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命运读后感摘抄

《罗马的命运》是一本由[美]凯尔·哈珀著作，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6.00元，页数：5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一)：随感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一个崭新但是证据翔实极具说服力的视角：着重瘟疫和气候变迁对罗马帝国的衰亡的非凡描述。 理性，客观，冷静，严谨，闪耀在全部的七个章节。 这种深刻的分析太让人着迷了， 共和国和帝国最强大的时期也正好是气候最优期，三世纪危机和西普里安瘟疫几乎完全重叠，而西罗马的崩溃也正是干旱与低温气候的一系列后果之一。查士丁尼时期的繁荣与紧接而来的东罗马的崩溃与晚古小冰期以及查士丁尼大瘟疫或者说第一次黑死病的结合，使灼灼如明日的罗马文明最终崩溃，只留下一个拜占庭残余国家。伊斯兰哈里发国家获得了过去是，以后仍然会是文化，精神和科学领域最具活力的中心地带，新月沃地再次拿回了文明的核心和十字路口的称号。 战争，瘟疫和气候变化共谋，逆转了一千年来的物质进步。 自然不会被轻易征服。 面对无情的逆境，帝国稳住了阵脚，在无可言表的悲痛中，她的人民挺了过来，直到帝国的框架最终再也无法承受，骄傲的新文明在灰烬留下的肥沃土壤中诞生。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二)：读了一部分

罗马社会只是一个缩影，本质上，是一本关于人类社会（或者说，前工业化的人类社会）在大环境下无可奈何抗争最后失败湮灭的故事

人类，挺渺小的，社会的成败兴衰，国家的繁盛和崩塌，终究只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运行轨道的几个参数的一点小变化，大气运动的周期变化，地壳内部的地质运动的附属产品，什么帝王将相的品德和野心，在太阳辐射，大气运动，火山喷发这些大环境背景下，不过温顺就是小角色

疫病，感觉有点像发展的代价吧，享受着城市化，商业化，高流动性社会（按照前工业时代的标准），便捷的交通系统，高度分工的社会，对土地对环境的过度开发，相距遥远的各人类社群便捷的商品人员思想交流，为了人类的野心，贪婪和虚荣到达一些不应该到达的地方（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大航海时代之前应该没有西方人到过撒哈拉沙漠南边的地方，红海印度洋贸易那一章节太颠覆想象了，很难想象古罗马居然能够和印度和斯里兰卡建立起频繁的贸易联系，居然到过东南亚，更难想象的是他们居然到过南半球的非洲），疫病，就是这一切，过早的发达社会的代价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三)：影响帝国兴衰的隐形力量

罗马城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同样罗马帝国也不是瞬间崩溃的。往往提起罗马帝国的兴衰，大家或许更多会将重点着眼于罗马的军事扩张、政体变化、奴隶起义、蛮族入侵。而《罗马的命运》这本书的作者，却从全球气候变化、疾病传播这一新颖的观点入手，来观察一个帝国从强大到衰落的全部过程。

从当下对于全球气候研究的数据分析会发现，公元前200年-公元150年这段时期，气候是潮湿、温暖并且稳定的。被学者称作“罗马气候最优期”。 而这段时期也是罗马不断扩张的强盛阶段，在罗马军团的利剑之下下，罗马从台伯河谷的小村落，一步步扩张建立起一个将地中海纳为内湖，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大帝国。

帝国边疆有善战的罗马军团驻守、埃及行省是帝国的粮仓、其它行省也物产丰盈、各类技术人才都从帝国的各个地方涌向罗马城，都在证明着罗马帝国的强盛。但随着帝国疆域的日渐增加，各地文化、经济、物产交流频繁的同时。原本只在部分地区存在的流行病，也因为打破了地域隔离，逐渐在帝国各地蔓延开来。

帝国的军队可以征服其它国家和民族，但对于疾病却无能为力。疟疾、肺结核、麻风病这些流行病对缺乏有效医疗手段的古代罗马人而言，每一种疾病都会带来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在帝国人口聚集的城市，因为缺少有效的排污系统，糟糕的卫生环境，成为滋生疾病的多发地区。

公元165年，出现了第一次影响整个帝国的安东尼大瘟疫，这个疑似天花爆发的疾病。让帝国人口大量减少、造成货币和土地贬值、但是物价，尤其是粮食价格则上涨迅速。连锁反映引起的通胀，对于整个帝国的稳定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

虽然“罗马帝国幸存了下来。但大规模流行病时代已经到来，在未来与新病菌的接触中，帝国在面临自然所发起的挑战时，无法与之抗衡。”

