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制度读后感100字

《情感与制度》是一本由郑雅如著作，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情感与制度》读后感(一)：“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生母和养母的极限拉扯

何为情感？——母子亲情。

何为制度？——父权制度。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晋朝礼法实在森严，门阀士族间壁垒重重，等级分明，各类家事稍有不妥动辄得咎，引起朝廷讨论，牵连亲友，酿成政治风暴。但物极必反，名教越是令人窒息，人们越是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余英时即指出，“缘情入礼”是魏晋礼学发展的趋势。 “父系制度”与“母子情感”是社会的一体两面。

郑雅如继承其师李贞德的研究方法，以女性研究者特有的身份体认和敏感细腻，观察传统历史话语体系中被忽视的女性权益的损伤，以丧服礼制为突破口探索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以“东晋于氏失子”作为楔子引入话题；

第二章主要以母子服丧规范为研究对象，厘清丧服制度的脉络；

第三章的焦点放在魏晋时期孝子逾越礼制为母服丧的一些案例上，突出人情对礼制的渗透；

第四章探讨母子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的现象；

第五章利用史传记载、笔记小说、佛教故事、僧传等材料，探讨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母子关系与互动情况；

第六章综合讨论女性为母的经验对“父系制度”的挑战。

楔子中于氏的故事作为分析案例贯穿全书始终。于氏作为贺乔的嫡妻，因为不孕犯了七出之过。贺乔的二哥叫贺群，他的妻子陶氏正有身孕，贺群便主张将自己的儿子一出生就过继给于氏。可惜的是，这个孩子早夭。贺群又将陶氏的另一个儿子贺率送给于氏。一年后，贺乔的小妾生了儿子贺纂，这样一来，于氏和贺率的地位就变得尴尬起来。贺乔死后，养子贺率便被归还给生母陶氏，于氏养育贺率二十多年，感情深厚，悲愤之余上书陈情，但最终请求被驳回。

于氏因为不孕面临被夫家休弃的下场，而生育多子的陶氏却要失去自己的两个儿子。她们在丈夫面前显得极度无力，对孩子的生育权与抚养权被父系大家长随意剥夺、丢弃和给予，承担生育重任的女子竟然无法成为母亲，俨然是生育工具和抚养工具。

贺率对于于氏来说是唯一的儿子，非常很重要；但是对于贺乔来说，是哥哥的儿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深厚的养育之情，且自己已有亲生儿子贺纂，贺率便是一个多余的人。在父权社会中，贺率的存在甚至威胁到贺纂的继承权，因此他作为于氏的嫡子身份是不被认可的。

于氏的上表抗争最终失败了，审判者都是男性，他们都是“贺乔”，是父系制度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们在乎的是血缘的纯粹、家族的延续和礼法的权威，至于母亲无子的艰难处境，恕他们无法感同身受。

于氏面临的生育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一夫多妻制度扩大了男性获得后代的概率，而缩减了女性获得后代的概率，并且正因如此，母子关系比父子关系更加紧密，真实的母子亲情常常挑战礼制的束缚。 作者最后指出：

史料记载，字字可泣。过去的苦痛已为陈迹，而当下在未来也将成为历史，那些魏晋时代的残酷亲情又是否给以我们启迪和警示呢？

《情感与制度》读后感(二)：缘情入礼：母子真情如何冲击父权藩篱？

01 /于氏之诉

故事要从一份陈情说起。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一位中年妇人向朝廷上表陈情，她是已故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在经历了日日夜夜的辗转难眠之后，她依然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二十余年的养育之情，到头来落得个老而见弃的下场，她想要的只是儿子能回到自己身边……

初入贺府的于氏不是没有幻想过生儿育女成为母亲，但此后种种却证明，这些幻想只能是泡影。由于于氏一直没有生育子嗣，娘家担心她受委屈，就以其无子为由，请求贺家遣还于氏。

但婆母薄氏站在家族的立场，认为婚姻合二姓之好，不可解除，令贺乔纳妾来解决绵延子嗣的问题。

《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顾恺之

二伯贺群同情于氏无子，将其妻陶氏新生之男婴给于氏抚养，却不幸百日夭折。后来陶氏又生一子，贺群又将新生儿给于氏，取名贺率。

贺率的到来给了于氏极大的安慰，她推燥居湿，分肌损气，抚养幼子，但“好景不长”，贺率刚满周岁，贺乔之妾张氏就诞下一子，贺乔给这个真正的至亲骨肉取名为“纂”，是继承的意思。

