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来航》读后感100字

《黑船来航》是一本由[日] 三谷博著作，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船来航》读后感(一)：官职具体意思（日文）

【老中】

江戸幕府の最高の職名。将軍に直属して政務一般を総理した。ふつう、2万5千石以上の譜代大名の中から4、5名が選ばれ、月番制で政務の責任者となり実務を行った。宿老。執政。

若年寄（わかどしより）とは

江戸幕府の職名。老中に次ぐ重職[1]。本項で詳述する。

全国支配の担当である老中に対し、旗本や御家人の支配を軸とする将軍家の家政を担当した。

現代では老中や大老ほどの知名度はありませんが、幕府にとっては欠かせない存在でした。

というのも若年寄は、旗本や御家人など、幕府に直接仕える武士を統括する役目だったからです。

学校に例えるとすれば、将軍が校長先生、老中が教職数十年のベテラン、若年寄が学年主任の先生、そして旗本や御家人が生徒というワケです。

■溜間詰とは

溜間詰というのは、江戸時代の親藩大名や譜代大名のうち、江戸城内にある黒書院（くろしょいん）溜間に席をもっている大名のことを指します。親藩大名というのは、将軍の親戚にあたる大名です。また、譜代大名というのは、関ヶ原の戦い以前から徳川家に仕えた大名のことです。この親藩・譜代大名のなかでも特に高い格式のある大名と、老中経験者が溜間詰になりました。老中とは、将軍直属の幕政全体を取り締まる役職です。

溜間詰は幕政について老中と話し合ったり、直接将軍に意見を具申できました。また、江戸城内では、常に現役の老中の上座にいて、権威だけなら老中よりも上の扱いを受けていました。

ただ、時代が下るにしたがって溜間詰の人数も増えてきて、その権威も落ちていったそうです

奉行

江戸幕府や諸藩の上中級職名に奉行が付く職名が多い。幕府の場合は以下のものの他、多数の奉行職がある。

【長崎奉行】

江戸幕府の職名。遠国奉行の一。老中に属し、長崎の民政、貿易・船舶などの管理、諸外国の動静監視および海防などをつかさどった。

【勘定奉行】

江戸幕府の職名。寺社奉行・町奉行とともに三奉行の一。老中に属し、幕府財政の運営や諸国代官の統率、また、幕府直轄地の収税、金銭・穀物の出納、領内人民の訴訟などをつかさどった。勘定頭。

芙蓉の間

意味

(1)江戸城本丸(ﾎﾝﾏﾙ)の一室。 老中・若年寄・大目付(ｵｵﾒﾂｹ)・目付・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外国奉行・作事奉行などの役高三千石以上の役人が詰める座敷(ｻﾞｼｷ)で、城中での席次をも表す。 襖(ﾌｽﾏ)に芙蓉と小鳥が描かれていた。

勝手掛（読み）

江戸幕府の財政専管の老中，若年寄。職務は月番を務めるほか勘定所役人への申達，任免，彼らよりの上申を受け，主要なものの額の決定や点検にあたった。

大目付

江戸幕府では職制上は老中の下に属し、大名・高家及び朝廷を監視して、これらの謀反から幕府を守る監察官の役割を持った。

《黑船来航》读后感(二)：现代的开启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为防止基督教的传入，除荷兰外严厉禁止与欧洲国家进行交往，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锁国”政策。和中国面临的境遇不同，日本所处的位置与日本所处的地位不被列强投入过多重视，因此未像中国收到如鸦片战争一般的强大冲击，也能给日本一定的时间适应这种冲击。尽管如此，日本的锁国政策也使以“帮助弱小封闭国家开国，将其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身份自居却使用血腥欺凌手段的欧美国家心生不满，在美国派遣佩里将军到达日本之前分别的叩关次数是，俄国7次，英国11次，美国11次，法国2次。尽管有如此频繁的叩关次数，由于没有使用强制手段让日本认清西方强大的事实，加上消息来源荷兰风说书被幕府上层牢牢把控，日本一直未曾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直到佩里来航之后，日本和美国签订条约后，才激发了国内志士爱国热情，并且在幕府和西南雄藩的对峙中打破了幕府武家政治对日本的控制，重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政策，从此——“大政奉还”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三谷博博士在其著述《黑船来航》一书中用翔实的史料记载了佩里到来之前日本政局表面平静下的风起云涌，幕府将军作为大名之首利用自己的威势牢牢地把控着国内政局，对其他大名采用参觐朝见制度削弱其实力稳固自己的统治，可是日益腐朽的德川政权下，武士阶级的界限逐渐模糊，大名门在自己的藩国也实行各式各样的改革。日本一直以来视作强大的对手清朝也在鸦片战争下败于“弹丸小国”英吉利，这一切不能不对日本产生冲击。而这部《黑船来航》就充分的论证了这些，用极具信服力的话语充分的分析了日本的复杂的政治情况，记录了佩里到达日本后经历的种种事情，由于语言不通发生的趣事，在条约上双方的种种博弈。