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进入公元4世纪后，全球气候发生了变化。温暖潮湿稳定的环境一去不复返。英国、北欧出现了大量降水、地中海地区的降水却变得稀少不稳定。埃及以及帝国控制的东部行省地区，干旱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饥荒也频繁出现在帝国的记录当中。反常的气候造成粮食减产，缺少食物的人们，因为免疫力的下降，失去了抵御病毒感染的能力。再一次导致传染病的大爆发。而帝国人口数量的急速下降，让兵源都出现了短缺，进而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范围的，因此原本在中亚草原地区生活的匈人受到干旱的影响，也不得不西迁拓展生存空间，但这又给帝国边境以外的哥特联盟造成了威胁，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哥特人又越过多瑙河给罗马帝国传导了压力。已经分裂的罗马帝国，自然无力抗衡哥特人和匈奴王阿提拉的攻击。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残存的东罗马帝国也曾想收复故土，恢复旧日荣光。但此时的帝国实力已经大打折扣。面对强敌环伺，维持当下疆域都显得力不从心。虽然有过偶尔的高光时刻，但从整体走向来说，疆域日渐萎缩、实力日薄西山。

此时的气候，不仅无法和巅峰时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甚至和公元4世纪的气候更为恶劣。这段时期在气候方面被称作“小冰期”，身处6-7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还经历了影响全球的“无夏之年”，以及遭受了反复收割生命的鼠疫。

随着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兴起，也逐渐蚕食着东罗马帝国的土地。虽然东罗马帝国还存在到1453年，直至奥斯曼帝国给予了最后一击。不过龟缩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

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数据图标对比。证明罗马帝国的兴衰和气候 疾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也许罗马的命运，并不是仅仅是由我们所熟知的凯撒、屋大维、奥古斯都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所决定的。火山爆发、气候变化、疾病蔓延对于一个帝国的兴衰似乎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气候和疾病面前最终败下阵来。即使是当下科技医学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类面对不断变异的流行疾病，依然需要高度警惕，不不能大意。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管人类今后能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面对自然，依然要心存敬畏。和气候疾病之间的博弈将会永远进行下去。这股无形的力量，也在不知不觉间，重新改变着世界，塑造着我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或许正如关于这本书的一句推荐语一样。“人类能够操作自然，但永远不会战胜它。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四)：Nice Try

主要内容：

作者认为，此前史学研究中多将气候等自然环境视为是恒定的、惰性的；然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显然自然因素也在罗马帝国的繁荣直至衰亡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气候和流行病。

1.气候：

罗马蓬勃发展阶段正应天时。罗马气候最优期（约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150年）中，气候温暖、湿润、稳定，有利于罗马扩大耕种范围，提高土地生产力，缓和严重的农业风险，罗马的经济发展也没有触及自然承受力的极限。其后罗马进入晚期过渡期，从公元150年至450年，气候变得混乱、多变。尤其在晚古小冰期（530年至680年左右），由于气候逐渐进入冰期、火山活动频繁、太阳辐射减弱三个因素叠加，甚至有一年成为了“无夏之年”。罗马帝国也因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粮食欠收，使得瘟疫趁虚而入。

2.流行病：

由于帝国糟糕的卫生条件导致的常见病包括粪口传播的细菌性痢疾、伤寒症，以及蚊虫传播的疟疾等。夏季和初秋是罗马人死亡的高峰，主要集中在城市内。同时，受到广阔的贸易网络的影响，慢性传染病传播范围变得非常广，包括肺结核（罗马被称为“欧洲肺结核蔓延的分水岭”），以及麻风病。

此外，由于与自然接触面扩大、跨地区交流频繁、城市化程度高，罗马曾遭遇过三次大瘟疫：

（1）公元165年的安东尼瘟疫，很可能是天花，但未对罗马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也很难说三世纪危机是有安东尼瘟疫的重要影响（因为在安东尼瘟疫和三世纪危机之间，已经间隔了几代人，人口有所回升）。

（2）公元249年至262年左右的西普里安瘟疫。西普里安瘟疫此前并未被史学家重视，作者认为可能是流感或病毒性出血热中的线装病毒（例如埃博拉病毒）。

（3）公元341年至749年的查士丁尼瘟疫。这极有可能是一次鼠疫，在持续两个世纪的时间中持续影响罗马帝国（鼠疫的发生也是罗马贸易网络扩大和天气因素影响叠加的间接结果）。由于鼠疫前气候异常已经导致食物减少，使得饥饿又虚弱的罗马人受到了更大的打击，死亡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一半，即便如此，查士丁尼瘟疫依旧没有直接摧毁罗马帝国，甚至没有推翻查士丁尼的政权，但毕竟恶化的环境削弱了帝国的活力。

