治工具。他们的社会也是老年人地位最高,统治者从不会被规则约束。老年人控制解释权,孩子没有权利,女人还不算人,就像是动物园和实验室里养着的猩猩。

在这样的巫术解释的话语体系里面,没有人能够去思考,去质疑,去思考事实。

人们从小被灌输的旧概念在头脑里如同病毒一样不断循环。在每一个看到客观现实生活的情境中立刻蹦出来,在第一时间进行最短因果链条的解释。卡死了每一次可能去看到事实的机会。

原始思维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

原始思维这种旧滤镜,对统治者和权威来说,太好用了。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读后感(四):深入一个异文化中解读其法律、政治、经济、艺术以及宗教体系诸问题

首先需要简单介绍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以便搞清楚学术脉络。普理查德是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他的人类学建树是在马氏基础上发扬广大的,他主要在苏丹南部的阿赞德人和努尔人中做田野调查。

宏观地讲,这本民族志通过研究阿赞德人社会中的法律、政治、经济、艺术以及宗教体系诸问题,有机展示了人类学的整体视角和理解异文化的学术旨趣。

关于本书的书评,褚建芳写得深入全面,我觉得很有必要将其中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摘录:

1、一个社会的各项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医疗、宗教、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规范和规则之上,后者构成该社会的法律基础。这种法律基础的核心问题是该社会和文化关于“什么是公正、什么是道德”的看法、信仰和规定。而这种看法、信仰和规定的基础则是各个社会、文化或文明的“理性”。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什么是理性”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而形成不同的具体的社会制度。

补充:翁乃群把这种“理性”理解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不幸的责任追究方式。他指出:。。。对阿赞德人巫术、神谕和魔法的研究,就是对人们生活中遭遇不幸的责任追究这一普遍现象的不同处置方式的研究。当遭遇不幸,是指控他人或自负责任,不同处置方式其背后必然存在着社会本身的合理解释。而这个合理解释(意识层面)和不同处置方式(行动层次)构成不同社会对遭遇不幸的特种处理系统。

2、在不同的文化中,关于罪过与惩罚的界定是不同的。当我们理解不同文化对罪过和惩罚的界定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界定是多么的武断和粗暴。然而,对于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人群和文化而言,这种武断和粗暴是必需的,也是事实。

3、一个社会的文化或文明是建立在自身特有的根基之上的。这个根基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然而,当这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尤其是一种支配性的强势文化相接触时,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况?是像我们不少人所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成为非理性的、落后的,还是具有自身合理性?这种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会如何?是一种文化彻底压倒另一种文化,还是实现所谓的相互融合?传统与变迁之间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关系?对于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这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包括许多政治权力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人们在中外关系崇洋媚外地批评中国人是非理性的时候,当许多精英在考虑中国境内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时不自觉流露一种欧美发达国家看待我们时所具有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是非理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这到底是不是“理性”的,换句话说,这种“理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弱势文化的非理性到底是自身具有的,还是在被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所建构和想象出来的?

4、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人类学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在于其文化比较和文化批判的视角与方法,在于其对于人类不同文化的内部逻辑和理性的理解。在理解和评价一个异文化时,人类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由地方性知识结构构成的体系,这种地方性知识体系不仅包括成文的司法、政治、经济、艺术、审美等方面,还包括流传于民间不成文的各种关于人与人关系和世界理解的道德规范与理论体系以及体现在各种民间信仰中的关于公平、公正的理解,等等。因而,每个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理性与逻辑。正如埃文斯-普理查德让我们看到的,阿赞德人关于巫术、巫医、神谕和魔法的信仰实际上反映了其社会文化的逻辑和理性。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读后感(五):阿赞德人的巫术:污名、控制与社会想象

一、巫术的社会模式

如果我们对巫术作为一种社会想象的历史形成过程不做考察——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考察——而只对他的作用流程加以总结,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模式”:发生反常现象——做出巫术怀疑——进行社会筛查——借助神谕手段——送他一个鸡翅。

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只有三个部分是社会性的的——巫术怀疑、社会筛查和送鸡翅。反常现象是现象层面的,神谕手段是超世俗层面的技术流程,只有其余三个环节是与社会中的其它人发生联系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神谕时在社会中形成,并在社会中操作的。但这种操作已经是高度工具化和模式化之后的产物,因此在这里不再讨论。

那么,作为社会过程的阿赞德巫术,是怎样发挥其意义与功能的,与我们的社会又有怎样的结构相似性,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二、巫术与社会想象:巫术怀疑与社会筛查

对现象的观察是生物行为,而对现象的解释才可成为社会行为。当观测到一个反常现象:小到摔倒大到人的死亡,科学与理性的思维会高速我们其物理学或医学原因,其基础是我们对于自然规则的想象——建基于多次实验中归纳出的自然科学定理。

无疑,自然实验赋予了我们对自然规则的洞察和怀疑,但对于阿赞德人来说,个体经验却只能停留在个体层面。“归纳”的方式显然并不存在于这个社会,以至于一旦出现了反常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巫术。在阿赞德人的叙述之中,巫术一直与“灵魂”密切相关。虽然巫术有着其物质形态——人体中类似小袋子的器官中储存的巫术物质。但巫术起作用的过程始终是不可见的,一种类似灵魂出窍般的过程会带走受害者肉体的灵魂。这种未知的恐惧塑造了阿赞德人的巫术恐惧,如果未知的存在无法得到解决,就以一种物质性的方式加以毁灭。因此,人们需要做出迅速的归因和判断,以消除这种恐惧。