日本在幕末驱逐了前来叩关的诸多国家，可这次美国将派遣强大的舰队前来的消息通过风说书传来日本，这不能不引起幕府大老的重视，可是对此的应对办法只能说加强海防，并且一如既往的拒绝了荷兰国王的通商要求。日方能做的似乎就只有这些了，美国方面为了达成将日本作为一个到达东亚地区的中转站的目的，决定使用武力叩开日本的国门，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将军本已功成名就，却被定为这次行动的不二人选。佩里老谋深算，为人圆滑，美国方面这派遣佩里叩关给予他极大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对日方针，但尽量不必引起战争。1853年5月26日，佩里的舰队到达琉球，随行的舰艇力量达到了美国舰队的百分之二十，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佩里先迫使琉球一地成为其控制地区，这是他留下了的一条退路，以便武力叩关不成也不至于一无所获。当到达伊豆海面的时候已经是七月八日，这次佩里舰队丝毫不顾日方的驱逐，强行靠岸使用武力耀武扬威，并且未经允许就开始对江户湾进行内海测量，随后佩里下令以密西西比号航舰护卫测量船靠近小柴冲，其搭载的新型佩克桑炮使江户城位于其射程内，日方只能派遣官员乘坐小船进行抗议，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阻止。这次佩里的目的是递交国书，在这次行动中，佩里这次从中国请来了卫三畏担任翻译，不过卫三畏的日语水平在长久没有使用之后已经急剧下降。导致他说的日语没有被日方理解，日方在知道这是美国舰船之后使用了荷兰语翻译，双方才正式开始语言交流。佩里不希望这次双方的交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也想去除掉日本滥觞于中国的华裔观念。他尽量保持神秘，基本让部下出面解决问题，要等到对方高级官员出面以后才出面。日方谎报了来谈判的官员的地位，登上战舰要和佩里进行交谈，佩里对于亚洲人长久以来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狡猾，不诚实之上。根据香山左卫门的回忆，他三次强调更换交谈的地点，要美方将战舰开往长崎，美方用强势的态度回应香山，如果他们的目的不能达成，将会以强大的舰队阵容驶入江户湾。日方提出暂缓几天用以和幕府商量，美国给了三天的时间。幕府对此的应对方法是加强了防卫力量，在还没有确定最后的政策之时，佩里已经闯入江户湾内海了，这种压迫行为使幕府想起了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不得不同意接受国书。在接受国书的时候，双方都尽量着装隆重，色彩鲜艳，宣扬本国国威，美方做好随时开炮的准备，日方则要求子弹不准上膛，避免走火。这也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小心谨慎。虽然接收方式十分隆重，日方却没有进行任何发言，这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双方已经发生“通信”的外交关系。在仪式结束之后双方的紧张情绪似乎都得到了缓解，美国方面还邀请了日本人登上舰艇观看，他们仔细观察了手枪和步枪的构造，不过接下来佩里的行为又引起了日方的恐慌，他让战舰驶入江户湾进行测量，不顾日方的劝阻，声称是为了下次到来做准备，这毫无疑问又引起了恐慌的情绪，这又是一次展示武力的行动，让日方明确知道他们对此只能束手无策。虽然这次佩里达成了目的并且返航，不过他仍会再次到来，德川幕府对此应对策略仍是尽力保持拖延，可是佩里这次到来率领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他的目的是使用足够的力量来敲开日本封闭的国门，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日本方面被迫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让步双方使用荷兰文，在翻译成对方的文字，在1854年3月31日日美签订了第一个条约，这就是《日美和亲条约》，不过条约现今存在两个版本，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才是真正的，产生这一份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翻译问题，以及双方都向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方向解释。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开放港口。在条约签订完成后，日方很多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处理，似乎将由他们负责承担签订条约所带来的后果。

日本历史学者佐佐木克在其著述《从幕末到明治》一书中指出，佩里到来引起的最大影响在于给日本人带来深深的屈辱感，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的骄傲心理。“德川齐昭与井伊直弼在对日本是否应该开国的问题上持相反意见，但为了日本的将来考虑，二人都主张日本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了团结人心而构筑举国一致的体制。作为贯穿了日本幕末时期的口号和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举国一致”便在此时应运而生。”虽然佩里的到来带来了日本人久违的自卑感，却也带来了空前一致的团结，意见相左的齐昭和井伊直弼也暂时放下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们之后的对立演变成为了“安政大狱”，彻底激发了幕府和藩国的对立，从而引发了战争。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一书中，将佩里和日本签订的条约视作日本开国。“培理与撤离日本的第二年，即安政元年（1854）1月，率舰7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到神奈川河口。幕府在美国武力逼迫下，3月3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约定次年……条约中虽然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但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

日本在经历了开国的过程后，不在保持以往将中华文明视作学习对象的心理，转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在八十年代福泽谕吉有一篇著名的《脱亚论》发表，尽管这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但意味着日本就此摆脱了长达千年处于中华藩属体系下的文明体系，转向学习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欧洲文明，欧洲也把日本放在亚洲最优秀的人种的地位，直到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以一个亚洲国家的身份，击败了欧洲国家，更加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地位。这一切都来自于他能积极的应对，坚定的打击落后势力，开明的学习，由此保持了其自身文化，没有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列强欺凌殖民的对象。

《黑船来航》读后感(三)：化危机为契机

除了英国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不是内源自发形成的，而往往是回应外部挑战和现代化示范的结果。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总结认为，对一种文明来说，“挑战-回应”模式可分为三种形态：挑战太微弱而无法激起回应；挑战太强烈而造成溃败和解体；只有当挑战介于这两者之间时，才能导致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回应。

就此来看，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在应对挑战时可说先是第一种情形，后又堕入第二种情形，古老的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彻底解体之后才得以重生的；近代日本则成功地实现了第三种可能。尽管很多国人对这一页历史耿耿于怀，但中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必惊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日本竟然做到了——面对欧美的现代化挑战，日本是近代唯一一个成功回应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不仅如此，日本的回应还极为迅速：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四艘蒸汽战舰打开日本国门（“黑船事件”）之后仅十五年，日本就实行明治维新，对整个国家进行结构化改革；而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直至1898年才迫于甲午战败推行戊戌变法——并且还失败了。

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这一点，这是长久以来令人好奇的一个大问题。最常被提到的是日本不像中国那样封闭，即便在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下，也留有长崎一口与荷兰人通商，并借此积极了解西方知识；但像土耳其、印度对西方知识的吸取更多，但这并未保证它们成功现代化。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自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战败，却直至1826年才真正开始推动一点改革，还远未成功。日本历史学者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一书中综合分析了当时日本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因素，强调日本当时的反应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人类历史中不时发生的”普遍性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如何应对已经预见的危机。

1853年的黑船事件的确给当时的日本以巨大冲击，佩里舰队的船体比日本人曾见过的任何舰船都大了六七倍，当时有人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狂歌来形容人心的骚动：“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恐怕就像我们亲眼目睹了外星人以极为先进的太空战舰入侵地球。但确切地说，这种震惊不像清朝在鸦片战争爆发时那样是茫然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而是“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正如三谷博所证明的，日本虽然极为严格地执行了锁国政策，但早在黑船来航之前六十多年里就一直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西方在世界上不断扩张，迟早波及日本，这是日本精英阶层心中一个长期的噩梦，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

预见到危机是一回事，危机真正降临时能否有组织地行动起来，这又是另一回事。在此，日本长久以来的特殊社会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与中国、朝鲜不同，日本的幕藩体制实际上是某种“联邦型”的政治构造，后来在明治维新中起到领导作用的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强藩，无一例外都是在地理空间和权力结构双重意义上远离政治核心的边缘力量，它们既有相当的独立性，又有单独发起军事行动的能力（如萨摩藩曾征服琉球），也强烈关心国际政治，但却被排除在幕府的政治决策之外，这就使他们有意愿、有决心、也能有组织地推行变革。

变革不一定就导向开放。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知道中国遭遇的日本精英在强烈的危机感之下，至少有驱逐西洋人、消极的开放国门和积极的开放国门这三种看法，他们的第一反应其实倒是希望日本能继续闭锁国门。然而黑船的威力如此直观地警示日本人：再回到锁国状态是已不再可能。在这样直接的外部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社会的舆论迅速分化为“战与和”两种意见，此时强硬主张应对西方侵略的激进观点总能占上风，后来的明治维新志士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也是长州等藩的斗争工具，也就是说，他们以幕府无法实现“尊王攘夷”为由推翻其统治，但他们自己其实很快认清了形势，“攘夷”是手段而非目的。