罗马帝国时代的平均身高低于中世纪，也低于共和国时代：

匈人的迁徙也可以被视为一次环境事件：

瘟疫对精神世界的影响：

顺带一句话概括了彼得·布朗在《穿越针眼》中的基本观点：

作者对自然环境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作为晚期罗马史的有效补充。尤其罗马帝国持续三个多世纪的衰落的过程中，面临众多人类之前不曾遇到的疾病与极端天气，数次力图中兴，不得不说顽强；但即便是强大如罗马帝国，其发展也需顺应天时，最终又匍匐在自然脚下。

全书整体按照时间顺序写作，试图说明罗马各发展阶段中自然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尝试将历史事件与自然因素的影响结合起来，例如匈人向西入侵是由于草原变得干旱；阿提拉撤回草原可能是马匹受到疟疾侵袭；查士丁尼瘟疫与晚古小冰期使“末世论”愈发流行。但多数历史事件中自然因素只施加了次要影响，因此文章整体让人觉得泛泛而谈，个别逻辑推演略欠说服力。而且为了说明气候或流行病的影响，作者又被迫延展到贸易网络、生产力、人口压力乃至货币制度等相关的社会因素，导致文章整体的结构更加松散。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五)：在同一湍流之上

“为了帝国的安全与永恒，你应该带着对所有不朽神灵的崇拜与敬仰，频繁地拜访圣地表达谢意，不朽的神灵才会将祖先建立的基业传递给子孙后代”

——公元248年4月21日，罗马建城1000年生日竞技会上的祈祷词

在场的人不知道，3世纪罗马举行的这场千年庆典会成为帝国的告别仪式。这场告别漫长而痛苦，其间包含着人类在重大危机面前的束手无策与拼死相争。此后一位接一位皇帝从行省和军营中崛起，试图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让整合后的新国家尽可能久地延续下去。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查士丁尼的大胆征战，以及波斯军队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时，希拉克略的猛烈反击，最终都成了罗马衰亡史上短暂闪耀的火花。地中海世界文明的骄傲，逐渐沦为衰竭而分裂的拜占庭残余国家，旧大陆的能量再也未能获得长久联系。

凯尔·哈珀写道，当时的罗马人恰似在享受着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鸡尾酒会，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被翻修一新的城市，一千对角斗士的同场竞技，从帝国鲜为人知的角落送来炫耀并展示，然后被残忍杀戮的珍禽异兽，共同炫耀着人类力量的不可一世。

然而，正如书名暗示的那样，气候与疾病才是帝国终结之路上隐形的杀手。数量庞大藏在暗处的微生物，昼夜不停的大气环流、太阳活动与潮汐变化，共同组成了一幅远为壮观的物之盛宴。248年在永恒之城亲身参与那场世纪盛宴的人们不可能想到，他/她们与帝国，都将成为另一场盛宴的牺牲品。

借助人口模型、降水率曲线、作物价格指数、瘟疫特征分析等图表，罗马衰亡史上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变得清晰直观，这是自然科学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太多看似偶然的人祸，在发生之前就已被大自然无形的手操弄。在温暖湿润的罗马气候最优期结束之前，边境军团尚能组成一道坚固防线。尽管边界从不稳定，但遥远的战火很难蔓延至帝国核心区域。强力领导、成熟战术，加上完备的后勤保障，让帝国在面对大部分敌人时都能游刃有余。

随之而来的便是249年的西普里安瘟疫，15年内几乎横扫所有行省，在大城市与小乡村的破坏力同样惊人，而边境危机成了瘟疫的重要后果。瘟疫充当了敌人第一道看不见的前锋，卡尔皮人、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与波斯人分别在不同方向对帝国发起猛烈攻势，击破了帝国坚不可摧的防御网。

因此，在考察罗马何以在3世纪中期变得不堪一击，相继丢掉多瑙河、幼发拉底河与莱茵河防线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公元154年发生的安东尼瘟疫，无论在持续时间还是烈度上都无法与西普里安瘟疫相比。安东尼瘟疫后帝国人口仅是退回了奥古斯都末期水平，长期以来的粮食储备与价格平抑机制确保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国家的军事、财政与政治机构在短期震荡后承受住了冲击。

西普里安瘟疫则直接将帝国打入无政府主义深渊，既有货币制度被粉碎，军队薪酬无法再以硬通货形式发放，物价飞涨与通货膨胀难以遏制，基督教逐渐将多神教挤出中心位置，而这一切对帝国的改变是深刻的：残余的能量进一步耗尽，人口冗余边际被摊得越来越薄。

从气候角度看，公元4世纪罗马的短暂复兴不难理解，这是一段少有大波折的气候稳定期，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瘟疫，罗马、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历史名城相继复兴。一个世纪虽然看似漫长，但对于帝国而言仍过于短暂，不足以令其彻底恢复元气。除了要面对四境虎视眈眈的外族，罗马还要祈祷天时顺遂，而天时不可捉摸，亦难以指望。

