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经典读后感有感

《忧患》是一本由林鹄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5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忧患》读后感(一)：总之言之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有的人还有网名、笔名。而古时期的普通百姓，有的人甚至随便用个名字，比如“二狗子”就叫了一辈子。

不过在有地位有文化的家庭当中的人，既有名，又有字，还有号。比如诸葛亮，亮就是名，字是孔明。至于号，大多数是文人们给自己取的雅号，比如苏轼号东坡居士。

而古代帝王的称呼就更严谨了，年号、谥号、尊号（徽号）、庙号。中国历史上庙号被称为神宗的大一统王朝的皇帝只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宋神宗赵顼。

《忧患》读后感(二)：缺乏主体思想，论述过于侧重在人物的对话，而缺少背景描述

优点是对于王安石和神宗的描写。凸显出了王安石和神宗的个性。缺点很明显，第一，像是论文集，缺乏一个主体的思想，是由一些相对独立的观点组合起来的。并且太多对于他人的驳论（感觉为了发论文导致的，哈哈~），反而自己的思想没有立起来。第二，分析和论述大多是针对人物的对话，对于战争事件的详细背景，经过，以及当时的外交描写则太少，而且也不系统、详尽。变法是一个作者书中的一条主线，但是书本对于变法本身以及产生的效果描述很少，重点放在了当时决策群体关于其的争论。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变法是个什么样的。不清楚变法本身，就很难知道作者描述的争论有什么大的意义。总体感觉一般吧。

《忧患》读后感(三)：宋代：一个被固化标签的朝代

宋代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形成固化思维的朝代，传统的历史叙事会让我们对宋代「祖宗之法」重文抑武的印象贴上标签，会认为其在国防、外交方面走的是「重发展，轻安全」的战略路径。但是从史料出发，实则不然。 首先，抑武乃为国家安定。之所以选择对内削弱禁军，对外采取求和，并非宋代军事实力孱弱不堪，本质还是由于唐末至五代藩镇割据对后世影响太深，节度使擅权造成领土崩析。为防止历史再演，故太宗在顶层设计通过祖宗之法予以固定。 其次，抑武为维护道统、法统合理性。特别是南宋康王即位后，若北伐一统，容易造成「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可有三君」的局面。尽管宋代没有出现此类情况，但后世大明朱祁镇、朱祁钰两兄弟更迭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复杂性。 第三，抑武的实质是中庸。自宋代，儒道释三家真正完成合流。表面看，宋代重文以论语治天下，实则这种中庸之道造就了一个仅拥有半壁江山的政权但却达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高峰。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实现了守正与守拙的平衡。

《忧患》读后感(四)：庆历增币与变法党争

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缔结了檀渊之盟，此后两国之间的和平维系了一百多年，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宋史论著中的叙述。而作者敏锐的注意到由于西夏的崛起以及北宋征讨西夏的失败，从西夏叛宋、庆历增币到辽夏战争，出现了一系列复杂而又险象环生的操作，经过一系列的震荡，宋辽关系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回归檀渊体制。而庆历增币使得北宋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金钱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契丹带来的威胁关乎国家存亡。鉴于此宋神宗开始矢志变法，力图通过富国强兵应对契丹威胁，在作者看来，庆历增币堪称北宋政治的分水岭。

对于王安石变法，作者认为王安石二次罢相乃至最终退出政治舞台，并非是宋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理念上的分歧，或者宋神宗感到王安石的相权扩大威胁带来的对皇权威胁，而是两者在对辽国政策上的巨大分歧。王安石与朝臣几乎都认为应该整军备战甚至是与辽国和西夏两线开战，而宋神宗则竭力主张先平定西夏再对付辽国，甚至不惜对辽国割让数百里的土地以换取和平，对此作者将其归咎于宋神宗个人对于强势对手的极度恐惧和自卑的病态心里，然而这个论点证据并不充分。

作者强调历史进程的成败需要考虑到领袖人物的“德”与“量”，“政治立场的形成，理念与风气在某些时候比赤裸裸的现实利益更为重要”。本书立意新颖，论点有所突破，可作为一家之言予以参考学习。

《忧患》读后感(五)：读导言和附记有感

作者在导言与附录大谈道德，不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应当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认为“客观中立”是在为“卑劣行为”辩护。

说实话我不赞同这一观点。首先我不否认价值判断，在任何情况下，价值判断先行，但是历史研究不应当以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或者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另一方面，“客观中立”真的是在为卑劣行为“辩护”吗？一些原因的分析难道不应该是对行为发生的分析吗？也就是说，它是“分析”而不是“辩护”，客观中立的分析在于不会为行为做出“支持”的评价，否则就不是客观中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说是“辩护”？

在历史中，个人的原因应当被讨论，但是它应该被放置于何等位置却是另外应当讨论的事情。个人在当下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仅仅是从“自我的懦弱”去分析，我个人认为是不充分的。

同样，在导言，作者引用柴恩伍德勋爵的话来支撑在历史中应当作出价值判断的观点，我认为存在误读的情况。“公正的真正要求，是不隐瞒任何在作者看来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事实。”我想柴恩伍德勋爵的意思应当是指，客观公正在于不隐瞒对自我认知不利的材料，比如他崇拜林肯，但是他不会因为崇拜这件事而隐藏与林肯有关的负面材料。这一点怎么引申到“拒绝价值评判”的历史“是对真相的最大背叛”的呢？反过来，正是因为产生了价值判断，才更应该谨慎、公正地对待材料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