而年幼的贺率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他发现自己并非于氏亲生，无以自处。贺乔既然已经有了亲生儿子，贺率是否可以做于氏之子就引起非议。原来贺率是作为继承人被交由于氏抚养，可贺乔有了亲生血胤，贺率只能还本。

人物关系图

二十年的母职付出、母子的朝夕真情终究敌不过父系礼法维系的“家族公义”。

可这是她含辛茹苦养育二十余年的孩子啊，她只能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向朝廷陈情，立“六不解”、“十疑”，声嘶力辩自己为母的权利。

然而，等待她的结果却是……

于氏的陈情从自身的母职经历出发，全力着墨养恩之重，无意中“建构”了一个以养育之恩为判准的母子关系，这超逸了其时父系礼法的框架，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女性为自己伸张为母权利的一页。

于氏试图打破什么？与谁协商？

正是根植久矣的父系礼法制度。

从这一则稀见又极具开创性的材料出发，对魏晋时期母子关系的考察便颇具意味了。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关照下，郑雅如老师写成了《情感与制度》这部细致考察魏晋时期父系制度下的母子关系的女性史大作。

郑雅如

只是，时代久远，如何通观呢？

切入点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从《仪礼》框定的丧服制度出发，郑老师以小见大地观察整个父、母、子互动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辅以各类史料，郑老师对各种超逸制度的实践进行考察。

结合制度与经验双重视角，郑老师勾画出了母子关系与父系礼法的互动关系。

“古人借助丧服的轻重与丧期的久暂，表现生者与死者的情分与人伦关系”，丧服制度既划定同居共财的现实生活，也明确“五世则迁”的宗法范围。

最关键的是，借由丧服制度所表现的人际关系并非直接私己的亲属关系，抑或现实生活的人际互动实态，而是“考量了整个人伦体系相对的身份尊卑，与他人的身份相互牵动调节后的、社会性的网络关系”。

而鲜活的经验材料则将母亲的育养实践、“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的关系牵连、为母尽孝的人伦真情，及其背后缘于家庭结构、社会文化与日常互动实态的母子关系勾画出来。

从制度与经验的双重关照出发，思路就逐渐清晰起来：

魏晋以降儒家家庭理念正逐步与礼律结合，规范母子关系与父系家庭的建构息息相关。但从丧服礼制、文化理念、家庭结构等面向具体考察魏晋时期母子关系的诸多现象，可以发现“父至尊”的观念并未占稳优势，“母至亲”的情感诉求亦不容忽视。

人伦真情遭遇不留情面的礼法制度，势必产生冲突。某种“违礼”的冲突一再发生之所，就是理想秩序与现实人伦不对称的纽结。而礼法规范在相当程度上仍保留弹性，调和接纳各种人伦诉求，动荡的魏晋时期则为制度变通提供了空间。

从“情礼冲突”到“缘情入礼”，缘于人伦真情的母子关系试图冲击父系礼法的制度藩篱。

贵妇出游画像砖 南北朝 河南邓州出土

母职既是父系家庭延续的保证，也是改变女性自身的处境的中介。从孕生、教养到成人，母与子建立亲密情感与权力关系；社会文化对孝道的提倡，佛教悲苦的母恩论述，更强化人子回报母亲的压力。

“母凭子贵”，通过儿子，母亲的影响力才有可能由内而外、一定程度上挑弄性别权力的藩篱，母子的亲密关系对强化母亲在父系家族中的地位、甚至突破父系礼法对女性压抑提供了可能性；“子以母贵”，同父所生、一姓之子，命运和处境随亲生母亲贵贱而变迁。

正如郑老师所言：“母职犹如一把双刃之剑，既护卫父系家庭，也挑战父系制度。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认同，虽然缺乏世代绵延的系谱，却可能存在于母与子的情感意识中。”

从孕生、教养到成人，“母子一体”的关系因情感认同和利益集合结成“母子集团”，在父系礼法制度中“为己套利”。

在与父系礼法融合、对抗的关系中，魏晋时期的母子关系逐渐鲜活起来。

当然，魏晋母与子对父系礼制的对抗，仍是在坚固的父系制度背景下的局部突破和变革。而过分超逸的努力，甚至包括于氏伸张养恩这类在今人看来的合理欲求，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活人对抗制度”在何时何地都概莫能免的状况。

“不了解现在肯定是因为对过去的无知”，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如是说。发见历史中微弱但坚韧的女性声音，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超越复现“缺席的声音”之外，书写制度与情感的互动关系，思考时间中具体的人改变制度的可能性，则是意外之喜。

《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正是这样一部考掘魏晋时期女性声音、复现制度与情感互动关系的力作。

