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跨国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全球史与跨国史》是一本由[美]入江昭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1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一)：国别史之去魅

本书篇幅不长，正文不到90页，加上文献列表也只99页，相当于一篇综述的内容，但其意义不浅。书中介绍的全球史和跨国史全内容，从字面上看起来只是讲了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新认知，但反过来对比国别史，其常站在民族国家的叙事角度，强调一国特殊性的视角，这本书有其特殊的“去魅”之功。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国家边界形成后，人们对国家的认知与历史记忆也被框入一条边界中。国与国间的交流似乎必须成为在政府控制下的行动。而自古以来迁徙民族和往来商队的跨国行为与世界交流被迫只能掩蔽在这种话语之后。例如明朝凭借皇帝一纸禁令，将百千年来的正常民间商贸定性为非法，于是乎“倭寇”“海盗”盛行。如从新视角去观察不同国间政府行为以及相关民间团体之反应反馈，应有更新的认识。

全球与国际间交流的发展恰似一条河流，或潜或显，与政府行为和政府间关系密切相关。可以想象，在强势的汉政府与匈奴征战并关闭边界后，精细的中亚金属器便不能方便得交流到中土，而“走私”商队及其历史，也大概会消失在污名化后的中土集体记忆中。挖掘这些被隐蔽的历史图景，是否会帮助防止这个世界进一步向保守而非开放交流的境地滑落，是更值得读此书者深思的。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二)：一点感想

