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学源流》经典读后感有感

《西汉经学源流》是一本由王葆玹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2021-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汉经学源流》读后感(一)：新论迭出

西汉诗书附于礼、易、春秋

齐学重阴阳等神秘主义（以公羊学为主），鲁学重道德义理（以礼学为主）。后随着古书的大量发现，齐鲁之学逐渐依托新发现古书合流（后氏礼学）

刘歆构建古文经学体系（但是看作者的意思，似乎说刘歆之前只有古文经典但没有古文经学，这我恐怕不能承认。比如毛诗就是典型的在刘歆之前的古文经学【但是毛诗不一定有古文经典】。所以我觉得比较中肯的说法应该是刘歆统合古文经学与古文经典，构建古文经的一个体系）

批评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武帝时学术包容，真正独尊儒术的形成是在成帝。（之前看辛德勇的微信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没想到此问题的讨论居然如此早就开始了）

石渠阁会议谷梁派获胜，公羊派失败，是因为公羊主孔子为素王，谷梁反对孔子素王身份，迎合了汉统治者。

西汉礼学改革的本质是将宗教纳入政治，推动政教合一

谶纬对今文经学的影响极大，今文经学甚至被迫依谶纬调整师说，剪裁章句，使得经学丧失自身独立性

《西汉经学源流》读后感(二)：读《西汉经学源流》书后

经学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士子们入仕的学问，一直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自胡、陈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来，其地位则发生了倒转性的变化，不但被批评为封建残余，也因为不符合来自西方的学科划分，成为了一门无人问津的学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胡、陈等人的否定就认为其满是糟粕，因为胡、陈本人反对读经是指的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经学，胡、陈并未反对。那么经学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国家意识形态宝座的呢？王葆玹先生的《西汉经学源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佳作。

本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解答经学分期问题以及经学内部流派问题，第二部分截取《春秋》，礼学，易学三个部分来对西汉经学的发展进行辨析。第三部分则是抽取经学史上争论最频繁的几个命题来解答西汉经学不同流派之间的异同，并且指出西汉经学最终为何走向没落。

因本书知识点太密集，再加上本人学养有限。只能抽取一部分自己能够言说的部分进行讨论，有所疏漏之处，还望博雅方家指正。

儒家讲求名从实起，那么作为儒家支柱的经学究竟是五经还是六经这一问题，就关系到了经学的传承，作者认为儒家经典只有五经，所谓秦汉时期出现的五经，六经称谓来自于当时的五德相胜学说，因为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所以改称六经，而五经则因为汉武帝认为汉为土德，所以数以五为纪，所以为五经，而在东汉时期，则出现了七经的名目，也佐证了作者的说法，因为汉光武帝是以火德为正，所以数以七纪。那么这种融合了阴阳家学说的经学风气是来自于哪呢？作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春秋邹氏传》就是稷下学宫中代表阴阳家的邹奭的作品，而作为齐学代表的《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也是来源于《邹氏传》。因此齐学本身就具有阴阳家色彩。

而作为学派来划分，其实西汉早期流行的今文经学主要分为两派，齐学和鲁学。齐学因为受到太公的尊贤尚功的色彩，所以对政治更感兴趣，因此以《诗》《书》为主，讲求往昔帝王的事迹，惯于运用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偏向于外王一派，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气魄恢宏的“大一统”论，而鲁学则沿袭孔子的儒学传统，以礼乐为尊。偏重于道德义理，因常常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礼学实践，因此思维方式上偏向于直觉体悟，更偏向于内圣一派。但是鲁学的礼学偏向于礼学的实践，而无对礼的思想的探求，而后仓则通过采撷后出的古文礼经内容，补足了鲁学缺失的礼仪，又使用齐学讲求大义的方法，给予礼学思想上的深邃。

而作为经学史的分期，作者认为西汉经学发展史上有两大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汉武帝时期的设置五经博士，变尊崇黄老兼容百家为尊崇五经兼容百家。第二个转折点是汉成帝时期，由尊崇五经兼容百家过渡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者指出在汉武帝时期的人才进用方式是广道术之路，而非是以儒生为主，就算是提出天人三策的董仲舒也并未被汉武帝重视，相反差点遭遇杀身之祸。而我们认为是昏君的汉成帝，却因为自幼良好的儒家教育，顺应当时礼学改革的要求对百家进行禁绝，放归了不少的诸子博士。

本书也对其他领域的问题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如谶纬中记载的“刘秀发兵捕不道”原本就是当时长安反对王莽的经学家们喊出的口号，而其中的刘秀就是指的改名后的刘歆，因为歆与汉哀帝刘欣同，所以刘歆改名为刘秀。即刘歆改名在前，经学家为了反对王莽，所以用刘歆改名后的刘秀为谶纬，进行反对王莽的活动。

