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读后感1000字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是一本由张邦彦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28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读后感(一)：催眠术，又一个“自古以来”和“人心不古”。

19世纪，催眠术这一概念传入亚洲后，便很快在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流行开来，根据当时言之凿凿的记录，催眠术不仅能“隔空万里探亲”，还能“戒除烟瘾”、“缓解病痛”，甚至可以“侦察案件”，甚至与“通灵术”交相辉映。在东亚，催眠术可谓在科学与幻术的边缘摇摆不定。而中国出版行业在清末民初对心理学的关注，也是从催眠术开始井喷的，普罗大众最先拥抱的心理科学，即是催眠术，毕竟这一技术激活了中国人最古老的梦境：乩童、降身、托梦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未将那些“尚不成熟”的催眠术称为“伪科学”，而是关注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对催眠术的推崇、热衷与恐惧。最为恐惧的就是“当局”，他们害怕催眠术操弄民意，害怕长以此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似乎触发了唐朝以来，中国人对于“西域幻术”的历史记忆——那些远道而来的魔法师，正在偷偷搬弄我们的灵魂。还有许多学者，颇费功夫的论证催眠术如何起源于中国。19世纪法国传教士早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中国人千方百计的想要说服我们，一切西方的发明，都是中国数千年来就已创造的。”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读后感(二)：催眠术真的“科学”或“反科学”或“不科学”吗？

在本书序言作者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一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论述：上述的学者往往忽略无论灵学、催眠术，在当时都宣称是最先进的“科学”，是超越现有科学的新兴领域，并得到严复（1854-1921)之认可。这显示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以及近代中国所引进的西方“科学”，并非单纯地属于实证科学，而是具有更复杂、多元的内涵；换言之，“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在从西方经日本传译至中国的过程中，一直是多元、模糊、游移的，并与宗教、经济活动交织互动。而且在论争发生的近百年之后，今日与灵学相关的一些活动，并未销声匿迹，不但鬼神的信仰、灵媒、扶乩等继续存在，催眠术也仍是一项令人着迷的“技艺”。

今天以为的“科学”就真的那么普世？所谓“科学”，或许也是有其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读读达恩顿那本写催眠术的，也会看到更为丰富的人们以“科学”名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认识世界和自我的五花八门的方式。

张邦彦这本，也通过“催眠术”这一观察视角，重新回到近代中国各种运动思潮GM的现场，来理解身在其中的人们的心里危机与诉求。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读后感(三)：书评-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

作为一篇硕士论文，这本学术作品着实值得值得作为学术写作的学习对象。

全书贯穿医疗史、科技史、身体史的内容，尽管整体叙事基于“外史”的路径展开，但作者的医学背景也通俗易懂地揭示部分“内史”。

全书思路清晰，从催眠术作为近代中国的大众科学的复调表征——精英与群众的对话；到催眠术思想性、经验性、历史性的三条线索，勾勒了“科学—宗教—政治”的现实与思想的网络；最后也不乏基于大众化之专业化的路径，探讨了催眠术向心理学和灵学截然不同两个方向的分野。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不少经典理论，比如李欧梵的现代性理论（上海摩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布尔迪厄涉及报刊、团体的文化场域的经典演讲法。全书视角新颖，引用史料丰富，全书浑然一体。

一点题外话：尽管作者已经较为细致地揭示了作为话语概念的“催眠”和现代实验中的催眠世间人，笔者认为“催眠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隐喻的面向也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更深一层展现“生命的文化性”和文化中的生命个体罢。

*以上均为已毕业学生的一些谬见，还在上学的小朋友还是要自己读完写书评，而非汲每篇书评之精华（改改完事儿了），更何况书评本身应是客观汲取书籍之精华。

能够在新年假期静下来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的感觉！真好！阅读或许便是一种疗愈式的催眠罢！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读后感(四)：一些摘抄和写不下的短评…

