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明治维新读后感1000字

《儒学与明治维新》是一本由小岛毅著作，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儒学与明治维新》读后感(一)：朱子学对阳明学

作者是日本东大教授。

日本在亚洲诸国中最早转型为西式近代国家，而在促成这一飞跃的背景中，的确有阳明学式的精神存在。“倒幕”这个伟大的想法，这个武士自己打倒镰仓幕府以来武家政权体制的运动，是很接近阳明学的思想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阳明学者，而富有进取革新的气魄”，而应该是“因为是有志社会改革的人，所以醉心阳明学”。日本在接受朱子学、阳明学时，本来就撇开了具体的“礼”的世界，仅在观念层面谈论这两种思想，这就导致人们倾向于用“维护体制的是朱子学，变革运动的是阳明学”这种简化模式，来概括幕末维新期史。

朱子学（亦称宋学）被当作江户幕府的御用学说，受到包括丸山真男和司马辽太郎在内众多论者的批判。然而，江户幕府其实是依靠佛教（寺请制度）在统治民众的，朱子学只是偶尔作为新井白石和松平定信等当政者的理念在发挥作用。应该注意的不如说是，它提供了一种学术上的知性，为兰学的引入提供了基础，从而在近代西洋学问体系的移植方面扮演了培养基的角色。明治时代的能吏大多具备朱子学的素养。实际肩负起日本近代化重任的，其实不是带有阳明学风、气宇宏大的革命家，而是带有朱子学风、踏实冷静的实务家。毕竟，“理”不应该往自己心中摸索，而需要向外探求。

实务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前者是西乡的盟友，后者则出自松阴门下。西乡和大久保的气质相反一事时常被人提起，这里无须援引司马辽太郎《宛如飞翔》为证。而在大久保被暗杀后，作为其后继者、事实上缔造了明治国家的就是伊藤。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发现了“斡旋高手伊藤利助”的气质。按“朱子学对阳明学”这一框架来讲，这二人显然是秉持朱子学的心性和信条的。

明治国家能实现近代化，或许正因阳明学的志士早早退场（比如松阴被处死，西乡则发动叛乱），朱子学的能吏则身居政府中枢（虽然大久保被暗杀）。这真是黑色幽默。

三岛由纪夫在1970年切腹之际，似乎曾将阳明学者大盐中斋（平八郎）作为自己内心投射的对象。他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与全共斗有过对话，笔者则认为双方其实都具有阳明学的心性。三岛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发现了学生们与自己是一路人。

当年的是非姑且不提，不过笔者认为全共斗和幕末倒幕派志士都具有“阳明学”的气质。他们视之为仇敌的，则是“朱子学式”的官僚体制。如今虽说五十年过去了，这样的气质恐怕仍然存在。

用“政治家主导”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排斥朱子学的能吏，到了要解救幕末维新期这种前所未有的国难时，却招来政废国危的结局——想到这里，就令人恐惧不已。在对大久保的评价上，西乡的确是颇具眼力和胆识的。幕末维新时期，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鉴戒。

《儒学与明治维新》读后感(二)：儒教在日本 读《儒学与明治维新》书后

作为近代日本腾飞的重要zz运动，明治维新为世人所认可，但是明治维新具有的思想资源是来自于何处呢？是否如同学者所说是来源于江户时代的内蕴呢？这本《儒学与明治维新》给出了答案，本书作者小岛毅教授为主攻中国思想史，其中尤精于宋代朱子学。而这本身也是影响日本儒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同时本书虽然题目为明治维新，但作者的视角并未囿于明治时代，相反，其往前追溯，跨过了通常认为的江户时代，往着更古老的时代深入进行探讨。本书同时打破空间上的束缚，从中日邦交的角度来对儒教在日本传播这一现象进行讨论。

