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听见你读后感精选

《让我听见你》是一本由刘湘燕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2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让我听见你》读后感(一)：保持警惕

对世界范围内SEL兴起的溯源研究，不难发现它的心理学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儿童个体道德、情感、心理的“缺陷模式”。这种心理治疗式教育，从对病理性情绪的关注，转移到了情绪健康的预防，进而成为人格情感的一种“正面管教”。

儿童被系统性地描述成“脆弱”和“有风险”的存在，需要接受来自成人的社会监测和管控。在政府主导下，这种政治话语的讲述，SEL“逐渐被添加了‘社会正义’的属性。”这一逻辑被英国学者认为有可能会抑制儿童和青少年的自主性发展。

作者也有这样的担心，“基于心理学的SEL课程会不会过于关注个体，而忽略了塑造个体的宏大世界？它会不会过于依赖量化的数据，把涉及文化和制度的教育问题理解得过于简单化？”她看到SEL实践中实施的“新自由主义规训方式，是把儿童和青少年作为被动而且有风险的对象，对他们进行检测、规范和控制，而不是把儿童看作社会情境的存在，忽视了儿童、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之间的交互关系。”

《让我听见你》读后感(二)：重新审视社会情感学习：教不会孩子不是你的错（播客对谈x刘湘燕）

你认为情感是可以被“教会”的吗？你有学习或听说过SEL（soical emotional learning）或是正面管教吗？作为家庭或是学校场域中的实践者，有遇到过怎样的挑战和困惑吗？当面对无法做到“温和而坚定”，没有耐心保持“情绪稳定”，总是无法教会孩子“合作与倾听”“做负责任的决定”这样的技能时，你是不是总忍不住把问题归咎于自己？

带着从2018开始在SEL/正面管教的教育实践中所积累的困惑，前段时间我重新做起了关于情感教育相关领域的探究，过程中意外发现教育学者刘湘燕老师的这本《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究》书中跨文化、女性主义、批判主义的分析给了我审视自我困境不同的视角。看完这本书仍觉很不过瘾，于是邀请刘老师来播客里聊聊天，听听更多故事。

本期节目我们不只是囿于SEL/正面管教的框架，而是跳出它，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情感教育这件事。

播客精华图文稿可以点击

《让我听见你》读后感(三)：当“情商课”进入校园：情感真的能被教会吗？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当“情商课”进入校园：情感真的能被教会吗？

提起情商，大多数人并不陌生。这个与智商相对的概念最早在心理学界引发热议，如今已然进入人们的人际交往与日常生活中。不过，与智商有所不同的是，情商一度被认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有所提升。在西方教育界，基于情商训练的“社会情感学习”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它还被引入全球多所学校的课堂，自2011年起，也在国内部分中小学试点推进。人际交往的技巧或许可以习得，但背后的情感真的能够被“教会”吗？

这一现象也引起教育学者刘湘燕的注意。2015年，她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此前在与华人家长的访谈中，她逐步接触到社会情感学习这一概念。这些父母普遍冀望以此提升孩子们在应试之外的其他素质，但情感教育又如何突破以“言传”为主的应试培养模式？说到底，情感不只是一种知识，沦为说教的“言传”未必比“身教”效果更好。从这个角度而言，刘湘燕觉得，教育是“做”出来的，社会情感教育更是如此。

此外，作为一种可被量化的指标，围绕社会情感能力的一连串数据结果也牵动起家长的焦虑。“班干部的社会情感能力高于非班干部”、“与老师关系更好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更强”甚至“社会情感能力对孩子人生幸福有决定性意义”等话语不时见诸媒体报道。这些都引起了刘湘燕的担忧：“诸多结论的得出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在为期一年的对话与实践中，刘湘燕曾与三位母亲一起，基于社会情感学习回溯各自的育儿故事，关注情感学习背后的育儿焦虑、母职妥协以及更为结构性的教育困境。这些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究》中有较为完整的呈现。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刘湘燕，从社会情感聊起，也谈到如今青少年的情感荒芜，以及先前新东方培训父母滋生出的焦虑，从中一窥社会情感学习在中国的十余年实践中留给我们怎样的经验与思考。

社会情感学习为何逐渐受到关注？其实，这与当今人们对个体心理状况的重视不无关系。2021年末，《校园心理老师自述：成绩、霸凌、24.6%的抑郁检出率》一文将青少年面临的一连串心理困境带入公众视野。文中援引中科院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参加心理咨询的学生中，有的曾出现严重自伤、有的成为校园霸凌中的施暴者，更多孩子则希望来此得到情感支持。

类似的青少年社会情感荒芜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中国，自1990年代起，它也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且加剧着早先存在的校园危机。酗酒、逃学、暴力甚至自杀等现象在当时的美国校园蔓延，这些都对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部分教育界人士开始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变革既有教育方式，让学生自小就意识到如何应对个人情绪，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是什么样的。由此，社会情感学习作为一种从教育出发应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尝试被提出。

如上文所提及，社会情感学习也与“情商”渊源颇深。上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将个体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命名为“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不久后，曾为《纽约时报》撰写大脑及行为科学类文章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将其细化为五个维度，这也是随后流于商业化的名词“情商”的概念源头。在这一基础上，1997年，美国非营利组织“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合会”正式提出“社会情感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概念。

据该机构介绍，“社会情感学习”简言之是帮助学生掌握特定的知识与技能，以合理管理自我情绪、能够对他人境遇保持同理心，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进而实现个人和集体目标。此前我们提到的“用心倾听”、“学会共情”也都是社会情感下的细分项。相关积极表述使得这一概念自提出起似乎就不会招致反对意见。同时，对于传统意义上偏重核心课程而忽视学生性格发展的教育系统而言，它也以一种修正的姿态出现。因此，这一概念成为美国教育界近几年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它还搭乘20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教育转向之风逐渐在多国落地发芽。

情感真的能被“教会”吗？多国教育界人士至今仍在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课堂实践中，刘湘燕也曾针对“引导学生用心倾听”的教学目标设计过一堂倾听课。学生们围坐成半圆，手中拿着预先发放的白纸，老师将根据固定图形给予学生统一的指令描述，希望他们通过用心倾听领会其间传达的信息。结果，同样的指令下，几乎每个人折出的形状都是不同的。

按照指令却没能折出预设的形状，这就说明没有“用心倾听”吗？刘湘燕觉得这样的判断多少有些武断，但我们如今的许多课程似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她在随后与学生们的沟通中了解到，在部分学生看来，这是因为老师给出的指令不够清晰。而学生们的解读也侧面提醒着刘湘燕去反思，或许在这样的情感教育中，学生并不一定就是那个想当然的教育对象。当老师甚至家长本身对“倾听”存在误解，时常做不到真正倾听孩子们的想法时，又如何教会他们去倾听呢？于是，她逐渐将注意力更多转向教师情感的研究。

相比于简单地提倡或批判社会情感学习，她更在意由此揭开的那些一度被忽视的教育现实，希望厘清它内在的逻辑，而这样的尝试在如今国家间筑起高墙、学术走向自说自话的时代显得格外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