作者本科是医学专业，此书是由他的硕士论文修订而来，但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史料运用都已超过了许多博士论文，而医学背景带来的跨学科视野也为此书增色不少。 “现代性不只由物质的现代化所促动，也牵涉人们的身体意识及身体想象上的转化。”在近代中国电磁化身体观兴起的背景之下，催眠术通过报刊的宣传、展演的见证、到讲习所或学会的亲身学习三个主要渠道在民间扩散，但因其与革命和政治的高度纠缠受到官方的打压。 作者通过对催眠术学会函授学习的探究，指出撰写者已然被规训为科学活动的主体，许多常民也第一次被卷入集体事实生产的现代科学体系。同时，催眠术也面临着灵学领域的竞争者，但在现代精神科学的光环下，灵异现象被病理化，普通人的话语权遭到剥夺，神圣化的内涵也荡然不存，取而代之的是经过近代科学操练的催眠学会。（这些参与者并非居于“接受—回应”的知识位置，而是透过“递交报告，换取承认”的交换回路，获得头衔、传习、设立支会的权利，进而成为扩张组织规模的教授者、治疗者。）（透过这套制度的运作，象征界限与社会界限再度得到强化，“得业士”或“医学士”的资格在象征层面上标志出训练有素的实验者，并在社会层面上赋予他们特许的权利。） 以往科学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报刊杂志，且倾向将大众的角色固着在“接受—回应”的向度上，但作者以复调的角度切入大众科学，注重大众与精英认知之间的重叠与间隔，以及科学作为知识范畴其界限的漂浮与游离。（因此，读者应可发现，贯穿本书的研究旨趣，不在于强调那些已经稳定下来的学科建制，或是既有制度中受到推崇的少数科学家。这份研究毋宁环绕于如下这些问题：是什么样的划界工作促进了知识分化？哪些异质的历史行动者在知识传播、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扮演角色？他们是如何被招募或被排除，以致科学成为如今的模样？又是哪些跨越特定科学社群，由社会成员共享的信念、价值、思想、记忆，形构了人们观看和感知的方式？而现代性的自我经验又如何在此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催眠术在中国的发展标志了一个广泛的时代意义，开启人们对自我和身体的重新理解，而它的重要性正来自它不受上层思想局限的大众科学特征。） （心理知识一方面刺激了上层知识分子构造他们的“新人”理想，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下层民众身上发挥形塑自我的功能。）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读后感(五)：难能可贵的近代中国催眠术研究史

假如带有“催眠”这个词汇的新闻一经发布，那么基于每日信息量爆炸的当今，也仍然带有十足的神秘色彩，会引起高度的关注，直至上了微博热搜、百度热搜。但你可曾知道，催眠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在当时内忧外患重重层叠的交困下，还真的是有感兴趣的国人拨冗学习并面向大众应用了这门神秘的技术。在当时国民科学素养都谈不上的大环境里，在一小部分能够接受西方及日本先进理念启蒙的清末留学生中，催眠术就这样悄然潜进国人的视线之中。

张邦彦先生的研究独辟蹊径，在他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催眠术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这大概是国人近代催眠史研究第一人吧！这本书关注的时间段集中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清末时期的维新运动，对国人的科学启蒙、各类技术的应用十分重视，报馆、学堂、学会的大量诞生，催化了催眠术进入中国大陆的速度，后来经过旧、新两次民主主义革命、中日战争，中国的研究学者们无奈被迫中断了研究。

催眠科学的引入，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响，一边是敢于接纳新事物、受到科学思想启蒙的个体研究者，他们身单力孤。一边是拥有传统思想基础，对迷信、宗教、家法深信不疑，不敢轻易冒犯的老百姓，他们众口铄金。我在想，这种能将人带入沉睡状态，又同时探知人的内心想法的“妖术”，是如何做到让当时愚昧的民众接受的？有多少百姓愿意给他们当实验品，去实现催眠的呢？当作试验品的那次经历的那个人，会不会令他转变偏见？

催眠学科的启蒙教育，离不开能够解释它科学性基础的心理学、精神医学，也离不开展示它神奇功能的大众表演，催眠术具备了科学和表演艺术的综合，它需要让人广泛了解，也能够协助医生，去治疗不同心理困境中的老百姓——只要他相信催眠，并敢于讲自己交给心理医生。

在书中，作者还深入介绍了心理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分化轨迹，催眠术在此处，折射出学院与民众之间不同的科学立场与观点。这里涉及到“灵学”的内容，在催眠状态下的人，能用手摸出表上的时间，或能看到藏于盒内的汉字。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们，已经将研究赋予实践了！将比较之下，如今也距离那个时间过了近一百年，现在的催眠术是否有更新的发现呢？

研究催眠术，国人先驱们已迈出极为重要的一步，我想看到的不仅仅是张邦彦先生难能可贵的催眠史研究，更想看到的是有更多志愿为此而奉献的当今国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