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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经典读后感有感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经典读后感有感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是一本由[美] 托马斯·索维尔著作,后浪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3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精选点评:

●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

●还是自由主义的那套东西,看完感觉收获不大。

●很棒的一套书,简明扼要的全面论述了经济学在我们生活或者政府里面起到的作用

●很失望啊,可能对另一本的评价太高导致了对比。。。这本的核心就是,……都是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可在现实中,政治风险才是衡量标准,所以没有办法啊。可读性至少对我来说不算很高。

●有所启发。

●强烈推荐,经济学入门必读。

●按需。

●核心观点:市场及主流永远都是对的,一方面谴责政府干预市场,另一方面却认为少数群体有义务无条件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说白了还是功利主义老一套:为了一百个人可以杀十个人无论后者是对是错。比起独裁唯一有点优势的可能就是那点生产效率吧

●这完全就是富人的经济学。在公立医院排队看病确实很难,但是想到不论富人穷人我们都只要花20块就能去看专家门诊,医院拥挤一点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本书作者是什么观点?一味的说美国的医疗制度更高效,而日本英国等地区政府买单医疗费用只会降低看病的效率。动动脑子行吗?效率再高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富人的效率。穷人能看上病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本书作者不是良心坏了就是智商太低。

●不如另一本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读后感(一):不能完全赞同作者

没有先看理论篇,直接先看了实践篇。可以清楚明白作者是倡导绝对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全书对政府的干预行为予以全盘否定,认为都是短视行为,长期影响不如放任不管。其核心立论在于 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不统一,甚至冲突。 对此,我不能苟同。当然,至少作者所列举的应用篇分析实例中,确实反映出政府行动的不利影响。但是,如果真的完全交由市场决断,不见得是作者设想的那么美好。因为任何行动的背后,总是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的。 我赞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前提是绝不能与民争利,而是作为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和托底着。比如就经济危机来说,如果政府完全不予以干预,或许几十年后会如作者所说经济更好了,但是也毕竟是留下了皑皑白骨,甚至可能国家早已陷入动乱之中。 读书的一点点笔记: 第一章 政治学与经济学 所有经济行动都是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和政府政策框架体系中进行的,可能也不可能符合经济学原理。 政治决策通常是类别选择,而经济决策一般都是增量决策。 政客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并不统一,短视思维便异常明显。 第二章 自由与非自由劳动力 自由劳动力不仅让工人获益,也有助于经济发展。 强迫非自愿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其实是一种效率很低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作为稀缺资源的劳动力可被用作他途,效率会比强迫工作的方式要高。 政府官员都只顾尽量让政府的成本最小化,却低估了社会整体的成本。 第三章 医疗经济学 政府很喜欢价格管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方式可以隐藏部分成本。 价格管制会导致医疗数量与质量的下降,也会滋生黑市、红包等现象。 第四章 住房经济学 对土地使用的限制,促进了房价上涨,并且是主要因素。 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包括保障性住房、租金管制都增加了需要住房的人群的住房成本。 第五章 高风险活动 应对风险关键在于:1.降低风险的大小;2.转移风险给那些能以最低成本承担它的人。 汽车能行驶得更快正是因为安装了刹车。 政府官员在处理风险问题时,不仅没有动力去降低风险,他们批准的法律还有可能削弱私人保险公司降低风险的能力。 第六章 移民经济学 移民的来源不同,国家所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第七章 歧视经济学 影响歧视成本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存在竞争以及决策者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的钱。 第八章 国家经济发展 在容易获得产权的国家,产权使人们可以将实物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用这些金融资产人们可以以个人或与别人合伙的方式创造更多的财富。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读后感(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教你换种思维看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经济二字时时被人提起。了解学习经济学也成为了大众的需求。基于自己对经济的知之甚少,在看到托马斯•索维尔著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一书后,毫不犹豫收入囊中。

托马斯•索维尔,美国当代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讲授经济学,还在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顾问,获得过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在内的众多荣誉。

他的著作有《美国种族简史》《实用经济学》《被掩盖的经济真相》等30多部作品,其中一些甚至多次再版。看翻译作品,我一般都会关注译者,一本好书,如果翻译生硬,那就失去了原书的价值和可读性。而本书的译者张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研究成员。同一领域内的人才能理解并准确表达出书中的精髓。

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也是一次思维的洗礼。

在看书前特意去网上百度了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也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发现事物的合理性,增加理解和预判。生活中尽管充斥着种种匪夷所思,却并非深不可测。只要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观察,它甚至比我们所想的更加有趣呢!

