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史读后感100字

《风险投资史》是一本由[英]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著作，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9.90，页数：4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风险投资史》读后感(一)：风险投资，创造新的未来

近年，由于我国经济的崛起，世界格局也随之悄悄改变。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为了守住其霸主地位，于2018年开始对我们发动了“贸易战”，拉开了大国博弈历史大戏的序幕。美国“盯上”我们，一方面是对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成就的变相肯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几十年的要走的路，将会比之前坎坷得多。我们显然不愿重蹈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覆辙，但我们也必须找到一条能破局的自己的路。 如何破局？破局的关键在哪里？这个问题太过复杂，会有经济学家们来解释。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只能以自己粗浅的认识来简单掰扯两点。班上一直名列第一的“好”学生，突然发现一个“上进”学生冲到了第二，感受到了压力，于是一改之前分享共赢、热情帮助后进学生的姿态，开始把自己的“学习秘籍”藏起来，不给看，不让用，希望通过“卡脖子”来抑制后进学生的成长，维护自己的“老大”地位。 第一点，是意识上要端正态度。有些学生成绩好了一点，就飘了。还没有到第一，就不把第一放在眼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不可一世了，这样的态度我们肯定不能学。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自然会有各种各样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有自信是好事，但是自信过头，变成自负就不好了。要想真正震慑对手，靠打嘴炮是毫无意义的。相反，越是取得了成绩，却越谦虚低调，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取长补短，坚韧不拔，才是真正的震慑！而这些，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品德么。且不说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到了第一，也应该永远保持端正的态度，以避免被超越，就现下我们仍有多方位明显短板的情形而言，更加应该虚心学习，力争早日补齐短板。 第二点，是行动上要脚踏实地。所谓脚踏实地，就要求我们在补短板的时候，不能只学表面，而要学到精髓。那么什么是表面，什么才是精髓呢？简单来说，表面是现象，而精髓是本质。而无论从现象挖掘到本质，还是从本质拓展到现象，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心浮气躁，不求甚解，往往就只抄到了答案，而忽略了过程，只沉浸在了“光棍节”购物狂欢，而忽视了真正原发性的技术理念创新、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举个例子，或许能理解得更清晰一点。第一名卡我们脖子的领域，主要就是高科技，而高科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靠创新。那创新的动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教育、是科研、是人才、是冒险精神的引领和对知识产权的重视。都没错，但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风险投资。 说到金融，说到投资，确实是第一名的强项，我们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格雷尔姆、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罗斯、爱德华索普、利弗莫尔、米尔肯等金融大佬们的名字耳熟能详，关于二级市场的投资理论也已是汗牛充栋，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已经将学到的知识，用在了“实践”上并取得了不错的“回报”。然而，回到我们创新的话题上，在老格带着小巴孜孜不倦寻找低于净资产2/3的“烟头”，利用“市场先生”的失智报价攫取利润时，却有另一股资本正在默默资助着“单纯可爱”甚至有些“偏执”的创业者（科学家）们一个又一个天马行空的“改变世界”的想法。纵观现在领先的这些卡脖子科技，不难发现背后风险投资的力量。换个角度说，没有这批“支持梦想”的金融家们，这些伟大企业是否还能从容诞生？从推动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说，风投比之价投，意义远为重大。 回到透过表面挖掘精髓的问题，要真正挖到精髓，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一些技术操作上，而是要通过了解其历史文化，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行业诞生发展的脉络和根本逻辑，才能对补齐短板的目标，实现切实的迈进。就拿我们的传统文化围棋来说，唐朝时被日韩学走，却因为对于“数目”技术操作的片面理解，而没有学到“子地接空”的本质，以至于规则一直存在缺陷，绕到今天还没绕明白。风险投资也是如此，一是我们作为一个“贸易国家”，对“金融国家”的金融历史社会属性理解的不够深入，导致了对内你争我夺，对外嗤之以鼻的一部分阿Q思想，二是在实际操作中，一部分在尚未对其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有充分研究认识之前，就急于着手实践，以至于“大厂”是培育出来了不少，但却鲜有核心短板的突破。 这本《幂律——风险投资：创造新的未来》讲述了美国近代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语言风趣幽默，却又不失严谨。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科研人员还是像我一样的普通老百姓，都值得一读，从各自的视角去感受风险投资的魅力与内涵。

