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之歌读后感精选

《羊之歌》是一本由[日]加藤周一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羊之歌》读后感(一)：羊之歌

羊之歌》（含续篇）是日本文化大家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最初连载于1966 年到1967年的《朝日周刊》，1968年被 收 入 岩 波文库出版，深受好评，至今重版不断，被不少日本读者认为是加藤周一的最高杰作。《羊之歌》描写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之间的生涯。《续 羊之歌》则是从1945年日本战败起，写到60年代日美新安保条约缔结时期为止。两部作品具有前后连贯性，不仅是记录这位“知识巨人”成长历程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是记录日本半个世纪多舛之命运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

作者在后记中曾写道，撰写本书并不是仅仅为了回忆叙旧，而是想记录下作为一个作为"平均水准的日本人"的经历。作品取名《羊之歌》，是因为作者出生在羊年，又认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稳重的一面。但正像日本读者所评价，个性强烈、爱憎分明，又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毫不妥协的加藤周一，其实在日本人中极为罕见，绝不是日本人的“平均水准”，毋宁说是一只脱离了“羊性”的、特立独行的“羊”。1967年在终章中以“审议未了”对自己半生进行未完评价的加藤，还只是文坛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而今天，他已经作为深受日本民众爱戴与敬重的“知识巨人”而获得盖棺定论。2008年加藤周一去世时，有人评价日本失去了战后最后一位拥有国民级影响力的学者。

本书是岩波书店青版文库中最为畅销的品种之一，出版以来已经重印六十余次，也被不少日本中学、大学收入学生必读书目。

《羊之歌》读后感(二)：“狼”，还是“羊”

加藤周一的外叔祖父是海军中将，姥爷是陆军大佐。爷爷虽无官职，却也是埼玉县的大地主。自小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加藤，高中上的是日本最好的公立高中日比谷高校，之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走上日本最标准的精英之道。这样一个人，却说自己是“羊”，这起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自然，睿智如加藤周一，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与平头百姓的区别。如在本书中，他多次提及自己与同班同学的差异，并承认这些都起因于家庭环境（《优等生》）。但即便如此，他仍要称自己为“羊”，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羊年生人，也不是后记中的“跟羊的温顺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可以概括得了的。比如在回忆大姨夫的权势时，加藤周一写道：

我的大姨夫是个议员，自从他当上了县知事，无数的官员都拜服在他面前，这场景看得我目瞪口呆。某某课长那种算有点身份地位的男人，在我大姨夫面前，也都是低眉顺目的。他家儿子没比我大几岁，都有人蹲在地上给他系鞋带……虽然我从中也感受到大姨夫拥有深不可测的权力，但却一点都不羡慕……社会上那些“有男性特点”的东西，不管是臂力，还是权力，只要是用强势去压迫、制约别人的，所谓的豪放、磊落的习气，我从一开始就是放弃的，因为在从小生长的环境里，我从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多病之身》）

我并不认为小时候的加藤便已经有如此深刻的感受。这更像是他建立起了自身的价值观之后，反观过去时的感触。加藤从小走着精英路线，完全可以成为“狼”。但他却在一条不属于“狼”的人生道路上，在成为“羊”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认同感。

加藤并非在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教育之下成长起来，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天才人物。如在经历“二二六”事件时，他的反应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事情并没有给我们当时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所以，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思考，它们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二二六”事件》）。这和他成年之后，在疏散地见到的少女们一样：她们听到广播里天皇承认战败之后，便一如既往地“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热闹的说笑着”（《八月十五日》）。虽然家境不同，才学迥异，但在巨大的权力面前，在巨大的时代面前，每个人都只能做一只羊而已。

不过，在加藤周一和芸芸众生之间，或许还是有着决定性的差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旁人点醒才能看清脚下，而加藤则深知自己能力实在有限。这既是从小零距离观察权势的人所特有的洞见，也是过早来临的心灰意懒。如加藤这般“国民级知识巨匠”，也没有在本书中体现出多少社会责任感，反倒处处透着一股无奈。他之所以不断思考，不过是为了“理解影响了我的东西的整体”。日本战败之时，加藤说自己反倒想唱起歌来，那歌声，想必便是不折不扣的作为弱者的“羊之歌”。

而我，一个几乎从头到尾都在为他赞叹不已的中国读者，同样无非是只羊而已。可我现在实在不想歌唱。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豺狼们都日益跋扈。面对此现实，别说歌唱，除了瑟瑟发抖，我简直无法动弹。

