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尔茨内回忆录读后感1000字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是一本由奥托•斯科尔茨内著作，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5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读后感(一)：危险仅次于希特勒的男人

军事史上一个著名的存在，疤脸斯科尔茨内，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恶魔的左手、间谍、刺客，希特勒无与伦比的特种兵......这本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这些称号是怎么来的。作为回忆录，斯科尔茨内以近似超级英雄漫画的风格，把自己描绘成第三帝国的超级英雄，神气活现的冒险家和埃罗尔•弗林式的铮铮铁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是其他同类书不曾有过的。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读后感(二)：书后小识

斯科尔茨内乃纳粹德国之最佳特种作战军官，其在意大利大萨索山营救墨索里尼行动，惊世骇俗，有“欧洲第一恶汉”之称。此书为其战后回忆录，出生奥地利，然以德国人自居，工程研究生学历，二战后甫加入党卫军。在俄国战场负伤，转为特战部门，不意成就一世英名。而其服膺纳粹思想，至死不悔，书中极称德于希特勒，于纳粹大屠杀只字不提，亦可见战后德国“不悔派”亦有势力，非日本一家所独有。而观其所述，似源于被美军战后关押待遇甚苛而所激。全书叙述清晰，不乏历史细节，绝不枯燥，实为回忆录之佳作。且译笔流畅，书中相关历史人物皆有注释，译者更能纠正原书之误。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读后感(三)：摘抄笔记

斯科尔茨内吐槽德奥合并之后德国人对奥地利的歧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奥地利正式与德国合并了，这段时间就不是那么愉快了。对当时的局势做个完整描述是很困难的，而且要我讲那些造成关系冷淡的坏事，也不是很合适。我前面已经谈过，奥地利本土的学生社团都被废除，被德国的学生组织吸纳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另外，很快纳 粹党的官员就蜂拥来到奥地利，来教育他们的奥地利同志。这种教育规模极大，而且是由很多不同组织执行的。我窃以为，慕尼黑的纳 粹领导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们派往奥地利的不是真正品质优良、性格坚定的专家，而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乌合之众。所以，心地善良的奥地利人往往受到亏待和误解。这些党棍对奥地利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地摊文学、虚假的浪漫主义报道和“鲍比伯爵” 式的笑话。我认识一位来自德国西部的纳 粹党地区集团领袖 ，他听到奥地利人的德语讲得很好，居然感到吃惊！他还以为奥地利是个巴尔干国家！德国人对奥地利历史知之甚少，这对我们打击很大。他们居然试图向奥地利人传授民族荣誉感，这真是莫大的侮辱。还有，他们居然把来自奥斯特马克的士兵戏称为“鞋带同志”。这又是一个侮辱！有两点我要说清楚：首先，我在表达自己在1938年及随后几年里的意见时，毫不隐晦，完全光明磊落。其次，纳 粹党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成员，他们了解奥地利文化，能适应奥地利的生活方式。有一种说法叫做“美因河线”，指的是北德和南德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或者说是普鲁士人和其他德意志人之间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或许存在，也许至今在奥地利还有这种说法，但这个词一般是用来描述德国人那些令人不快的品行。这种以美因河为界的文化差异主要存在于惹是生非之徒的脑子里，因为德意志民族各个分支之间的共同点和统一性要比不同点强大得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文化差异加以宽容，那么我们怎么能当欧洲人或世界公民呢？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读后感(四)：德国牧羊犬

斯科尔茨内聪明、勇敢、健壮、灵敏，犹如最优秀的牧羊犬。这种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能被人所用。他好勇斗狠，身体强壮，身高一米九几，没太多人敢招惹这位动辄决斗，面上一条大疤瘌的好汉。除了爱好击剑、滑雪，老斯出身于奥地利985--维也纳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开设计公司做老板，娶妻生子，混得不赖。也算文武兼备。如果他的老乡希特勒不搞法西斯运动，没有合并奥地利，也不可能会成就斯科尔茨内的业绩与传奇。精力旺盛、胆大包天的老斯遇到纳粹、遇到二战、遇到希特勒，那和鱼儿遇到大海一样。他入选党卫军，绝对是找到了组织。恨不能每天高唱“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

二战爆发时，老斯都30好几了，以党卫军战斗工兵的技术士官的身份在法国战役与东线战场上东跑西颠、修桥铺路、杀人放火之余，日常做设备维修的工作，在法国威风凛凛、逍遥快活，然后被苏联的严冬与泥泞虐得生不如死。好不容易受伤回国，机缘巧合之下，赶上党卫军成立特种作战部队，这才开始展露出战术天才来。可这时，德国东线丧失了主动，南线盟军在其软腹登陆，还有百万大军隔着英吉利海峡虎视眈眈，它的失败已经是迟早问题。虽然老斯1943.9.12乘坐滑翔机降落突袭阿尔卑斯山巅酒店不费一枪一弹，成功营救出墨索里尼。以及1944.10.16发动“铁拳”行动逮捕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拉斯·霍尔蒂。1944.12月 实行“ 格里芬行动” 假冒美军耍得敌人在阿登战役中团团转。创造出几个堪称德军特种作战的经典战例。但对于大局，这都无济于事。