《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 郑雅如 著

组稿：林鑫

排版：林鑫

豆瓣编辑：林鑫

统筹：凤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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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制度》读后感(三)：【段落节选】楔子——于氏的故事

现存史传记载中，女性上表向朝廷陈情的例子，并不多见，较为人熟知的，仅有西汉淳于意之女缇萦，以及明朝杨继盛之妻张氏。前者为了赎父罪刑，后者则欲救夫性命。而为了女性本人的困境上表发言者，就现存史料来看，东晋于氏当为第一人。让我们从于氏的故事说起。

时间是在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一位妇女向朝廷上表陈情，她是已故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于氏嫁给贺乔为妻，一直没有生育子息，于氏本家以于氏无子为理由，请求贺家遣还于氏。但贺乔的母亲薄氏站在家族的立场，认为婚姻合二姓之好，不可解除，不答应于氏本家之请，而令贺乔以纳妾的方式来解决无子的问题。二伯贺群同情于氏无子，将其妻陶氏新生之男婴给于氏抚养，不幸百日夭折。后来陶氏又生一子，贺群续将新生儿给予于氏，名为贺率。于氏养育贺率，“推燥居湿，分肌损气，二十余年，已至成人”。但另一方面，贺乔之妾张氏，顺利地完成为家庭诞育子嗣的任务，产下一子，名贺纂。贺乔既有了亲生骨血，贺率是否可为于氏之子便引起了质疑，争议多年，在于氏上表的前一年，贺率归还其生母陶氏。于氏养育贺率二十 余年，“少讫心力，老而见弃”，“妇人之情，能无怨结”，故上表向朝廷陈情，自述养育贺率之始末。

在表文中于氏除了自述陈情缘由，并针对贺率的身份是“为人后”的说法，“备论其所不解六条，其所疑十事”进行反驳，从自己担任母亲之职、养育贺率的经验出发，认为贺率应该是自己的儿子。朝廷将于氏所陈，交付群臣讨论。四位发表意见的朝臣，只有博士杜瑗站在同情于氏的立场，认为养育之情不可抹杀，贺率应为于氏之子；其余以尚书张闿为首的朝臣，皆从父系继嗣制度的角度评论此事，认为于氏养贺率是为贺乔之后嗣，贺乔既有亲生血胤，则贺率当还本，即主张以贺乔为主体来判定亲属关系，完全忽视于氏为母的经验事实。 最后，事件依旧以贺率归还本生定案。

于氏上表的经过与内容，在现存史料中，仅见于《通典·礼典》，杜佑辑录这篇上表以及时人的议论，题名为“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由此可见，后世男性史家对这个母亲争取养子为己子的事件，是站在父系继嗣制度的立场拍板定案。于氏力辩“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以女性自己为母的经验来认定母子关系，逸出了父系继嗣制度的规范，而被制度的维护者斥责“博引非类之物为喻”，凸显了在女性经验与父系制度冲突的情况下，女性的情感与经验受到严重的忽视、扭曲。从东晋至现代，一千六百多年来，于氏与贺率的关系，一直以于氏最不愿接受的角度被后人诠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我们是否已有“能力”，从于氏的角度理解她的声嘶力辩？女性“无子”的文化压力是否依然存在？社会对母职的看法是否依然充满父权观念？值得我们深思。

于氏的表文中，一共出现了四位母亲，依出现的先后次序，分别是于氏（贺辉、贺率的养母，贺纂的嫡母）、薄氏（贺群、贺乔兄弟的母亲）、陶氏（贺辉、贺率的生母）、张氏（贺纂的生母）。从故事所见，这四位母亲在同一家族中的地位和处境显然很不一样。

人物关系图

在于氏的表文中，我们看到贺群、贺乔的母亲薄氏作为母亲所享有的威严和权力，其地位俨然如贺家的女家长，在许多家族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最高的决定权。于氏无子不孕，承受庞大的家族压力；养育贺率为子，又因为无法在父系继嗣制度中找到依据，而终不被承认；但于氏身为贺乔的妻子，又得以依据礼法自动拥有母亲身份，成为贺纂的嫡母。于氏与贺率母子关系的解除，于氏与贺纂母子关系的成立，在父系制度下，皆不是于氏所能自主。贺辉、贺率的生母陶氏，在丈夫做主的情况下，被迫连续与所生二子割断亲恩，扮演宛如生育工具的角色；夫亡后，陶氏终究又依恃父系家族的礼法夺回亲子。贺纂的生母张氏，为妾的身份低贱，在家内必须敬事嫡妻，但由于于氏无子，贺纂成为贺乔的嗣子，继承门户，张氏有可能母以子贵，提高在家内的地位。这四位母亲中，陶氏为贺率的生母，于氏为贺率的养母，一生一养，两人皆自认是贺率的母亲，彼此有争夺贺率为子的冲突。对于于氏、陶氏两人的母职经验，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