一切看似平常的生活里,总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反常,比如为什么星巴克里只卖依云?为什么可乐多年来一直不涨价?大到为什么宗教要设置很多禁忌?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这些匪夷所思的反常识现象,都有着共通的原理——经济学。

经济学不是水晶球,它只给你追寻答案的架构

为什么有些恶行看似丧尽天良,结果却收效良好?为什么许多制度看似尽善尽美,最后会一败涂地?

究其原因在于,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总有人会找到漏洞,让系统瓦解。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社会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平?这是因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由伦理道德为基础来运行的,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这就是经济学迷人的一点,它研究理性的人会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尤其是当其他人也想要的时候?以及在表面的道德和法治之下,这个社会实际是怎样运行的?这就是经济学又阴暗又诡异又反常识的地方,这是一套数字观心术。

经济学90%是常识,它帮我们摆脱短视思维的桎梏,重新审视自身处境,清醒权衡利弊得失。

以前一直想不通,为什么退休年龄一再提出要延长?为什么鼓励生二胎与养老保险之间有什么联系?

看完本书后才有所理解,原来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最大区别在于,商业保险要对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行严谨的数学计算和统计计算,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能够弥补损失的保费水平。而政府经营的社会保险计划,其资产很少能超过负债,它依靠当期收入来完成当期支付,这种计划被称为随收随付的计划,有时也会被称为金字塔计划。职工在缴纳几十年保险金之后,才能从该计划定期获得养老金。现实中并不总是年轻人的总数永远都比老年人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领取时间也在持续延长,这很明显会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此时,就不难理解前面提出的延长退休年龄和鼓励二胎政策了。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是一本经济学通识读物。书中有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作者面向普通读者介绍了一系列经济学领域常见的术语,以及这些术语是如何影响到社会经济日常运转的。

全书没有公式和图表,只是从身边的事物开始,引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向我们揭开了那些经济学既定事实的神秘面纱,引导大家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并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当我们上班、纳税、买房、储蓄、投资、看病时,我们都该成为经济学家。打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托马斯·索维尔将带领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住房、医疗、就业、移民、歧视等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读后感(三):用经济学的方式重新观察生活

18年夏天,《我不是药神》让我在电影院里哭湿了几张纸巾,也让我第一次了解“仿制药”。依稀记得,电影里的药物“格列宁”正版价格4万,印度仿制药卖出的成本价是500,所以即使徐峥在里面饰演的男主以5000一瓶的价格卖出,也赚了个盆钵满盈。当时很多关于正版药厂商黑心的讨论,许多人认为,印度仿制药批发价才500,就算各地物价不一样,也不应该以80倍的高价售卖,如果能降低价格,也不会有那么多白血病人倾家荡产也无药可救了。

但事实是这样吗?

现代社会已经脱离了简简单单小作坊就能研发出新产品的阶段了,一种新药的问世,需要实验各种化学配方,要能通过临床试验,还需获得相关机构的批准。每种新药成功开发的背后是数亿的经济投入,和以十年计的时间成本。

而常说的药物成本,在大家的概念里,是研发成功后的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这也是很多仿制药的成本,因为他们跳过了研发过程,直接享用专利到期后免费的生产配方。相当于同桌打游戏没写作业,早上直接照抄你辛辛苦苦熬夜写好的作业。

实际成本和大家任职里的“概念成本”之间的差距,正是政客、媒体和某些人用来攻击制药公司定价离谱的武器。如果大众轻易被煽动,要求全部使用仿制药来抵制制药公司被认为不合理的高价,那么短期结果是仿制药可能导致一些正版药没有的副作用,长期结果则更恐怖,制药公司因为新药研发的投入过大,未来生产也收不回成本,过不了多少年,人们就会发现新药研发率下降,药物质量止步不前的

一个决策的影响可以根据时间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这只是一个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又容易被眼前“低价”利益所障目的例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中介绍了各种决策和政策的长期影响,帮助我们跳出短视思维的限制,去理解生活中关键政策导致的最终结果。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书的作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当代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讲授经济学,还在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顾问,获得过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在内的众多荣誉。他的著作有《实用经济学》《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知识和决策》等30多部作品,其中一些甚至多次再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Basic Economics)一书已被译成六种语言。

托马斯·索维尔选取了劳动力、医疗、住房、移民、歧视等八个我们最关心的现实议题,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几点是自由劳动力、价格管制和规模经济。

人力资本

在提到国企或公务员时,大家有一个共识是会磨平人的意志,因为往差了想,无论做好做差,都不会被开除,是铁饭碗;往好了想,是多做多错,做多了工资也不会多多少。这里其实反应的就是人力资本问题。