军事史是最容易塑造传奇的领域。后世人总是习惯于把一次成功的作战，想象与归结为胜利者的高超技艺与精妙策划。但细查老斯的每次成功，其实都是在赌命。其间曲折、错误、掉链子与突发状况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好运加持化险为夷，结果肯定是不堪设想。比起后世的现代精英特战部队来，其装备、训练、后援、情报、通讯、策划各环节都还是极其初级的程度。但三次冒险成功，加上己方的有意宣传，敌人的刻意忌惮与提防恶共同作用下，当时就造就了老斯的传奇。他的可怕被无限放大了，美军提心吊胆，日夜防备老斯奇袭司令部抓获艾森豪威尔！而二战之后，美军亦有人坚持认为希特勒假死，他被老斯救出藏在德国南部的山区，甚至后来转移去了南美！压力山大，草木皆兵的情报部门永远是最有想象力的！虽然，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麦卡锡与如今的特朗普更胜一筹些。

老斯的回忆录如同全程美颜，一副老子想当年的模样，有意无意的夸大与吹嘘，真是比比皆是。他完全不鸟战后主流价值，比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死硬，还骄傲，大肆宣传德军的伟大，领袖的正确，痛惜第三帝国的覆灭。其思想简单粗暴反动，此人为铁杆反动派无疑，的确不愧为希特勒心爱的打手。但我也觉得，死硬的反动派倒勉强算前后一致、始终如一，比起风吹两边倒的还强一些。因为他们的人格毕竟还有点硬气。牧羊犬凶猛，比起哈巴狗来，我还是有好感太多。联系到中国来说，历史上汉奸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斜肩谄媚、见风使舵的两面派。可惜牧羊犬是德国的特产，我国是哈巴狗的祖籍。因此，相比李宗仁，我高看白崇禧一眼；相比杜聿明，我高看张灵甫一眼。

大家现在一说日本，就拿德国反思纳粹作对比。相对日本来说，善于哲学反思的德国人的确是模范生。但德国政府清算纳粹，远不如我们想象的彻底。反动派老斯能脱罪，还能四处吹牛，满世界活动、出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当年绝大多数德国百姓都是纳粹的衷心拥护者，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既得利益者，要彻底全面地肃清余毒，实际是做不到的。人最愿意宽容自己，特别是集体干缺德事时。所谓全民所有，就是大家都没有也。如今新纳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是证据之一。

天道好返。我们认为全球化、地球村已经是现实时，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卷土重来；我们认为科学民主普世价值时，国学、宗教卷土重来；我们认为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压倒一切时，政治站位、领袖崇拜卷土重来。那么，我们认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时，战争会不会也卷土重来呢？我不知道，但来就来吧，不来我怎么喊它也不会来，要来，我怎么睡不着它也会来。运气好的话，无非是又多了一位好汉。不过，我得赶紧去锻炼了。跑得快，是元帅。多活一刻，也是好的。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吉林出版集团集团2018年第一版，翻译陆大鹏。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读后感(五)：试读：进入特种部队；纳粹德国在伊朗的秘密行动

延伸阅读：

为摩萨德效力的老纳粹

https://www.douban.com/note/636402662/

我在柏林的补充单位待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在1943年4月的一天被召往武装党卫军总部。我到达那里之后得知，他们在寻找一位有扎实的技术背景和实战经验的军官来帮助他们组建一支特种部队。一位专家向我做了介绍，给我解释了特种作战的情况，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就这样，我对德国的两个情报部门的运作有了粗略的了解。

外国军事情报局（Abwehr，以下简称军情局）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秘密特务机构或军事情报机关，接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的节制和领导。军情局分为三个处[2]。一处负责军事情报，对情报工作不了解的人也许会错误地认为，军事情报工作是非常神秘或不光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二处负责敌后破坏工作，以及通过宣传手段颠覆敌人。三处负责反谍报工作，也就是侦测和阻止敌人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军情局的上述活动被笼统地称为“军事秘密行动”。和所有局外人一样，我对军情局的运作和效力也是毫无概念。

1939年，党卫军的帝国保安总局组建了所谓的六局[3]。这个局的职责是搜集政治情报，向德国领导人提供关于外国国内政治的情报。政治和军事情报部门同等重要。但是，这两个部门（军情局和帝国保安总局六局）应当合并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我是在战争后期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战争初期，“勃兰登堡特战营”受军情局管辖。到1943年，这个单位已经扩张到了师级规模，负责支援军情局一处（军事情报）执行特种军事任务。德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勃兰登堡特种部队”这个单位的存在。