读完入江昭先生关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这部新著，今年第24本。全书不过90多页，然气象恢宏，视角广阔，旁征博引。入江先生指出19世纪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世纪，20世纪是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世纪，而21世纪是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跨国纽带和线索的世纪。入江先生希望从学术变迁的脉络中为这个世纪的史学找寻自身定位。他认为没有对同时期其它国家事务的认识和研究，便容易陷入地方事务的细枝末节，从而过分强调本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作为特定土壤产物的例外论来分析历史。作者淡化了国家间的冲突，希望进行超越国家制定政策和对外策略方面的讨论，去更多关注各国如何基于自身利益而塑造世界秩序。作者希望超越地缘政治与权力争夺的基本框架，而去发掘共享的、相互交织的历史记忆，并呼吁个体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分子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作者希望史学界去更多关心事关整个人类的国际事务，如环境、能源、人权等等，虽不免有理想化，但仍然对我深有启发：也许我们可以拥有更包容的历史观，去理解人类历史的普适性和多元性。16年先生到西北大学讲座，我曾现场去听，先生讲的内容与本书息息相关，也只有先生这样的学力去撑起这样的题目才不显得那么大那么浮夸。唯独就是篇幅太短，意犹未尽，很多东西还没有直接点明，只是对未来历史研究趋势的一种展望。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三)：简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以及背后的史学观念作为一股学术浪潮兴起已有多年。而对其概念的解释和观念的厘清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笔者之前一直试图搞清楚二者的互通之处与细微差别以及其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成为历史的过去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性意见。可惜悬而未就，幸好本书所涉及的某些议题与讨论纠正了我的部分错误观点。笔者以为，本书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本书更多在于搜寻于己而言更有价值的作者经验，正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这本书无疑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作用。全书共分四章，每一章侧重于一个重点，文章整体脉络也分明可辨。故而笔者也试以个人的阅读观感就每章内容作出初步分析与思考。 一：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兴起 本章主要在于指出和讨论全球史与跨国史兴起的历史背景及二者异同和当前的一些历史学者的书写走向如何从先前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叙事模式转变为多元并存的国际区域间的交汇融合。作者回顾了其本科学习生涯，从侧面也透露出阅读一手文献，撰写研究综述和写作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的重要性。同是借其师华莱士•麦克卡弗里（Wallace MacCaffrey）之口告诉我们：“历史研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可作一般化推广的概念，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采纳，用以研究各国的历史（p2）”。这或许就是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跳出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融入世界的潮流还是转身反躬诸己，发掘自身的内在因素。二者的拿捏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作者也同样指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围绕着民族国家解释近代历史……国家历史作为珍贵的遗产代代相传，构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记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不断深入发掘本民族的传统……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也因此与‘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叙事倾向紧密结合。（p3）”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是“于不疑处有疑”的观点，发掘本土历史的核心价值与以史为鉴是否能真正耦合，这种观念体系下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当下的社会秩序产生冲击，端倪显露处也可计日而待。而我所见到的以及受到的训练也多与此挂钩，其是非何如，目前仍应缄默而观。只是这样所造成的损失如何有效弥补，我尚不得而知。亦如作者所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例子，“在中国发现历史”取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未能跳出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p4），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中国本土性的思想与制度与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二者的比较并非是线性增长，即后来者一定居上，就我目前所接触的理论来看，或多或少都有本角度的优势和自身的局限，仿佛是拿形状殊异的镜子对着历史看来看去，却得其中数点豹斑，未能窥其全景。内在的因素与外在冲击以及越来越多新奇的史学解释模式虽然五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却也为我们提供多种可能，就“冲击-回应”说一中，它的本质与“西方（欧洲）中心论”是一脉相承的，而发掘中国内在的价值体系与清季以降的“中体西用”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只是，年岁交替而过，我们也决不可仍困在此圆圈中，逡巡打转。此外入江昭教授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间的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并以“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来研究国际史。（p9）对于作者乐观的态度，我个人目前仍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以为地缘政治格局和民族国家中心的二者变化，以前者的扩大态势来看，未必会有效遮掩后者的真实存在。此外，作者以为：“地缘政治的考量与文化层面的冲突往往是两回事，在我看来，文化间的关系是独立于权力关系而存在的，有其自身的发展势头，并非只是权力关系的附属。”基于此种观点，我仍对入江昭教授的乐观态度充满担忧，当时的变化以文化间的关系考虑恐怕只是从外壳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深入不毛依然是一个问题。权力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决定着文化难以独立存在。而诸多问题的存在以及问题之间的互动也促使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步入人们的视线。 至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异同问题，入江昭教授对于其共通之处解释为：“首先，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探索国家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其次，它们都关心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不局限于世界上一小部分国家或者某个特定的区域，也都试图打破西方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并将欧美以外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p13）而对于其差别之处，作者显得较为谨慎，他首先指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历史学家倡导以跨国的视角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介绍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美国史专家如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和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等人，这些学者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了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忽略其发展进程背后的全球力量，未注意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世界的对于希望与恐惧也变得趋同。故而，跨国史在此层面上来看，其在保留“国家”这一核心叙事单位的同时，以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p14）对此，我个人的理解以为“全球史”脱胎于“跨国史”并在主体中心论中又迈进了一步，二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方法的使用不同而已。但是“跨国史”仍立足于本民族乃至本土国家，这是否是“中心论”披了一层外衣而全球史是否会陷入“平均主义”的窘境，这两个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至少，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本土特色议题下，普世价值观念是否依然具备普适性，平均主义下的全球视野是否会变得庸俗并且浮于表面等等这些问题都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至于作者所提及的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组织、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宗教机构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它们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点对象，我个人一窍不通，未能作出任何评价，不过，据我所知，国内目前鲜有历史学者去关注这些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而入江昭教授对于人群的自我认知和种族（races）、部落（tribes）和族群(ethnic communities)身份认同，这是一个敏感却有十分必要的研究领域，惟有研究其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解释“我是谁”的问题，并能为其是否更好的融入世界潮流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至于“跨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作者以为“跨国主义”者超脱了国家民族间的界限，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平等。并以威尔逊为例，此处例证稍显单薄，有待商榷。 二：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者的研究何以迟滞于时代变化，作者以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影响因素。”笔者以为，入江昭教授可能忽略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某些现象成为潮流时所保持的审慎态度，因为敏锐目光需要一定的魄力，这样便很难具备普适性的因素。这也确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某些潮流的出现并非全是自然现象，对其研究与发展不全然是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保留相对应的思维和现实研究领域并不相悖。此外，作者也指出，大多数历史学者受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因素诸如二战的结束、冷战的进行等，他们未能离开原有的学术路径并不相信未来的格局。同样地，作者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为背景，于1983年召开的旨在讨论20世纪中的重大主题的国际会议，受《1984》传播的影响“1984”已经成为极权主义政权的代表词。而极权主义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p28）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留下了无尽的惨痛，而真正的反思不知何时开始，亦不知何时结束，或许它永远不会结束。基于此传统的历史学者宥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而且，破除文化中心主义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毕竟，自出生伊始便在不断接受乃至主动学习的文化因素是我们了解其他文化的基础，在此期间所形成文化认同往往牢不可破倘若无其他文化之冲击。因此，在此基础上，守旧不一定是贬义词，追赶潮流的弄潮儿是否会走到最后而先前所学未有褪色，我个人保持疑问。也正如本书所说：“历史的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p35）。”这样的格局一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他地区未能真正找到自己国家与区域发展模式的合理逻辑解释，那么，无论情愿与否，沿着西方学者的步伐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此外，作者也提及到了在“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影响下，历史分期问题的诸多弊病，以欧洲为主体历史分期问题延伸到了全球却未必适用。欧洲的个体或者组织如何在其他区域产生影响？有趣的是，无论是否反对“欧洲中心论”，许多学者与国家组织都在不自觉的沿用此分期法直到现在。历史学家是否跟得上潮流并非最主要的事情，“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学者如何审视自我的的坚守以及寻找到合适本区域的解释理论，这才是当下追随潮流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而非亦步亦趋或者过分强调地方的特色甘愿做桃源中人。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史梳理以及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 三、四两章旨在梳理与发现“全球史”和“国际史”研究以来的学术梳理与内在逻辑并展望历史学未来的发展，民族国家的研究如何转型为国际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移民问题和人权问题伴随着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发展，个体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p47），此外诸如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区域史的研究是否基于如欧洲史那样存在一个“共享记忆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memory）”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话题，如东南亚、美洲地区是否存在此基础，都是需要我们仔细探索的。入江昭教授于本章所介绍一些学者的著作，可以选取其中几本翻一翻，此处不再重复介绍。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基于现实的展望，作者提到了“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这一个在我们看来仿佛荒诞不羁的话语，可它并非虚无缥缈，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村”并非只是概念意义上的构造，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不断深入“宇宙史”的提出似乎也不再是虚妄。 四：结语 解铃还续系铃人，本书的开始自然也是本书告一段落的终篇：作为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我们也知道，鉴于现有的，丰富的史学编纂传统，每一代历史学家在看待历史时，不应当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使命应当是对学术领域做出具体有‘原创性的贡献’，即发掘新材料，补充新方法，提出对一国历史（即便富有争议）的新解释。（p3）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四)：简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以及背后的史学观念作为一股学术浪潮兴起已有多年。而对其概念的解释和观念的厘清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笔者之前一直试图搞清楚二者的互通之处与细微差别以及其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成为历史的过去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性意见。可惜悬而未就，幸好本书+所涉及的某些议题与讨论纠正了我的部分错误观点。笔者以为，本书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本书更多在于搜寻于己而言更有价值的作者经验，正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这本书无疑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作用。全书共分四章，每一章侧重于一个重点，文章整体脉络也分明可辨。故而笔者也试以个人的阅读观感就每章内容作出初步分析与思考。

