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书评》的读后感大全

《汉学书评》是一本由杨联陞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46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学书评》读后感(一)：杨联陞先生的书评

书评，是一种寻常却又特别的学问表达。海外汉学家杨联陞先生，既有《东汉的豪族》这样的经典论文，更因学术书评而驰誉于学界。学者余英时赞其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汉学书评》便辑录了杨先生最为精彩的中英文书评及书评论文。

集于此书的书评，写作时间上迄1930年代，下至1980年代,较集中的是1950至1960年代，大多发表于1949年至1965年的《哈佛亚洲学报》。这些书评大多评论的是名家名作，如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都极为精彩。汉学这样的研究，需要有学养深厚的华人学者参与评论与监督，所以杨联陞也自比汉学的看门人。

此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收英文书评大多为首次翻译出版，约占书稿整体篇幅的四分之三，十分珍贵。杨联陞先生的英文书评虽享誉海外汉学界，却因涉及学科广泛、十分专精而一直未能翻译成中文。此次首次以中文面貌出版，相信会引起文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也有助于为学术批评树立一典范。

《汉学书评》读后感(二)：杨联陞的五步书评写作范式

杨联陞先生生于1914年，卒于1990年，祖籍浙江绍兴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与任华、吴于廑和周一良三位大师一同就读于哈佛大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晋书·食货志>译注》。其后，任、吴、周三位先生在解放后归国后，杨成为汉学研究第一人。在吴于廑与杨联陞辞别之际，作诗相赠：“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 盖余其笔力之深远，从吴诗之中便可知晓。

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为其22岁在清华大学毕业前夕，受雷海宗先生指导完成的《东汉的豪族》一文，后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四十余岁罹患抑郁症，虽一两载就会发病，但仍旧笔耕不辍，其论文、书评结集出版为《国史探微》、《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本书2016年9月，中华书局业已再版） 等名著。《汉学书评》一书，为杨联陞先生的外孙蒋力先生，于2014年杨先生百年之际，受商务印书馆之邀，将其生前书评结集出版之作品，所选书评涉及时长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横跨半个世纪，其中包括中文书评18种，英文书评44种。本书所收第一篇书评《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 （该书影响力最大为朱诗鳌之译本，名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便是1936年9月18日，其完成《东汉的豪族》前后，载于《大公报·史地周刊》之作品，其笔力卓越，不愧是少年天才。

本书的整理者是蒋力先生在序言中指出：

《汉学书评》读后感(三)：弦歌不止，书痕留香

书评极难出书，更勿论公认好评，杨联陞的《汉学书评》是个例外。

该书由蒋力主编，蒋力系杨联陞外孙，十余年前即为外祖父编撰《哈佛遗墨》，此番在汲取经验基础上汇编的《汉学书评》，相比前者更加精挑细选，更上了一层楼。

杨联陞（1914~1990）生于河北保定。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受教于陈寅恪等人，后应哈佛大学之聘赴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助赵元任为美军特殊语言训练计划讲授中文；获博士学位后，1947年执教哈佛东亚语言系，为哈佛首位华裔教授和燕京讲座教授。杨联陞著有《中国制度史研究》《中国货币信用小史》《汉学散策》《国史探微》等多部汉学研究作品。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汉学书评》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了这位大学者。

蒋力作序介绍：“集于此书的书评，写作时间上迄20世纪30年代，下至80年代，较集中的是50至70年代，自1949年至1965年的《哈佛亚洲学报》，几乎期期都有他的书评，有时一期上会多达四篇。”此语隐现杨氏书评之特别。阅览全书后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若说它们是书评，更不妨称之为论文的一种异体。

论文以严谨为首要。杨氏书评之严谨为此类范文中罕见。杨联陞不但对原著啃读细致，介绍细致，最难得的是他会指出其中的各种讹误。第几页第几段，哪一句哪个词，不甚妥当，错在何处，他一一细细道来。写过书评的都知道，夸赞是较为容易的，大体有个印象就能方便落笔，所评对象通常欣然微笑。但若是指摘批评，对方必会上心细查，切不可顺口就说，定要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道理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这对撰评者学识能力的要求极高。更何况杨联陞所评皆为汉学史书，容不得半点马虎，做到这点尤为不易。