于氏虽然不能生育自己的骨肉，但仍足以担任养育的母职。二伯贺群承诺将自己的儿子给于氏抚养，在陶氏怀胎期间，于氏就开始准备做母亲，先将婴儿的小衣准备妥当，一心等待胎儿出生。陶氏生下男婴贺辉，洗浴断脐后，贺辉就被抱到于氏这边抚养。于氏“服药下乳”，亲自哺乳贺辉；除了怀胎十月以外，于氏完全承担了母亲应当担任的母职。但是贺辉却百日早夭，于氏养育自己子嗣的希望再次破灭。贺家上下同情于氏，贺群后来又将陶氏所生的贺率交给于氏抚养。于氏养育贺率，一如养育贺辉般的慎重尽心，做足了身体上、物质上的准备，希望能让贺率在“未有识”的情况下，自然建立起与于氏的母子亲情，将于氏当作亲生母亲。于氏以母亲的心情、母亲的行动、母亲的身份养育贺率，于氏是贺率的母亲，就于氏的母职经验而言，实为理所当然。

于氏抚养贺率不过一年，贺乔之妾张氏就生了儿子贺纂。为人妾在嫡妻不孕的情况下为家庭诞育一子，对张氏这位母亲而言，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氏来说，虽因为嫡妻的身份自动成为贺纂的嫡母，但张氏的生子有成，恰好凸显自己肚子“不争气”的事实，养育贺率对于氏而言，可能更成为一种寄托和慰藉。据于氏的自述，贺纂出生后，在贺群的维护下，于氏养育贺率为子并没有引起争议，所以于氏仍以贺率为己子抚养，贺纂则可能由生母张氏照料。所以虽然就嫡庶制度而言，于氏是贺纂的嫡母，但从于氏的母职经验来看，贺率才是于氏亲手拉拔长大的儿子。

贺群一再将自己的儿子送给于氏抚养，并且禁止婢女说东道西，也不让陶氏抱取自己所生的婴孩。贺群的行为，于氏固然恩感五内，但另一位母亲——孩子的生母陶氏，又是怎样的感受？陶氏是否愿意割断亲恩，让孩子认他人为母？ 于氏表中并未提到陶氏个人的意见，但从“陶氏时取孩抱”的行为，及尚书张闿议曰“贺乔妻于氏表与 群妻陶氏所称不同”，可推测陶氏对自己亲生的儿子亲情难断。然 而在姑认可、夫做主的情况下，陶氏的意见似乎是被忽略的。为了了解陶氏可能的想法和心情，我们试着推想一下陶氏的母职经验。

贺辉与贺率皆是一出生就被带离陶氏身边，因此陶氏仅担任了生育的母职。试推想，婴孩在出生之前，在母亲体内孕育数月，其间，母亲与腹中骨肉一体相连，以自己的血肉哺育胎儿成长，为母的甜蜜与辛苦、母子在怀孕期间产生的亲密联系，实非他人所能了解。妇人从怀孕开始，就已经成为母亲，扮演母职，而男子往往在胎儿出生后，才逐渐有了当父亲的感受。因此母亲与婴儿的感情，极可能和父亲与婴儿大不相同。贺辉与贺率一出生，就在贺群的决定下被抱走，贺群之能舍与陶氏之不舍，或可由彼此的父职、母职经验推想而知。

对比于氏的“胤嗣不殖”，陶氏则频频生子；但相同的是，两人的生育能力皆受父权制度控制。于氏的无子，不见容于父系家族对妇职的期望，为此，于氏承受危及婚姻的压力及丈夫纳妾的难堪，在夫家孤零无依。陶氏频频生育儿子，圆满完成“广继嗣”的职责。然而 自己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却在丈夫的意志下，变成生育工具。陶氏连续两个怀胎十月所生的儿子，甫出生就被带离身边，在丈夫的威权下，被迫割断母子亲情。陶氏对儿子的情感不断受到丈夫的压抑，儿子虽是陶氏所生，陶氏却完全无法维护她做母亲的权利。