一：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兴起

本章主要在于指出和讨论全球史与跨国史兴起的历史背景及二者异同和当前的一些历史学者的书写走向如何从先前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叙事模式转变为多元并存的国际区域间的交汇融合。作者回顾了其本科学习生涯，从侧面也透露出阅读一手文献，撰写研究综述和写作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的重要性。同是借其师华莱士·麦克卡弗里（Wallace MacCaffrey）之口告诉我们：“历史研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可作一般化推广的概念，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采纳，用以研究各国的历史（p2）”。这或许就是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跳出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融入世界的潮流还是转身反躬诸己，发掘自身的内在因素。二者的拿捏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作者也同样指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围绕着民族国家解释近代历史……国家历史作为珍贵的遗产代代相传，构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记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不断深入发掘本民族的传统……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也因此与‘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叙事倾向紧密结合。（p3）”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是“于不疑处有疑”的观点，发掘本土历史的核心价值与以史为鉴是否能真正耦合，这种观念体系下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当下的社会秩序产生冲击，端倪显露处也可计日而待。而我所见到的以及受到的训练也多与此挂钩，其是非何如，目前仍应缄默而观。只是这样所造成的损失如何有效弥补，我尚不得而知。亦如作者所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例子，“在中国发现历史”取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未能跳出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p4），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中国本土性的思想与制度与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二者的比较并非是线性增长，即后来者一定居上，就我目前所接触的理论来看，或多或少都有本角度的优势和自身的局限，仿佛是拿形状殊异的镜子对着历史看来看去，却得其中数点豹斑，未能窥其全景。内在的因素与外在冲击以及越来越多新奇的史学解释模式虽然五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却也为我们提供多种可能，就“冲击-回应”说一中，它的本质与“西方（欧洲）中心论”是一脉相承的，而发掘中国内在的价值体系与清季以降的“中体西用”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只是，年岁交替而过，我们也决不可仍困在此圆圈中，逡巡打转。此外入江昭教授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间的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并以“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来研究国际史。（p9）对于作者乐观的态度，我个人目前仍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以为地缘政治格局和民族国家中心的二者变化，以前者的扩大态势来看，未必会有效遮掩后者的真实存在。此外，作者以为：“地缘政治的考量与文化层面的冲突往往是两回事，在我看来，文化间的关系是独立于权力关系而存在的，有其自身的发展势头，并非只是权力关系的附属。”基于此种观点，我仍对入江昭教授的乐观态度充满担忧，当时的变化以文化间的关系考虑恐怕只是从外壳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深入不毛依然是一个问题。权力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决定着文化难以独立存在。而诸多问题的存在以及问题之间的互动也促使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步入人们的视线。

至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异同问题，入江昭教授对于其共通之处解释为：“首先，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探索国家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其次，它们都关心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不局限于世界上一小部分国家或者某个特定的区域，也都试图打破西方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并将欧美以外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p13）而对于其差别之处，作者显得较为谨慎，他首先指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历史学家倡导以跨国的视角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介绍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美国史专家如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和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等人，这些学者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了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忽略其发展进程背后的全球力量，未注意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世界的对于希望与恐惧也变得趋同。故而，跨国史在此层面上来看，其在保留“国家”这一核心叙事单位的同时，以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p14）对此，我个人的理解以为“全球史”脱胎于“跨国史”并在主体中心论中又迈进了一步，二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方法的使用不同而已。但是“跨国史”仍立足于本民族乃至本土国家，这是否是“中心论”披了一层外衣而全球史是否会陷入“平均主义”的窘境，这两个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至少，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本土特色议题下，普世价值观念是否依然具备普适性，平均主义下的全球视野是否会变得庸俗并且浮于表面等等这些问题都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至于作者所提及的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组织、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宗教机构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它们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点对象，我个人一窍不通，未能作出任何评价，不过，据我所知，国内目前鲜有历史学者去关注这些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而入江昭教授对于人群的自我认知和种族（races）、部落（tribes）和族群(ethnic communities)身份认同，这是一个敏感却有十分必要的研究领域，惟有研究其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解释“我是谁”的问题，并能为其是否更好的融入世界潮流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至于“跨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作者以为“跨国主义”者超脱了国家民族间的界限，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平等。并以威尔逊为例，此处例证稍显单薄，有待商榷。

二：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者的研究何以迟滞于时代变化，作者以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影响因素。”笔者以为，入江昭教授可能忽略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某些现象成为潮流时所保持的审慎态度，因为敏锐目光需要一定的魄力，这样便很难具备普适性的因素。这也确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某些潮流的出现并非全是自然现象，对其研究与发展不全然是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保留相对应的思维和现实研究领域并不相悖。此外，作者也指出，大多数历史学者受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因素诸如二战的结束、冷战的进行等，他们未能离开原有的学术路径并不相信未来的格局。同样地，作者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为背景，于1983年召开的旨在讨论20世纪中的重大主题的国际会议，受《1984》传播的影响“1984”已经成为极权主义政权的代表词。而极权主义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p28）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留下了无尽的惨痛，而真正的反思不知何时开始，亦不知何时结束，或许它永远不会结束。基于此传统的历史学者宥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而且，破除文化中心主义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毕竟，自出生伊始便在不断接受乃至主动学习的文化因素是我们了解其他文化的基础，在此期间所形成文化认同往往牢不可破倘若无其他文化之冲击。因此，在此基础上，守旧不一定是贬义词，追赶潮流的弄潮儿是否会走到最后而先前所学未有褪色，我个人保持疑问。也正如本书所说：“历史的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p35）。”这样的格局一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他地区未能真正找到自己国家与区域发展模式的合理逻辑解释，那么，无论情愿与否，沿着西方学者的步伐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此外，作者也提及到了在“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影响下，历史分期问题的诸多弊病，以欧洲为主体历史分期问题延伸到了全球却未必适用。欧洲的个体或者组织如何在其他区域产生影响？有趣的是，无论是否反对“欧洲中心论”，许多学者与国家组织都在不自觉的沿用此分期法直到现在。历史学家是否跟得上潮流并非最主要的事情，“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学者如何审视自我的的坚守以及寻找到合适本区域的解释理论，这才是当下追随潮流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而非亦步亦趋或者过分强调地方的特色甘愿做桃源中人。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史梳理以及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

