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交流读后感摘抄

《古希腊的交流》是一本由克琳娜·库蕾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2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希腊的交流》读后感(一)：文字的诞生

字母，文字，交流的出现其实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到了中期，是上层阶级所掌握，用以巩固自身地位权利的东西。文字，交流的出现，甚至可以称得上一场“工业革命”，在古希腊那个生产カ低下的年代，将社会效率大幅度提高，并且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并且在讲到文字起源方面，大多数都会归结到神话学方面，这就牵扯到意识起源方面，这是比物种起源更加晦涩难懂的问题。

《古希腊的交流》读后感(二)：公民大会

“我呢，总是第一个到场，我到了会场坐下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唉声叹气、打哈欠、伸懒腰、放屁，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地上乱画，拔身上的毛，算自己的账目。我朝我耕地的方向眺望，心中深深眷恋着和平。”

多么活灵活现的普通农民形象啊。这是阿里斯托芬《阿卡亚人》一剧中的角色，名叫狄西奥波利。史书上关于雅典公民大会的记载缺乏生动的细节，倒是文学作品中留下来的东鳞西爪能让后人找到些“现场感”。同一个狄西奥波利告诉我们，雅典人开会总是姗姗来迟，然后互相拥挤，为了争夺前排的长凳而挤成一团——看来公民素质也不怎么高。这样的会议一般要持续六个小时，所以人们要自备干粮，阿里斯托芬在另一部戏《妇女大会》里写了一笔：“每个人来时都带着饮水袋、干面包，两只洋葱，三枚橄榄。”——嗯，这一笔很好，没有会议餐，大家也不带酒与肉，勤俭办会的典范。

除了特殊情况，会议日程由参议院决定，必须公布4天以后公民大会才能召开。在公元前5世纪，公民大会的“执行司”由执政官们组成，司长则由首席执政官担任，司长同时也就是公民大会的主持人，他下面配备一个传令官和一位秘书。为了维持秩序，另有30名检察员。每次开会前，先要举行宗教献祭仪式，主持人和牺牲品绕场一周，传令官诅咒“坏公民”，当秘书宣读完文件后，传令官向大会提问：“谁想发言”？好戏这才开场。

原则上，与会的公民都有发言权，想发言的人走上讲坛，把香桃木叶片做成的花环戴在头上，然后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抱歉，没有扩音设备，全靠嗓门、风度和演说技巧了。而6000听众随时都会高声表达自己的看法，嘘声，呼喊，拍巴掌跺脚，甚至更坏——吃东西、聊天、大声喧哗，根本不听你在说什么。最过分的是有人妄称神示，那么会议就会马上结束。还是在《阿卡亚人》里，剧中人风趣地说：“我反对大家继续开会讨论给色雷斯人发军饷的事，我向你们宣布神刚刚示意了：我感觉到了一滴水”。而就凭这“感觉到的一滴水”，传令官马上宣布：“请色雷斯人退场后天再来，执政官宣布大会解散。”

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要维持一定的秩序，自然要靠一些“民众领袖”（demagogue）的作用。这些民众领袖有个人魅力、有演说技巧、有分析能力，称为“舆论领袖”可能更为合适。在他们后面或许有口才和形象没那么好的谋略家，而在大会的第一排，各派都有自己的“拉拉队”。如此看来，古代雅典还是非常“讲政治”的。

斯科特•戈登指出的：“我们很难相信由一年召开40次、每次仅有几个小时的超过6000人的公民大会来指定一般政策是有效率的。温和的理性怀疑论就能表明这种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提议权的公民大会将很快就会蜕变为暴动。”

萨托利评价说：“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陋也最粗糙的结构：它实际上是由‘发言权’组成，不允许甚至从未想到设计个‘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具体地说，古希腊的制度不能从重要信息中筛去琐碎的噪音和从长远需要中筛去眼前的一时兴致。”

在这二位“民主理论家”之前，还是麦迪逊做出的判断更为有力，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5 章里他说：“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将都是乌合之众。”