这种归因是社会性的,大家都认为有着不可见的巫术和心怀不轨的巫师,而判断的方式是对身边人行为的观察和对关系的评估。“巫术首先与不幸情景相关,其次与人际关系相关。”距离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人之间越容易发生争执,这使得周边的人成为巫术使用的首要怀疑对象。

当敌人并没有存在于外界的时候,对假想敌的怀疑会瓦解自身的信任。这在阿赞德人社会中呈现着一种诡异的平衡。一方面,巫术影响之下的相互怀疑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信任基础,以至于阿赞德人连住在一起都会相隔很远。另一方面,对巫术的共同想象,却又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联系。

这种平衡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三、巫术的污名性与社会控制:送他一个鸡翅

在全书中,有一句话尤其有趣:

“一个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具有巫术力量,但被神谕披露过几次之后,他就会知道这种力量,并开始恶意的使用它。”这是判定之后这其实揭露了巫术很重要的三个性质:

(1)巫术本身是不可见的。且巫术拥有者并不自知

(2)巫术是由作为社会力量的神谕判断的。

(3)一旦这种性质被赋予,这个人会因为这种性质而被假想为恶意

神谕联结着两个社会性环节——基于自我判断的社会筛查,和判断验证后的社会惩罚。因此,这个过程其实与一个广泛存在于不同社会的现象本质相似,即污名赋予的过程。污名的形成过程被描述为“施加污名者对污名者的贴标签行为-被贴标签者被判断为负面的思维定式-区隔产生,污名者被他者化-污名者丧失生活地位-资源可得性降低,污名固化-自我认同污名”。对比来看,阿赞德人对于巫师的社会筛查类似一种施加污名者的筛查,根据神谕的判断使得一种污名标签(巫师)在全社会认可,这种认可再逐渐通过多次反复——即被神谕披露过几次之后——得到广泛确证,使得一个人彻底地成为被污名对象(巫师)。

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阿赞德人的标签生产借助了超社会性因素——神谕。与漫长的社会确认不同,神谕的力量更加强大,也更加明确。这使得一种类似于终极威胁的力量产生了,在阿赞德社会,这种力量深入了各个层面。

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将讨论,送鸡翅膀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为是如何实现另类的社会控制的。

四、巫术与社会控制

显然,阿赞德人并不依靠法律来对人们的行为做出约束,也没有明确的惩罚——除了鸡翅膀。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送鸡翅膀这件事情发挥了在其它社会中的“道德”功能。

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入手现如今我们谈自由,很容易走入的一个误区是:早期人类是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是因为社会中的种种规则才使得人变得不自由。尽管阿赞德人并不是处于与我们同一个发展历程上的文明,但他们的“自由”方式或许可以使我们把对自然状态的幻想再往前推进数万年。

阿赞德人自由的唯二限制来源于权力和巫术(神谕)。对于前者,大部分巫术和神谕都无法干预当权者的生活,也没有人想要干预;对于后者,几乎所有人都坚定不移地在社会层面加以遵从。当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巫术来解释的时候,看似人失去了责任,走向了自由实际却陷入了莫大的不自由。巫术是坏的,在这个绝对的坏的反面,并不是绝对的好,而是绝对的正常。

“正常”代表一种静止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的价值,只会有不违背常理的价值。小到走路脚撞到,大到人得病死去,都是违背常理的,因此都是坏的。

这种常理的静止并不是所有事物的绝对静止。在个体层面上,任何改变都是可以的:可以聆听神谕突然不去参加宴会、可以每天换一条路走、可以几天不回家。但在宏观层面上,世界的规则始终不会改变的,如果出现了误差,宏大的社会想象从来不需要对此负责,人们的批判和思考只会止步在个体层面。

用哲学的话语来讲,巫术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尽管它有可以被经验到的部分,但人们会选择放弃对经验的怀疑从而维护“先验”的社会秩序。围绕着这种巫术想象,阿赞德人发展出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并不是依靠法律和纯粹道德,而是将道德伦理与巫术神谕混合来保持社会稳定。

因此,善妒、贪婪这些在其它社会中被视作是道德缺陷的品格,在阿赞德社会中被认为是巫师的品质,从而成为怀疑的首要对象。一个人只有在遵守所有规范的前提下,才不会被认为是巫师,才不会遭到“送鸡翅”的羞辱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隔离。似乎就效果而言,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手段——防止了人们的犯罪、防止了道德不当行为,仿佛神的眼光注视在人世间。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遭受隔离者的悲惨图景:他们无奈地居住在无人靠近的远处,没有人与他们亲近,与社会的唯一联系,是在有鸡翅出现的时候,温和地洒上一些水。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互相疏远的隔离景象:人与人互相不信任,将所居之地与他人撇清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荒谬的神谕:无人能反抗,无人想反抗,只有人间神在自由驰骋。

当然,这世界从来没有巫师,大概只有对巫师和巫术的怀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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