幕府之所以决定不抵抗，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不无关联。当看到如此强大的清朝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战败，幕府上层很清楚自己的胜算不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认为避免战争（因为战败后只能在更不利的条件下谈判）、做出一定妥协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可取之道。当时有很多维新派指责幕府签署的条约是迫于外国压力而出卖日本利益的不平等卖国条约，然而三谷博在辨析当时的形势和条约内容之后主张，这些长久以来被信以为真的控诉其实也是政治斗争中的话语，而非全部事实。在他看来，日本的成功是“以牺牲德川政权为代价，成功地实行彻底的改革而幸存下来”，也就是说，相比起铁板一块的中国和朝鲜，日本的政治结构使得精英们在作出应对时，能够受益于一种分权体制，得以根据务实的考虑作出有弹性的回应。

在此他表明了一个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的宏观视野中所展现的“理解之同情”：在他看来，不必根据后来的观念来审判那些阵营、思想和时代都不尽相同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杰出人物，但毕竟都是凡人，无法预见历史的走向，而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即便从短期状况来看似乎是妥当的政策，如果从长期的角度看也有可能会使后人陷入不必要的困境”。这意味着，面对像全面危机这样的极端状况和陌生挑战，很难苛求人们总是作出“符合历史趋势”的选择，因为当时的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历史有很多种可能，即便后世看来简单的历史走向，对当事人而言也是无法看清的——不是说他们没有眼光，而是这些结果取决于很多不同力量的碰撞。

日本能避免中国的覆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较安全——对欧美列强来说，日本几乎是地球上各主要国家中距离它们最遥远的。日本政治学家佐藤诚三郎1977年就说过，对19世纪的西方国家来说，日本太偏远、太死气沉沉，以至于没必要“有效征服”。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说得明白：“德川幕府受益于日本在东亚的老二地位——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广大市场使英国将炮口先瞄准中国时，这样的地位让日本得利。”三谷博也承认：“在英国本土有实力的大商人除了对中国有兴趣外，对日本几乎没有兴趣。”列强中唯一对日本感兴趣的美国虽然敲开了日本国门，但它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的兴趣远大于日本——实际上，日本之所以进入美国视野，只是因为横渡太平洋时前往中国时可以在此添加燃煤。日本市场对美国而言无利可图，加上不久美国国内爆发南北战争，这些都为日本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空间，明治维新也得以顺利展开而未被列强干涉所打断。

这样，当时日本外部环境比中国更安全，但危机感却更强，反应更为迅捷。这除了他们目睹了中国的遭遇之外，也因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高度整合为统一的全国市场，“所以几艘黑船的出现，并不是地区性的危机，而立刻成为全国性危机。与之相比，在中国，南方的危机很难成为全国性危机。”（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日方报告）就此而言，当危机降临之时，日本人远比中国人更好地做好了准备。对他们来说，黑船既是威胁与危险，也是变革的契机。正因此，伊恩·布鲁玛在《创造日本》中曾说，前些年不少日本人曾屡次告诉他，“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他们表示，过去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压力，才能将束缚这个狭隘社会的死结解开。”这也是面临“第二次开国”的当下日本社会的困境，不过历史也一再证明，虽然日本社会保守僵化，但一旦遭遇危机、下定决心，他们会作出极其迅速的回应，谁说这样的事不会重演呢？

已刊2018-09-02《辽宁日报》，标题改为《“黑船事件”后近代日本的选择》 ------------------------------------------------------------- 勘误： p.61：担任江户港湾守卫的川越藩、何忍藩的两个藩主：何忍藩=忍藩，p.171“彦根、会津、忍以和川越四藩”亦当同改 p.77：欲如古书中所言，以八十条钢绳将四方国土拉向吾日本，必先使海外诸国从属吾日本：八紘一宇？ p.88：他是美国海军蒸汽船之父，在美西战争中是27艘军舰的舰队司令，立下了显赫非凡的战功，1848年11月，美国政府任命这位凯旋英雄：应是1848年的美墨战争 p.106：对富冈藩的黑田齐溥与佐贺藩的锅岛齐正：福冈 p.140：下令学问所与天文台有关人员翻译成日文：据前文，应是“天文署” p.236：乌尔扑全岛以及由此往北的克利尔诸岛属于俄国：克利尔诸岛即Kuril islands，千岛群岛

《黑船来航》读后感(四)：黎明之前：近代日本国运的诡异逆转

文/宝木笑

记得中学时候《中国近现代史》在讲到中日关系的时候，特别提到“日本是近代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也许沧海桑田之后，今天的版本中早就删掉了那句话。但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情绪依然会长期存在，这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不能对敌对历史的忘却，如果笼统地看，中国近代两次工业化的起飞都是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直接阻止的，一次是洋务运动热潮下的清末，日本由甲午战争彻底绝了清末工业化起飞的趋势，一次是国民党治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日本侵华战争完全腰斩了当时民国刚刚有些起色的工业复兴。另一方面，我们自唐已降的心理优势感让我们总是对十九世纪中日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扼腕叹息，觉得是被一个“后辈”或者“跟班”最终反超了，同样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我们也曾有着“同治中兴”的“壮举”，而日本却凭着明治维新走的更远，其国运接着发生了诡异的逆转，这在我们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有些难以接受的。

这两个方面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越是仇恨日本对于祖国的伤害，我们就越是感慨要不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国运迥然，我们就不会遭受那些无尽的痛苦，同时，我们就越是想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日两国后来的巨大差距。日本东大教授三谷博的《黑船来航》也许正好适合这样心态下的我们，作为日本国内研究明治维新历史的知名专家，三谷博在这本书中从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扣关这一事件出发，围绕着这件后世对整个日本国运产生蝴蝶效应的事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种研讨充满着学术和思辨的气息，三谷博搜集了大量当时日本和相关国家的历史资料，但并未拘泥于考据本身，而是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去看待“黑船事件”，同时又敏锐地分析当时日本国内的种种矛盾心理、西方列强的种种谋划打算，在这一点上与近年在史学界反响比较强烈的《天国之秋》很有些惺惺相惜。

无独有偶，在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看来，《天国之秋》就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中的比对与重审，故而成功地将太平天国战争进行了一种新历史主义角度的研讨。而《黑船来航》同样如此，就史实本身看，《黑船来航》与《天国之秋》确实有充分理由进行同时的比对阅读，因为在《天国之秋》讲述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日本也正在经历着“黑船事件”和其后的余波。甚至可以这样讲，正是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期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和下场，让日本对于“黑船事件”选择了更加克制和灵活的策略。回到“黑船事件”本身，按照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中的说法，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起点”，其中也许就带着回答上述我们矛盾心理的有意无意的基调，即为何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国运发生了不同的走向，东亚的格局从此变化，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也由此而变。