远古时候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劳动力高低上的,所以二十岁的青壮年肯定比三四十岁的更受欢迎。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机械代替人力,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人力资本逐渐成为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人生阅历等抽象概念的集合,正常情况下是年级越大,工资越高,因为人力资本会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提高。

远古时候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劳动力高低上的,所以二十岁的青壮年肯定比三四十岁的更受欢迎。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机械代替人力,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人力资本逐渐成为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人生阅历等抽象概念的集合,正常情况下是年级越大,工资越高,因为人力资本会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提高。

最低工资法

在过去,没有经验的初出茅庐者,或未受教育的劳动者无偿工作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学徒制(没有收入)更是延续已久的职业制度。劳动者通过无偿工作来积累工作经验,例如按时上下班、根据固定要求工作、与人合作、进入商业环境等。这些抽象的经验比这份无偿工作的内容更有价值。

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最低工资法”对资源配置和劳动者自身利益到底有没有改善,但这个法案却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一个人如果真的有向上的动力,最低工资法并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因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他会跳槽去更能发挥自己作用,也更能积累经验的工作。

非自由劳动力

看到“非自愿劳动力”,可能大多数人脑海里立马浮现的是在植物园里劳动的黑人奴隶。其实,陪审团、服兵役、强制劳动集中营里的囚犯都是非自由劳动力。

非自由劳动力的弊端在于,难以发挥一个人的最大作用

被强制要求履行陪审员义务的人可能需要花费时间等候通知和了解案情,也可能在审理案情中发挥的作用远低于在自己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在集中营中,一个能研制弹药的化学家被分配去管理仓库,明明管理部门可以雇佣一个普通人来做日常行政工作,而不是浪费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的能力。

以最典型的非自由劳动力来看,奴隶制度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实并不算优秀。历史学家发现,巴西和美国是西半球奴隶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巴西北部和美国南部是这两个国家奴隶制集中的地区,不管是奴隶制时期还是结束后,都比本国其他地区贫穷。林肯预言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说“两百五十年来以奴隶的血汗堆积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鞭打出的血最终会由刀刺出的血偿还”。

自由市场里,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是价格的保障,但价格管制降低了保证质量的动力,同时,价格管制导致需求提高,超过供给,生产者占主导地位,保证质量的动力进一步降低。这个规律发生在市场的各个方面。

医疗价格管制

医疗质量的下降体现在医务人员对个体的服务时间上。举个例子,有些医生和病人认为无关痛痒的小毛病,在医疗制度变化后,开始占用医生的时间,不仅医生一天内需要接诊的病人增多,消耗大量精力,真正需要医疗的病人也因此被挤占了就诊时间。

医疗价格管制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等待。资源是有限的,当价格不能再配置资源后,由时间来替代配置功能。等待的不良结果是,等待过程中,需要忍受本可以避免的痛苦,还有因为虚弱不能上班的经济损失。较长的等待时间还导致病情恶化,进而需要更高昂的医治投入。

土地使用限制和租金管制

住房开支占个人收入比重过高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特点,在美国也是一样。《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里有数据表明,91年住房成本还占个人收入的25%,但十年后攀升到33%,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后的平均个人收入是十年前的4倍。

政府管制在期间同样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还是“历史保护”,或者“农田保护”,限制土地使用都会导致土地价格上升,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房地产商开发新建筑的成本上升,而这些提高的成本也必然会会到消费者的背上。租金管制看似能让低收入人群有房可住,租户不用花费每月收入的一大半在租房上,但实际产生的效果则是导致租房需求增加,要租房的人排队,可租房的质量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再差也能找到租户,房东自然就没有动力去提高房屋附加价值来吸引客源了。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之所以存在,生意还蒸蒸日上的原因在于“鸡蛋分别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对于拥有10艘船只10%股份的投资者和1艘船100%股份的投资者来说,前者面临的沉船损失远小于后者。保险公司收取上万人的保费,只需要承担其中一部分人的赔偿。并且,他们还根据风险制定了条条框框,不同情况的人需要支付不同的保费才能获得同样的风险保障。

移民聚集地

人口是国之基本,无论是古时农耕为主的社会体制,人口既代表了军事力量,又象征着税收和生产力,还是现今人口从劳动力到创造力的贡献。第三世界国家关于移民,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付出巨大成本培养的人才,是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迁移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代难题。

换一个环境生活并不是简单的搬家,即使是国内迁移,都要面临在全新环境里学习很多琐碎的东西,例如语言、哪里找工作、看病等。如果有亲属或同乡,基于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移民能更快地获得指导,能降低他们尝试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在移民国有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聚居地。“规模”可以降低单人需要付出的成本

