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本）读后感100字

《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本）》是一本由刘增合 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2020-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本）》读后感(一)：论《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

众所周知，清朝末年，鸦片种植成为了普通百姓和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对于民间而言，种植鸦片可获的利润要比种其他农作物高达10倍，那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种植农作物？况且当时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着进口鸦片传到了清朝内陆，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的本土鸦片实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于是乎，大量的民间耕地被用来种植鸦片，许多地方诸如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比例甚至占到了总耕地面积的半数。清末鸦片因此泛滥成灾，成为困扰当局的严重问题之一，国家、人民饱受鸦片之荼毒，清末历代皇帝虽都曾颁布过一系列禁绝鸦片的律令，将禁烟作为治国要政之一，并组织了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查禁鸦片的活动，但大都沦为一纸空文。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刘增合所著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正是在此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书中分为五个章节，详细论述了晚清各界人士由于清末财政困境而导致的对于新政的认知和评价，重点突出了禁政、财政与新政三者之间的平衡取舍。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庚子新政重要举措的禁烟运动，清末政府既借鉴了以往的禁烟经验，又借助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又积极谋求自身财政上的弥补措施，将禁烟作为新政的重要举措以图拯救腐败没落的国家政权。但鸦片已与晚清政府财政息息相关，在抵补不力的形势之下，贸然的鸦片禁令必然导致晚清政府财政崩溃、新政终结。

作者以新政为时间断限，分别概述了晚清政府在新政前后的财政状况，以及鸦片在新政前后对于晚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巨大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在新政之前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屡战屡败，苦苦挣扎与割地赔款的漩涡之中，财政入不敷出，鸦片收入成为清末政府重要的财源之一。

在本书绪论部分，作者即简要指出了庚子新政时期政府财政上的困绌，加之源源不断的皇室费用、军事费用、外债费用、新政费用造成了政府财政巨额赤字。而不断增加的鸦片税厘收入则不负众望地成为了其重要的救命稻草。

作者通过禁烟与新政宗旨上的契合、禁烟与新政图强目的之契合以及禁烟与国际反鸦片贸易的契合，三管齐下来阐述鸦片禁政的实行不仅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与之契合，更是得到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拥护，因而具备了成熟的禁政开展的条件。

接下来，通过对以禁种、禁吸、禁贩为模式的禁烟运动的细致研究，发现禁烟实际上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也发现由于禁烟的实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鸦片禁令与新政的矛盾集中在赖以鸦片税厘维系的新政海军军费、编练新军、兴学、警政等与鸦片禁令的矛盾中体现，更加凸显鸦片税厘对于晚清新政的重要。

应当认识到，由于鸦片税厘对与清末政府以及新政的意义巨大，而鸦片禁令的实行使得新政的施行与政府财政收入失去财源而难以为继，虽然政府力图通过仿行印花税、盐斤加价（包括再度加价）以及整顿田房税契来达到鸦片税厘抵补，但是各项措施成效甚微，新政举步维艰。

所以，在书中结尾（第五章）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提出了“民间怨愤”这个字眼，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晚清时的民变四起，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鸦片抵补大大丧失了民心。由此，无论由禁政产生的民变亦或辛亥革命的爆发，我们总能在反对中找到禁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以及禁政与新政终结之间的必然联系！

《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本）》读后感(二)：多重矛盾下的鸦片税收——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

刘增合先生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一书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2005年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选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2020年此书修订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称修订版加入了初版中删减的内容，“更能体现这一研究课题的研究进展”。

事实确乎如此。例如修订版新增了初版所没有的“禁政观念的变动”一节，说明晚清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人主张“以土抵洋”，开展“鸦片战”，终使得土药产量大于洋药进口量，土药遂成为税收大支；随此而来的是鸦片流毒泛滥，主张鸦片禁绝的呼声日益高涨等内容。这较初版开门见山即言庚子以后的鸦片税收，更能体现历史的延续性。

关于鸦片税收问题，学界多从道德、社会等角度进行考察。而刘增合先生长期耕耘于近代财政领域，其《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亦从财政角度来剖析清末的鸦片税收，进而引出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正如其所言：

如果先入为主地使用现代化视角，我们或许会认为禁政和新政有利于促进现代化事业，两者之间似乎没有矛盾。新政要求中国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而推行鸦片禁政似乎也可以让国家和社会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禁政和新政看似相辅相成，时人也有理想化地认为禁政将推动新政者。但《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一书通过厘清清末复杂的鸦片税收问题，发现事实上禁政与新政之间非但没有相互促进，反而多有抵牾。

甲午以后，随着土药产量剧增，其财政意义也开始凸显。新政需要大量拨款用于练兵、警政和新学等事业，鸦片税收亦用于这些新政事业当中。以1907年直隶的统计为例，直隶筹款局年收入80万两，其中一半左右为洋土药税，这些收入的75%用于练兵等军事支出。