正如《天国之秋》中对太平天国战争的祛魅一样，在《黑船来航》中，三谷博也没有选择以往历史研究的惯性腔调，在他看来任何后世变得“伟大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往往也并非就显得意味深长。在佩里扣关这件事中，事件的表象并不复杂，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佩里还向当时执政的幕府赠送了电报机和火车模型，美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黑船”，此成为“黑船事件”的名称缘由。三谷博的这种历史的祛魅风格其实与欧美现当代历史研究的路径一脉相承，即在承认历史规律部分作用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历史中的人和其他因素的作用，打破所谓“历史的必然”之类的“历史宿命论”，这对于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因为，一旦我们跳出“阶层分析”和“规律决定”这样的窠臼，历史将以一种鲜活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我们也将培养出更加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更加独立的思索习惯。显然，三谷博比裴士锋做的更加彻底，在《黑船来航》的后半部分，他考察了因佩里到来而遭遇的语言障碍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语境下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这样的小事却往往正是历史蝴蝶效应的振翅之翼。因为当时美国与日本首次接触，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略通对方的语言，在谈判时不得不使用早先在日本有过贸易的荷兰语言，而当时东亚通行的外交语言又是汉语，在谈判中穿插使用汉文，很难保证荷兰文和汉文之间的准确翻译。这直接造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出现了两个文本，即在伊豆半岛的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的问题，到底是日美两国需要同时同意还是“一方认为有必要时”便可以设立，这都成了后来两国争议的关键之处。后续在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访问日本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其间还发生了日本方面的荷兰文翻译自杀的事件，让人唏嘘不已。

这样看来，《黑船来航》是很标准的宏观与微观融合的研究体系。微观到语言沟通障碍的考量，宏观则直至全球化视野，而这方面则更让我们对于中日近两百年前的歧路而行有了深入了解的可能。因为那个时期的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扣关和侵略方面，其情况实在有着太多的相近。我们常常说两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关系密切，但三谷博提出其实日本当时的锁国政策远远超过东亚诸国，“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我们也常常认为清王朝落后的军备让国家沦为悲惨的下场，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曾经详细列举了曾国藩湘军的装备与当时西方标配装备之间巨大的差距，但日本显然也没有多好的状况，当佩里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在江户湾炫耀武力的时候，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先进的军力，其被震慑到目瞪口呆。我们更常常感慨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让中国不但饮下“落后就要挨打”的恶果，更让我们无法实现有效的民族自救，然而在三谷博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当时日本的封建体系更加固化，其甚至专门拿出版块介绍“近世日本的政治组织”——在天皇虚置的情况下，德川幕府政治体制之复杂世所罕见，幕府将军、大名、旗本等组成了更为封建化的“官僚贵族体系”。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诡异的方向，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前半期加大锁国力度的情况下，日本先是一步步地陷入内忧外患的狭路，但为何其最终并未走入绝路，反而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摆脱了困境，抓住了避免遭到毁灭的最后机会，甚至仿佛触底反弹般迎来了国运的逆转。《黑船来航》并未完全给出明确而论文式的答案，但是一切都已经在三谷博的考证中不言自明，日本国运的诡异逆转其实貌似偶然，但却带着一定的必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让世人对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感印象极深，从更宏观角度讲，矛盾的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性格，其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也隐含着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其实用“一体两面”来解释更为适合一些。比如，前面我们说日本有着非常复杂的封建体系，其一直以来实际上是一个拥有着两位君主，有两百多个领国组成的特殊结构的联邦。这样复杂的封建结构一方面让日本的封建社会异常坚固，但另一方面又有着“顷刻打碎”的可能，这样联邦和双王制意味着某种内部革命的可能，天皇和幕府的斗争将会使深度西化成为可能，而非清王朝式的换汤不换药。

也就是说，当“黑船来航”之时日本自身并非没有重蹈清王朝覆辙的危险，但其内部却蕴含着某种清王朝所不曾具备的种子。三谷博的笔触如果仅仅停留在考据佩里如何来到日本，与日本如何就通商开国进行周旋，如何围绕“有限开国”和“开港条约”进行协商，甚至由于语言不通、沟通不畅造成的误解和对峙等内容，那么《黑船来航》并不能成为我们加深对当时中日两国国运走势理解的著作。然而，三谷博对当时日本国内和国际情况的背景介绍的同样清晰而详尽，这种带着“匠人气质”的历史研究做法给了我们揭开谜团的可能。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在“黑船事件”过去，日本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国运逆转的关键——明治维新。前面已经提到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的是，清王朝当时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然而两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实际上与我们说的日本封建政治体系中的双王制和联邦制有着极为根本的关系。“黑船事件”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幕府名誉扫地，这给了天皇集团极大的机会，可以说明治维新是天皇取代幕府的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而非清政府内部开明高级官僚试图中兴的改良，其坚决性和彻底性的天壤之别不言自明。

吊诡的是，即便如此，按照三谷博的说法，其实幕府也在“黑船事件”之后选择了开国政策，整个“黑船事件”以及后面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了幕府并未选择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在开国问题上，天皇与幕府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管天皇和幕府的选择如何，日本都将选择一种软化的态度，那么日本与列强之间是战是和就更加取决于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了。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三谷博在全球化视角中对当时国际环境的考证，其专门设置一章“西洋各国的亚太政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当时俄国、美国、法国、英国都在日本进行角逐，具备了在日本形成制衡的条件。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对于日本的某种“保护作用”，这是一种对于我们无奈的结局。其时，中国正在经历太平天国战争，西方列强在东亚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几乎全数被中国东南的战事吸引，他们无力也不想在日本陷入更深，更想像美国那样寻找一个距离中国不太远的中继站。佩里舰队的扣关其实也带着某种偶然，原本其是要实现“横跨太平洋”的远航，日本只是一个中转，没想到却引发了日本的国运逆转。大胆试想，如果佩里是在十九世纪末而非十九世纪中叶来到日本，当时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清王朝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了近三十年，军力财力都有了很大提升，也许西方列强就不会把日本当成彻底征服中国的“中途补给站”，而会将其定位为“第二个中国”了。