《风险投资史》读后感(二)：《风险投资史》——激情驱动梦想

硅谷的人之所以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并非出自“硅谷”文化，而是源自风险投资人所给的具体激励措施。——施密特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和资本的完美结合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与博尔顿，在这其中穿插着一无所有的风险与富可敌国利润，更也有因此建立的时代友谊。

英国央行在2011年的新版50英镑纸钞上，印上了詹姆斯·瓦特和他的投资人、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肖像，如果没有博尔顿的投资也就没有瓦特蒸汽机的问世。

人们更多是看到了瓦特对工业革命和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却应当发现博尔特代表的风险资本对于技术的推动和社会变革的引领作用。

他开创了“发明”的新模式：与产业中的企业家合作，为更广大的应用场景来发明产品。由此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刻和大多数地方，都是历史在以这种不经意的方式在推进向前。风险投资人鼓励科学家、企业家、创业者和充满激情的创业者们自由的做从未尝试过的事情在这过程中解放了资本的力量。

湛庐出版社的《风险投资史》将这段被人精彩的历史眷眷记录下来，史料丰富、引证博广，本书也入选了2022年《金融时报》/麦肯锡年度商业图书，让我们共同去探寻这一段充满着财富与风险、激情和创新的资本产业相结合的历史。

硅谷的激情

在硅谷的某一天，数以百计的风险投资人在追逐着年轻的创业者，这些繁忙的投资者是连接市场和企业的枢纽，促进沟通的渠道、为初创的企业背书，向持怀疑态度的客户解释其产品和服务。

这些人的身影中不乏发明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英特尔的诺伊斯、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苹果乔布斯等身影。

在硅谷传递给年轻创业者的理念是所有的进步都来自“非理性”的人和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不愿意适应世界”的人，而梦想越大胆、越不可能越好。

而这些理念并不是毫无边际的狂妄之想，而应当会有相应的科技趋势和可支配资源来实现。在硅谷文化所传递的精神来看创业者的标准，他有令人惊叹的才智、冒险的意愿和值得称赞的激情。

与埃隆·马斯克共同创业的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中写道：风险投资的最大秘密是最佳投资所带来的回报等于或超过整只基金的其他投资的总回报，在风险投资人看来风险投资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头奖。

风险投资人将风险投资看作的不仅仅是一项业务、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哲学和一种进步理论。这种理念在每一个硅谷模式的个体参与者中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不管是能看到各类创业的公司和孵化器，还是看不见的系统、模式、理念。

现代金融与风险投资人

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十分具有洞见的指出，现代经济社会的两大体系是通过价值信号和公平交易合约来协调经济活动市场，以及通过组建自上而下的管理者领导的大型经济组织来运营业务的企业。

这是金融体系中能创造财富的基本框架，而风险投资背后的激励作用促使了金融更向前了一步。

风险投资鼓励大胆的创新者，大胆的创新者在更大胆的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下，能够开辟满足人类愿望的最佳途径。

现代金融中风险投资人在这其中起到了与市场机制同样的作用，他们可以将企业的优势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风险投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金融工具，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大幅提高。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又激发了新兴产业的形成。

金融学通过数学和模型对公司投入大量的精力预测未来，主要是通过过去的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数学的模式的计算方法是通过数据和模型来预测未来。

《金融心理学》中证明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基于定量分析来分配稀缺资本。但是风险投资人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发掘和吸引，最根本的区别是，金融机构会从过去推断趋势，规避极端“尾部事件”的风险，而风险投资人更希望彻底抛开过去，只关心小概率事件的影响。