三、四两章旨在梳理与发现“全球史”和“国际史”研究以来的学术梳理与内在逻辑并展望历史学未来的发展，民族国家的研究如何转型为国际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移民问题和人权问题伴随着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发展，个体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p47），此外诸如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区域史的研究是否基于如欧洲史那样存在一个“共享记忆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memory）”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话题，如东南亚、美洲地区是否存在此基础，都是需要我们仔细探索的。入江昭教授于本章所介绍一些学者的著作，可以选取其中几本翻一翻，此处不再重复介绍。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基于现实的展望，作者提到了“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这一个在我们看来仿佛荒诞不羁的话语，可它并非虚无缥缈，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村”并非只是概念意义上的构造，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不断深入“宇宙史”的提出似乎也不再是虚妄。

四：结语

解铃还续系铃人，本书的开始自然也是本书告一段落的终篇：作为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我们也知道鉴于现有的，丰富的史学编纂传统，每一代历史学家在看待历史时，不应当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使命应当是对学术领域做出具体有‘原创性的贡献’，即发掘新材料，补充新方法，提出对一国历史（即便富有争议）的新解释。（p3）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五)：【转载】历史研究是一本开放的书：入江昭访谈

原文发表于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15995 转载已获得作者同意。

采访、整理：邢承吉

翻译：鲁迪秋

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作为新一股潮流，如今已经为越来越多学者所接纳，某种程度上也日益将曾一度被边缘化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重新推到史学界的前沿。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早于1978年就任美国外交史协会（SHAFR）主席时，便倡导以文化为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史。在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席之际，他更倡导美国历史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了以《论历史学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1] 为题的主席演说。入江昭的新著《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下简称《全球史与跨国史》）较为清晰地向读者介绍了全球史和跨国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学术背景、思想源流、基本动向及发展前景。入江昭在书中频繁援引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反思历史学家如何囿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这些今天读来都颇有趣味。

《全球史与跨国史》囊括四篇论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沿革、概念区分、研究现状及可供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选题、方法和研究路径。在前两章节中，入江昭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史和全球史从黑格尔式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兴起和成长的背景，以及历史学家日益表现出的对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移民、人权等跨国主题的关注。他也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全球史和跨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展望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发展的未来。在全书结尾，入江昭为全球史和跨国史长远的发展绘制了一幅精彩蓝图：未来的历史研究应当将人类历史置入地球和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中，讨论人类如何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共存中寻求自身发展，而真正走出黑格尔式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学面临碎片化和学科藩篱限制的当下，入江昭的倡议意味深远：他不仅鼓励未来的研究者走出国别史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且提出历史学家应当观照人类历史本身，直面人类共同的历史经历。考虑到入江昭引领了美国学界的国际转向和文化转向、并发表了一系列对跨国史发展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对于跨国史研究，以及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和文化转向，这本小书或许不乏借鉴价值。

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笔者曾赴入江昭退休以后寓居的老年公寓做过一次拜访，当时的谈话或许可以给国内读者一番比较直观的印象。2015年冬，笔者从费城30街车站出发，乘坐小火车，探访当时寓居在费城郊外老年公寓的入江昭夫妇。入江昭当年就读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也在费城郊外，并拥有贵格会（Quaker）传统。自哈佛荣休以后，他受当时一起读书的美国室友的影响，决定搬入宾夕法尼亚州本地一个养老院，与昔日的好友颐养天年。不出所料，该养老院所依附的社区同样具有贵格会背景。笔者坐火车抵达以后，仍需经过一段路程，方能前往入江夫妇的寓居之处；且当时天色将晚，周围都是公路，若步行到约定见面之处，恐怕要使入江夫妇久候。谢天谢地，同行的一位陌生人热情地提议施以援手，要求来接她的同伴先将我送到老年公寓。“你为何来到这里？”这位路上偶然相遇的陌生人问我。“我去探访一位年迈的日裔美国学者，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车驶入公路，她与同伴惊叹一声，随即答道，“的确，这个老年公寓里住了许多老教授，这里不少居民都是知识分子，退休后来到这里安度晚年，不少来自宾大；这里的贵格会社群很有活力，是一个很好的社区，我也时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众所周知，贵格会素有倡导国际主义、世界和平的立场，在主张废除奴隶制方面也走在同时代的最前列，其中为人所熟知的人物有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胡适曾在康奈尔邂逅的（后来担任哈弗福德学院校长）康福特教授（Prof. W. W. Comfort），然而这一刻， “贵格会”一词忽然从历史中走出来，幻身为两位善意的陌生人，朝我挥手告别，并留下一份至今难忘的惊喜。

在之前的邮件通信中，入江昭先生曾表达过对我这次行程的担忧。据他描述，从火车站到老年公寓之间的路，并不十分好走。我之前研究地图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故而一路上忧心忡忡，生怕让两位老人久等，错过了老年公寓固定的晚餐时间。然而，威廉·佩恩和托马斯·潘恩这些世界主义者似乎暗中庇佑着我与这位思想卓然超群的倡导跨国史研究的老前辈的会面。我出发的那日，恐怖分子在巴黎的《查理周刊》编辑部附近再次发动恐怖袭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然而我却从威廉·佩恩的“兄弟友爱之城”来到了这充满世界主义与和平的贵格会大本营。由于这场偶然的邂逅，旅途十分顺利，抵达入江昭夫妇公寓的时候，非但没有耽误约定的晚餐，而且还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多小时。抬头细看，眼前是一座粉红色的房子，门牌上写着“Akira Iriye”（看到这个名签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走了那么远的路，终于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寻到了它），与其他模样相似的别墅紧挨着，院子里种了一棵火红色的枫树，枫叶在蓝天的映照下红得耀眼。我深呼一口气后，叩开大门。