日本十九世纪这场诡异的国运逆转有没有幸运的成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日本国运的逆转不在于“黑船事件”，甚至不在于倒幕运动，核心还是在明治维新，但谁来维新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问题。实际上，在“黑船事件”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之后的时期，幕府也很开明，天皇反而更像是一个小孩子，围绕天皇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确实很开明、很有能力，但从大势上看，双方都不乏精英，关键是都想开放，都想变革，最终由谁掌舵充满偶然，这里肯定会有幸运的成分。三谷博并未避讳这一点，他并未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将祖辈描述成识时务的俊杰，其直言正是因为听到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战败消息，德川幕府才撤销了要求驱逐外国船只的“异国船打击令”，并对外国的海难漂流船提供燃料、淡水与粮食。更甚的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爆发，日本从上到下被昔日“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的惨烈内乱和轰然倒地深深震撼，他们难以想象自己千百年来派遣了无数“遣唐使”的“天朝上国”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种深深的恐惧让原本就因为地域狭窄、地震频发、战乱不断而缺乏安全感的日本人无法承受。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点，那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格问题。虽然这方面在《黑船来航》中涉及的并不多，但笔者认为按照其宏观微观结合的历史叙述方法，特别是“去规律化”的历史研究技法角度看，这方面的内容显然应该成为此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补充，因为“性格决定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同样可以引发一场国运的蝴蝶效应。其实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作比对来看的，还应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这两本书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之前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某些误读。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的性格就是“一根筋”，缺乏变通，其实这是在目的确认的前提下的情况，即当其认定了某种目的性之后将以毅然决然的心性去达到目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日本人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常不屑于他们的以死谢罪，但反过来说，一个为了目的不惜的民族，自然可以为了实现目的而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

正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动辄喜欢把“玉碎”挂在嘴边的日本人，在“黑船事件”和明治维新中表现得出奇“温顺”。甚至在今天的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日本人还修建了佩里公园，在当年的黑船登陆地点，他们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明治维新英雄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日本人一直认为佩里促使日本打破了闭关锁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将他视为日本的恩人。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刚才读到上述文字时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是我们讨论近两百年前那段中日历史的现实意义所在。当我们看到日本人为佩里树碑立传，相信很多人都难以遏制一种鄙夷的心情，觉得那个民族真正是“欺软怕硬”的典范。没错，那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面，但又何尝不是人类的共性，所以那并非是问题的关键。不管媒体现在和未来如何宣传，笔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国家对我们的伤害，而且不会选择原谅，这不是一个胸怀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的底线。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好好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性格，我们必须克服那种无法遏制的鄙夷和疏离，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对方的一切。“欺软怕硬”所连带的劣根性，是当公交车上遇到骚扰女士的败类，一车壮汉却选择沉默，是衣冠禽兽对自己的女学生上下其手、百般刁难猥亵，一国的男人、父亲和兄长却选择顾左右而言他，是宁愿去砸邻居的日本车，却不愿意好好上进，是整天叫嚷“核击日本”，却不愿意将垃圾扔到垃圾箱……近两百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的战船驶入白河口，“经过某个村庄时，村民全匍匐在河边，大声叫喊。额尔金的通译把他们喊的内容翻译过来是：‘大王好！愿你们下船登岸，统治我们！’”（语出裴士锋《天国之秋》）。几乎同时期的日本，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出使欧美各国，考察了足足两年。日本的精英回国后将一切告知国人，普通民众也意识到忍耐不是懦弱，但没有目的的忍耐却是一种耻辱，唯有先向欧美诸强国学习，建立一个富饶强大的国家，然后才能实现改签不平等条约，获得真正的尊严，为此鞠躬低头甚至搭上性命都在所不惜。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由《黑船来航》去延伸的目光和反思，毕竟人家的黎明之前，却正好是我们的帝国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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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航》读后感(五)：书摘丨 中文版序言

19世纪中叶，美国使节佩里（Matthew C.Perry）率领舰队访问了日本。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起点。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佩里舰队的访问实现了“连接环绕世界的蒸汽船航线”的宏大目标。但是当时并未确立国家间交往与贸易关系，日本只是对美国船只开放了两个港口而已。然而，来自外部的这一微小刺激使两百年来安于孤立与停滞的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激变，并由此开始对外领土扩张，改变了与中国、朝鲜、俄国等近邻国家的关系，引起了全球规模的国际关系剧变。现在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东亚的国际秩序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变革。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日本实施“锁国”政策。所谓“锁国”，是指除了与有限的几个邻近国家及荷兰保持一定往来关系外，与其他各国没有国家间关系或贸易往来。更准确地说，就是限制日本人出国与回国，同时限制外国人来访。同一时代的大清国与朝鲜也实施了这一政策，而日本实施得最为严格。大清国允许国民出国前往长崎，同时规定外国人只能访问有限的几个港口。朝鲜则禁止国民出国，同时也严禁外国人进入朝鲜国境，但每年向大清国派出朝贡使团，或迎接来自大清国的使团。并且这两国对国境的实际管理比较松懈。例如，朝鲜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入境。日本与此不同，锁国甚至适用于官员的出入境，只有遭遇海难的日本漂流民是一个例外。同时对外国人来访的限制稍微宽松，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严格。日本与周边的朝鲜和琉球保持着国家间交往，每当德川将军换代时，两国使节团来访。日本与大清国之间没有国家间关系，只有大清国的商人来到长崎。为了保证德川政权体制的稳定，基督教被认为是危害日本社会秩序的邪教。近世初期，日本与借贸易之机进行传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断绝了往来。至18世纪末，日本更是禁止所有外国船只进入日本，只有朝鲜、琉球、中国、荷兰的船只例外。

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试图控制全球的动向保持高度的关注。于是产生了下列问题：面对来自西洋的威胁，怎样保卫日本？是强化封闭，还是扩大与西洋的往来？换言之，在近世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是如何处理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限制日本人出国。而到了19世纪初期，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成为焦点。是应该加强限制，还是应该扩大交往，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19世纪中期以后成为争论焦点的“锁国”与“开国”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本书概括地考察了在上述新情势之下，日本的对外关系经过进一步锁国后，往开国方向逆转的过程，时间涵盖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主要分析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知识分子的对外认识以及国防构想。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不仅有对19世纪日本历史的概述，还包含更多的整体思考。笔者期待读者把这一段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中不时发生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的案例研究来阅读。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如何应对已经预见到的危机。正如不少人所指出的那样，佩里的到来并非突发事件。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将波及日本，这是一个长期的噩梦，而这一已经预见到了的危机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西方占据着军事与技术优势，擅长贸易，终将不断地提出交往的要求。然而，谁也无法预测这是否会成为左右日本命运的重大危机。19世纪初期，俄国使节曾两度要求到访。遭到拒绝后，俄国在虾夷地（今北海道）与日本发生了自江户时期以来的首次冲突。不过事态不久得到平息，在锁国状态中恢复了和平。此时，德川幕府的官员认为西方不会从地球的另一方出发进攻日本，从而否定了重建在长期和平状态中已经不复存在的军备，同时下令沿海炮台开炮驱赶来到日本近海的西洋船队。这是基于过去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判断。不过民间知识分子中有人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终将波及日本，主张应当故意引起与西方船只的冲突，以此刺激幕府，达到重建军备与改革国家的目的。这就是产生于水户藩的“尊皇攘夷论”。这只是基于特定思想的一种臆断而已。然而，当1839年英国向清朝派遣军队并战胜清朝时，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推断，不如说是发自特定思想的臆断与极端论调更切中事实。