《古希腊的交流》读后感(三)：由古希腊体育学校所想到的

时代变迁，社会进步。技术发展引领下的人类生活日益丰富多元，分工合作，专业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单从传媒领域来看，专业类报纸增多，个性化期刊兴盛；广播、电视的频率、频道专业化使“大众广播”向“分众窄播”转变，电视台远离创业之初大包大揽、全知全能的旧有的发展模式，“制播分离”给专业的节目内容提供商搭建起发展平台；影视产业链不断完善，开始顺畅运转；网络频道越分越细，个性化信息订阅（以RSS聚合新闻为代表）正被广泛接受，同人站点人气渐旺。在事事追求专业化的现实环境中，一些传统事物或事物的传统概念正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法国学者克琳娜•库蕾女士所著的《古希腊的交流》（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Greece）一书中，曾谈到古希腊城邦内体育学校于人际交流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今天看来，这些都只能是我们想象中的场景了。

她说，在古希腊社会，体育学校有一个非凡的命运：“从一个起初是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古希腊人每天到此锻炼和训练——变成了一个智力活动的中心，一个可以和当今社会的高等学府相比拟的核心。”当时，体育成为一种真正的教育系统，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这样的思想家、哲学家主要以大型的体育学校为基础，建立了分别被称作学园、吕克昂、克拉乃昂的他们的学校。

体育学校首先是古希腊人会面并交流信息的场所，许多人都有随时准备去体育学校或体育场谈天论地的生活习惯；同时，它还是男人们集会的场所，是传播新思想的场所。

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际交往环境，体育学校与传道授业（即教育、沟通）的关系从纯属偶然到十分重要，并使体校里进行的教学逐渐制度化，国家开始分担课程经费并参与其内容的制订。“体校的培训由教授授课和由巡回教师主讲的讲座构成。前者负担前后相连的课程，延续一年，后者主持讲座，这种临时性的讲座主题可以多种多样。”

显然，古希腊的体育学校，其意义、内涵、直接的功能体现，都远远大于今天我们对这个概念界定的范畴。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希腊不甚健全的社会组织架构，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导引出同样“分工不明确”的职能机构。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分工意识、专业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像体育学校信息交流、思想传播的功能属性也慢慢被剥离，转而分配给书院、大学讲堂、议会大厅等等全新的社会组织。

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总的趋势是朝向进步的，是更加契合人类自身生存、发展、自我实现等现实需要的。然而，也正是这个由宽变窄，由综合到专业的进程中，我们的视野正在被所谓的“专业”窄化、切割、遮蔽，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正在变得支离破碎，像断线的珍珠散落一地，一时间辨不出轻重缓急。而我们对异族异邦的理解，对“地球村”的观照，也在专业化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狭隘。分科分专业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专业背景”，在综合素养方面却浅薄得很，有学识无修养早已成为这群“社会精英”的精神特质。电台、电视台、网络中的访谈节目，一位位各界专家、学者成为座上宾，面对时事纷争高谈阔论，而他们的言说究竟有几分价值，能真正点拨大众，引导现实，——天知道！

话题扯远了，但这确实是我由古希腊体育学校而产生的真切想法，面对历史进步的冲动，人类终究还要依靠理性行事。让我们原本宏阔的视野不要被“专业”枷锁拘囿，理性的回归弥足珍贵。