《羊之歌》读后感(三)：《羊之歌》：温顺如羊，也有自己的反抗

作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双峰”之一，加藤周一无疑在战后日本的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相较另一座山峰丸山真男，加藤周一这个名字，可能鲜为国内读者听闻。究其原因，恐怕与学术界和民间的讨论有限相关，因为加藤周一的作品，比方说《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学史序说》都早就有中译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加藤周一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无比陌生。

不过，当享誉日本的《羊之歌》和《续 羊之歌》引入中国后，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在这两部写于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的作品中，加藤详尽而有侧重地回顾了自己的生平，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其心智的发展，即他如何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逐步成长为本国的“局外人”，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一方面不为盲目的爱国热忱同化，另一方面时刻保持对各式政治意识形态的警惕。

出生于1919年的加藤，是“羊年生人”，他始终“自我感觉性情温顺如羊，连说话时都不喜咄嗟叱咤”，在他看来，这种性情“有些接近日本人平均状态”。可能是发自肺腑，也可能是出于自谦，因为我们从《羊之歌》和《续 羊之歌》中读到的那个加藤，他的反思精神想必远远超出不少国民。他不仅反思出了战争作为政治手段（使人想起克劳塞维茨著名的断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且善于反思自己的立论基础，以及其中是否隐含着尚未察觉的偏见——这使人不自觉地将其同他从医背景联系起来。

尽管声称自己温顺如羊，但加藤还是在不少时刻做出了自己的反抗。其一，家境殷实的他，并不以此为傲，而是能够和家境一般的学生真诚结交，尽管后者往往会因为内化的自卑感而最终离去。其二，尽管社会上推崇外向、阳光、好动的学生，但他就是喜爱自然科学，不善运动（也没有改变的意愿），却不会自我困扰。其三，他并不轻信战时日本政府的宣传机器，而是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日本的侵华战争，“从道义上讲，是罪恶；从国际法上讲，是侵略；从战略上讲，恐怕就是百分之百的空想”这般掷地有声的结论。

类似的反抗，对加藤来说可谓寻常。读者可能会问，加藤回忆性的建构过往，是否与其当时并未公开发声互相拆台。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但是，对加藤来说，他并没有要为价值观念献身的打算，更何况，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受保护的完完全全的言论自由并不存在，或者说极为罕见，在“那些战争拥护者背后有权力的支撑，可以不必忌惮周围，想说的话都可以自由发言”的背景下，战争反对者显然是弱势群体，这种情况下，保存自我无可厚非，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内心的反抗”，对自我而言是有助益的。

在公共领域发声显然是有条件的，而最佳条件之一莫过于发声者有不俗的社会影响力。相比学生年代的加藤，因评论作品《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和小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等闻名日本的加藤，已经为知识分子这重身份做好了准备。日美安保条约修订期间，他鲜明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甚至认为，“比起制定新的安保条约，努力去废除它才是更好的政策”，这让他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外，在《羊之歌》和《续 羊之歌》中，加藤还大大方方地和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恋爱经历，读来如小说般缠绵悱恻——这与加藤长期以来对“不务正业地”醉心文学有关。某种程度上，加藤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被医学耽误的小说家。当然，就连在恋爱经历中，都能看见他的反抗：尽管和京都一位女子有过约定，但留学海外的他还是爱上了一名异国女子，并在艰难的挣扎中选择听从内心的声音，而非服从传统文化对“责任”的定义。用“负心汉”来称呼他恐怕有失公允，因为他并非唐璜，而是让人感同身受、想投以同情和祝福的（不希望以悲剧收场）人物。

《羊之歌》读后感(四)：生命的“写生”和思考

初识加藤周一的著作，是《日本文化中的时间和空间》，读这本书的缘由是对日本传统建筑的一些思考，之后也曾叹服《日本文学史序说》的思考的全面与深邃，最近加藤周一的自传《羊之歌》中文版也是第一时间阅读，混合着自己在日本学习的经历和思考，读时多有共鸣。

在日本的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空闲时间的参观日本诸多现代和当代建筑名作，而在学校建筑史老师带队的京都和奈良古建筑修学旅行之后，对于日本的古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我仍旧记得在正式的修学旅行开始之前自己先做通宵的夜间巴士达到广岛的世界遗产严岛神社，在现场让我最为感动的并非立于海潮之中的大鸟居，而是边上的千畳阁，黝黑的巨柱空间收纳进严岛的山与海。

这次修学旅行之后我又多次去参观日本的古建筑和庭园，在严岛神社的感动的错位又有数次经历。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整理资料，希望把那种错位的感动更为详实的记录下来，最近也正式开始准备出版成书，我试图去探讨什么是日本的传统建筑，日本的古建筑和中国、西方的建筑有何差异？个人化的体验与宏观的文化之间有何关联？