《西汉经学源流》读后感(三)：追寻经学源头，体悟中国古代学术主体之博大精深

何谓经学？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经”的本意为“织从丝也”，织布的时候贯穿全布的纵长丝即为“经”，是为织布的主丝。随着“经”字的逐渐演化，又引申出“主要”的意思，被用以称呼那些成为人们行为准则、具有崇高地位的书籍。所以，在我国的早期文字著述当中，“经”可以说是一种尊称。

说到与“经”相关的古典书籍，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就是“四书五经”，事实上，“经”并非只有五种，而是包括了《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对于，“经学”也与这六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经学便成为六经的特指了。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人们往往只记得“儒学”，却并不甚了解那作为阐述并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实际上，这门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著作，堪称中国古代学术主体、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学问，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两千多年。

著名学者徐复观就曾这样说过：“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中国文化的反省，应当追溯到中国经学的反省。”

研究经学，可以说是对于历代经学诠释的一种探讨，也是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学问的一个起点，而若要研究经学，那就必然要从其源头——西汉说起，因为正是在西汉时期，经学才开始由原来研究儒家经典、学说要义的学问，演变成为国家官定的意识形态，也是在西汉时期，经学改变了作家队伍的结构，逐渐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来。

对于经学、早期道家学说及魏晋玄学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王葆玹先生，通过考据与西方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兼学并用，对于西汉经学的来源、流派、著述形式、分期、思想及衰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并通过《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呈现出来。

王葆玹先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详尽分析考辨，细细梳理了关于西汉礼学、春秋学和易学等方面的一些颇具争议的疑问之处，其缜密的思辨是颇具探索精神的，既保证了严谨性和专业性，著述语言也并不难懂，对于想要入门经学研究的读者非常友好。

正如王葆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这部书可以让更多人“树立起关于传统的正确观念“，“对西汉经学的著述形式、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产生一个更精确的认识”，从而真正做到“努力继承和弘扬传统的读经、解经方法，破除当今许多流行的游离于经典之外的虚说议论之学”。

书中以经学发展史的早期阶段——西汉为讨论的源头，详细阐述了经学的起源、发展、流派等过程，清晰呈现出经学在不同的历史分期的形势和发展，以及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影响和变迁。

经学曾经与五德有着紧密关联，东汉更是在“火德王”的制度下出现过“七经”的说法，作者在书中直言这种这些将经艺的数目与五行成数相比附的做法的荒唐，与此同时，也解释了这种荒唐做法的历史必然性——秦汉学者无不注重于数的系统，而从数的角度将经书的群体当做一个系统来看待。

当经书与“系统”有了联系，那么各种与“系统”有关的思想便会应运而生，荒唐的五德之说如此，合理著述形式的演变也是如此，在人们对于各种老朽僵化的束缚思想表示愤恨，对于古板保守的“分章析句”和“笺注主义”感到不满之时，便出现了传、说、记这些更加活泼的著述形式，它们不仅激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经书的兴趣，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而传、说、记这三种著述形式因其“注重于通义而不拘泥于细节，较之章句形式更为开放和通达”的特点，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经学著作形式的精华部分。

与经学的著述形式一同发展演变的，还要经学思维方式，王葆玹先生在《西汉经学源流》中称之为“经学模式”，在肯定传、说、记形式的西汉经学的同时，也对一些称赞宋明理学而贬低西汉经学的做法表示了批判。

在西汉经学的划分方面，王葆玹先生也提出了非常独树一帜且鞭辟入里的见解，他认为，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基础上，还应该再加以更细致的补充，而需要补充的第一点，便是将西汉今文经学区分为齐学和鲁学，然后再是融合了齐鲁两派的后氏礼学和古文经学。

齐学和鲁学其实曾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西汉前期官方经学中的书学和易学几乎完全是齐学，鲁学一派的书学和易学几乎完全与官方学术无关；当时官方经学中的礼学则完全是鲁学，齐学一派的礼学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在西汉中后期时，齐鲁两派之前的隔阂和成见才逐渐消除，然后逐渐融为一体，变成了后氏礼学。

然而后氏礼学因为它思想特征的直觉及意象型的特点，在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考方面有所欠缺，致使其“成也萧何败萧何”，既得到了诉之直觉体悟的宋明理学家的重视，取得了很多瞩目的成就，然而它又在中国思想史上呈现出不完美之处，与此同时，纯为齐学的公羊学和纯为鲁学的榖梁学仍然保持相对独立地继续流传着。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西汉经学思想的考辨新见，譬如对于“圣人感生说”、“圣人同祖说”、孟喜、卦气、“世卿”争论等各种学说派系的详细分析讨论，同时还尝试了讲西汉经学中的五行观念与西方哲学进行比照和分析，从而提出了西方经学五行中“观念论、宇宙构成论、系统论”的三种形态说，开辟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探讨之路，其中的许多新见都十分耐人寻味。

从西汉一直演进、延续至今的经学，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学者书画家王静芝教授曾说的那样：“今日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书，却只有《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种种美德，以及学术发展，也是渊源于这几部书的记载而衍生的。”了解经学，其实正是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自己，也是继承和传扬传统文化的一条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