上述历史告诉我们，人在想象超出自己生命长度的长时段危机时会面临怎样的困难。重大危机或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但这样的担忧或许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杞人忧天”，即使发生也不会发生在自己在世时。要预防未来的危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然而由谁来接受这一建议并承担所需费用或做出牺牲呢？所以，终日在担忧中度日实属无益之举，而快乐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是更有意义吗？这样，已经预见到了的危机就会逐渐被淡忘，人们更乐于继续眼前的安逸生活。

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历史中找到不少类似的例子。以近期为例，太平洋沿岸有可能发生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发生的海啸地震为千年不遇的强震度地震。但是，即使是烈度较低的地震，如果发生在人口密度极高、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东京的地层下，不仅会危害当地居民，整个世界也将遭受重大打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以百年为周期必定要发生的事。此外，还有存在于超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中等规模时段的问题，例如资源与环境的制约问题。据研究，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在21世纪枯竭，同时工业文明排出的二氧化碳与氧化物时刻侵蚀着地球环境，但谁也无法预测这将是二三十年之后发生的事，还是两三千年以后发生的事。以笔者管见，上面一类问题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然而，19世纪前期的一部分日本人曾预见到了长时段危机，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这一史实，或许能为人类应对未来危机提供一些参考。

其次，本书的后半部分考察了因佩里的到来而产生的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际困难这一问题。佩里的到来发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美国人与日本人的首次接触。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略通对方的语言，而这难以保证顺畅沟通，因此在谈判时不得不使用荷兰文。当时，东亚地区通用的外交语言是汉文。在谈判中穿插使用汉文，但很难保证荷兰文与汉文之间的准确互译。

语言上的隔阂与翻译时的困难使得日本与美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出现了两个文本。

这一条约包含了在伊豆半岛的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的条款，但谈到实现这一条款的条件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以谈判时使用的荷兰文文本译成的英文版本再译成的日文版本中规定为“两国政府中的一方认为有必要时”；而在根据汉文版本译成的日文版本中则规定为“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如依据前者，当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开设领事馆；如依据后者，则必须经日本政府同意方可开设领事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开设领事馆问题不仅关系到保护在日的美国人，还关系到开展对日贸易以及日后扩大对日交往等重要问题；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则是有可能发展成导致否定原有锁国体制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会发生如此出入？经过对史料的考察可发现，根本原因是两个集团之间语言沟通上的困难，特别是以此为背景而发生的日方翻译以及日方使节团的两重故意造假。

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于佩里之后访问了日本，在谈判中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当事国的代表在进行语言交流时困难重重。英国来访者没有缔结条约权，只是由并无缔结条约目的的海军军官签订了协议。其间还发生了日本方面的荷兰文翻译自杀的事件。

使用不同语言民族间的沟通与交际困难这一问题，对于生活在地球村时代、人员与信息交流十分平常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不易理解。而在19世纪中叶，那是一个十分切实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歧视与不信任感构成的重压对当事者造成的心理压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使用不同语言民族间的接触以及关系的正常化也逐渐开始从语言与外交礼仪两方面改变着国际关系的规则。在原来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以中华帝国为顶尖的垂直型秩序体系，朝贡礼仪与传统语言的模糊性使用支撑着这一体系。随着西方国家的到来，东亚的国际关系朝着主权国家间的对等秩序、追求对等的礼仪以及语言的明确性，形成由部分主权国家、从属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结构转变。由佩里到来引发的将日本纳入西方世界的事件就是这一变化过程的第一步。

再次，19世纪中期日本的这一段经历是一步步走出重重隘路与困境的典型事例。人们时常认为变化总是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推移，因此19世纪的日本也是理所当然地朝着开国的方向发展的。然而正如本书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德川幕府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世界的变化却主张加强锁国。特别是时任首席老中的阿部正弘在那十年之前就主张加强锁国，并为此已计划加强军备。然而，尽管他不欢迎佩里，却同意与之缔结条约，并于三年后转向支持开国的立场。假如他当时拒绝妥协，不下决心调整政策方向，日本或许也与相邻的中国和朝鲜一样，陷入同西方抗争与被侵略的困境之中。在后人看来，19世纪的日本先是一步步地陷入隘路，后来又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遇毁灭的最后机会。

对于以历史为参照的人来说，从隘路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这一类事例实在饶有兴味。人无论是选择职业，还是择偶成家，必须要做出一定抉择。然而这一抉择是否正确与妥当，却并非一件容易判断的事。常常是身处其中的当事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抉择正确与否。而包括后世的人在内的旁人则按照与当事者不同的标准褒贬这一抉择。笔者在此不打算对这一褒贬的意义作深入探讨。不过在旁观者看来，当事者所作出的无法满足自己的目的与价值观的抉择，正是“陷入隘路与困境”的典型特征。另外，有时当事者做出的判断与抉择或许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环境的变化，逐渐发现实际上那是不妥当的决断。这时也可以称之为走出隘路摆脱困境。

日本于1930年代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当时，日本除了遭到中国的谴责之外，还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却意外地建立了“满洲国”。与此相反，对始于1937年的日中战争，日本政府在早期已经意识到应该和谈与撤兵，但却未能付诸实施，而是把战线扩大至全中国，最终陷于无法收拾的境地。陷入这一困境之后，日本又与欧洲的德国及意大利结成同盟，与英美开战，这一妄举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的灭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察觉到了陷入隘路的困境，最终采取行动摆脱了困境。1930年代的日本虽然也察觉到陷入了困境，但采取的侵略行动最终让日本尝到了千余年来首次被外国占领的耻辱。在日本于1894年发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对近邻国家的殖民扩张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内含于这一问题中的同样结构。最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支持对外扩张的政策。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日本政府的殖民扩张路线。然而，此时日本陆军的唯一假想敌沙皇俄国已经在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华盛顿体系下的亚洲国际秩序趋于安定。在这样的形势与氛围中，知识分子很难表明自己对日本政府的怀疑态度。相反，出于对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担忧，社会舆论日益倾向于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路线。其结果是日本战败，给邻国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创伤，后世的日本人也在经受这一记忆带来的长久痛楚。

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域也可以观察到陷于隘路与困境而难以自拔的事例。美国对越南以及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典型事例。仔细考察19世纪日本的经验，再与1930年代的日本作对比，可以从中得出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深刻洞察。

近世日本的政治组织

近世日本是一个拥有两位君主，由两百余个领国联合组成的特殊结构国家。本书着重概述了其中拥有全国军事与外交权、设立于江户（今东京）的德川幕府的政策决定过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下面对当时的政治组织结构以及进行决策时的标准程序作一解说。