而现在风险投资人不再持有这种思考方式和数据，他们摒弃从过去的数据来推导未来，他们需要变革式的破坏。如果明天只是今天的延伸，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就不再需要费尽心力的去预测未来。

现代金融注重风险的管理，风险投资人却更侧重毁灭式的变革。

结语

1489年，探险家哥伦布向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兜售他伟大的航海计划，当时广袤的大西洋对尚未远航的人们来说都是蕴藏着无穷大的风险和无尽的遐想。

而这次意外的“风险投资”促成了人类历史重大的改变，人类社会那些影响社会变革、创造社会财富、改变权力分配的重大发展方式，都是因为那些风险和改变并存的事件。

回到《风险投资史》的硅谷模式，风险投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反过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又吸引了风险投资的集聚，而这种改变的背后一定是激情与梦想是最底层的强大驱动力。

专做读书总结的公众号

《风险投资史》读后感(三)：金融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风险投资的力量，未来还看中国

文/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金融历史学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风险投资史》作者）

风险投资史

暂无评分

[英]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 2022 /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在风险投资史上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中国已经证明了风险投资能够在其传统总部硅谷之外蓬勃发展，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打造变革性的技术公司。这不仅令人兴奋，而且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10年代初的近30年以来，硅谷一直在主导着科技行业。波士顿周围的工程产业集群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工复合体的所在地。该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处于科技行业领先地位，拥有着一批航空航天和武器制造商，以及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王氏公司（Wang Laboratories）等计算机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开始成为科技行业的有力竞争者。日本开始在内存芯片、电视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硅谷所创造的高价值的技术公司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多。硅谷不仅是个人电脑（苹果公司）、先进的微处理器（英特尔）以及互联网技术（3Com和思科）等领域的开拓者，还是互联网建设的主导者——从网景浏览器到谷歌搜索引擎，再到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为什么硅谷能独占鳌头？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存在巨大优势。一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在工程和硬科学领域都排在斯坦福大学之前。正如我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述，硅谷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最善于将基础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转化为能够盈利的公司，即便许多创新原本来自其他地方。此外，硅谷的优势也许并非仅仅出自“文化”，毕竟，文化是一个神秘而又模糊的概念。实际上，硅谷的优势来自一种风险友好型且极富实践性的特殊融资方式：风险投资。

在《风险投资史》英文版出版后的半年里，我一直在向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强调这一见解。当我在向欧洲、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听众演讲时，经常有人告诉我：硅谷的成功是这些地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因为硅谷文化有其独特和神奇之处。这些来自美国以外的人经常以一种敬畏和惊叹的口吻指出：“当硅谷的创业公司失败时，其创始人会将其视为一种学习经验；而当我们国家的创业公司失败时，我们只会将其视为失败。”

我理解这种文化宿命论，但我从两个方面做了回应。首先，看看硅谷的历史。其次，看看中国。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硅谷的科技行业刚刚开始起步时，既没有“失败是一种学习经验”的概念，也没有多少创业文化的存在。彼时，美国由大公司、大工会等大型组织所主导，而不是由勇敢的初创公司所主导。在那个时代，有一本名叫《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的著作，该书的书名一语道破了美国当时的官僚主义文化和反创业文化。毫不奇怪，1957年成功创立了硅谷第一家芯片制造公司——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8位科学家在当时被人们称作“八叛将”。离开原来的公司去创立一家竞争对手公司，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背叛。

正是仙童半导体公司背后的投资家阿瑟·洛克率先打破了这种偏见，并最终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中，企业家得以大胆尝试，经历成长、失败以及重新来过，而不再被视为“叛徒”。1961年，也就是在洛克筹集资金启动仙童半导体公司4年后，他成功创办了第一家位于西海岸的风险投资公司。洛克旨在向任何有着突破性科技产品想法的人提供资金，并通过向其提供实际商业建议的方式来予以支持。多亏了洛克，如今的工程师们无须将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在某家大型企业里，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替代方案。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这些工程师可以选择离开等级森严的公司，创办自己的企业。

