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读后感摘抄

《隋唐长安》是一本由荣新江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16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隋唐长安》读后感(一)：更像是散文而非学术文章

本书在述及唐代长安城的部分更像是作者《两京新记》《三辅黄图》等书的读后感，关于唐代的生活和女性的部分应该是我最喜欢读的，有创见的同时也有娓娓道来的文字叙述，比有些干巴巴的学究文章读起来舒服的多。正如作者说的，如果上世纪能有这么多的文物和墓志出土，他早就会利用这些资料去研究长安学而不是敦煌学。然而全书读完，终究还是有些许的遗憾。我们即使再怎么努力去想象和重建那时的长安，它也终究只是在隋唐虚无缥缈间，可望而永远不可触及。

《隋唐长安》读后感(二)：我大唐！

荣先生的文集，不是专著。

荣教授是唐史专家，不过我更喜欢他笔下的敦煌，学者之言，字字珠玑，余秋雨应该臊死！

这本书里，我不赞同他关于《清明上河图》中“千汉一胡”的观点——荣说这个“千汉一胡”与其说是宋代汴梁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唐朝长安以粟特商胡为代表的西域胡人的历史记忆。唐亡于907年，张择端生于1085年，中间隔了92年，且不说中间有过多少五代十国，似乎宋朝人对唐朝并没有什么宏大之感——越近的历史越无法产生距离之美，刚刚建立的大宋，还来不及体验自己这个朝代与唐朝的差距，也就谈不上什么回忆了。

唉，故纸堆不是那么好翻的。

《隋唐长安》读后感(三)：且看书目编成

《隋唐长安》书名起得很好，记得荣先生曾经有一本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间专门讲解怎么起名字，老头一把年纪名字起得都挺新潮的。

书中分述，较为亮眼的几篇——《女扮男装》与《何家村》前一篇，延袭的向达先生《从唐代长安到西域文明》中略微提到的服饰几章，所引资料维新，虽然观点不大，但很见功底。尤其其中以服饰看到女性政治地位提升。

《何家村》作为20世纪一重要史学发现之一，荣先生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虽然依旧未能给出其私其公的铁证，索引资料，（证明皇帝赏赐颇丰，故而私人亦可有此种，较为牵强）不过其中每一项文物都给与细心钻研。

其余的文章，并没有特别亮眼的观点或者引证，如《从王宅到寺观》不过是日本京都学派宋近世说的一个延续，《盛唐长安与敦煌》也没看见多少新发。余者云云尔。

今后买书，读书，做研究。还是要从基础做起，不能站在基础上，而去想象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基础不牢，必然早夭。严格按照书单，与基础学科目录来读书。先将《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通读，然后才敢说自己入门了。这才是做学问的谦逊态度。

不止一次听到别人当面评论，他读书杂而广，我读书精，不过是讽刺我没有读太多书而已。其实，我只是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在纸张累积的数字上面而已。

重新来看基础，静心，耐得住寂寞。这样才能让自己接近自己。

再说一点：这本荣先生的论文集，应邀而编。葛兆光先生与之同系列亦有一本书。

论文集而已，都不能称之为一本书，就算是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这么距离最近能够看起来像书的籍册，其中也大量原样不动的搬用自己之前的论文。

如果是论文，那么就请和书籍分开，如果要重新写书，那么就请另外拟一个题目。

的确两位先生，年岁已高，学已大成，此时当以培养后进，审查自己之前奋斗文字为余生要务。但是，作为一个书籍爱好者，花费自己原本就微薄的购书资金，买来了一样的论文刊目，其实是很伤心的。

《隋唐长安》读后感(四)：读《盛唐长安与敦煌》

有朋友说荣老师的文章最欣赏《盛唐长安与敦煌》。文章从俄藏敦煌写卷Дx.02881+Дx.02882《开元廿九年（741）二月九日沙州大云寺授菩萨戒牒》的释读开始，指出“大安国寺法师”是长安到敦煌授菩萨戒的和尚，又分析开元廿九年宣讲玄宗御注《金刚经》的意义，结合鉴真传的材料，及代宗朝定新、旧《四分律》两疏是非事，结论是说安国寺成了唐代律学重镇。

录文是在衣川贤次的基础上做的，有修正。还有一处小问题，第18行：

達磨阿阇梨釋迦牟尼佛

案“达磨”不辞，当为“羯磨”，但观察原卷，确实像是“达”字，不知道是否可能是异体字。

文章里还引了一条材料，挺有意思的。郭德刚有一个单口相声小段，叫《波斯寻宝》，出处是“初拍”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讲到穷书生无意中出海捡到宝珠，被波斯商人以天价买去。也见过有人拿此事讨论明代的国际贸易。其实此事早有祖型。《太平广记》卷402引《纪闻》：

大安國寺，睿宗為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鎭常住庫，云値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為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値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値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醻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醻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値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廻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値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淸泠，流汎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钱钟书一直反对陈寅恪那样的以诗证史，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有用典的传统，诗句的语面到底是实写还是修辞，不好把握。其实小说也如此，是折射现实，还是模仿之前的作品，还有很多需要推敲。

附注：关于长安研究，还有一份论著目录，宜一并参考。

Cf.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436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