广告费

人们常可能出现的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广告只会提高产品的卖价,增加消费者的负担。

但真相是,如果广告对销量的作用不大,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但广告能推动销量时,那这种认知便错了。以医药或者化妆品为例,它们的成本不只是发生在生产流程,更大一块成本在于新产品的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这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属于无论生产多少产品,都不会变化的部分,那么自然而然的,只有生产越多产品,分摊到每个产品上的固定成本就越小。要想生产出的这么多产品有销路,广告费便必不可少了。

经济学看似在庙堂之高,其实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托马斯写《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是想教人如何学以致用,而是让读者无需掌握经济学知识,就能理解和自己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些关键议题。这些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当政客的眼光放在执政期间,关注这一小段时间里推出的政策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时,我们作为会被政策长期影响的民众,需要跳出政客描述里的美好世界,去看看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否是自己想要。

就像托马斯·索维尔在卷首的感谢——“献给阿瑟·史密斯教授,是他教我想的更长远”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读后感(四):道德要是能解决问题,世界早就是温暖的人间了

via 花瓣志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仅有10万名儿科医生,0-14岁的儿童却有2.6亿,这导致了儿科医生的资源极度紧张。当然,不仅仅儿科医生,看看医院汹涌的人潮,可以说,医疗资源是稀缺的,只不过儿科的医疗资源更稀缺一点。

不论怎么讲,看病难,看病贵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手段。

与其他一些商品和服务一样,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多种多样。

在有的国家,医药和医疗护理服务均由政府提供,病者不用承担任何费用,例如在加拿大和一些其他国家。政府用于支付医疗成本的资金主要源自税收,个人为健康保障和疾患治疗支出的费用从实质上讲并没有真正减少。然而,政府提供资金的医疗护理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说明很多人都认为这种方式有利。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公立医疗制度。

这种制度在表面上解决了许多问题,政府通常不会按照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医疗成本价格为医院和制药公司提供足额偿付。政府对医疗成本实行价格管制,以此控制政府预算不会将过多资金用于医疗,从而严重限制政府其他职能的正常运转。

由于政府承担医疗护理成本的方式通常都伴随着价格管制,由此引发的问题与几个世纪以来其他受到价格管制的商品和服务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价格管制主要会导致三个问题:1、质量下降,2、数量减少,3、选择退出

via 花瓣志

当医疗服务的价格被控制,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将会远远超过供给,掌握稀缺资源的医院面对汹涌而来的病人,恐怕也只能通过压低每位病人的就诊时间来完成服务了。但是医疗质量的下降远比其他商品或服务明显得多,也危险得多。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的表现之一正如上图中医生所说,8小时看60-80个病人,为每个病人服务的时间都减少了。不止中国,在政府承担医疗费用的日本,每位病人的平均接诊时间明显比美国更短,病人去医院的次数更多。韩国照搬了日本的医疗制度,在韩国,甚至“连药物注射都要被分为两次,病人需要去两次医院(才能完成治疗)”,而原因竟然是“医生可以收取两次就诊费和两次注射费”。

英国由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其总成本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大幅提高。1960年,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费用总额不到GDP的4%,2000年时已提高至GDP的7%。但英国的人均医生拥有量仅为德国的一半左右。

在政府对医疗体系的控制上,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及很多其他国家。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的医疗状况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的排名通常都比推行政府管控下的全民医保的国家更高,具体表现在美国病人在见基础保健医生、专科医生或者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时,等待的时间较短,而且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更高。

资源总要进行分配,只有当资源无穷无尽的时候,分配的方法才能变得毫无意义,当落到现实之中,必须面对资源的稀缺,当医疗服务的价格被管制,价格手段难以进行分配了,总要通过别的手段来进行分配。

什么手段呢?

排队

哪怕是已经非常短暂的诊疗服务,也是需要通过排队获得的

其实不光儿科,可以说“价格管制到哪里,排队就到哪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一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2001年进行择期外科手术的病人中有23%都等待了4个月以上。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需要等待4个月以上的病人比例分别为26%、27%和38%。而在美国,只有5%的病人需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结论是:做外科手术需要等待的国家,常常是那些推行公共健康保险、病人支付比例为零或是极低、实行手术管制的国家。

当然,如果管制仅仅造成质量下降也就罢了, 价格管制导致的低价在一定程度上在吸引着更多人前往医院。这些健康出现小问题的人所占据的就诊时间,会比需要支付昂贵的药物和就诊费用时要多,会导致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面对更多的需求。法国就是一个例子:法国有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谚语:每个健康的法国人其实都是急需就诊的病人。问题在于人们总会鼓励医生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扫描、验血、使用抗生素甚至是开假条,而医生担心病人不来会使收入下降。如果他们不愿为病人编造出细菌感染或抑郁症倾向并开出治疗药物,病人就会转向其他地方,直到找到愿意满足其需求的医生为止。