接下来的一切不必赘言。我见到了入江夫妇，甚至还遇到入江先生早年最好的朋友（大学时代的室友）——那是一位经历传奇的、硬朗的老爷爷，脸上带着怪船长的笑容，据说早年不仅事业有成，还是一位出色的匠人，入江教授夫妇客厅里的一个精致的柜子就由他亲手打造；当晚，我这个唯一的年轻人与上百名头发花白、年迈的长者共进晚餐，他们中许多都是贵格会的成员，入江先生一本正经地让我考虑退休后也来这里养老，那个夜晚至今想来非常神奇，虽然当时自己只是刚刚来到美国开始读博士，觥筹交错间，朦胧间却也以为自己已是老年公寓的一员。晚餐以后，在一个漂亮的软木客厅里，我与入江先生围坐在一楼客厅的火炉旁，端着入江夫人煮的苹果汁，开始了下面的访谈，这是当时我们访谈稿的中文翻译，我预先设计了一些专门的问题，入江先生坐在壁炉前、回答得也很认真，多年过去了，那夜的谈话至今历历在目。

承吉：人们时常对“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之间的区别感到困惑，而《全球史与跨国史》对此提出了比较细致的解释。您指出，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考察超越了国界，它们探究跨国联系，始终关注那些涉及整个人类共同体而非某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与现象。全球史与跨国史的主题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各种跨国认同，诸如人权、毒品控制、和平或其他议题。国际史则依旧关注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理解对吗？您是如何逐渐认识到国际史与跨国史之间微妙差异的？

入江昭：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十分重要。一开始我研究的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尔后我研究国际史。我在本科生阶段学习过英国史，在研究生阶段研究过中国史和美国史。这些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聚焦于一个国家，并研究该国的历史。之后，我开始对国际史感兴趣，和不止一个国家打交道，并加深了对以下问题的理解：这些国家如何对彼此的行为做出反应，它们是保持和平，还是陷入严重危机，还是最终走向激烈的冲突乃至战争？这些就是国际史的主题。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将自己大体定位为一位国际史学者。最近20年来，我变得对跨国史更感兴趣。对我来说，跨国史意味着超越国界，国际史则不然。国际史的重点还是民族国家，它讨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等，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所以说，国际史更为传统。

因而，我逐渐认识到，除了民族国家及其彼此互动，这个世界还发生着很多其他事情，存在其他定义人群的方式。举例来说，在公民身份之外，种族、性别、年龄都可作为定义人群的方式。这些方式都不取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例如，对于像我这样年事渐高的老年人来说，身居何处并不重要。我是个老人，日渐老迈，但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老人。这些老人散布在中国、日本、美国、德国，而我们拥有很多相同之处。实际上，我们的年龄，而非我们的国籍，决定了我们的想法与行为。

如果我和中国的老人进行交谈，我们将会谈论如何面对衰老、如何照料自身健康，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普遍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年龄、健康、宗教等这些范畴并不总是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某些跨国问题或现象必须被视为跨国现象，而不是被看做国内的或国际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化、关注人权和环境等因素，跨国趋势日益显著。如果说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现象，即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流和联合，至于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方，其实也都无关紧要了。他们所谈论的是同样的理念。当今世界上的很多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具备跨国的特质，而不仅仅是国内的、国际的或者政府间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是由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或者宗教机构等完成的，这些组织机构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它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是因为它们对诸如环境或健康等问题感兴趣。当它们关注如何与结核病进行抗争时，这属于人类的问题，而某些人类的问题超越了国界，比如环境等全球问题同样不受国界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必须与跨国史、国际史结合起来看待，或者至少要与这些研究相互补充。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日渐感到国际史的框架过于狭隘和局限。国际史仍旧意指一国范围内的国家关系或合作，但跨国史则意味着世界上整个人类共同体，并试图触及他们共同的问题，例如环境、人权、健康等等。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跨国史，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仍然存在。然而，跨国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一些甚至连祖国都没有的人，依然有他们的问题、关切与议程。某些人类议程超越了国界，并不真正取决于国界。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我确实开始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非看作分裂的各个部分。

民族国家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世界是由某些国家构成，其中一些是大国，一些是小国。我并不从这种视角看待世界。我把世界看作是数百万居住在地球之上的人们，他们都是人类，对不对？（笑）他们是非洲人、欧洲人，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人，拥有众多相同之处。我更愿意考察他们共同的观念和兴趣，而不是那些分裂他们的因素。如果你研究国际史或民族国家的历史，那么你会强调差异：国家差别、民族性、国家认同，以及各个国家如何面对彼此、如何因为差异而走向战争。我愿意相信，这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并不一定仅仅由于它们彼此不同而发起战争。它们的相同之处多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当你着眼于民众的时候，这一点尤为突出。

这就是我所说的跨国史，即超越民族国家，超越国家主权。如果你考察民众，那么团结他们的力量比分裂他们的力量强大得多。很多人都说我过于理想主义，但在我这个年纪，我倒宁愿要理想主义，也不要愤世嫉俗。我在日本长大，我见证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时期，那是一个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因此，我在很多方面都拒绝接受1945年以前的日本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一段极其可怕的过去。从根本上来说，我更赞同1945年以来的日本历史，因为日本已经变得更好，更加热爱和平与讲求合作，强调经济地位而非军事地位。这或许是一种十分理想主义的表述，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热爱和平。但我坚信，对世界上全体人类而言，联合他们的力量基本上大于分裂他们的力量。