儒教入东瀛

虽然说自唐代遣唐使开始，日本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但可惜的是当时更偏向于制度上的描摹，即律令制国家的建立，相对儒学内涵的认识，其实是相对偏废的，而随着遣唐使被废止，作为新儒学运动的产物理学难以从官方渠道获得，但是僧侣间的交流并未被隔断，不少禅僧纷纷入华求法或巡礼，而当时的禅宗风气却是与儒学积极交流，受此影响不少入华禅僧将此新风带入了扶桑，为后面朱子学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但是因为出家人的身份，自然采用佛教礼仪，因此并未将这些思想的礼仪一并传入，导致其实传入扶桑的儒学只有义理上的革新，并无相应现实中的实践，而儒学本身就是基于礼仪所产生的，因此难免阻碍了其发展。

圣教展头角

而真正研究朱子学的角色从僧侣到学者是江户时代才转换成功的，但是有意思的江户时代早期的几位朱子学者大多还是非儒非僧的状态，因为要出仕的学者必须是僧侣。而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并非是泾渭分明，非朱即阳的，相反以朱子学自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大多是朱王折衷的，并且因为传播儒学的主要是禅僧，导致理学其实一直是以两者混合的模式被日本人所理解的。并且作者根据日本阳明学的构建模式，认为因为是否认为朱子讲错了，而区分理学和心学的方法是相对简单粗暴的，阳明学的派系就是被这样构建出来的，这一点确实颇有启发。而为了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不少地方大名开始学习朱子学对地方进行管理，因此使得朱子学开始了地方的传播，同时不少学者为了抗衡佛教，提出神儒一致说，使得其神道式得到了复兴和加强，为后代本居宣长等人提供了文化复兴的基础。

礼中仁义存

日本武士道常常强调忠的概念，比如大名鼎鼎的四十七浪人，因此常常有殉死的行为，这本身是基于主公和家来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导致这种随过世主公而自杀的习俗，带上了一丝半强制色彩。在遭受了身边人“那家伙这么受藩主喜爱，却不追随藩主于地下”的非议后，恐怕也不得不切腹以证清白了。但是随着儒教在江户时代的传播，这种习俗被当时的好学大名所抵制，进而引用儒教里的“大义”进行辨别，认为和平时代已经来临了，出现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安定社会了，武士并非是侍奉主公个人，相反是转而为幕府和藩等公共机关效力，即使藩主去世，即使自己备受藩主喜爱，武士也不应该为追随主公而自杀，而是应该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辅佐幼主或者是退居二线，为下一代家臣团队提供指引。同时随着水户藩编撰的《大日本史》、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使得正统的思想开始出现，即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而非是幕府为中心，幕府不过是天皇的代行者。而这种思想也为后面明治维新的倒幕行动埋下了伏笔。

五山源中华

所谓五山制度，即在日本通过五山来统制全国禅院的统辖制度。而这一制度某些学者认为可能受到了宋朝的影响，作者指出五山制度本身发源于南宋，但因为只见于内典记载，而难以从其他其他史籍中得到印证，作者认为出现此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南宋后期的史料是在朱子学的滤镜下所产生的，即因为五山制度发端于宁宗朝，但因为其执政大臣史弥远为当时的道学人士所嫉恨，同时也因其家世有奉佛习俗，而且这种佛教政策本身也是为儒教士大夫所排斥的，所以导致了五山制度的阙如，而这也是研究南宋后期历史所需要注意的，即此段历史有受到朱子学按自身意识形态构建的影响。而五山制度却因为中日之间的交流，在日本留下了踪迹，这固然是因为当时供职于日本幕府的学者大多为僧侣，因此能够在此天壤之间留下痕迹，如果能够参考日本的五山制度，对中国的五山制度进行部分复原。

《儒学与明治维新》读后感(三)：明治维新与中国

明治维新于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今在日本，多歌颂明治维新，却有意无意忽略中国传统思想曾对其产生的影响。小岛毅谦虚自称“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明治维新”，溯源的过程中梳理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读过《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系列书的读者，应该对小岛毅写日本史的风格不陌生，他简洁明了的表述让读者清晰知道日本历史的概况。《儒学与明治维新》亦是如此，仅用一本小书讲清楚日本与中国在思想上渊源——我们的前人曾将日本在甲午之役的胜出，归因为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然而——根据小岛毅的观点——明治维新的成功，多半是因为借鉴甚至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