如果价格能够对稀缺资源发挥配置作用,那么成本收益权衡会使更加急迫的事情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之前完成;但是如果成本由他人而不是决策者承担,这种权衡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除了质量的降低和数量的减少,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一定会导致对人们选择退出医疗行业。

via 花瓣志

中国每年有80万医学生毕业,2.2万人成为医生,仅仅有300名儿科医生。而导致这些的自然是儿科医生较低的收入水平。当整个医疗行业的收入水平都降低的时候,连愿意进入医学院的学生数量都会减少。例如英国有超过1/3的医生并非在本国医学院里受训,他们来自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医疗培训水平可能达不到英国医学院的标准。

当然,如果将视野调回国内,恐怕还有一种让医生退出医疗行业的推力——那些频发的伤医事件。在这里我们已经不需要用更多的内容来唤醒我们的记忆。每个人都清楚,当工作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理性的人都会选择离开这个工作。更何况我们在讨论的是受过系统医疗教育的医生呢。

少付自然少得—不管少得的是质还是量—不一定是讨价还价得出的规律,但至少对医疗服务领域来说就是如此。自由市场中的价格由消费者自己支付,它不仅反映了不可避免的支出,还限制了个人的消费意愿,即仅在商品的增量价值超过其增量成本时消费。

政府很喜欢价格管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方式可以隐藏部分成本—至少在相关法案被通过时一部分成本不为人所知。对于那些习惯短视思维的人而言,价格管制也同样具有吸引力。

在对医疗问题的经济讨论中存在很多误解。由于很多人无法正确理解医疗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很多国家的政客就借机宣称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降低医疗服务的费用。甚至在儿科医生缺乏的问题早已暴露的时候,“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言论也甚嚣尘上。事实上,管制所能降低的只是每个病人从自己荷包里掏出来直接付给医生、医院以及药房的那部分费用;成本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大部分希望降低医疗成本的方案其实很少甚至不关注药物生产、培养医学专业的学生或建设医院、购置医疗设备所需要的真实成本。

政府以各种形式实行价格管制,拒绝向医生、医院支付由自由市场供需所决定的实际价格,而这些管制措施并不能降低成本,只能表明政府拒绝支付全部成本。然而,回顾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只要政府对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不管对象是什么—是住房、汽油、食品还是其他商品和服务—都肯定会导致市场供给的减少,医疗服务也不会例外。管制措施必然会降低医生、医院以及药物的数量和(或)质量。

当我们开始惊呼医生们开始逃离的时候,在这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了过来,经济的发展让一些医生可以选择接受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价格,退出被价格管制的公立医疗系统。这不是一种逃离,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多付自然多得,这种“逃离”让那些能够多付的人,拥有了进行多付的选择。至于那些指责医生,指责自由市场经济,并用道德的口号咒骂的医生人,试问,这难道不就是让自己得好处,让别人担成本?这不就是“慷他人之慨”?这难道不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么?再说了资源就那些,夜骂到明,明骂到夜,能解决问题否?

可能那些致力于压低医疗收费水平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健康保险公司,或是大型的卫生保健组织,或许能够获得优惠价格,但医疗服务的总成本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嫁到其他人身上。结果,同样的治疗方法或同样的药物存在多种不同的价格,而支付最高价的,是那些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加入任何卫生保健组织,也未被任何政府项目覆盖的病人。总之,错误地理解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价格管制以及各种有悖目标的后果,还会导致各种机构通过制度、法律和政策把价格反映的大部分成本转移到“他人”的头上。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其实没有人是“其他人”。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读后感(五):关于经济学的十个重要思考

1. 选举政治的短视:大部分选民不思考长远影响,而很多被选举官员又没有动力权衡政策的远期后果,因为害怕竞争对手通过满足公众的短期诉求,将自己同选民割裂开来,而且政客会有强烈动机避免让自己的纲领超出选民的理解范围。

比如药物价格管制,压低高价药,选民肯定喜欢,但打击制药企业的研发积极性,由于新药从研发到不断的实验、审批,为了验证大规模使用不会给服用者带来长期伤害,通常需要10年以上才上市。因此这样政策的后果得要10多年才显现,而发起这项制度的政客则可能早已在荣誉声中完成了任期。