1943年初，帝国保安总局六局组建了所谓的“奥拉宁堡特别训练部队”来执行特种作战任务，和国防军的“勃兰登堡特种部队”竞争。“奥拉宁堡特别训练部队”在组建之初是营级规模；他们在寻找一位对各个军事和技术领域都非常熟悉的武装党卫军军官来担任指挥官。他们找到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岗位，那么我就退出了正规军，而进入了一个普通军人很难进入的特战单位。我想到了尼采的一句名言：“只选危途！”这个岗位能给我一个机会，在这些艰难岁月中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报效祖国。这个想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于是我同意接受这个职位，当然，我的条件还得符合要求才行。1943年4月18日，我以党卫军预备役中尉的身份来到帝国保安总局六局报到。更确切地说，我是向六局的负责人、党卫军保安处[4]中校瓦尔特·舍伦贝格[5]报到。

舍伦贝格身材不高，看上去很年轻，他和蔼可亲地向我介绍了他的部门。此时我对不同的部门仍然满头雾水，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领域。我得先熟悉情况，然后集中精力尽量学习。除了我的特战单位之外，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建立一所特工学校，其学员将为六局服务。在随后的两周内，我熟悉了情况，从不同部门的领导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即将执行的任务的意义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我还得知，上级正在策划一次任务，将交给我的单位来执行。

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英军就占领了伊朗的油田，而俄军则占领了伊朗北部。通过伊朗的铁路，俄国从盟国那里得到军用装备和其他形式的援助。1941年12月11日之后，美国也通过这条通道向俄国提供了海量物资，这对俄国的战争努力帮助甚大。

在读到统计数字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力。在前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烦恼，但没有完全理解美国参战的意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打乱敌人通过中东的补给线。具体的手段就是煽动伊朗一直骚动不安的各部族起来反抗英国和俄国。少量德国军人将被派往伊朗，向卡什加人[6]和其他部族提供武器，并对其提供指导和训练。这些德国军人将直接接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

我的特殊单位中有二十多人在波斯教官的指导下学习波斯语，长达数月。每个小组都有一名波斯人跟随德国人执行任务。我们得到了所有必需的装备，随时待命；我们有一名德国军官潜伏在德黑兰，一但他发出信号，我们就可以快速出动。无线电通讯由六局的另一个小组负责。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权力分散的坏处；后来，由于指挥层的山头林立，我将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在伊朗的行动的代号为“弗朗茨行动”。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大的咸水湖作为着陆地点。我的单位中有两名军官、两名士官和一名波斯人做好了出发准备。漫长的协商之后，我们从空军的第200轰炸机联队[7]搞到了一架容克斯Ju 290[8]飞机。这种飞机航程很远，能飞抵伊朗。我们的装备和燃料的重量计算精确到了磅。只有筹划过这种任务的人才知道，装备清单往往需要推倒重来，从武器到食物、衣服、弹药和爆破装置。我们甚至还给很多部族领袖准备了礼物：带有镶银雕刻的精致猎枪，以及瓦尔特公司制作的带雕刻和镶金的手枪。

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机场被定为出发地点。由于这座机场的跑道比较短，我们不得不缩减携带的装备。然后我们还要等待合适的天气条件，在飞越俄国上空时最好能有尽可能黑暗的夜空作掩护。最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然而跑道被雨水浸透了，我们不得不丢下更多的装备（将由第二架补给飞机随后送达）。最后，飞机起飞了。我们留在后方的人忍受了十四个小时的焦急等待之后，终于得到消息，我们的小组已经抵达伊朗。

由于我们的小组即将执行的任务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此次行动的直接管辖权被交给了六局的一个政治部门，领导人是格雷费博士[9]。只有在需要补充额外物资或送出新的小组的时候，他们才会来找我们六局S处(训练)。我感到这种安排非常不合理。让一个部门派出行动小组，然后由另一个部门来指挥他们执行任务，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我仍然感到自己对行动小组的人负有责任，但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我才有权加以干预。

到1943年夏季，战争形势很明显已经不利于德国。在执行我的任务时需要克服的障碍就能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在我四处搜寻人员和物资来执行任务时，没有一个单位表现出热情。

空降到伊朗的那个小组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功。他们与起义的部族建立了联系；考虑到其间的困难，他们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然而由于缺乏容克斯Ju 290飞机，很多时候他们要求补充物资和人员时，我们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个小组（六名德国士兵和一名军官）在我的单位完成了训练。但由于Ju 290飞机从克里米亚起飞时发生故障，他们的启程被推迟了。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黑兰的一名德国特工突然从德黑兰逃到了土耳其。他报告说，我们在德黑兰的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他的所有同事都被逮捕了。他也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才逃出来的。因此，我们在伊朗已经没有联络员了，新的小组虽然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行动还是被取消了。几周后，伊朗的部族丧失了斗志，给了仍然和他们在一起的德国人两个选择：逃出伊朗，或被交给英国人。最近的中立国是土耳其，但我的这些部下不懂土耳其语，所以没有什么机会逃到那里。很快，这些部族把德国人交给了土耳其军队[10]。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名德国军官选择自杀，其他人在被关押多年之后于1948年从东方返回德国。