《古希腊的交流》读后感(四)：口头传播构建的交流社会

《古希腊的交流》是克琳娜·库蕾的一篇博士论文，2005年被翻译到中国出版。克琳娜·库蕾以古希腊的社会特征——城邦为主线，论述了城邦诞生前、希腊城邦内、城邦之间以及城邦与非希腊世界的交流。让我们意识到，交流不在条条框框的理论里，可能是“混杂“的，也可能是”泛化“的，而正是这些杂乱的交流方式推动形成了古希腊的城邦，让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成为城邦里的公民。 这部书的研究集中在古代和古典时期，即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6世纪至14世纪之间，由于经济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诞生了线形文字。但是13世纪末一场摧毁迈锡尼王宫的大火让这种局限在宫廷管理层的狭小范围内的文字消失了。此后，进入了三个世纪的“黑暗时期“。在这一黑暗时期，荷马世界以口头创作方式来传播文明。由于没有文字符号的记载，记忆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话语拥有其独有的权力。通过话语的传播，建立了一系列交流行为，如民众大会的召开。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口头传播，此时的民众大会与雅典的公民大会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化现象。 在荷马世界，民众大会由国王或有足够权力的人物召开：传令官或会议的倡导者负责召集士兵和分散居民，后者毫无延误地赶来，并不知道召集的缘由。在大会中，发言有很严格的规定，只有少数人物能在会议上发言，与会者互不聆听、不论证、互不回答问题.大会不表决，也不做决定，占上风的始终是最后发表的意见。在这个时期，贵族与民众之间没有真正的交流。而在雅典时期，原则上所有公民都可以发言，听众对发言也会进行回应，“往往激烈地表达赞成、好感或者反对“。与会者的观点现场形成，”在公民大会内部，丝毫不存在压力集团的任何痕迹“。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库蕾着重指出了两个现象：一是城邦的诞生，二是字母的使用。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城邦就在整个古希腊社会形成了。城邦形成一个标志分明的空间：它包括一些到处都一样的特定的场所，一个广场、几座神庙、几座公共建筑物，后来又有剧院和体育馆。在这些城邦里，话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一切都取决于演讲艺术，而且必须通过辩论做出裁定……政治从本质上说是对语言的运用“另一方面，由于对文字的重新掌握，文字也被运用于古希腊的交流中。但是在希腊的古代，文字主要用于纪念特殊事件，多篆刻在石碑上，使用率并不高。直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才创办学校，教授音乐、”文学“和体操，但等到学习结束时，也只有一部分孩子差不多学会了阅读。因此，古希腊是一个口头传播建构的交流社会。接下来笔者将从广场、圣殿、戏剧、体育学校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广场在古代就是希腊城市的象征。希腊广场首先是宗教和政治中心，广场是希腊人打听消息和聊天的地方，是辩论和政治斗争的场所，每位公民都可以进入广场，参与公共事务的决定。但同时，这里也是谣言四起和衍生罪恶的场所。公元前6世纪起，广场设置了商业网点，集宗教、政治、商业三种职能于一身。希腊化时代，由于商业职能在广场占据明显优势，“广场成为接近我们现代观念的公共场所、交易中心，不再是古典时代小社团的政治伦理中心，即决定城邦命运的地方”。 广场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场所，圣殿则主要是人与众神交流的场所。在圣殿，古希腊人主要通过祭献和请教神谕与神进行交流。祭献是城邦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否参与祭献体现着古希腊人的身份认同。请教神谕的方式非常多样，神谕的表达往往充斥着隐喻、谜语和双关语，“这种艰难晦涩直至异教文明结束之前变成了神谕的法定风格。圣殿中保存有各种账目、神法、重要的立法条文以及政治文献，圣殿也是获取信息的场所。 戏剧最初为雅典所有，并很快遍及古希腊所有城邦。在古希腊，戏剧表演被视为一场狂欢节，它要求全体公民积极参与，一次活动通常持续三四天。戏剧演出前，古希腊人会举行一个祭祀仪式；演出期间，城邦的一切活动都以剧场为中心，商业活动中断、法庭关门。这使戏剧表演既具有宗教节日的性质，又具有公众节日的性质。 古希腊戏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机制，也是交流的神圣场合。在这个机制里，城邦使自身受到质疑，使自身成为一个舞台——通过戏剧内容和表演，把城邦的价值取向、政治选择、战争等搬上舞台。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观众会为演出提供激烈的反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吹口哨、喝倒彩或鼓掌。闭幕式结束后，全体观众聚集在剧场里，议论执政官的管理能力，“聆听对糟糕的组织和比赛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提出的意见”。 体育学校成为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场所，与诡辩派密不可分。公元前5世纪开始，诡辩派经常去体育学校传播自己的思想——体育学校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而年轻人最容易对诡辩派的思想感兴趣。这种习惯迅速传播开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也开始在体育学校授课，一种真正的教育在体育学校里建立起来。“体育学校在城邦的作用甚至超过了综合性大学的作用，成为主要的会议地点之一，成为像所有大众开放的一个文化中心。” 话语在古希腊城邦非常重要。它首先建立了一种社会关系，被排斥在外和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无权参与——当一个人被社团正式开除时，禁止任何人同他说话。其次，信息传递非常重要，但信息传递者的地位却比较低——“只会传达别人的话或命令的人被认为没有参与造就个人成功的行动，即发表自由的和结构完善的言论”。最后，话语的重要性可表现为公共辩论在古希腊的重要性。 古希腊通过口头传播创建了一个交流社会，但是在古希腊后期，“伴随着另一种政治生活形式，建立起另一种交换模式”，各城邦保留了广场、剧院、体育学校、圣殿，可它们不再是政治交流的中心，辩论形式也不再具有决定城邦命运的影响力。此后，人类进入了文字传播、电子传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