近世日本国家的结构如图0-1所示。由图示可知，近世国家与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家不同，为联邦型国家，拥有上、下两重结构。

图中的“○”代表近世社会中单个的社会成员，连接个人与个人的直线代表主从关系，即以土地或俸禄为媒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具体指的是德川“公仪”（德川将军）与“大名”（拥有伟大名声的领主）、“旗本”（比大名规模小，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家臣），大名与他的家臣，旗本与他的家臣等几组关系。“▲”代表的是以大名、旗本等领主为统治者的家产官僚制，其底部的“○”代表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或居住在城市的市民（前者被称为“百姓”，后者被称为“町人”）。家臣在一些情况下会从领主那里分得土地，但那只是名义上而已。大多数家臣与领取俸禄者一样不会直接统治领地，而只是从领主的租税体制中分得相应的一份。因此与其称之为封建贵族，不如称之为官僚贵族更合适。如此，在大名或旗本统治的领地上，存在着君主与其手下的家族式官僚管理民众的政治结构。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国家的根基存在于由君主与其家臣构成的主从关系，而武士与民众之间没有主从关系。他们之间虽有上下级关系，但也只是官僚制下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德川幕府就是由上述两百余个大名领国组成的联邦型国家，位于国家中心的是连同将军的直属家臣“旗本”领地在内共占全国粮食总收获量1/4的德川将军家系。德川将军家系由姓氏为德川的直系三个家系的“大大名”（御三家）和不拥有领地、居住在江户城中但拥有推举将军继位人资格的另外三个支系（御三卿）构成。御三家依其所在领国名称分别为尾张家、水户家和纪伊家；御三卿则依其所居住的宅邸地名分别为一桥家、田安家和清水家。此外还有姓松平的德川一族大名，以福井藩的松平家为首，共有17个家系。不过，这些德川家系不能担任参与德川幕府决策核心集团的首席老中一职，发生紧急事态时，只有御三家才有资格直接向将军陈述意见。

德川家系以外的其他大名分为“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谱代大名是指德川将军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跟随他的大名，或者是由德川将军提拔的大名。德川政权内阁成员的老中和若年寄均从这一类大名中选拔任用。不过，谱代大名中规模过大的大名则无此资格，但可以在江户城中靠近将军起居所位置的大厅，即“溜间”内分得一处工作间。当发生重要事件时，可以接受将军的咨询。若年寄一级官员的权力比老中要小，只从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构成幕府政策决定中心的是老中，主要是从中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

这是一个通过制约达到平衡稳定的制度安排。德川直系的几个家系构成了德川政权的核心集团，但同时也可能会争夺将军继承权。第三代将军之后逐渐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但是某一家系无直系长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时依据的规则是以德川直系的六个家系为候补，并尽可能考虑血缘的亲疏程度。因此，将军家与德川家系之间，以及德川直系各家系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另外，只能从中等规模的大名选拔任用掌握政策决定权的老中。近世初期也曾有过领国规模比较大的谱代大名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例子，但因为担心他们篡夺权力，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从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小规模大名中选拔任用。这一做法的原理可以概括为“享禄者不掌权，掌权者不享禄”。这一做法不仅见诸近世日本，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奥斯曼帝国也可以看到。为了维护君主的地位，大多从身份比较低的家臣中选拔任用参与决策的官员。德川一族的大名偶尔也有被任命为老中的，但没有“大大名”被任用的事例。与上述惯例无关的唯一职位是位于老中之上的“大老”一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职位，幕府末期只有井伊直弼一人担任此职时被特别赋予实际决定权。

领国规模最大的“大大名”拥有古代时被称为“国”的广阔领地，他们是拥有领国的“国持大名”。他们大多不属于亲藩大名或谱代大名，而属于外样大名。例如，像幕府末期打倒了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萨摩藩或者长州藩那样，他们的领国大多位于远离江户的偏远地域。幕府末期，这些大名已经拥有了单独发起军事行动的能力，同时对国际关系也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并熟知外国事务，却被排除于有关日本整体的决策过程之外，因而逐渐产生强烈的不满。

近世日本以德川将军与规模大小不同的大名们结成主从关系的联合国家为主干，有关日本整体的决定由数名老中做出，老中来自中小规模的谱代大名。发生内乱或对外危机时，老中可以向大名发号施令，以大名联合力量应对。

图0-1标示了以天皇为首脑的朝廷。朝廷自9世纪迁都至京都以来，象征性地居于将军之上，并向将军颁发各类称号与官职，但从未有过对内政、外交决策的发言权。朝廷虽然也拥有规模不大的领地，不过与大名不同，这些领地交给将军管理。京都的朝廷遵守着由将军为其特别制定的法规，违反这一法规的朝廷官员将受到将军的处罚。近世日本的王权由这样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构成，不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至18世纪末，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只有一个王权。随着对日本古代历史与神话研究的深入，开始有人认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王权，有关王权的想象力再进一步向前延伸扩大。佩里来访的五年之后发生的以朝廷为中心力量的宫廷政变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王政复古都与有关王权的这一想象力的深入人心有关。本书的考察结束于这一段历史之前。可以说，发生政治大变革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民间广泛认为在处理开国问题上德川幕府屈服于外国的压力，导致幕府丧失威信；另一方面，京都朝廷在对外问题上毫发无伤，还表明了对外强硬的态度，于是一部分大名与知识阶层就试图利用朝廷，由此入手开始国内政治改革。

下面介绍德川幕府内部的决策组织架构，大略如图0-2所示。

处于顶端的是征夷大将军，将军下面是四至五名阁僚老中。老中在被称为“御用部屋”的办公地点按照每月轮值制度轮流担任主持者召集会议，集体讨论处理政务，决策全国性问题以及与将军家系内部有关的事务。老中还负责监督京都的公卿以及各地大名，具体任务由监察官“大目付”执行。老中的席位座次依其任职时间先后排列，实权掌握在一至二名专门负责财政与民政的“胜手挂”老中手中。“胜手挂”是下面要叙述的“胜手方勘定奉行”的上司。老中次官若年寄则在另一地点办公，他们时常参与议事，但意见大多不被采用。若年寄通过监察官“目付”监督直属将军的家臣“旗本”。老中下面有“三奉行”“远国奉行”等，他们均为各个官厅的首长，负责领导处理实际事务。“三奉行”中包括负责管理寺院与神社等宗教团体的“寺社奉行”（5人），负责管辖德川政权所在地江户治安的“町奉行”（2人），以及勘定奉行（4人）。以在江户城大厅中的席位座次体现出来的形式上的地位而论，从大名中选拔任用的寺社奉行地位最高，由高级旗本担任的江户町奉行位于其后，但掌握最高实权的是勘定奉行。这里也体现了“掌权者不享禄”的惯例。勘定奉行的职责不仅限于财政方面，还通过派驻地方的代官管辖德川将军的领地，或处理与外国的事务等，总之除了一些琐碎或特殊事务外，几乎涵盖所有政务。