随着时间流逝，我遇到了一些更令人满意的挑战。负责技术问题的六局F处向我展示了苏联工业基地的地图，尤其是乌拉尔工业区。这些地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些信息是在任何书籍和报纸上都找不到的。我们制订了代号为“乌尔姆行动”的计划，研究了如何攻击这些工业基地，使其丧失生产能力。很明显，这样一次行动就能严重扰乱敌人的工业生产。

在决定接受这项新挑战之前，我研究了现有的关于对敌行动的报告。在俄国前线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从敌人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计划中我们也应当以敌为师。我还阅读了关于路易斯·蒙巴顿伯爵[11]指挥下的英国突击队特种作战行动的资料。在这个方面，要学的新东西和新手段多得不得了。英国的情报部门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在战争期间，他们的活动频度大大增加了。

同时，我研究了“勃兰登堡”师的行动报告。和英国特种部队相比，他们的资源似乎相当有限。尽管如此，这个师在其早期的行动中还是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就。

在两周的钻研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仍然有很多机会通过特种作战来促进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俄国的腹地过于庞大，他们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同时保护所有地点。如果能找到一个对敌人来说极为重要的薄弱环节，以一支意志坚定的精锐小分队起攻击，那么就一定能成功。当然行动必须精心策划，并拥有必需的技术资源。不管怎么说，我对特种作战的潜力心驰神往。

由于该项挑战及其成功的前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由于需要严格保密，这注定是一项孤独的任务。我不能像在前线作战时那样仰仗战友的支持和鼓励，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我知道自己要克服很多困难，但由于我的过分乐观，我大大低估了困难。我一直牢记着一点：只要执行得力，肯定能完成一些任务！

我向舍伦贝格报告，我决定接受他的提议，他似乎很满意。但让我吃惊的是，他又提出把我调入保安处。考虑片刻之后，我谢绝了他的建议，并表示，武装党卫军军官的身份能帮助我更好地执行任务。在战争开始时，我是个普通士兵，后来成为一名预备役军官，我打算以这个身份迎接战争的结束。

几天后，我被晋升为党卫军预备役上尉。我现在指挥的这个特别训练单位的前任指挥官是一位调入武装党卫军的荷兰籍上尉，连排长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我对这个单位非常放心，坚信这个基础是稳固的。

在六局特工学校的运作中，我得不到任何支持。但幸运的是，有二十名年轻的公务员刚刚调入六局，从事政治情报工作。

在这些新人中有一位奥地利老乡卡尔·拉德尔中尉，我认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问他是否有兴趣帮助我培养我的新单位： 六局S处。他不仅同意了，还拉来了另外两名新工作人员。这三人都服过兵役，都已经是军官，所以在各种事务上我都可以仰仗他们。

帝国保安总局此时的局长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博士[12]，我和他也有交情。早在维也纳上大学的时期，我就认得他。在格拉茨的时候，他所在的大学生兄弟会和我所在的兄弟会之间很友好。那时我们经常待在一起，但在1938年之后我们就没怎么见面了。这么多年来，他已经成了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我向他报告的时候，他还是用大学生时代的亲密口吻来称呼我，这让我又惊又喜。他虽然外表风光，但在这个新岗位上似乎并不自在。

卡尔滕布伦纳在我拜访的时候向我推心置腹，这让我吃惊不小：“党卫军上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13]去世后，我接手了这个困难的工作。在我就任之前，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14]除了自己的繁杂事务之外，还要亲自领导帝国保安总局。在这期间，我手下的七个部门负责人的自由度比较大。他们总是直接去找希姆莱，甚至今天他们也经常绕过我，往往是出了事之后才告诉我。各个部门主管一次又一次越级违规，特别是舍伦贝格和盖世太保[15]主管海因里希·米勒[16]。海德里希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强调的是冷酷无情，没有人情味。我们奥斯特马克（奥地利）人可不适应那一套。你自己也会发觉这一点的！”然后我被允许离去，自己琢磨卡尔滕布伦纳这一席话的意思。

我们接到命令，把特别训练单位扩充到营级。武装党卫军指挥总部指示我组建这个称为“和平谷特别部队”的单位，并担任指挥官。我通过和各个作战部队的联系，很快就招募到了足够数量的军官、士官和士兵，于是第二个连很快就组建成功了。

这个新单位的驻地是奥拉宁堡[17]附近的和平谷。此地有一座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猎苑，相当朴素。周围的草地很适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建起了兵营，设立了厨房，平整了地面。虽然筹划起来令人满意，但从不同单位获取所需物资的实际工作却往往让人头痛。我努力学习对付各种繁文缛节的本事，最后终于摸清了各个“有关部门”的迷宫。卡尔·拉德尔在此期间成了我的副官，他成了一位对付官僚系统的大师。