此外,为了赢得人们的好感,执政者会倾向于更容易引人关注,带来声誉和公众支持的项目。比如修建新的游憩设施、广场或其他令人影响深刻的建筑,举行剪彩仪式,让政客的名字和良好形象呈现在聚光灯下。而填补路坑,维修老旧的公路、桥梁政治回报就非常少。大部分延迟维修都不会带来严重问题,就算疏于维护造成灾难也是未来几届政府之后的事情了。杀掉会下金蛋的鹅,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政治策略。

2. 理解人力资本:资本是用来投入并且实现增值的,那么人的劳动力该如何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名叫Paul Williams的美国年轻黑人决心要成为建筑师,当时很多黑人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职业,更别提从事这份工作的难度。当时只有一家建筑公司为他提供了带薪工作的机会,但是为了获得更多宝贵的知识经验,他拒绝了这份工作,去一家更著名的建筑公司做没有薪水的办公室勤杂员。很明显他考虑的不仅是职业的初期发展,而是更长远的未来。(入职后,他的老板还是决定给他一点微薄的工资)

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Paul William成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设计了很多包括明星住宅、银行、教堂等知名建筑,还参与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主题建筑。就像人们投资股票,他将时间和劳动力投资到人力资本当中,在长期的职业生涯获得回报。

1873年,一位叫Frank Woolworth的年轻人,希望到一个商店谋一份差事,明显是个生手。当时世道艰难,至少有20个有经验的人会抢着做,商店老板似乎从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好吧,这份工作归你了,星期一开始上班。”年轻人试图抑制住自己兴奋的心情,问道:“您打算给我多高的薪水呢,先生?”

“给你薪水?”老板喝到,“难道你还指望我付给你薪水吗?为什么!我教你做生意,你应该向我支付薪水才对。”最后的条件是,前三个月无偿工作。这近乎剥削了,但谁从这笔交易中获益最大呢?Woolworth笨拙不通世故,没人愿意让这个不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伙子来为前来购物的顾客服务,干的都是清洁货架等不惧挑战的工作。经历3个月无偿工作后,他成为了带薪雇员,在这家商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帮他创立了自己的商店,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位于纽约的Woolworth Tower曾一度是世界最高建筑。后来,满怀感激的Woolworth与当初雇佣他的老板商量,让他成为F.W.Woolworth零售连锁店的合伙人。这位老板确实因为教Woolworth做生意而获得了回报。

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做博士后,并不是一个收入颇丰的职业。但是在知名高校或者和顶尖专家合作科研,学习到的知识和方法,以及经验有助于增强自己的声望,在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对于没有高等学历或者专业技能的群体,也并非无法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那些在麦当劳餐厅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很少在麦当劳终其一生,麦当劳的年员工流动率甚至达到100%。离开麦当劳之后,这段工作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基本工作经验,例如准时上班、加工食品与收银,与其他人合作,还包括理解什么是工作流程、系统的考勤制度、分工合作与团队管理。在麦当劳工作过的人,所获得的经验和工作记录从长期来看,远比卖汉堡所获得的薪水有价值。

如何判断一份工作带给自己的人力资本?我们可以看以下四个方面:(1)工作习惯与方法(通用型的思考方法,做事习惯与职业化意识);(2)经验技能(针对某一特定的行业或者岗位);(3)声望;4)社会关系。所以,对于一个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到麦当劳上班,或者去一个街边小吃店,也许后者工资更高甚至包吃包住,但是前者无疑更有价值。同样,进入一个电子商务的代运营公司,相比去传统商店工作,前者能带来更大的人力资本增值。

谈到这里,我想到投资界一位大佬,非常有名,投出了很多知名的,甚至成为世界500的企业。但是她从不愿将社会资源、产业关系给到下属(也许是担心下属积累资源后另立门户),任何重要的场合,比如LP会议,见投资过的成功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亲自前往。除了这个老板,圈内似乎叫不出该机构里任何其他有名的投资人。我见过的她手下在积累一定的行业经验之后,认识到其工作能提供的人力资本增值机会极为有限,因此离开了这家基金。

3. 奴隶制与生产力:古拉格集中营体系的庞大规模和范围为苏联经济很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在全盛时期,集中营的劳改犯生产了全国25%的木材,40%的钴,60%的金,76%的锡,还为莫斯科修建了很多公寓。劳改犯是无常工作的,但这些产出的成本比以企业形式来组织的成本要高很多。例如,劳改犯生产的砖块成本,比集中营附近的苏联转长高一倍以上。