以本书其中一篇《德效骞译注：班固〈前汉书〉第三卷》为例。德效骞说：“这一朝代名取自王莽以前的新都侯国，正如汉高祖的朝代名来自他以前的汉王国一样。”斯坦格（Stange）在《精编、翻译、注释〈王莽传〉》中也有类似解释。杨联陞回顾了这种地名解释朝代名的理论的诸多表现，接着指出这种简单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明全部的情况，围绕王莽的“新朝”，引经据典，将汉学中所涉“新”的含义解释了一通。显然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新”是一个很有深意的词语，不同文化的隔膜就藏在这些细节之中，经由杨先生的解释，国外汉学家应该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体悟。

如果说杨联陞对“新朝”的解释或有商榷之处，那么譬如他对伯戴克的《〈水经注〉里的北部印度》、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细缕分析的逐条指正，以及譬如他在刘若愚的《中国之侠》的书评中对“游”和“侠”的发散考据等，这些随时见于全书各处的评议，俯首拾捡足见智慧的闪现。历史沿革对他不生疏，而拾起每本书来，他总能秉持涉猎的好奇心，于整体的掌握中肯定它的价值，又能掰碎了琢磨，延展出更多的价值。本书附录《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说：“写书评可以长学问，交朋友，今日虽无科举，新进亦颇愿有大力者推荐，为己而亦为人，何乐而不为哉！”他的推荐饱含厚爱，而又不吝批评，绝无高傲和轻蔑，惟留诚恳、敦实和殷殷期许。抱着这样的心态，方有理想的书评，也有理想的学人。

杨联陞对“新进”的提携常为人道怀。我曾拜读赵如兰教授（赵元任的女儿）的访谈。她说杨先生经常指点后辈读那些好的书籍，还教他们要利用时间整理卡片数据，杨先生办公室里一屋子的书，学生想要什么都可以去拿，只要是做学问需要的，杨先生知无不言。赵如兰把日本学者林谦三于1937年写的《敦煌琵琶谱》翻译成英文，就是在杨联陞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我还曾读到张光直、陆惠风、林家翘等人的回忆往昔，杨联陞其人其行予他们的印象，可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杨联陞做了很多工作，书评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斯人虽去，弦歌不止，《汉学书评》的结集，留一缕芬芳，以述其文，识得前辈风范长存。

《汉学书评》读后感(四)：《汉学书评》| 书评非小事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 ——杨联陞

书评，是一种寻常却又特别的学问表达。杨联陞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余英时先生的老师，汉学界第一流学人。他既有《东汉的豪族》这样的经典论文，更因博雅的学术书评驰誉学界。与同辈学人不同的是，杨联陞将大量精力倾注于写书评中，不少汉学家以自己的著作得到他的评论为荣，何炳棣甚至因其人口史研究未能得杨联陞的专文评介，多年后仍觉得不无遗憾。

《汉学书评》一书辑录了杨联陞60余篇最为精彩的书评，这些书评的写作时间上迄上世纪30年代，下至上世纪80年代，大多发表于海外极具影响力的《哈佛亚洲学报》，所评皆是名家名作，如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领域。

杨联陞被誉为“汉学看门人”，这一篇篇书评，涵括了杨先生的一个“雄心”。

1945年，杨联陞恭贺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为其出谋划策时，曾经提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他所看重的书评，须“有帮助、客观而且直截了当”。这一想法并非一时起意，而是由来已久，且持续一生。他寄希望于通过书评建立公平的学术评议机制，在一篇著名文章《书评经验谈》中，他提到：“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

杨联陞的书评往往并非鸿篇大论，读之却常能感其对于该领域的熟悉和用力之深。既能见其大处，懂得学术的“行情”，对学术史和学术现状了如指掌；又能精于细处，凭借校订的硬功夫，指错纠谬，并且提供大量的补充文献。其意全在帮助作者与译者，故虽有异议，却不伤友谊。

倡导公允的学术评议，尤其需要学养深厚的学者挺身而出。陈平原教授在谈起杨联陞先生的作用时曾言道：“我同意杨先生的思路，学界之有无称职而不专权的‘警察’，乃这个领域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我看来，维护学问的神圣，推动学术的发展，靠的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