我为整个特种部队设计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训练计划，目的是让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在任何地点执行任何类型的任务。我手下的每个人都接受了全面的步兵战术和战斗工兵技术训练。另外，每个人都要掌握坦克、迫击炮和轻型火炮的基本操作。摩托车和汽车（以及特种车辆）的使用更是必修课，另外还强调了摩托艇和火车的操作，并提供了骑马和各种体育活动（包括游泳）的训练。最后还计划了跳伞的简短课程。

除了体能训练之外，官兵还要学习目标国的语言和文化，接收重要的技术和战术信息。此时，我认为苏联和近东是我们活动的主要地点。

在此之前，我军在荷兰做过准备，打算设立一所特工学校。我第一次视察荷兰的工作之时，发现在那里能做的事情比在德国多得多。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保安处上校科诺勒。他的衔级比我高，所以这让我很难办。好在他通情达理，表示愿意接受我的领导。这所学校的场所是一座小庄园，原属于一个荷兰贵族。外籍特工人员将在这里接受破坏和无线电操作的训练。

我从驻荷兰的反谍报机构那里了解到的东西对我来说闻所未闻。这些机构隶属于负责反谍报的军情局三处和保安处的单位。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英国人在荷兰的谍报活动是多么猖獗。英国人每天夜间都派出快速飞机，飞过德占领土的上空，空投特务人员，从事破坏和刺探活动。有时他们还会空投无线电设备、爆破装置和武器给特务人员。

有关部门估计，敌特人员大概有一半在降落之后很快就会被捕。大约75%的空投物资被我军破获。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物资来解决我们自己的补给问题。

我搞到了对被俘英国特工的审讯记录。通过研究，我认识到，在谍报工作上，我们与英国人相比差得太远了。最有意义的是敌特人员的训练手段和课程大纲。在我的要求下，我们加强了对被俘英国特工的审讯，很快我们就对英国的谍报活动有了相当好的概括了解。

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所有那些设在苏格兰偏远地区的英国特工学校的情况。很多与我们合作的被俘英国特工提供了那些地区和道路的精确草图。他们提供的关于训练课程的信息有助于我们调整自己的训练。我在荷兰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所谓“双面间谍”。很多特工都是为了金钱而工作；一但被俘，他们常常变节，转而协助原先的敌人反对原先的主子。和双面间谍的会面让我认清了一点：真正危险的特殊任务只能交给那些志愿参加并甘愿为祖国献身的军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拥有足以保证成功的动力。对那些仅仅为了金钱而工作的人，不能期望太高。不过也有例外。

在拜访驻荷兰的情报机构时，我还了解到我军正在和英国情报机构玩的“无线电游戏”。我们已经缴获了十几套带有代号和密钥的无线电设备。我们就通过这些设备，以及变节的英国和荷兰特务人员的帮助，和英国保持着定期的无线电联络。通过这种手段，我们发现了一个拥有几百人的地下组织。但在这一时期，荷兰的地下组织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蛰伏的；因此只能暂时推迟对这些人的抓捕。我们希望能继续玩这种无线电游戏，放长线钓大鱼。

我从报告中读到，在英国的特工学校里，学员要学习使用配消音器的手枪。目前为止，德国还不能生产这种手枪，而且在西欧国家占领区的抓捕活动中，也没有破获过这种手枪。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能不能通过无线电游戏，让敌人给我们提供消音手枪呢？驻荷兰的反谍报机构立即同意试一试。仅仅两周之后，我再次回到荷兰时，就在海牙拿到了这样一支手枪。这是一支7.65 mm口径的单发手枪，设计很粗糙，但皮实耐用，不容易发生故障。原来，我们通过一名代号为“宝贝”的变节英国特工向英国发了一条无线电信息，要求提供消音手枪，他们果然立刻就用飞机空投，被我们截获了。我立即试射了这支手枪，从办公室窗户向外面运河上游水的鸭子射击。果然，这支枪几乎完全无声，街上的行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在开枪。

英国人还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境内空投了大量“斯坦”冲锋枪[18]。当我第一次检查这种冲锋枪时，它的简单设计和节约资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冲锋枪也可以加装消音器，但消音器都仍然储存在英国。正因为此，我很想搞一只。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一支消音器呢？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的要求被拒绝了。要么是英国人产生了怀疑，要么是目前他们还不准备动用消音器。

我偶然得知，一位荷兰船长将前往英国执行任务。他计划驾驶自己的小型单桅帆船通过瑞典前往苏格兰，在那里接收发给在荷兰境内的英国特工的邮件。

于是，我要求他顺便弄一只斯坦冲锋枪专用的消音器。1943年6月，我终于得到了一只斯坦消音器，这也是德国的第一个此类装置。这种武器在军事上的潜力让我心驰神往。例如，如果侦察人员装备类似于无声斯坦冲锋枪这样的武器，就能避免伤亡。