4. 医疗价格管制:日本政府承担医疗费用,对医疗服务进行价格管制。对于价格管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服务质量的降低。每位病人平均接诊的时间更短,病人去医院的次数更多。韩国照搬日本的医疗制度,该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连药物注射都要被分为两次,病人需要去两次医院”才能完成治疗,原因竟然是医生可以收取两次就诊费和两次注射费。一般来说,如果医生按照每个病人就诊次数来计酬,那么原来5次可以看好的病现在就会变成10次甚至更多,但每次时间更短的治疗。政府领导人宣称价格管制获得了成功,但治疗总成本并没有降低,反而提高,而且还不包括病人来回跑更多次的时间成本。

5. 制药业的两难抉择(聪明的加拿大政府):考虑到研发费用的摊销,药物的售价通常远高于制造成本。每当对比药物的生产成本和售价,制药企业往往会引起媒体、政客、百姓的大量谴责(尤其是在对比专利药和仿制药的价格时)。如果政府限制药物价格,那么很多研发型的制药企业将会降低研发投入,而这种危害可能得10多年后才显现。这种经济后果,很容易被短视的人们误解。

加拿大政府医疗机构会向美国制药企业发出订单,希望从这些公司采购大量药品供加拿大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系统使用。但加拿大的报价仅略高于药物的生产成本,未考虑药物的研发成本,可能比当前制药公司的售价20%还低,这种报价似乎是一种挑衅。制药公司对此有两种选择:1)拒绝该订单,损失数百万美元的利润;2)接受该订单,能赚多少是多少,因为研发成本已经被支付,与这次商业决定无关。沉没成本就是沉没成本。

对于理性的制药企业来说,他们会接受该订单。只要能有效防止出口给加拿大的药品不再回流到美国市场,这个商业决定就是理智的。确实有很多美国制药企业就是这么做的。而在美国,则有目光短浅的人,关注是否允许加拿大将低价买入的药品重新出口给美国,降低美国的药物价格和医疗成本,这也是大众所希望的。但理性的美国人则提出:如何保障药企的研究投资和新药的成功研发呢?这种疼痛不是眼前就能体会的。而且,某些病人因为支付不起药品价格而死亡或者家庭陷入贫困,这种案例是具体的,而10多年后谁会受到新药研发不足带来的伤害,是非常模糊。但无论如何,加拿大人利用沉没成本的理念,从美国药企那里几乎是无偿享有了研发成果,真是大赚一笔。

6. 药物审批的时间成本:为了降低未经试验的新药的使用风险,政府会进行严格的新药审批,为了考察药物的有效性,一般还需要将试验药物与安慰剂或者其他药物的效果进行对比。要完成一次受试超过30,000人的对比试验,会使新药试验程序延长8年。但是负责新药审批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是不对等的。理想情况下,官员应该公平地度量这些成本和收益,例如因为在试验期等待新药而死亡的人,和提升安全性所能挽回的病人数量对比。

假设有100个小孩因为服用一种试验时间较短就被允许上市的新药去世,但如果新药试验一直进行下去,会有1万个患病儿童因为无法获得有效救治而离世,这两种情况,公众只会对那100个不幸去世的孩子感到愤怒,发泄到批准药物上市的官员头上。但如果试验时间延长导致十倍或者百倍的人死亡,媒体却很少对此报道。

7. 广告投入越多,商品的价格就越高?(研发驱动型的产品 vs 营销驱动型的产品):有医学证据表明,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阿司匹林能降低中年男人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大约可以减少50%。这种说法广为人知是因为放在药店/杂货店收银台旁边的一本小书《神奇的阿司匹林》(Amazing Aspirin)。但是没有任何一家生产阿司匹林的药厂能对此宣传,在药物的包装盒和任何广告中都没有说明这种用途。为什么呢?

1988年,FDA的局长Frank Young在一次会议上要求所有阿司匹林厂商不能对该要降低心脏病风险进行广告宣传。结果,禁止这个广告,无疑导致每年数万人不必要的死亡。这种禁令是未来保障药品安全。因为新药上市的时候,FDA可能只批准这种药物的一个用途。后来该药的其他用途被发现,FDA会禁止这种宣传,直到这种新用途经漫长且昂贵的检验达到FDA要求。还好在阿司匹林的例子上,FDA最终做了让步。

人们习惯认为,广告会推高产品价格,增加消费者购买成本。有些广告是为了提升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和付费预期,而有的广告是未来拓宽消费者群体。药物的生产成本很低,固定成本很高。可能达数亿美元,因此销量的增加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平摊在每个药物上的成本就越低。反而更有利于消费者。但是这一点,对于史玉柱系列营销驱动的产品显然是不适用的。第一,他根本就没很么研发固定费用(极低),第二,他只会想方设法洗脑让你付高价。