此外，葛兆光教授还点出了杨联陞书评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对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就是缺乏( 一) 批评的，( 二) 专业的，( 三) 国际相互的书评。”书评虽未见得是大文章，却实非小事。杨联陞身居美国汉学界，自从1948年起担任《哈佛亚洲学报》的编辑后，便更注重书评的写作，并且“有意无意”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主编的老牌汉学杂志《通报》相争先，此中正蕴含了其作为中国学人的一份志气与用心在。

（本文2016年11月26日登于《晶报》，作者倪咏娟，《汉学书评》责任编辑）

《汉学书评》读后感(五)：作为媒介的学术书评

汉学大家杨联陞的著作大陆已出版多种，但最能体现其学术成就的书评却一直无人汇集整理。1982年台湾食货出版社曾推出杨联陞《汉学论评集》一册，收入英文书评42篇，或因未经翻译，在汉语学界流传不广。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王存诚先生以一人之力，将杨联陞的英文书评全部忠实而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同时蒋力先生又搜集杨氏的中文书评十余篇，合为《汉学书评》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读者终于有机会一览杨联陞学术书评的全貌了。

对于杨联陞学术书评的成就，学界早有定评。他的书评涉及范围极广，差不多包罗中国历史文化的所有方面，他曾自道“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书评经验谈》），能对这么多领域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状况了然于心，作者功力之深厚确实令人惊叹。几乎在每一篇书评中，杨联陞都能给被评者的特点和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加以恰当的评估，并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探讨的意见，指摘和订正若干错谬，澄清关键的文义或史实。这些书评不仅推进了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学术共同体内公认的评价标准，培育了严肃认真的学术空气。杨氏在二战后西方汉学界享有的崇高地位，和他以书评为学术界做出的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

若着眼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杨联陞的学术书评还有一层联络不同的学人、学科乃至学术传统的意义。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中，他即明言自己扮演的是“联络员”（liaison）而非“警犬”（watchdog）的角色，希望自己的书评结交的只是朋友（I hope that my reviews have made only friends），故而对别人以媲美伯希和相称敬谢不敏。杨联陞曾有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的演讲，说“非有大学问，不能成为媒介人物，不能发生媒介作用。同时，现在西洋人研究学问，主张要跨门，专研究某门科学，须兼及其他部门，这是为了沟通知识，也可以说是学科与学科间的媒介”，“媒介”即大致等同于“联络员”。余英时由此引申，称杨联陞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是就杨氏整体的学术生涯而言。具体到他的学术书评，我们也不妨说他是自觉地以书评来充任某种“媒介人物”，而其意义却较“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一说法更为丰富。

杨联陞花费许多心血和精力撰写学术书评，跟他很早就有这种“媒介人物”的自觉有关，而这又要联系到他在美国汉学界的特殊位置来看。1941年杨联陞应贾德纳之邀来美，先后在哈佛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杨氏在清华读书时即已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然而到美国后却不得不屈就于西方汉学的门庭。1944年3月他给胡适写信汇报自己的境况：“除了教书之外，看看旧的汉学杂志，《通报》、《亚洲报》之类，还有念德文，字又忘了，非常之苦”（《论学谈诗二十年》第43页），是他真实心境的写照。但他人很聪明，又能下苦功，很快便在汉学界崭露头角。带他来美国的贾德纳先是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等到1951年他游历欧洲的时候，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便“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了（《自传》）。那时候欧洲仍执西方汉学的牛耳，美国汉学瞠乎其后，杨联陞短短几年便能得到欧洲汉学前辈的首肯，可见其进步之速。

身居美国汉学界，杨联陞自认对提升美国汉学的水平负有义务，这方面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即体现在学术书评中。1948年起杨联陞担任《哈佛亚洲学报》的编辑，对书评尤为尽力：“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与《通报》争先”。当时伯希和是老牌汉学杂志《通报》的主编，“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之刻薄，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书评经验谈》），杨联陞则有意立异，追求客观公正，以提携为主。这自是出于他为人忠厚的秉性，但亦可见出他推动美国汉学发展的用心。