不幸的是，柏林的陆军军械局却不这么认为。在和平谷，我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向一些高官演示了无声斯坦冲锋枪。一天夜里，我们在猎苑散步，我让一名士兵在我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用无声斯坦冲锋枪对空射击，整整打了一个弹夹。要不是看到地上的空弹壳，高官们还不相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种武器的穿透力不足，而且射击精度也会受到消音器的影响。在其他单位的支持下，我提议德国陆军仿制并装备斯坦冲锋枪这种简单可靠的武器。这种枪就是扔在泥土里，照样还能发射，可靠性非常好；德制冲锋枪就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与昂贵的德制武器相比，斯坦的造价非常低廉。但我们的官老爷在这一点上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事实上，他们还抬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名。元首曾坚决要求，德国士兵应当只装备最精良的武器。希特勒的话成了他们反对仿制斯坦冲锋枪的最终理由。事实上，斯坦冲锋枪的精度的确比德制冲锋枪差一些。但冲锋枪本来就是近战武器，何必要那么好的精度？他们怎么就忽视了这一点？难道会有人用冲锋枪射击远距离目标吗？

上面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俄国的速射半自动步枪，俄军狙击手早在1941年就装备了这种武器。德军对这种步枪艳羡不已，将其视为极有价值的战利品，没过多久德军几乎每个连队里都有人使用这种步枪。德军直到1944年才大量列装了一种半自动步枪（7.92 mm口径的G43步枪），尽管这种武器的设计多年前就完成了。上级迟迟不肯把这种武器投入生产和列装部队，理由居然是：速射步枪会浪费弹药，而且会影响射击纪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半自动步枪遭到拒绝的同时，部队却列装了MG 42机枪，这种机枪的射速高达每分钟1200发，上级却不担心浪费弹药！

一天，“勃兰登堡”师的阿德里安·冯·福尔克萨姆[19]中尉趁休假之机来拜访我。早在1942年9月，他在步兵教导团团部期间，就凭借在俄国执行的一次特殊任务而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他告诉我，“勃兰登堡”师的老兵当中存在很多不满情绪。这个师已经不再执行特种作战任务，而是被当作填漏补缺的应急部队，用在前线。他们的伤亡极大，却得不到任何补充。这个师的官兵几乎全都会讲外语，并了解外国文化，而且他们全都志愿参加特种作战任务，把他们当作普通步兵使用实在是暴殄天物。

他的营里有十名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申请调到我的单位，他此次前来就是请求我帮助他们顺利调动。我对冯·福尔克萨姆的第一印象极佳，他秉性正直，也是个优秀的军人。凭借他的丰富经验和技能，他能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我向他保证一定尽力而为，把他们全都调过来。

冯·福尔克萨姆的来访使得我第一次去拜会了军情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尔滕布伦纳博士和舍伦贝格将与卡纳里斯商讨两家（军情局和帝国保安总局）之间的协调问题。我请求陪他们一起去，并寻求他们的支持，把“勃兰登堡”师的四名军官和六名候补军官调到我的单位。

在军情局总部，我们被引入一间光线昏暗的办公室，在低背安乐椅上就座。我虽然一般来讲很擅长记住别人的面貌和习惯，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办法描述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我只记得他是中等身材，头有点秃，穿着海军制服。至于他的面貌，我只记得，他那毫无光泽的眼睛要么盯着墙上并不存在的斑点，要么转来转去、永不停歇地观察周围的人。在谈判的时候，卡纳里斯更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深不可测，别人很难猜透他的意图和想法。他知识渊博，简直无所不知，别人糊弄不了他。但我也是个谈判专家。我们花了三个小时请求他把那十名军人调出“勃兰登堡”师。他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拒绝我们。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了！他似乎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了，只得同意把那些人调出。

我抬起头来，带着胜利的神采长舒了一口气。这次商谈实在让人疲惫不堪。但就在他的参谋长前去办理必需的手续时，他却又想出了新的反对理由，把这件事情无限期推迟。我想，现在该是告辞的时候啦！我实在受不了！几个月之后的1943年11月，我才以绕弯子的方法把“勃兰登堡”师的这十名志愿者调到我的单位。

回到办公室之后，我已经垂头丧气，把自己的印象给副官拉德尔描述了一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谈判对手。他城府极深，完全捉摸不透。我不知道自己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或许，他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者。他在谈判中的策略非常聪明：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永远的灰暗。最后总结来看，他什么也没答应我们，所以或许算是达成了他最初的目标。”

此时我联络了空军的情报机关，他们的代号是“齐柏林”。他们的领导非常得力，我们和他们之间渐渐建立起了非常融洽的合作关系。他们对每个国家都收集了数量惊人的资料。空军对各国的大多数地区都作过航空照相，其范围在东方一直到伏尔加河，在东南方一直到咸海，在南方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和苏伊士运河。大多数照片都是1940至1941年拍摄的，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掌握着制空权。关于敌人的工业生产潜力，我们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未经判读。