8. 移民的融入:从普鲁士时代开始,德国人无疑是一个勇武的民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主要军事首领都是德国移民的后裔,比如John J Pershing(其族姓为Pfoerschin)将军,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Carl Spaatz将军(他麾下的轰炸机粉碎了德国),Chester Nimitz上将。德国移民可以将其语言和文化维持数个世纪,无论在东欧还是南美,他们都习惯和同胞聚居在一起,即使长期保持原来的文化习俗,但政治上却不会终于德国(比如以上这些美军将领)。

其他民族则未必如此,巴西的日本人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忠于自己原来的祖国。在巴西的日本人甚至拒绝接受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事实。极端分子甚至暗杀哪些公开表示相信日本战败的日裔同胞。与之相反,因为日本国内普遍弥散对美国社会的崇拜(美国的黑船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因此即使日本移民在美国遭受的歧视比在巴西更严重,这些日本人还是愿意成为忠诚的美国国民。由此可见一个族群的行为不仅又新处 社会环境决定,他们的内部文化模式也起重要作用。

9. 法国本应该是钟表王国(而不是瑞士):在17世纪之前,英国并没有钟表制造业。17世纪胡格诺派教徒因为宗教迫害,从法国逃往英国,他们将制造钟表的技能一并带往伦敦,帮助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钟表制造中心之一(Rolex手表其实起源于英国)。而瑞士的制表业的兴起也是如此。就像二战前德国将大量的犹太人(不乏科技天才与商业精英)送给了同盟国,法国人因为宗教战争将当时最出生的手工业人才送给了邻国。今天除了宝玑,人们还能叫得出什么法国钟表品牌?

10. 成见、偏见与歧视:如果我说著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其实翻译错了,应该叫做《傲慢与成见》(Pride and Prejudice)才对。恐怕不少爱好者会反对并声讨。

Prejudice(成见)这个词由前缀pre-(提前的,预先的)加上judge(判断)构成,意思是在事发前,或者对一个事物获得认知之前就产生了判断(可能是正面或者负面,但通常是不准确的);对于某一群体的判断,不论正面还是负面,都不应等同于成见。比如几个世纪前,德国人在采矿方面有良好的声誉,英国、西班牙、挪威、墨西哥、巴尔干地区都找德国人前来采矿。事实上,只有对某一群体知之甚少才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成见。

Bias(偏见)不同于预先形成的成见,指的是对他人的判断基于未经论证的偏好。比如在面试中,有的面试官可能特别看重着装(哪怕是针对不需要对外的岗位)或特别喜欢某一种风格的着装,那么着装不讲究或者风格不对味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被拒绝。对于着装风格对工作能力之间,面试官可能没有任何论证或者相关认知,但仍然产生倾向性,这就是一种偏见。此外还有一种偏见,就是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进行偏袒。比如在马来西亚,政府官员要求在某些领域马来人优先,或者限制华人的参与资格或者参与比例。

成见和偏见都只是态度,而歧视(discrimination)则是发生在意识之外、现实世界中的公开行动。如果歧视的成本很高,那么偏见或者成见再深的人,也会选择不去或者减少歧视行为。比如在NBA联盟,再种族主义的球队老板,恐怕也不会采取禁止签约黑人球员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红人(Redskins)橄榄球队打破全队白人的传统,签下第一个黑人球员,当时雇主就是一名极端种族主义者。因为当时球队的进攻阵容很弱。

歧视行为也不一定来自成见和偏见,而是一种现实妥协。比如在美国南方的阿肯色州,在执行吉姆.克劳法案的最后几年,J.W.Fulbright参议员也会昧着良心投票支持种族隔离,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危及自己的政治生涯。

歧视会带来商业成本的升高。比如犹太人当中,医师的比例很高。如果一个医院拒绝雇佣犹太人,那么就不得不服更高的工资,来争夺市场上范围相对更小的非犹太医生。或者以同样的薪资,雇佣水平不那么出色的非犹太医生。在高端服装产业,一个无法拒绝的例子就是,同性恋设计师群体。

垄断企业更容易维持偏见。1930年,美国全国23万个女性接线员中只有331个黑人,及时到了1950年,全美的电话公司的女性职员中,黑人比例也只不过1%。因为每家地方电话公司都在其经营范围内都是垄断的,他们可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每个用户上。如果不存在歧视,成本可以降的更低。由于政府管制,电话公司不能随意提升价格和利润,因此制定公司人事政策的领导可以放任自己的种族偏好而不用承担任何利润损失。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黑人明星就已经在百老汇崭露头角,因为该行业竞争激烈。所以对比中国今天的情况,哪些属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歧视的行为可能更加常见。要想进一步打破歧视,就考虑引进更多竞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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