勘定奉行分为“胜手方”和“公事方”两种。公事方专门负责诉讼仲裁，除此以外的事务均由胜手方勘定奉行管辖。幕府的决策中枢由处理实际政务的官厅以及胜手挂老中统辖的胜手方勘定奉行组成。勘定奉行的下属包括“勘定组头”（12名），其下属分为“勘定”（全部约为250名）和“支配奉行”（全部约为90名），分别掌管各自事务。这些官员的身份在直接由将军过目任命的“御目见”一级家臣中也属于比较低的。但勘定奉行一职的工作难度大，为担任这一官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勘定奉行处理政务的办公处被称为勘定所，在江户城内与城外各有一处。在勘定奉行下面另外设有监察官“勘定吟味役”，负责对勘定所工作的监察。勘定吟味役的地位比勘定奉行低，但拥有向老中直接陈述意见的较高权限，共有6名。三名负责接受诉讼，另外三名负责对财务支出情况的监察。

在江户的中央官厅，设于政务次官若年寄下面的监察官“目付”（10名）为重要官职。目付负责监督江户城中官员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法规范，弹劾行为不轨者，并拥有直接向老中乃至将军上报的权力。目付下面设有高级监察员“徒目付”（约50名），由身份为“御目见”之下的武士担任，此外还有监察员“小人目付”（约100名）。目付负责审查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至幕府末期，幕府家臣中的有能力者被任命担任这一官职，监察管理旗本的工作渐渐退于次要，制定政策或上报成为主要工作，并开始主导改革。

构成幕府中枢的官职大致如此。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官员们常常分为几组接受老中的咨询，分组的方式不确定，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上述各官厅逐一分别接受咨询；第二，寺社奉行与町奉行各为一组，勘定奉行与勘定吟味役为一组（略称为勘定方），大目付与目付为一组（称为监察方）；第三，在芙蓉间（江户城大厅里绘有芙蓉图案的房间）拥有工作间的官员（胜手方勘定奉行、勘定吟味役、胜手方的大目付与目付、远国奉行）为一组，评定所几个部门的官员（寺社奉行、町奉行、公事方的勘定奉行与勘定吟味役、公事方的大目付与目付）为一组。至幕府末期，芙蓉间的官员提出过不少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意见，而评定所方面的官员则倾向于保守。

幕府还有被称为“三番”的军事官员，即“大番”、“御小性组”以及“书院番”。不过，这些官员只是担任将军以及各地城堡的警戒任务，不是战斗部队。德川国家的战斗部队首领始终由大名担当。大番主要负责前往京都和大阪担任二条城以及大阪城的警戒任务，后两者则负责江户城以及将军外出时的警戒任务。这些部门的长官地位很高，但没有实权。例如，当时普遍认为由胜手方勘定奉行转而担任大番长官的“大番头”实际上是降级使用。

此外，在幕府派往各地的官员中，有由大名担任的大阪城代和京都所司代，还有由旗本级武士担任的远国奉行，例如京都町奉行、大阪町奉行、长崎奉行以及浦贺奉行等。这些职位通常是任命两名官员，派往京都、大阪等大城市的官员两人一起前往当地任职；派往长崎、浦贺时，则一人前往当地任职，另一人留在江户负责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工作，每年轮换一次。在德川幕府的直辖领地还安排有代官，负责行政与征收租税工作。

上述政治组织体制在处理对外问题时是如何工作的呢？在近世日本对外关系中，对马藩的大名负责对朝鲜的“通信”，即国家间交往与通商；鹿儿岛的大名负责对琉球的通信与通商；日本整体的对外交往则由长崎奉行负责。按照惯例，中国船、荷兰船以及其他外国船只一律进入长崎港，先向长崎奉行说明来意，然后开始交往。下面介绍从众多事例中概括出来的幕府内部通信联络程序。首先，长崎奉行派出手下官员前往进入长崎港的外国船只，确认国籍，大致了解对方来意，然后向在江户的长崎奉行报告。接着进一步了解情况，制定对应方案，并将获得的详细情况一并报告给江户。

在江户的长崎奉行接到报告后，立即前往当月担任主持的胜手挂勘定奉行办公处，向其报告并商议对策。胜手挂勘定奉行立即前往当月担任主持的老中住处向其报告，并向其他胜手挂老中报告。当月主持老中当天或次日召集老中开会商议。这种会议一般称为“评议”。

老中看过长崎奉行送来的报告文件后，立即命令秘书官“奥佑笔”（秘书处负责人“笔组头”2人，秘书“佑笔”13人）查阅过去文档中同类事例的处理办法，写成文件报告上司。在秘书官“奥佑笔”的办公处存放着过去的文档。接着老中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将军身边联络官“御侧御用”向将军报告大致情况。如遇紧急情况时，则立即召集芙蓉间的官员，分发长崎送来的报告文件副本，听取他们的意见。芙蓉间的官员按照分组逐一向老中发表意见。意见搜集完毕后，老中再开会商议，并参考奥佑笔提供的意见，做出决定。如对各方意见均不满意时，则重新召集芙蓉间官员进行咨询。

老中的评议得出结论后，通常以文书形式通过将军身边联络官向将军报告，获得将军的批准。如遇重大问题时，老中就一起前往将军住处递交文书，获得将军的口头批准，将军身边联络官这时也一同参加。将军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批准，但也有要求重新审议的例子。19世纪里，除了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外，历代将军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提出政策、发布命令，或做出人事任免的决定，几乎都是原样批准老中提出的方案与建议。

得到将军的批准后，老中就把发给大名的命令交给大目付，发给旗本的命令交给目付，一般性的决定则交给各奉行，分头下达。在老中下达的命令中，最重要的是由老中共同签署、代表将军意志的“奉书”。除了对朝鲜国王的往来书信外，将军从来不在文件上署名。

经过这样的程序做出决定之后，在江户的长崎奉行接受命令并转送给在长崎的同事，在长崎的官员接到命令后，就按照老中的指示通知外国船只代表，开始外交谈判。

由上面的解说可知，德川幕府的政策决定过程已经高度制度化。如果某一胜手挂老中得到了将军的格外信任，他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左右决策，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外不论怎样，这一程序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处理对外问题时，与长崎的书信往来最快也需要一周左右，如果严格按照程序处理的话，甚至要一个月以上。西洋的蒸汽船与铁路已经大大缩短了交通与通信的时间，因此来到日本的西洋使节常常焦躁不安，佩里选择靠近江户的浦贺而不是长崎作为目的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谷博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