我从空军情报机关那里得到了关于苏联战争工业的资料，以便为“乌尔姆行动”做准备。我发现我们仍然缺乏大量情报，所以我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通过空袭还是地面破坏，我们都无法攻击敌人的整个工业体系，因为它实在太庞大。我们必须先找到它的神经中枢。任何工业体系，尤其是按照共产党国家的中央计划建立的体系，都有其弱点。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些弱点：敌人的电力系统集中在一处，同时为各个行业服务。如果削减敌人的电力供应，就会相应地影响其工业产出。

我们对苏联战争工业的系统性研究被突然打断了数月之久，因为“上面”下达了一道虽然用心良好却稀里糊涂的命令。军械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下属的一位国务秘书向希姆莱发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了乌拉尔山地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20]的巨型炼铁高炉的重大意义。希姆莱心血来潮，当即下令：“和平谷特种部队应当立即准备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炼铁高炉发动攻击，将其彻底炸毁，使其完全丧失生产能力。应向我本人提交此项计划准备工作的每月进度报告和预计的出动时间。”这道命令被作为紧急讯息送到我的办公桌上。

与专家详尽磋商之后，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业设施的资料，因此我们必须花几个月时间来搜集更多的情报，才能再做下一步打算。其次，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活动需要大量炸药，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办法把海量的爆破装置送入该地区，何况敌人对这里一定是全天候警戒的。

应该用何种方式向党卫军全国领袖解释，他的命令根本无法执行呢？当然咯，列出所有的反对理由来反驳他，是绝对行不通的。我逐渐认识了“军事特种突击任务和特工破坏活动”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作为军人，我当然支持突击队式的特种作战，但通过冷静分析，我认识到，德国从事秘密破坏活动的条件先天不利。我们的军队占领着整个欧洲。我们到哪里寻找愿意为我们工作、在其国内搞破坏的英美人呢？如果金钱是唯一驱动力的话，对那种人不能期望太高。但是，对那些在被我们占领的国家活动的盟国特工来说，条件是多么有利啊！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为了意识形态原因就愿意竭尽全力反抗我们的爱国者。因此，我坚信，在特种作战中，我们必须依赖德国士兵的勇敢无畏，而目标国当地人的支持只能起次要的辅助作用。

[1]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简称OKW）于1938年2月4日成立，以取代以前的帝国陆军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设六大机关：一、一般事务局（Allgemeines Wehrmachtamt）；二、外国军事情报局（Abwehr），主官为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Wehrmachtführungsstab），负责军事行动，主官为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四、国防军中央局（Wehrmacht-Zentral-Abteilung），负责行政；五、国防经济局（Wehrwirtschaftsamt），负责给养与后勤；六、司法局（Justizdienststelle）。（编者注）

[2] 严格地讲，军情局下面除了这三个处还有若干机构，但这三个处无疑是最重要的。

[3] 1939年9月27日，保安处（SD）和保安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合并为帝国保安总局（RSHA）。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领导权也融合到一个人身上。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他于1942年遇刺身亡。接替他的是党卫军与警察上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博士，1943年1月1日上任。帝国保安总局控制着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保安处。（编者注）

[4]保安处（SD）作为党卫军的一个分支，于1934年3月建立，负责希特勒和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的安全。二战期间，保安处奉命监控舆情。（编者注）

[5] 瓦尔特·舍伦贝格于1910年1月16日出生于萨尔布吕肯，1952年3月31日卒于意大利都灵。舍伦贝格先学医，后改学法律。1933年5月，他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夏，他被分配到保安处总部。他参与了将所有保安警察与保安处合并从而创建帝国保安总局的工作，1939年成为帝国保安总局四局E处（国内反谍报）处长。1939年11月9日，他在荷兰绑架了两名英国特工，被提升为党卫军上校。1941年底，舍伦贝格成为帝国保安总局六局（外国情报）局长，并被晋升为党卫军少将。1944年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之后，他逮捕了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并协助希姆莱实施他与西方盟国单独媾和的计划。战后，舍伦贝格于1949年4月11日在纽伦堡受审，被判六年监禁。他于1950年12月获得赦免。（编者注）

[6] 卡什加人是生活在今天伊朗境内的若干突厥部落的统称，有自己的语言，原为游牧部落。

[7] 尽管第200轰炸机联队名义上是轰炸机单位，但这只是为了掩盖该联队的真实使命。它执行特殊任务，比如在敌后空投特工，以及驾驶英美制造的飞机闯入敌机群，将其击落。这真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秘密作战单位。（编者注）

[8] Ju 290最早的设计工作于1935年启动，是所谓“乌拉尔轰炸机”之一。它起初被设计为轰炸机，代号Ju 89，投产后被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当作大型运输机使用。换了引擎并作其他一些改良后，代号改为Ju 90，也被汉莎航空使用。第一架真正的Ju 290于1942年10月完工；配备4台BMW 801引擎，被德国空军用作远程重型运输机。该机型被分配给第200轰炸机联队第1大队（驻扎在芬斯特尔瓦尔德），执行特殊任务。战争结束时，第200轰炸机联队将一些纳粹党领导人送往西班牙巴塞罗那，其中一架Ju 290被西班牙政府扣押。此机型的航船极远，可定期从德国起飞，运输军用物资到中国东北，然后运回橡胶和稀有金属。（编者注）