通过周游世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获得了这种认识。我认为，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基本利益与观念，以及相互交流的兴趣。当然，你已经听闻最近在巴黎发生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但对我而言，因为这些恐怖袭击就宣称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些把我们联合起来的跨国力量远比分裂我们的力量更为重要。最近发生于巴黎的事情骇人听闻，130人遇难（指2015年11月发生在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真是可怕。全世界都在谴责这些恐怖分子。整个人类共同体团结一致是一种明智的判断，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经济学家把将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称之为全球化，技术专家称之为发展、计算机、互联网，等等，这些都有助于观念交流。现在，你有足够多的设备可以联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我认为，今天的人们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跨国联系。

承吉：但是，恐怖主义现在也是一种跨国现象。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 等历史学家认为，由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样的人领导的恐怖组织是另一种形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利用现代技术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犯罪。我注意到，在2004年版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2] 一书中，您并没有将发动9·11恐怖袭击的极端宗教组织，纳入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可是，在《全球史和跨国史》中，您专门针对极端宗教组织的跨国网络进行了严肃讨论。

入江昭：我同意这一点，即恐怖分子也属于跨国现象。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活动遍布全球而不限于某些国家。然而，我们不应当夸大恐怖分子的影响或势力。因为当巴黎那些人遇难时，恐怖分子遭到了世界各类群体的谴责。无论身居何处，各地的人们都开始意识到巴黎那些人遇害的原因。人们认识到，这些不是国内事件。那些人不是由另一个国家的人杀害的，而是由来自不同国家、背景迥异的恐怖分子杀害的，这些恐怖分子信奉共同的极端主义宗教思想。不过，世界伊斯兰共同体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谴责了这次事件。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和联系的意识构成这个世界的特征，这看起来比分裂的力量重要得多。总的说来，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国界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国际史研究的也是跨越国界的现象，但它侧重政府间关系。跨国史研究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通过移民、贸易、旅游联系在一起，以及跨国联系何以对今天的世界如此重要。

承吉：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万国之国》[3] 同样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学术尝试，以求从全球视角来重新解释美国历史。本德以全球视角理解美国的过去，展现了当空间语境扩展至全球范围时，美国历史上的核心话题叙述如何变得边缘化和无关紧要。通过认真思考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美国革命、内战和一战这些美国历史上的核心主题，本德明确表示，美国历史与海洋世界哥伦布交换的起源密切相关，其进程明显受到全球语境的影响。在这方面，《万国之国》不但是一部从全球视角重新考虑美国历史的开创性著作，而且也是引起美国史研究者注意的战斗号令。本德挑战了独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强调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并产生一种狭隘观念。他想要在美国人中间培育世界主义的意识，使人们能够看到美国历史如何与美国之外的世界相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以展现共同之处和相互联系的方式，使人们了解美国历史。在您看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本德那样，在他们有关美国史的著作中，日益关注跨国性？

入江昭：这是对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的美国例外论话语的回应。在20世纪50年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人人都说美国人是独特的。美国人之独特在于，美国是独特的。而美国的独特出于这几个原因，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认为是由于边疆经历，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指出是由于缺少封建主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越南战争影响了很多历史学家，也让大量民众认识到诸如美国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一类的事情，美国人变得更善于自我批评。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领域出现了所谓的“社会转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框架下——比如种族、性别、族裔等——研究美国历史。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美国史的全球化这样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的趋势，进一步发挥影响。一旦你具备了一种全球视角，无论是社会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或其他什么层面的，国界就变得无足轻重。正如本德所言，美国历史只有放在世界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且美国塑造了世界其他地方，一如这些地方塑造了美国。我认为，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变得十分重要。经济全球化、贸易、移民、关注人权，这些其实都不属于国内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跨国的和全球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本德和其他历史学家开始思考跨国史，即跨越国界的历史，对此我极力赞同。令人欣慰的是，这已形成一股新潮。你仍然能够仅仅在美国的框架下教授美国史，但这将成为明日黄花。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毫无必要，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关注美国即可，这种观点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这是我读研究生时学到的观点。如果你今天还秉持这种观点，人们会认为你迂腐守旧且无可救药地狭隘。无论我们研究的是德国史还是美国史，我们必须去国家化，必须将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就欧洲而言，你应当研究欧洲史本身，把德国、法国和波兰等国的历史结合起来，承认它们都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就亚洲而言，考虑亚洲史或东亚史应成为当务之急，将越南、韩国、日本、中国相互关联的历史联系起来。

承吉：人们思考世界现代史，发现19、20世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兴盛。然而您却认为，这一时期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意识逐渐增强。这种意识鼓励国际文化交流，乐意接受和平议程，并试图超越权力关系来定义新的世界秩序。当您构想文化国际主义的活动时，您特别关注跨国个体，诸如环保主义者、记者、学生、艺术家、学者、音乐家，而不单单是政治领袖。这种想法也与您在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之间建立跨国文化共同体的理念密切相关。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您研究生涯的不同阶段，您有关文化国际主义的理念如何伴随时间而演变？

入江昭：最初，这是西方世界在技术与工业方面西方化的表现。这一进程开始于欧洲，进而传播至美国。这是欧洲的现象，但又不受国界的限制，因为它们能够方便地转移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根本上说，这促成了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跨国的。它起源于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以计算机技术为例，它发端于美国，但技术和经济变革其实并不局限在任何一国范围之内。它们几乎本质上就是全球性的，不受国界的束缚。这是使这个世界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的一种方式。西方世界经济现代化程度越高，世界上其他地方全球化程度就越高。