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中的时间和空间》书中有大量的真知灼见，其中对于日本传统建筑的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论述和日本建筑师筱原一男对于日本传统住宅的研究关注点颇有关联。当然两位学者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加藤周一作为文学批评家，更多是借助于不同的艺术载体（绘画、建筑等）来讨论文学中的文化特征，对于建筑的讨论免不了会有空泛的地方，但其中一个章节是关于逃脱日本文化共同体的“此处”让我颇有同感，加藤周一赞美了室町时代的画家雪舟游历中国和日本之后的绘画创作。这种创作是经过艺术家自己的体验来发掘日本性的艺术，而非贵族禁锢在生活的小场所之中对于自身情绪的描摹。只有亲身以日本的地方风景为师，才能创作出《天桥立图》这样的艺术杰作。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论及正冈子规的俳句创作和思考，“俳句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标准就是俳句的标准”以普遍性的文学标准来讨论传统的俳句，以写实的态度进行俳句创作。这种“写生”的艺术创作方法兼具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子规大量描绘家乡生活场景的俳句具有了超越地方的普遍价值。我想这种“写生”的思考状态也是符合加藤周一的文化研究和创作，这和他曾经作为医学研究者的严谨态度也是一致的。

在自传《羊之歌》中，加藤周一描绘年轻时在东京驹场的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的经历勾起了我在东京的个人生活经历和专业思考，我就读的学校是东京工业大学，但第一年的宿舍是和东京大学共用的驹场宿舍区，宿舍一侧的电车轨道、附近山坡上起伏的小住宅、日本民艺先驱柳宗悦创立的民艺馆、以及涩谷繁华的商业街区，是印刻在我心中的日本城市的印象。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加藤周一在驹场第一高等学校的青年生活奇妙的重叠在一起，而他们当时在驹场与“小说之神”横光利一的辩论场景呈现出的思考实在让人赞叹。创作的求美和学理的求真是密不可分的，缺失了求真，根基的缺失外加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让当时的“日本性”泛滥而疯狂，加藤周一他们当时对于“大和魂”、“神道”的批判思考放在当下也并未过时。

自传除了学理层面的思考，更多展现了加藤周一和他同辈知识分子的群像，青年时期的战争经历必然会对他们的生活和思考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东京空袭即将来临的时候加藤周一仍旧不顾危险去新桥观看文乐，沉浸在传统艺术美的世界；在东京周边地区的乡村避难经过一片落叶松林时，食不果腹的同事对林间美景赞叹并回想起欧洲求学时期的美好。这些困苦生活之中的片段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文化的期冀。这种文化并非国家宣传中的口号，而是内化在自己生命中的生动记忆。战争影响了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此的反思是战后重要的议题，除了文学和理论的相关讨论，电影等通俗题材的探讨也不计其数，小林正树、大岛渚、今村昌平等人在古代和当代生活的各种题材都在不停批判制度和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就算自己无能为力，也要知道”这种批判的态度是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一以贯之的。

饱含深情的求美需要综合的体验与思考，加藤周一在探讨文学之时并非单独讨论文学，而是在绘画、音乐、建筑、庭园各种不同媒介的基础上讨论的。他常常去探访京都的庭园，除了著名的桂离宫、龙安寺枯山水庭园，还有提及诗仙堂这样的非典型庭园并专门撰写文章，加藤周一对诗仙堂的喜爱必然是有其个人化的审美，这种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的不同个体亲身体验的审美思考汇聚在一起，才会形成一个生动的“日本”文化。

对我自己来说，阅读加藤周一的著作最终还是返回到我对于建筑创作的认知和思考。在碎片化的图像媒体中，日本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消费符号和流行手法，另外国内各种对于“中国”性的设计手法也层出不穷，各种“山水”城市，天人合一的说辞经常见于各种宣传，但另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大规模开发的空间商品生产几乎已经摧毁了原有的自然与城乡地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加藤周一为代表的个体亲身体验的审美思考是更为可贵的。

《羊之歌》读后感(五)：就算无能为力，也要知道

文| 淹然

出于我的无知，拿到手头这册『羊之歌』，才第一次听说加藤周一的名字。生于1919年的加藤，是日本战后重要的思想家、评论家、小说家。对我来说，将陌生人物放回时代坐标，是一种快速熟悉他们的方法。

加藤出生的时候，太宰治正好十岁，而三岛由纪夫要在六年后降生。他与三岛都是日本卷入疯狂战争的目击者，我很快就翻找出了加藤对战败时刻的描述。

他写道，避难乡村的人们，静静听完天皇宣告后，又静静返回生活的劳作中去，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这与三岛的回忆，形成了某种呼应。三岛说，在自家庭院获知日本投降后，他惊觉，强烈的日光，日常的风景，依然故如地围绕在身边，好像今日无大事发生。