在帝国尚未意识到下一次大危机逼近时，一场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旱灾迫使以中亚为家的游牧民族搬离故土。这些马背上的战士同时为了生存与贪欲而战，西部帝国在前所未见的汹涌移民潮下节节败退，边疆系统再也无力承压。阿德里安堡之役的惨败，永恒之城的沦陷，阿提拉对巴尔干地区的攻掠……西罗马军队不但无法为帝国柔软的肚腹提供保护，甚至连它自己的基本建制都越发难以维系。

“当匈人退回草原时，留在他们身后的罗马世界在马蹄扬起的尘雾中几乎无法辨认”（凯尔·哈珀语），在这个世纪，帝国的苟延残喘甚至已经失去了悲剧色彩，如同一艘风暴中的巨型船只，绝望而狼狈地抵抗着涌入的海水。这一次的外族入侵肇始于剧烈的气候变化，终于神出鬼没的病菌，病菌的突然出现挽救了帝国，逼迫没有防备的入侵者退回寒冷的大草原。

在伊斯兰世界给予最后一击之前，漫长的小冰期接管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依靠气候的眷顾实现复兴已毫无希望。西部帝国灭亡后的行省地带，大规模兴建庄园的热潮已成陈年往事，罗马苦心经营的所有痕迹被缓慢而坚决地抹去。当时的人们相信世界正步入晚年，表征便是一系列的旱灾、战乱与流行病。

查士丁尼瘟疫持续了两百年之久，像是罗马本已不堪折磨的肌体上反复发作的阵痛。在严重缺乏医学知识的古人看来，这些来去自如的病菌只能解释为宗教神话中的末世预言。在君士坦丁堡，受害者尸体堆积如山的骇人画面被描述为“上帝烈怒的榨酒池”。面对这样一个虚弱不堪的敌人，闯入者的胜利几乎只是时间问题。

《罗马的命运》绝非第一本重视自然因素的史学著作，其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自然因素并非一块毫无变化的布景，仅仅在展开历史叙事之前将其陈列出来。凯尔·哈珀搜集了大量前沿科技手段提供的图表与数据，这些新证据足以说明，帝国与文明的兴衰比起大自然动辄以千年为计量单位发生的变化，其戏剧性程度仍然过于渺小。

罗马人的确有骄傲的资本，但他们从未意识到一点，罗马文明是人力与自然的双重产物，而自然的力量远比他们想象中大。罗马人在农业时代依靠技术与贸易实现了最大限度增长，同时借助卓越的军事才能开疆拓土，成功实现了版图扩充、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但这一切都要仰赖气候最优期的馈赠。

当优越气候条件不再予取予求，这份赠礼的价格就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来，改造水系、砍伐森林等强行改变地貌的行为影响了微生物的进化过程，人口稠密的城市不经意间成为了巨大的病菌培养皿，为贸易与征服而兴建的发达水陆交通网，令本可封锁在一时一地的病毒在全境蔓延。

这里的悖论在于，现代科技为考察罗马衰亡提供了严谨的数据支撑，却同时导向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帝国遭遇一系列瘟疫打击在所难免，也就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如果罗马人能不输掉某一场战役，某一个决策做得再高明一点，帝国将获得一个更体面的结局。从自然角度上看，这毫无可能。

但是，罗马的故事又是一段接一段的偶然、巧合与误打误撞：气候如何具体影响罗马和它的敌人们的选择，微生物如何完成突变，瘟疫在何时何处出现，波及范围与历时长短如何受季节影响，都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充满了不确定性。用凯尔·哈珀的话讲，帝国被卷入的是一条 “剧烈加速的湍流”，数以亿计的致病性微生物在此疯狂进化。

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偶然与必然难以区分。面对这样一个在复杂缠绕的环境中崛起并维系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文明，值得敬畏的不仅仅是无情的大自然，还有帝国本身。杜牧在《阿房宫赋》哀叹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在罗马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它经历了一场过于漫长的死亡。从帝王到平民，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见证者看着它一点点散尽精气与锋芒，时人早已先后人而哀，并且更进一步参与到对帝国的挽救中，但所有人最终都失败了。

作者不无遗憾地说，罗马人站在未知变化的无形边缘上，而现代知识带来的惋惜之情令我们更加痴迷于罗马何以长久的奥秘。自然界将罗马人与我们彼此拉近，在同一颗星球的同一条湍流之上，这或许是《罗马的命运》最重要的警示意义所在。毕竟，人类正处在另一场瘟疫大流行中，其波及范围之广远超古代世界，连现代医学都未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敬畏自然，重视自然，试着发挥人类的力量和它共存，仍是一个艰难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