当洛克凭借第一家风投公司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之后，其他投资人很快就开始纷纷效仿起他的模式。1972年，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开始运作。当这两家风投公司也大获成功之后，更多的模仿者蜂拥而至，创造了硅谷第一波风险投资热潮，从1977年一直持续到1983年。正是在这几年里，硅谷的企业赶超了来自日本和波士顿的竞争对手们。事实证明，新兴的风险投资业能够为试验新想法、打造新产品的创业者提供最肥沃的土壤。从大公司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之后，创业者们可以迅速开发原型，并通过试图出售它们来获取利润。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初创企业就会被迅速关闭掉。但通常来说，风险投资人仍愿意支持他们的下一个想法。

想要理解风险投资的力量，不妨设想以下场景：一家大公司研究部门的某位工程师有了一个很棒的想法。他的老板可能并不愿意支持这个想法。老板既可能担心这个想法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也可能担心与之恰恰相反的情况：该想法会带来一项创新产品，从而将客户从公司的现有产品中夺走。商业思想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将这种担心称为“创新者的窘境”。在一个没有风险投资的世界里，这位沮丧的工程师别无选择，只能放弃他的想法，而经济也就可能永远无法从该想法的潜力中获益。然而，在一个有着大量风险投资家的世界里，这位工程师可能会在咖啡馆、聚会场所或体育场里遇到一位投资家。二人之间的谈话可能会按以下方式展开：

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我有一个很酷的想法，但我老板并不喜欢这个想法。

风险投资人：你应该从那家大公司辞职，自己成立一家初创公司。工程师：但我缺乏资金。

风险投资人：别担心，我来投资。工程师：但我以前从未创立过公司。

风险投资人：别担心。我已经帮几十位企业家创办了公司，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工程师：但想要打造出我所设想的产品，我需要6位伟大的工程师来帮我，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工程师。

风险投资人：我的风险投资公司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这个城市所有工程师的信息。

工程师：但那些伟大的工程师为什么会选择冒险加入我的小型初创公司？毕竟，初创公司都是有风险的。大多数都会失败。

风险投资人：这倒是真的，但这事好办。我会告诉这些工程师不用担心，因为我的投资组合中还有其他初创公司。如果你的公司失败了，我会在其他公司中为他们找到工作。

我们能从这一设想的场景对话中了解到什么？这段对话表明：虽然创业总是艰难且有风险的，但如果有风险投资人的参与，创业就会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生畏。谷歌的长期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告诉我，当初他决定加入谷歌时，谷歌尚且是一家年轻的公司，而且其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似乎认为30岁以上的人存在着智力方面的不足。施密特之所以同意冒这个险，只因为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向他保证：如果谷歌没能成功，施密特可以在杜尔的另一家公司出任首席执行官。换言之，施密特之所以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并非出自“硅谷文化”，而是源于风险投资人所给出的具体激励措施。

总而言之，硅谷的创业环境之所以如此充满活力，这全都归功于风险投资。但如果这种模式仅适用于硅谷，那么我们可能会将其视为一段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没什么关系的奇怪发展史。在打破这一观点上，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科技产业之所以大获成功，同样存在着类似风险投资的参与。硅谷并非一个孤立的、毫无借鉴意义的案例，因为中国也走了相同的道路。

诸如红杉资本、IDG资本、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和高盛等西方金融公司，将风险投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早期面向消费者的科技公司都曾从中受益，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然而，正如我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述，中国投资者很快就掌握了风险投资业务，不再需要西方的助力。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和今日资本的创始人兼总裁徐新等人，开始主导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他们是互联网公司发展浪潮背后的力量，投资的公司包括京东和美团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导者正在效仿硅谷模式。他们证明了风险投资完全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国家运作得非常好。

由于中国的榜样力量，风险投资现在正准备向全世界推广开来。风险投资模式在以色列、印度和欧洲的一些地区已经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也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在非洲地区也逐渐有了萌发之势。这将带来全球创新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斥着坏消息的世界里，这种发展令人欣慰。

——本文选自《风险投资史》作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