经历过大时代剧烈跌宕的人，写东西不可能没有分量感。『羊之歌』虽是随笔，却有千钧之力。那种力透纸背的历史纵深感，以及眼光的开阔与仁慈，远远打破了人们对小尺寸的随笔文体的偏见。

加藤写他在战争年代、实施灯光管制的一晚，执意前往戏院去看文乐，本以为演出会取消，但没想到，最终加藤成为剧场里的唯一观众，仿佛掉进了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灯火管制的平行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难以撼动、固若金汤的世界。」

如此独特又充满神秘气息的时刻，在『羊之歌』里俯拾皆是。即便通过这么短小的引述片段，你大概也能发觉，所谓的「羊之歌」，绝非我们想象的平和与安全感，而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勇猛与强悍。

而现在，我最想谈论的，是一篇叫做「回忆美好往事」的文字。它与我们眼下的时代，奇妙地重叠在一起。

加藤描述了一种我们无比熟悉的经验，他说，那些狂热的「爱国者」把所有的宣传都跟日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富士山理应世人皆仰望，帝国陆军理应天下无敌。但实际情况是，二战时代的日本能通过数量进行比较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能称得上世界第一。于是，那些人就开始宣称那些无法通过数量比较的事物，是日本的世界第一，比如大和魂、家国思想、自然之美……。

甚至，在最激进的时候，加藤说，烫发都会受到指责，因为那是一种来自敌国的舶来技艺。加藤对那个军国主义统治的年代充满着天然的反感，制服、号令、标语、英雄崇拜，这些都被拉入他的「讨厌」清单，而他自认这种抗拒，「与其说是为了宏大理想，不如说是为了反抗这种氛围给人造成的逼迫感。」

不过，加藤又说，他对战争本质的兴趣，并非出于社会责任感，而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卷入时代的洪流，那些「作用在我身上的一切，我都希望弄个明白。」

是的，没有人能真正逃脱「政治」。但我环顾四周时，会发现很多人认为回避政治是轻而易举的。

加藤在文章最后向我们描述了一场他与某实业家的谈话。这次谈话涉及远去的越南战争，但只要掐掉越战字眼，它仍是一场在今天随处可见的谈话。

加藤主动打破了老友叙旧本该有的顺畅与和谐，指责说，在越战打得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见面却在讨论流行的袖子是长一分还是短一分。实业家的回答，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显得更得体、豁然，他说，「这不挺好嘛」，相比之下，此时的加藤或许充满着一种狭隘的正义感，以及天真的激情，他紧追不放，「你知道有二十五万孩子被杀么？」

有些意外的是，实业家的回答，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我才不信呢。」事情就是这样，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展开对事件本身的深入与认知呢？大多数时候，人人们只是迫不及待地开启一次次立场之争。

此时，加藤如此回应企业家的「不相信」：

「你连越战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吧。你就会稀里糊涂听单方面的说辞，另一方面的说辞你连看都没看过。日内瓦公约的内容是什么？三国监管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你看了么？你都没看过吧。那你凭什么说我讲的话是无稽之谈呢？正是因为你们连基本资料都不看就说什么我才不信呢，所以纳粹杀了几百万人之后，你看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居然说自己根本不知道集中营与毒气室。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想知道。你不是不相信，你是不想相信……」

面对责问，实业家应道，「我确实不想知道这些事情，我就想过快乐又和平的生活。」你当然不能说实业家的话是一派胡言，甚至，实业家对生活图景的诉求与加藤应该是一致的，加藤所希望的，当然也是那些战火中的难民可以过上快乐又和平的生活。

但问题是，加藤与实业家之间的确出现了巨大的撕裂。

还记得，贾樟柯最近在访谈节目里说，他对达成共识这件事感到疲倦，随后，他兴致勃勃地展示起了对天体物理的研究心得。

2019年对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一年。我开始充分体认到，贾樟柯所谓的疲倦，以及加藤的责问与愤怒。我惊觉，早有无数的「实业家们」就在周围。我不喜欢这些「实业家们」，但同时，我又会时时怀疑自己，这种不喜欢是不是我自己尚未察觉的浅薄。

加藤说，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不想知道的人，一种是就算自己无能为力，也要知道的人。加藤当然是后者，他为那些遥远国度死去的孩子们而忧心不已。

不知道加藤先生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那就是有人，即便面对自己国度的孩子的死去，也不会忧伤。我很想听听在天国的加藤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