随着鸦片禁政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廷将鸦片禁政提上日程，于1906年颁布禁政上谕。此后，禁政与新政同步展开，两者矛盾亦随之激化。

禁政以后，如何新开财源，用以抵补原来的鸦片税收便成为清廷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清廷推行了印花税、盐斤加价、牌照捐、田房税契等多项开源措施。然而这些税源并不够抵补原来的鸦片税收，反而引起了各方之反对。朝臣、督抚、商人组织、谘议局、知识界等，各有非辞。

总而言之，鸦片禁政以后，财源减少，清廷急需新的财源用以支撑新政。而这些财源最终需要取之于民，甚至到了“无物不税”之程度。同时，新政中清廷优先发展练兵等军事事宜而非民政项目。于是乎，国民“未蒙新政之益，反受新政之害”，进而进行反抗。以教育近代化相悖的毁学事件便再次财政背景下发生。

对于禁政与新政之抵牾，刘增合总结道：

1904年，鄂、湘、赣、皖等地简化了鸦片税收流程，实行土膏统捐，颇有成效。两广地区亦开始进行土膏统捐。此时中央势力开始介入，主张八省统捐，继而实行全国统税，鸦片税收归中央。此举引发了各省督抚的抵制，原因在于这直接关系到地方和中央何方可以控制鸦片税收的大支。

在禁政过程中，清廷担心完全禁绝鸦片会导致财政危机，故而倾向于鸦片专卖。督抚倾向于各省专卖，这又引发了希望中央财政集权的度支部的反对。清廷最终否决鸦片专卖，又引发督抚与中央的对立。

以上已经反映了在面对鸦片税收问题时，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大。而对此问题，双方之间的矛盾尚未结束。当清廷主张推行印花税时，各省反对。反对之核心在于印花税税收归中央而非地方。

可见，各省督抚更多地将本身的利益置于中央之上，而中央中以度支部为代表的力量却急需加强财政集权以促进新政事业。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对此，刘增合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简单地能用督抚专权和中央集权来解释。事实上，针对鸦片税收问题，双方的权力都受到对方的制约，并处在消长、彼此牵制的状态下。

在面对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时中国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不是铁板一块的。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一书已经清晰地揭示了禁政与新政之矛盾、中央与地方之矛盾，更加可贵的是，作者还依托大量的史料，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深入，发现和厘清了更多的矛盾。以下试举几例。

第一，鸦片。从地域而言，鸦片既包括了本土产的土药和域外输入的洋药，同时还存在着土药输入外省而产生的“外土”这一概念。针对土药与洋药问题，中外矛盾（特别是中英矛盾）时有爆发；各省之间也就“外土”问题产生争执。

第二，禁政。禁政至少包括了禁吸、禁运、禁种三个方面。要完全禁绝鸦片，理应三位一体，环环相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禁种问题，当局与烟农之间多有矛盾爆发，甚至武力相向。清廷内部对三者的意见也并不同意。一般而言，清廷主张禁政，但具体到度支部而言，其以禁吸为先，以禁种、禁运为后。

第三，不同社会力量。就禁政问题，不同群体参与其中，既有烟农、烟商等利益相关者，亦有知识分子、民间士绅等站在道义制高点的角色。

就此也顺带提出一疑问。众所周知，清末的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均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那么立宪派和革命派是否参与到了禁政矛盾体中。关于立宪派，刘增合先生主要以各省谘议局为例，有过简要论述，然并未明确指出是立宪派参与其中。关于革命派，此书少有提及，不知在禁政激变之后，革命派是否直接参与了各地的抗议和民变当中。

《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本）》读后感(三)：【共振书评周】《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读后感：不禁鸦片，将亡国；禁止鸦片，却亡清

1906年9月，清廷颁布禁烟上谕，正式推行鸦片禁政：“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

鸦片对晚清社会的毒害深入骨髓，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国民体质、经济和社会风俗、行政效率，甚至军队作战能力，都遭受到鸦片的摧残。意图通过新政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清廷，终于在1906年痛下决断禁绝鸦片。然而，限期十年完成的禁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才数年时间，清王朝就覆灭了。这是当初推行鸦片禁政的决策者所始料不及的。有学者因此认为，清末的禁烟新政搞的越好，清王朝覆亡得也就越快。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一书，从税收和财政的角度，考察了晚清最后几年（1906-1911年）鸦片禁政和清末新政之间的联系。刘增合指出，鸦片税收创造了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且用途广泛，而始于1906年的鸦片禁政，一方面导致了清末新政的财政困局，另一方面也造成封疆大吏对清廷的离心倾向。鸦片禁政逐步加深和激化了其间产生的种种矛盾，最终变成新政改革的阻碍因素，与新政改革共同构成了辛亥鼎革的重要因素。