然而从19世纪开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现了我所称之为“文化国际主义”的现象，以回应民族主义。有些人指出，减弱民族主义影响的一种方式是，鼓励跨国文化活动，或者鼓励受过教育的人们进行跨国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国际主义”，即19、20世纪诸如出国、旅游、海外求学或传教等任何使人们能够跨越国界聚集在一起的活动。与此同时，有人认为，由于民族主义势头猛烈，某些国际主义者应当进行跨国合作。由于一千万人死于一战，战争结束后，一些文学家、哲学家聚集起来宣布，作为具备文化教养的人，我们必须抵制战争趋势，并且建立跨国联系。这就是文化国际主义。人们认识到，文化能够连结各个国家，而非分裂它们。以音乐为例，（认为）某些音乐只属于德国或只属于法国的看法毫无道理。像贝多芬这样一流的音乐属于全世界，而不受国界限制；（认为）贝多芬只属于德国，只有德国人能够理解贝多芬，这种看法非常荒谬。类似地，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绘画……当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能欣赏它们。

我坚信文化能够培育国际主义。即便在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反对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力量依旧存在。我始终在据理力争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原本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日渐衰微，国际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市民社会的影响下，国家力量受到削弱。民众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共同体逐渐强大起来，这是全球化现象的一部分。但我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环境、人权的关注真正变得更具普遍性和全球性，出现了环境运动、人权运动等等，由此很多人主张这一时期极其重要。人们意识到，世界各地的人们正被相互联系起来，他们并没有仅仅因为国界就被分开。这就是我所指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而不只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的是，在独立的国家或者政府之间建立某种合作机制；跨国主义则指，在公民个人或者市民社会中间建立跨国联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人们越发认识到，我们拥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便针对恐怖袭击，人们也已达成共识，即巴黎事件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恐怖分子不只是法国的现象，人人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我的一些朋友在巴黎生活，我刚才给他们发送了电子邮件……这件事令人震惊。这不单是法国的现象，这是对全体人类的共同挑战。我想，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全球共同体的形成很重要。或许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共同体方才出现。这一时期相较于人们之间的跨国联系，中美恢复友好关系这种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49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经历了长达（近）25年的隔绝，之后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北京，两国恢复友好关系后美国迎来了众多中国学生和游客，这些想想就令人惊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中20%是中国人，他们要么来自中国，要么是华裔美国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前来参观哈佛大学的校园。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的教育机构向任何人开放，这就是日益突显的跨国性，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确信，未来将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力量要比分裂的力量强大得多。分裂人们的可能是宗教，那些宗教狂热分子对世界上其他地方抱有敌意；分裂人们的也可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事实上这些只占据少数，绝大多数国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是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极为乐观的看法。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我坚信，今天的世界远比20世纪30、40年代以及冷战时期的世界更为美好。

承吉：在最近出版的《全球史和跨国史》中，您提到，从您作为本科生在哈弗福德学院学习英国史开始，您的老师就已告诉您，历史学是一本展开的书，与研究者的个人背景无关；一些方法和概括能为所有学生所使用，也适用于所有国家。多年以前，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讲《论历史学的国际化》的开篇，您也指出，历史学是一门世界主义的学科，人们在其中共享广泛的兴趣而不受种族、国籍的局限。这尤其证实了美国历史学专业的开放和活力，这一专业鼓励美国史研究者加强与海外美国史学家的交流。但是，有时候历史学与意识形态问题、国内关注、国家认同密切相连，也和就业市场的现实相关。例如，在美国史领域最好的研究生项目中，外国学生依旧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学生是美国人，他们将被训练成为美国史研究者。来自中国、印度或俄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在美国教授美国史的情况鲜有发生。

入江昭：这大体上是由就业市场造成的。美国历史是一本允许所有人翻阅的书籍，对此我还比较乐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入读的小型学院只有两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教授美国史，另一位教授欧洲史（基本上以英国史为主），所以我学习的是英国史。那时候，没有人讲授亚洲史、非洲史。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用陈旧的方式教授历史，但他们都是极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位教授欧洲史的老师。他是我的导师，非常优秀而且时常勉励我。我曾经在某处提到过，有一次我去见他，向他询问我是否真正能够研究欧洲史，因为我不是欧洲人，我出生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他说，我在缺少任何背景的情况下研究英国史，反倒更具优势。我不存先入之见，所以我研究任何问题都不带成见。他觉得这样其实更为有利。

他经常鼓励我，而我也鼓励你做同样的事情。你来自中国、德国、土耳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这真得无关要旨。如果你对某一主题感兴趣，那么什么都不能阻止你对此进行研究。我认为不应当由国籍来决定你的研究，比如只有中国人能够研究中国史，或者只有美国人能够研究美国史。这种看法非常荒谬。只要有志于此，并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诸如此类，那么人人都应有机会研究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20年前我对阿富汗的历史感兴趣（当然现在的我为时已晚），只要我具备语言和知识背景，那我的研究应不受任何阻碍。和科学一样，历史学是一本开放的书。无论出身何处，任何人都能够研究物理和化学。这同样适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只有英国人能够研究莎士比亚的观点很可笑，至少我难以接受。缅甸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拥有理解莎士比亚的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有些人认为，只有非裔美国人才能研究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任何人（亚洲人、欧洲人等等）都应当有机会研究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同理，每个人都有机会研究越南史、中国史、日本史，等等。这是一本展开的书，任何具备语言能力的人都应有机会从事研究。相反的观点未免显得过于狭隘与沙文主义。出生在美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研究中国史，反之亦然，仅仅因为出生在中国就失去研究美国史的资格，同样错误至极。任何人都应得到研究任何主题的自由。我反对这样的政策，诸如必须是亚裔美国人才能教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或者必须是德国人才能教德国史。这对我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我想研究非洲史，只要我懂得相关语言，我就应当拥有研究的自由。这就是思想的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对此我表示支持。因为你要是不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世界就任由国界来决定。这就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只有德国人能够演奏贝多芬，或者只有英国人才能研究莎士比亚。

