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读后感摘抄

《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是一本由[苏]阿.阿马利里克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11月图书，本书定价：351页，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读后感(一)：居然还有人记得这本书

多年前偶然看过这部作品

在令人绝望的西伯利亚之行中

作者还坚持用文明来抵抗野蛮

捍卫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

有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坚持理想并不意味着要对每一个遇到的人宣扬这种理想

而是在生活中默默地遵循它（大意）

《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读后感(二)：关于“寄生虫“的苦痛回忆

一个爱好艺术，收藏“非主流“画家作品的收藏家，剧作家，因为与外国的外交官成为了朋友，又因为帮助外国记者了解俄国现代画家的情况，安德烈·阿马立克，一个27岁的，才华洋溢的年轻人因邻居的泄密而被以不工作，社会的“寄生虫”为由关进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尝尽了人间地狱之苦。

阅读此书的时候，切身感觉到我们与当年的big brother是多么的相近。禁止自由迁移，告密，私刑，no 正义与公正，黑社会般的管家，人吃人的社会关系……其实安德烈并非是一个生活在外星球的异类，他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老实说，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边刷豆瓣，一边在想我的友邻，按照当时的相关条款，我们都具有被流刑西伯利亚的条件。发GV，推荐裸照算是淫秽罪，至少五年。无聊吐槽，算是怠工，“寄生虫”，至少五年。推荐一下外国的图片，那就是卖国的罪名，至少五年。发点不满的牢骚，那就是反社会，可能被判处死刑……

我很少坐在电脑前仔细阅读一本pdf文件，这本书算是开了先例。后来我查找作者安德烈·阿马利里克的资料，他的英文名是Andrei Amalrik，发现他就是另一本著名书籍《苏联能否活到1984年》（《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的作者。他是512的金牛座，看上去真的应验了那句话，金牛要想成器，必先经历痛不欲生，体无完肤，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的苦逼历练才能凤凰涅磐。

感谢八十年代那段短暂的新鲜时代。倘若没有那短暂的，可以稍微呼吸点新鲜空气的时代，恐怕这样的书永远都无法在南苏联看见。

《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读后感(三)：生产效率低下的集体农庄和无休止的流放制度

前苏联作家阿·阿马利里克根据自己被流放西伯利亚1年的经历，写成了这本纪实作品《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1961年，莫斯科的艺术家阿马利里克因为绘画与一些西欧大使馆人员有些来往，结果被邻居举报，在克格勃的暗中操控下，作者被关入监狱中（期间转了好几所监狱），最终以“寄生虫”的罪名判处流放西伯两年半。于是作者被一辆专门运送流放犯人的火车运到了托木斯克，然后从鄂毕河的上流乘船沿河向北来到一个叫克里沃舍依诺的小村子，在一个集体农庄中干活。在这个农庄中，住在最破的房子里，没有御寒的衣物、靴子，食物短缺，在农庄内干着其他农庄成员最不愿干的活，但挣到的最少的工分。他放过牛群、赶过马车运送青贮饲料，冬天为奶牛场运送水，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运送木材等。期间遭遇了父亲的离世，有幸回了一趟莫斯科，在莫斯科呆了十来天，在朋友的帮助下寻了一名律师，并向一名女画家求婚成功。作者带着未婚妻再次返回集体农庄，并登记结了婚。为了保住莫斯科的户口，妻子呆了两个月后，返回了莫斯科。1962年，在作者被流放一年之后，律师向高院的申请成功，撤消了对作者流放的宣判。作者在还未获得释放证的情况下，偷偷返回了莫斯科，并再次申请到了莫斯科的户口。

该书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对集体农庄中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描写。书中描写的是1960年代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的苏联集体农庄，虽然此时的农庄已经通了电，并配有了拖拉机，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对农庄的生产方式没有多少提升，电是不稳定的，经常停电，有时一停就是10来天。拖拉机也是坏掉的，运输全靠马车或牛车。农田里的耕种、牧场的管理、奶牛场的挤奶这些几乎全靠人力操作。再加上集体农庄管理机制僵化，庄员们完全无法依靠给集体农庄干活积攒的工分存活，更多是依靠在各家自留地里耕作和养殖才得以艰苦地生活下去。赫鲁晓夫时代的集体农庄与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相比，二者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甚至与沙皇农奴时期的农庄相比，也没有多少提升。

对于没有自留地的流放犯来说，仅靠给集体农庄干部是无法存活的。于是绝大多流放犯不得不选择与当地的单身女人生活在一起，成为这些单身女性的临时丈夫，因为二战中苏联大量的男性战死，整个苏联都遗留下了大量单身女性的家庭。来到这些单身女性家庭后，流放犯的生活才得以稍有提升。而作者因坚决不与当地单身女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只能在集体农庄里积极搏命的干活，以便挣得更多的工分，但尽管如此，作者还是经常挨饿受冻，只能提前向集体农庄预支粮食和薪水。但在年终结算时，倒欠了集体农庄一大笔钱。在作者父亲过世回了一趟莫斯科后，状况有所好转，因为朋友们不时给作者寄些钱来进行救助。

二是关于苏联永无休止的流放制度。书中描述了在苏联被宣判流放到西伯利的人员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就如作者一样，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者不愿工作的人，或者一些流动的手工业者，常常以“寄生虫”的罪名被判流放。第二类是一些有轻微刑事案件的人员，比如小偷小摸、盗窃，或者伤人者。第三类就是酒鬼，这应该是流放犯中人数最多的一类人，他们常常因喝醉后倒在大街上，当醒来之后，了现已经关进了大牢，等待他们的是流放的判决。然而尽管苏联禁止家庭私自酿造白酒，并对滥酒醉酒的人处罚如此严重，但仍然无法阻止醉酒的恶习。我想这应该与苏俄极寒的恶劣自然环境有关。书中，不仅普通的底层人喜欢滥酒醉酒，流放犯们在流放地仍旧滥酒醉酒，集体农庄里的庄员们也经常滥酒醉酒，一喝醉了就出不了工。而作者则是一个很少醉酒的人。第四类主要就是没有户口的流浪者，而这一类人则主要来自于前面三类。因为当一名流放犯结束流放刑期之后，返回其原来城市，则很难再登记上户口，也分不到房子，因此，这些返城的人员就成了没有户口流浪者，他们只能在亲戚家中东躲西藏，很容易被周这的邻居举报，再次被捕后，就将再次被判决流放。因此，在书中，作者认识许多被判第二次，或第三次流放的人员。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的流放犯，一旦被判决流放之后，就终身无法摆脱流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