作者在书中详细梳理了两者的来龙去脉，从禁政观念的演变、鸦片专卖和鸦片统税引发的争执、清廷在禁政期间采取的财政抵补措施、禁政与新政的牴牾、禁政激变与“新政之累”等五个方面，着重考察了清末两个重大政策的推进过程和实施后果，条分缕析、层层递进地揭示了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的财政制约。

清廷的鸦片禁政是在清末朝野的共同促动下出台的，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日俄战争以后，国内对于强健国民体魄的呼声日益强烈，朝野对鸦片的破坏力日益醒悟，“鸦片一日不绝，则立宪一日不成，而中国亦一日不可救”“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烈火……其危害之悲惨超过战争”，鸦片禁政适时提出，禁毒运动便在这样的呼声下如火如荼地开展了。1906年，清廷推行新政改革，并在当年9月作出了禁绝鸦片的重大决策，将禁烟纳入清末新政改革的框架，希望刷新清廷形象，赢得支持新政改革的社会基础，实现以禁政推动新政，以新政富国强兵。

但是，清廷决断禁烟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是，鸦片税厘是各项新政事业的重要财源，清末政府的财政体系中已深深地嵌入了鸦片税厘这一支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推行鸦片禁政势必带来财政风险。在清末新政期间，全国从鸦片税收中每年可获得财政收入有白银1700万两至6700万两之巨，占到全国财政百分之十左右。而清廷编练新军、推行新式教育、兴办实业等诸多核心的新政改革，加上庚子赔款，都需要大量款项，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来源就是鸦片税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央与地方官员想出了在部分区域实行鸦片专卖的对策。他们认为，“由国家收买制膏，售之于民，虽近繁难”，但可以获得庞大收益，既可以为海军筹措经费，又可以兼顾禁烟。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等人就是处心积虑推进鸦片专卖的主要倡导者。然而，作者指出，各省积极举办专卖的原因在于各省自顾其利，恐怕土膏统税继续实行，中央拨款不足。同时，度支部将土膏统税收入锐减的原因归结于各省专卖的恶劣影响，对各省专卖也持抵制和反对态度。专卖只在少数地区得以贯彻实施。清廷最终否决专卖决策，导致各省督抚与枢臣对立起来，矛盾日益复杂。

相对而言，鸦片统税的成效较为明显，却也恶化了各省与清廷的财政关系。1905年，清廷为筹措巨额练兵经费，推行备受各省反对的八省土膏统捐，次年扩大范围，名为“统税”，以强力控制各省鸦片税厘收入。统税为清廷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税款，各省在财困背景下则反对清廷对地方土药税款的控制。禁政期间围绕鸦片统税问题纷争不断，反映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的对峙，强化了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恶变的趋势。除此之外，随着禁政深入推进，鸦片税收递减，必然要求对鸦片税厘进行抵补。清廷和各省采取的措施是加税，主要包括印花税、盐斤加价、牌照捐、田房税契等等，五花八门，但见效的不多。

鸦片禁政的深入推进，让清政府丧失了每年数千万的财源，清廷和各省财政运行受到严重制约，陷入财政困境。到了1910年下半年，度支部甚至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危险计划，例如试图从全国官吏收入中征收所得税，显示出财政困顿的严重程度。鉴于鸦片税收对清政府财政收入贡献巨大，而每一项新政改革都需要有可靠充足的财源做保障，刘增合指出，清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对于鸦片禁政观点不一，鸦片商和烟农也大多持反对和抵制态度，成为左右禁烟运动进程的变数。1906年9月禁政实行后，为捍卫种植和商业利益，就酿成了大大小小的禁烟风潮，包括禁种罂粟所导致的农民反抗，以及因增加鸦片税捐而引发的商人罢市风潮两个层面。禁政终于还是导致了激变。

财政困难对练兵、兴学、警政等新政事业同样也造成了巨大影响，禁政时期围绕经济发展和整军经武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等问题产生了层层纠葛和矛盾。部臣之间因军费问题冲突频仍，禁政对军事的冲击已逐步从财政层面影响到了政治层面。同时，禁绝鸦片以后鸦片税的各项抵补措施效果有限，但清廷又不愿放缓新政步伐，各地只能以变本加厉的苛捐杂税来筹措经费，导致民不聊生，下层民众转而仇视新政，酿成了风起云涌的民变巨潮。“新政之累”的局面最终形成。

学者沈金鉴认为财政的走上绝路已足以让清廷倾覆，“因拯救危局而练新军，因练新军而增加财政上的极大负担，却招来了新军的叛变与自身的覆亡，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禁政与新政之间因财政关系产生的牴牾，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