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锦集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是一本由马长寿著作，崇文书局出版的33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2-7-3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一)：“源”与“缘”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就连苏轼也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自中国历来就是不被视为“文明”等存在。

我国历史都过分强调匈奴与汉族之间的战争和分裂、匈奴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掠夺，自然而然的就忽略了匈奴人民的辛苦劳动、甚至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团结合作。导致对于相关研究时，使其失去了主体性，一直作为附庸而存在。

在我们的认知中，与匈的冲突无非是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匈奴掠夺人口、黄金、缯、絮封，我们则是为了开疆扩土，让脚下这片土地皆为吾之江山。但这些只是上位者的角度、统治者的阶层。在人民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全是由统治者决定，要么与之对立，要么资源互换。

东汉魏晋时期，汉族统治阶层都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实行分化，让他们各自牵制，并且剥削奴役匈奴人。例如晋国灭狄用的就是挑拨离间之法，使赤狄孤立无援，最后逐个击破。联盟的失败注定狄人要逃亡，如此，在秦、汉、三国时期，狄人除了姓氏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民族特征了。二者之间才互相融合，国家的界线消失，成为了所谓的少数民族。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青铜器文化是我们了解匈奴文化和经济最好的证明。根据考古研究得以证实，匈奴在氏族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时期就已经采用青铜器文化。但其文化与欧洲的斯基泰文化多有接近，该文化约公元前五世纪初传到以米努辛斯克为中心了叶尼塞河流域，形成了斯基泰·西伯利亚的青铜器，之后传到蒙古草原，受其影响形成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该遗址物品所刻画的图案都是游牧民族所畜养的家畜，很多都是与其搏斗的场景，十分具有该民族特色。至于铁器的传入源，我国考古界略有分词，也许是米努辛斯克传入，也可能是汉人传入。不过该群体从青铜器到铁器的过渡，也是匈奴从部落联盟转入部族国家的证明，从而也得知是其制度转变的时代。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少数群体是研究我国历史永远不分割的一部分，二者之间也是利益关系最大化。

本书脉络十分清晰，“北狄与匈奴”部分，从部落的意义、分布和文化结构到其形成政权后与汉朝的关系。最后对匈奴文化各方面以及入居内地后状况分别做了分析，“突厥人和突厥汗国”部分也是从起源到现象进行多方位分析研究。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二)：合理看待：匈奴在历史上是怎样的存在？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匈奴这个民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历史上，匈奴不仅是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匈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他不仅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发生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种方面的密切关系，同时匈奴以及和匈奴同时代迁入中原的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都融合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部落当中。提到匈奴，我们总会想起分裂与战争以及匈奴部落与统治阶级的掠夺与侵占。其实匈奴人民也辛苦劳动，匈奴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互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司马迁曾经在《匈奴列传》里把将“赤翟”“白翟”以及周襄王所娶的“狄后”与匈奴相提并论，所以后来者在听到“北狄”的时候，也下意识的觉得和匈奴一样，非我族类。关于“北狄”，公元前三世纪以前，阿尔泰语系部落居住在蒙古草原南部和黄河流域北部的被汉书里记载，称之为“北狄”或者“狄”。北狄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游牧或者农牧，一般都是氏族部落或者经过发展形成部落联盟。虽然春秋时期的北狄部落没有完全融合于华夏民族，但在历史剧烈的变化中，也有许多首领与华夏各个国家互为联姻。考察姓氏和婚姻这些方面的文化，可以看出各种戎狄和华夏各国的种姓关系，也在不断的融合之中。 匈奴、铁弗、独孤部、拓跋、秃发部……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同化于汉族，大约在隋唐时期，中国境内除了少数尚未形成聚落的稽胡外，其余都与匈奴有关的一些民族部落都汉化了。我们其实在学习元稹（拓跋鲜卑的后裔）、白居易（与宰相白敏中为同族）和刘禹锡这三位唐代著名诗人的诗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匈奴与其他有关各族后裔的汉化的深刻。 在《北狄与匈奴，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中，马长寿先生指出，从上古时期到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经历了原始氏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时期之后建立了匈奴国家。在匈奴立国之前，国家的所有制是奴隶制，而过去这种野蛮的所有制决定了匈奴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对他的人民的压迫、奴役和剥削，也决定了匈奴对外部各国各民族进行的侵略和战争。要矫正我们现代人对于匈奴的单一看法，以历史的眼光合理看待北狄与匈奴、突厥人与突厥汗国。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三)：在方寸之地展转腾挪

本书封面上的文物颇为有缘——今年8月初去西安，我在陕博看到了这件金怪兽。其鹿角鹰嘴，样貌别致，也是陕博内的明星文物之一。

文物工作者给它起名为“金怪兽”——这个有些奇怪的名字，实际上透露着世人的疑惑。这件物品的用途，在新的史料被发掘之前，恐怕会一直成谜，正如同它所在的匈奴一样，让人捉摸不定。

对于公元10世纪之前存在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字和信史的严重匮乏，历史学家只能从中原地区的历史著作中寻找踪迹。马长寿老师的这部作品，虽然是从相关时代的历史文献中搜集了只言片语，但在辑录过程中，可以看出这并非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利用史料，通过阶级分析理论，做出的极有开创性的内容。

以《北狄与匈奴》为例。史料中鲜有关于北狄的记载，作者通过对《左传》《史记》中的只言片语，通过考古学的成果，对北狄这个大的民族概念做出分析，详细介绍了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特别是对于诸侯国中晋国与诸戎关系的分析，有理有据，读来恍惚有种推理小说的味道。

对于匈奴，在头曼单于之后的年代，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曾经逐步崛起，也在卫青、霍去病的西征过程中趋于衰弱，其后南北分裂，最后慢慢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作者不但勾勒出了匈奴的兴衰简史，而且颇有见地地认为，匈奴兴衰，与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西汉初年匈奴对于西域诸国奴隶制的统治，最终带来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张骞通西域，所带来的最大变数，就是西域诸国虽然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但于中原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匈奴这一游牧民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一旦没有稳定的资源，匈奴旋而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衰败自然不可避免。

全书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在唯物史观通行的年代，作者颇有眼光地用中原王朝的阶级组成结构来审视少数民族。中国简史中，常常将匈奴等北方民族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认为他们入侵中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马先生在书中，熟练运用《史记》《汉书》等史料，指明匈奴入侵，除了自身生产资料匮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原王朝关上互市的大门，北方民族只得通过武力破关。在这一过程中，匈奴中的广大牧民阶层至少并非主动卷入战争，如同汉族的农民阶层一样。一旦战争结束，双方放下武器，正常地开展贸易。在一些地方，双方即便言语不通，但并不影响和平相处，这就为匈奴一步步汉化，进而融入汉族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主要是作者通过对阙特勤碑碑铭的分析，简略介绍了突厥人的兴衰历史。由于碑铭对突厥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均有记述，整篇文章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利用碑铭的文字，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还原。从篇幅上来看，整部作品严格限制在碑铭所记述的范围内，作者并未有太多的扩充和延伸，特别是对唐代中期以来突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作者仅在最后一章中草草带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老一辈历史研究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正值青壮年的一代研究者，著作往往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不如现今历史学者的眼界开阔，但他们治史的认真态度却是毋容置疑的。顾城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是这样，马长寿先生的作品也是这样。在方寸之地展转腾挪，作出一番成就——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后人需要永远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