承吉：在《全球史和跨国史》一书中，您详细阐述了“文化转向”、“社会转向”和“跨国转向”之间的关系。您指出，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的发展，历史学家不再关注其他国家的经历，更毋论整个世界。历史学家重视细枝末节和局部进展，从而忽视了更为宏大的主题和问题。这些趋势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也形成一种例外论色彩更为浓厚的历史解释。但我们也看到，外交史学家从这些趋势中获益，开始拓宽他们的研究范围，探讨影响决策制定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以及决定国家利益的公众形象与认知。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ila）提出，文化史以及诸如“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分析框架之中。在您看来，跨国主义为何风行当今美国学界？您是否认为“跨国转向”也将如同“社会转向”或者“文化转向”那样深入历史思考之中？

入江昭：这个问题耐人寻味。我想这与总体的全球化有关。美国曾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贡献了50%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的美国如此富有，其贸易极具影响力。如果你研究美国史，你会感到你实际上在研究整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美国逐渐失去它的霸权或者说优先权，欧盟、进而是日本和中国开始挑战美国的控制。今天如果你真正想要研究美国，你就必须深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以来，学者们意识到研究美国史也必须熟悉世界其他地方。不了解欧洲、拉丁美洲等地方，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历史。这一趋势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当你研究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时，你考察的是普通民众构成的小型地方共同体。这本身没有问题。但你要是过度沉迷于此的话，你就忽视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当我们以全球化的方式思考，并考察全球化世界的起源时，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对我们并无太大助益。

当下，研究全球史面临的实际挑战在于，你必须学习多种语言，同时理解非洲、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局势。大部分美国人除了英语不懂得其他语言。他们不读德语、法语或汉语的档案。现在，人们越发认识到，必须掌握各种语言，其中至少一门非欧洲语言，比如汉语、越南语、土耳其语等等。这就是为何那些来自亚洲的学生（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韩国人等）在此类研究中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语言。同样，以德语、法语或俄语书写的文献和二手资料不容忽视，亚洲学生也应学习这些语言，以研究国际关系。俄语很难学，但如果真正想要研究东亚，那么学习俄语极为必要。但是现在我都忘光了，我曾出于研究的需要学过俄语，阅读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俄语文献与档案。

美国史的跨国化理念，即在全球和跨国的视角下教授美国史，曾经一度是非常陌生的事物。不过，加利福尼亚曾有院系征聘过类似“全球史中的美国”这样的教职，呼吁在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中而非国家关系的语境中研究美国史。这是件极好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语言障碍，研究跨国史并非易事，你必须阅读由多种语言书写的材料，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在现实中，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举例来说，如果你研究联合国，他们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全球变暖、环境问题，诸如此类。这些都属于跨国问题，你必须掌握所有这些语言才能阅读那些文献。如果你仅仅懂得英语，那么这不足以帮助你了解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等问题。

然而，尽管语言很重要，你也必须采用全球视角，尽你所能去考察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些只研究两个国家的人，诸如研究美法、美德关系等等，他们可能过于局限。你应当着眼于整个世界，或世界的某个地区。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国际史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跨国史考察一些跨国的和全球的现象，比如移民。我并不研究移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项研究。鉴于今天仍有大批叙利亚人想要穿越德国边界，这是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人类的跨国迁移已经延续数个世纪。历史学家有关移民的研究尚且不够充分，因为他们还未涉足外国历史。我想历史学家在移民研究领域仍大有作为。联合国保存了大量关于环境与人权问题的英语文献，只要你懂得英语，你就能够研究这些主题，这才是重中之重。当然，如果你具备其他语言能力，诸如德语、汉语、西班牙语、法语，这是好事。掌握一门其他语言将成为你的重大优势。可以这么说，语言是让你接纳另一种文化的工具和方式。通过学习某种语言，我保持了对其他国家——诸如俄国——的深入了解。我认为，阅读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献对我产生了影响。不过，官方文献读起来没有那么艰难，因为俄语的很多词汇和术语在英语中都有相对应的词汇与术语。

承吉：这些年您所做的跨国旅行进展得怎么样？从退休以后，您就一直在周游世界。您精力之充沛令我感到惊讶。即便对年轻人来说，如此定期的跨国旅行也是非常疲惫的。真得难以想象，像您这个年纪的人还会对国际旅行如此充满激情。旅途的经历是否让您对文化国际主义和跨国史产生新的观点？您下一项研究计划是什么？

入江昭：我希望自己可以游历更多的地方——我对非洲，还有南美洲都不甚了解——我去过秘鲁，但我还未去过巴西，以及其他南美洲国家。目前来说我的经历还十分有限。我乐于在巴黎的书店里徘徊，这样我就能看到法国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旅行的次数更多。不过现在幸运的是，我不必在指定日期前赶着完成书稿。我现在年事已高，因此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旅行。当下我正在写作的书稿涉及国际史的文化层面。顾名思义，国际史就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但由于国际关系方面的论著已经数不胜数，我想就国际关系的文化层面写点什么，比如文化设想、文化形象等。举个例子，中国的国际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跨文化现象。我想探讨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文化—国际事件。我不确定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笑）但我想研究的不是正式的国际关系，而是当人们相遇时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由此形成的观念——举个例子——比方说，为何贝多芬的音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为不同国家所理解和欣赏？这是我的夙愿。

[1]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 1989), pp. 1-10.

[2] 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中文版参见【美】入江昭著：《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颜子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