不过杨联陞终究非美国本土的汉学家，其中国背景使得他在美国汉学界的身份相当微妙。当时美国汉学整体水平不高，汉学家中间，确实存在着抵拒排挤中国学者的现象。战后一度旅居美国的胡适对此感受最深切，1955年12月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在美国不教书，原因之一是“许多所谓 ‘汉学 ’、‘支那学 ’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256页），实则胡适对这些汉学家也着实看不起。有趣的是，胡适这时期亦曾写过两篇书评，严厉指责汉学家的谬误，其中一篇评论的是德范克（John De Francis）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文改革》，胡适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作者的“偏见和无知”（参见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而杨联陞恰恰也给这本书写了书评，态度几乎相反，肯定该书是“一项有用的研究”，其结论“是明智而值得强调的”，虽然也指出了一些具体的错误，语气要温和得多（见《汉学书评》第196-199页）。当然，同居美国，胡适和杨联陞在身份和地位上有很大差别，胡适很快就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杨联陞已经是美国学术体制的一员，他不得不从美国汉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实际上，以杨联陞之才华和眼界，他对汉学家的弱点自然洞若观火。他后来说，“西洋人译古汉语出的错处，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但仍认为“评介仍应以心存忠厚、以不得罪人为原则。要是书太坏，可以拒绝学报找我写书评的要求”（《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28页）。1960年，杨联陞在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演讲，特别指出美国学者富于想象力，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当时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萧公权曾引用此语，进而强调“矫正‘中国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国学者的一个责任”（《问学谏往录》第64、225页），这应该可以代表杨联陞这一代旅美中国学人的共同立场，而学术书评就是杨联陞践履这种责任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为美国汉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杨联陞纠正汉学著作的错谬，常常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读者翻阅《汉学书评》中的文章，会发现他会花很多的笔墨来订正对原始文献词句理解或翻译上的讹误，篇幅之长有时不免令人生畏。然而这并非只是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实则包含了某种方法论的启示。盖字词的释义往往关系到史实的理解，差之毫厘便谬以千里，如书评中多次提到的“生口”一词，就牵涉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认识。杨联陞治学，主张“训诂治史”，这种从语言出发探究历史的路径，是史语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传统，而这一传统自身亦曾借鉴西方汉学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杨联陞的学术书评对各类名词所做的具体而细致的辨析，正是两种学术传统会通和融合的绝佳体现。

反过来说，学术书评这种灵活的体例，也为杨联陞展现其沟通不同学科和学术传统的特长提供了最好的舞台。汉学本来就有不拘守具体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特点，杨联陞亦经常以开“杂货铺”者自嘲。这种博雅的学风，或许不利于做专题性的研究，但用于学术书评上恰能发挥其长处。因为见闻广博，往往能够补充在作者本人视野之外的可供参考的学术文献，或值得注意的现象与问题。更重要的是，杨联陞虽置身美国汉学界，但视野却比一般美国的汉学家开阔得多，他利用书评这种形式，不断地把欧洲、日本优秀的汉学著作，以及中国学者的论著（如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介绍给美国的同行，同时他的中文书评，也会评介西方和日本汉学的著述，凡此都充分地表现了他作为“媒介人物”的特色。我们只需翻开《汉学书评》的目录，便会对杨联陞宽博的学术气度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这些亦足以说明，杨联陞不仅仅以培植美国汉学为职志，更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为使命。

今天的学术界在交流的便捷方面已远远超过杨联陞的时代，然而学人的眼界和胸怀却似有萎缩之势。1982年杨联陞在给缪钺的信中说：“近二十年来有若干日本学人（不止于西京）和欧美学人，读汉籍的本领已大有进步，我见了中国来的青年，常要他们警惕，因为就文化言，日本、西洋本已有相当客观的历史，对语文的研究，也颇深入，他山之石不可以攻错也[按：‘不’字疑衍]”（《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92-393页），现在读来仍不失为箴言，因为国内治中国文史学问者，轻视外国学人的仍大有人在，这方面《汉学书评》正是对症的良药。

学术书评之重要，当代学者类能言之，而学术书评作为某种媒介的意义，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杨联陞的书评不仅在具体论题上能够提出精当的意见，更能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指示有潜力的新路径，开拓作者和读者的心胸，从而在不同领域的学人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即便对其所评论著不甚了解的人，读其书评也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专业论题的深度上，今人恐难望杨联陞之项背，但他那不为专门畛域所限的开阔眼光，以及甘愿以“联络员”身份服务于学术共同体之建设的精神，却是很值得我们取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