于氏养育贺率，推燥居湿二十余年，贺率为于氏之子，就于氏而言，固属理所当然，但依据父系继嗣制度，贺乔与贺率的人伦关系如何定位才是判定贺率身份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讨论贺乔在此事件中的角色。于氏自叙养子的经过，显示于氏养贺群之子，主要获得了贺群的支持，且取得姑薄氏的同意，然而于氏的丈夫贺乔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和扮演的角色，于氏却几乎只字未提，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妇人在父系礼法的规范中必须 “出嫁从夫”，贺乔身为于氏的丈夫，对于氏能否抚养自己兄弟的小孩，应该具有决定的权力。于氏没有明确地写出贺乔的意见，为自己的处境辩护，或许贺乔的意见对于氏不一定有利，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关键。试推想贺乔对此事件的态度，也许贺乔在尚未有子嗣的情况下，并不反对于氏抚养二兄之子作为自己的嗣子，但是当妾张氏生育了自己的亲子之后，贺乔如何界定于氏所抚养的贺率与自己的关系？ 于氏养贺率不过一年，贺纂即诞生，对贺乔而言，纂是与他有血缘的亲骨肉，而率既非他亲生，抚育幼儿又是母亲的职责，贺乔与贺率的感情可能并不深厚。据于氏引述，贺乔在临亡之前对贺率的事有所交代，但其言仍然没有明确表示贺乔是否将贺率认作己子。或许贺乔是有意模糊自己的立场:基 于与妻子的情分，不能明白主张去率，而又私心于己子贺纂，不愿承认贺率的身份为嫡长。在父权家族中，贺乔身为人夫、人父，暧昧不明的态度，或许是于氏终究失去贺率的关键，如果贺乔以家父长的身份，明确地向族人表示贺率为己子，就像贺群当初尽力维护于氏与贺率一般，也许于氏与贺率的母子关系便能够维持；但是，贺乔显然没有这么做。

于氏身为女性，出嫁从夫，婚姻转变了她的生活空间和生命经验，广继嗣，是为人妇重要的职责，于氏不幸无子，有亏妇职。无子的难堪，第一便是“出妻”的威胁，即使不被出，或是失却翁姑疼爱，或是影响夫妻情感，或是面对妻妾之争，人生的前景总是蒙上一层阴影。 对于氏个人而言，得以抚养贺率也许是她生命最大的寄托与安慰。然而在母子相依二十余年后，仍因“（贺）乔既有（贺）纂……（贺率）若不去则是与为人后”，于氏自婴幼抚养至成人的儿子终被夺去。于氏 的丈夫不为自己伸志，让于氏有苦难言；夫殁后，于氏养育二十余年的儿子又被认定不是于氏之子；于氏的陈情不被朝廷接受，其上表又被后世男性史家题为“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以贺乔为主体来定论此事。夫已亡，养育成人的儿子又被迫脱离母子关系，“少讫心力，老而见弃”，于氏的处境，实在堪怜。

于氏故事中四位母亲的处境，呈现女性为父系家族承担生养子嗣的重责大任时，可能面对的种种情境和人伦关系。在文化压力下，成为母亲，应是古代中国妇女普遍的愿望，而生男、生贵男，更是母亲最大的期望。原来是自然的生物繁衍行为，却在文化制度、观念中，构筑成复杂的人伦关系。传统中国父系家族，如何认定母子关系？ 有何性别文化意义？ 对母亲而言，谁可为子？ 对儿子而言，谁是母亲？ 母亲与儿子的情感互动有何特色、如何联系？ 历史书写如何描述母职、塑造理想的母亲形象？ 母子关系对于女性在父系家族中的处境有何影响？ 女性自己的为母经验又是如何牵动父系家族？ 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于氏的表文呈现不同世代、身份的母亲围绕在母子关系下的不同处境，引发笔者研究魏晋时期母子关系的动机，而父系礼制与母子的情感经验对母子关系的形塑，以及三者的交融与冲突，更引起笔者的好奇。本书即以魏晋时期的母子关系为主题，以“制度”与“情感” 这两个面向为主轴，分析父系礼制如何定位母名及母子关系；魏晋时 期孝子为母亲的服丧，如何修正父系礼制对母子关系的限制，礼制在落实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发展变化；一妻多妾家庭中，各种母亲与子的认同如何建立，母子荣辱与共的现象对母子关系有何影响；历史书写 塑造何种样貌的母子人伦，文化价值如何影响母子之间的互动；最后，综合魏晋时期母子关系在制度与实态的相辅与冲突，讨论母职对父系家族的贡献与威胁，借由于氏据礼（理）抗争的例子，揭露女性自身的母职经验对女性的特殊意义，并可能如何引发对父系制度的挑战。

情感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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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雅如 / 2021 / 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