在《日本古代史之省思：从东亚角度探讨》中，我们首先了解日本作为国家的起源。根据小岛毅的说法（这与我们认知的日本史有些不同），大约在公元710年，“大和政权”从藤原京迁都至平城京。当时尚无朝廷或国家一说，但执政者已有了统治意识，他们模仿同一时期的唐朝中国与朝鲜，建立自己的都城，奠定了日本国的雏形。

日本的地理环境特殊，四面环海，容易被四邻孤立。加之其中一位邻居唐朝中国地大人多，让日本感到担忧。唐朝中国与日本以相互遣使的方式保持中日贸易的来往，到了宋朝，贸易规模与人口流动又盛于唐朝。此时不少中国僧侣前往日本弘扬中国文化与禅宗学说。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以臣服明帝的形式，与中国缔结外交关系。

半世纪后，日本发生著名的应仁之乱事件，此被视为日本史的分水岭。应仁之乱前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由此作为一种新的外来文化被遣明僧传入日本。有意思的是，遣明僧习得朱子学更像“无心插柳”。以佛教与禅宗思想为主的时代，朱子学只是作为辅修内容，直至江户时代，在日本的朱子学从禅宗中独立出来。不过，在小岛毅看来，中国佛教讲究的国家与生命的礼仪，同样是吸收了早期儒教与道教的元素，因而也是儒教式的。换言之，即使日本的朱子学先存在于禅宗之中，其根源依旧是儒家思想。（《日本与中国》《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朱子学传入日本》）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甚为活跃。其中池田光政、保科正之、德川光圀、前田纲纪等儒教爱好者，都被称之为“好学大名”，一些幕府的御用学者也爱好讲授朱子学，荻生徂徕的徂徕学正是以批判朱子学的方法论而建立“堪称江户儒学一大流派的古文辞学”。但在江户时代，朱子学并未作为官方学说深入民间。随着日本学者对朱子学的深入研究，在其基础上衍生出自家学问，19世纪后，“尊王攘夷”的口号在日本朱子学者中传播，直到草莽阶层，正因如此，造就了明治维新。

日本推崇中国的朱子学（实际是儒学集大成者，非单一的朱子学），进而变成推动明治维新的重要因素，其出发点主要在“王权”。其一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天赋皇权”、皇帝是唯一统治者的治国特点，其二是作为国家的主权观念的确立。

对比当下日本学者们，普遍认为明治维新取自于西方思想先进的部分，而把儒家思想当作传统落后文化看待（这一态度又借鉴了近现代中国人对儒学的看法），小岛毅认为，儒学对明治维新有利因素更多。（不过，小岛毅似乎亦没有说清楚，到底儒学具体的哪一思想确实刺激到了明治维新的执行者们）他认为“倒幕”这一做法，十分接近阳明学思想，他还大致罗列出儒学从江户时代开始对日本思想的影响：推动日后的“文明开化”，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

通俗地说，明治维新确实让日本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中国的儒学让日本明确了自身国家主权与皇权的观念，皇帝之间不存在朝贡关系，那么他们在清朝中国时期，与中国建立了对等外交亦无不妥。然而，此后的步步侵略之举，让中日关系至今仍维持在难以修复的框架内。

在小岛毅看来，这样不良关系始于对中国乃至对传入日本的中国儒学思想的错误认知，而这种错误认知不断在“误导”着当下的日本，缺乏对中国的儒学与明治维新关系的历史认识，一味盲目宣扬排外反外论，百害无一利。而这本《儒学与明治维新》试图以普及大众的方式，扭转大众对中日历史关系的认识，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两国的历史及存在于其中的千丝万缕之关系。

总而言之，小岛毅这本《儒学与明治维新》并不难读，其包含了中华历史、日本历史与儒学在两国分别发展的历史等内容，结合一起看，能了解儒学框架下的近代日本发展的思想基础。只是，由于该书以专题归类，对日本史不甚了解的读者，乖巧地从第一页翻阅至最后一页，可能被小岛毅的思维绕了进去。如此，建议不妨先从了解中日概况、日本起源等内容，作为了解儒学在日本的背景信息，再阅读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日本的影响，进而追溯其推动明治维新发生的导因，或许会对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