[9] 海因茨·格雷费博士（1908—1944），党卫军中校和政府官员。1933年加入党卫军保安处，1935年加入盖世太保，二战初期在保安警察框架内参加清洗波兰领导层和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1940年在帝国保安总局主管波罗的海地区事务，1941年4月起担任帝国保安总局六局C处（负责苏联与日本势力范围的情报工作）处长。他曾主持“齐柏林”行动，在苏联战俘当中招募人员去敌后搞破坏，但成果不多。他批评当局在东欧占领区的政策，主张拉拢和利用占领区人民共同对抗苏联。他于1944年1月19日夜间在慕尼黑附近死于车祸。

[10] 原文如此，疑为英国军队。

[11] 路易斯·蒙巴顿（1900—1979），第一代缅甸的蒙巴顿伯爵，英国海军元帅，二战期间曾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还是最后一任英国驻印度的副王。他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舅舅。1979年被爱尔兰共和军刺杀。

[12]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博士于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奥地利的里德因克瑞斯。他先后在林茨的实科中学和格拉茨工业大学读书。1926年他获得法律学位，在林茨开业当律师。1932年他加入奥地利的纳粹党，到1935年成为奥地利党卫军的领导人。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国内安全秘书。1943年1月他接替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遇刺身亡的海德里希。1944年2月，他接管了军事情报局，将其并入帝国保安总局。他于1944年11月15日获得骑士级带剑战功十字勋章。战后他在纽伦堡受到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被判犯有战争罪，1946年10月16日被处以绞刑。（编者注）

[13]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04年3月7日出生于萨克森的哈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家。海德里希毕生受到谣言的困扰，说他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的父亲真实姓氏为苏斯。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海军服役，因为与一个姑娘发生纠葛但拒绝娶她，遭到军法审判并开除。1932年他加入党卫军，迅速崛起到最顶端，成为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副手。1936年6月17日，海德里希成为保安警察总长。1940年他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被任命为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副总督。他还负责“最终解决方案”的管理。他做这两方面工作，直到1942年5月27日遭到三名被空投到该地区的捷克抵抗分子袭击。海德里希于1942年6月4日死于炸弹碎片在他后背造成的血中毒。为了报复，德国人血洗了利迪策等村庄。（编者注）

[14]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年10月7日出生于慕尼黑，在兰茨胡特的文理中学读书。他十七岁时加入巴伐利亚第11步兵团。后在慕尼黑工业大学读书，获得农学学位。他曾任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秘书，1925年成为下巴伐利亚党部书记，1926年成为上巴伐利亚党部书记。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他为党卫军领导人，当时党卫军只有250—300人。1933年，他成为慕尼黑警察局长。1936年，他成德国整个警察系统的领导人。1944年7月21日，他被任命为人民冲锋队的总司令，1945年成为东线维斯瓦集团军群总司令。德国投降后，希姆莱乔装打扮为普通士兵，企图逃遁。因为他用的假身份是一名秘密野战宪兵，他很快在不来梅东北的布雷梅尔弗尔德的检查站被英军逮捕。被英军医生检查时，他咬破口中暗藏的氰化物胶囊，当场死亡。（编者注）

[15] 赫尔曼·戈林于1933年4月将普鲁士政治警察与盖世太保合并，总部设在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盖世太保获得了对德国日常生活的几乎全部控制权。令人恐惧的“盖世太保”（Gestapo）这个词其实出现得很偶然。邮局奉命为这个秘密警察单位设计一个邮戳，起初用的是缩写字母GSP，但这太像俄国的GPU，所以被一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改为Gestapo。（编者注）

[16] 海因里希·米勒于1900年4月28日出生于慕尼黑。他是职业警官，后来希姆莱让他当警察总长。他成为盖世太保主管，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战争结束。（编者注）

[17]奥拉宁堡为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城市，1933年，纳粹最早的集中营之一就修建在此地。

[18] 这种英制9 mm冲锋枪有多种型号，从I型到V型。它运用反冲作用原理，盟军和地下组织大量使用该种冲锋枪。它造价低廉，易于生产，从枪托到枪口全长30英寸，重8.25磅。使用9 mm帕拉贝鲁姆弹，这也是德军标准轻武器的弹药。射速每分钟500—550发。弹夹容纳32发子弹。（编者注）

[19] 阿德里安·冯·福尔克萨姆男爵于1914年12月20日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他于1942年9月14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当时他是步兵教导团参谋部的一名中尉。他于1945年1月21日在东线的霍恩萨尔察附近阵亡，当时他是一个党卫军特别作战单位的上尉。（编者注）

[20]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城于1931年，位于南乌拉尔山东麓，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州内，是西伯利亚西南部的重工业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意为“磁山”，因为当地出产磁铁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