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力量读后感精选

《观念的力量》是一本由[英]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4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一)：不失为一本好的思想史

2022-8《观念的力量》 作者伯林梳理了各种观念的成因和对人的情感影响。跨度从启蒙时代到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历史相对主义。近代俄国思潮各代表人物的观念（别林斯基、赫尔芩、普列汉诺夫），以及以色列建国在观念上的成因，占据了这本文集大部分内容。这很可能因为以赛亚·伯林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 比起那些创造观念的思想家，伯林显然更欣赏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因为前者虽然利用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创造了能够激发大众情感的思想共识，但其对实践细节的陌生往往让局面发展到创造者也不能预料的失控程度（观念创造者往往有预言家的身份），而后者因为对实践中各种细节的熟悉，往往能掌控局面，达到最初设想的目的。 虽然伯林的叙事有时过于随意、有失严谨，而且出于对戏剧化的偏爱鼓吹某些大众不熟悉人物的关键作用，但这本书仍不失为一本好的思想史。希望我在未来能再看一遍。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二)：M

正如刘擎老师在《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提炼的整体印象——“不可消除的内在张力：敏锐而犀利，但时常不够严谨和融贯，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且任何一种清晰的重构都难以完全吸纳其思想的复杂性，无法彻底消除其论述中时而出现的含混甚至自相矛盾”，这不仅对研究其理论者来说有阐释的困难，对基础有限的本读者（这是主要原因）来说更是理解上的失焦，所以阅读他们的著作总不如读其理论研究者来得直接轻松。

围绕其核心思想（两种自由及价值多元论）几个想分享的点：

概念的特定性：伯林对概念笼统化使用的敏感与警觉（概念魔术）。在他看来，某种似乎能解释一切的概念实际上解释不了任何事情。概念必须是基于特定的情境设定，“真理皆存在于人类观念与他们所考察的事物的某种关系中；事物和观念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

两种自由的含义：否定与肯定之间的非对称性（我或许不知道想要什么，但一定特别知道什么是不想要的）。而也只有当澄清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特定含义，才可能理解争取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才能更有效地追求自由。唯其如此，理论才有助于澄清和把握经验世界。

观念的条件：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大问题——如“生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什么？”——之所以无法回答，并不是因为它难以回答，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目的、规律、意义或原因，会随着提问者的处境、观点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把这些因素当作问题的组成部分，它们才能得到准确而清晰的阐述。

多元价值共存的现代性困境：抵制用抽象的一般去统治具体的个别。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不断冲突与和解的反复实践，要求我们弃绝一劳永逸的基础主义解决方案，在具体语境的实践中做出尝试与努力，带有“现实感”且积极地投入具体情境的道德与政治生活，其中作为前提的两个必要：积极公民的必要性，以及使这种公民成为可能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的必要性。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三)：观念的力量「摘录」

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自由的两种意义（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意义下，亦即消极意义下，自由指没有阻碍我们行为的人为障碍。在第二种意义下，亦即积极意义下，如果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目标，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能够在达成目标时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便是自由的。「P05」

马克思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技术能力决定有意识的人类生活轨迹，亦即历史。「P12」

词语只能表达经验世界---此外并无其他实在，然而可证实性并非知识、观念或假设的唯一标准或最可信的标准。这是我毕生持有的观点，我的全部观念都带有这种色彩。「P004」

自由与平等、自发与稳妥、幸福与知识、仁慈与正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是如果互不相容，它们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人们就必须进行选择；为了追求某种首选的最终目标，有时必须接受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无论从经验看，还是从概念看，这都是真确的，那么，一切好事都能实现的那个理想社会，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观念；从概念看，它确实是不连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理想社会---为了它再大的牺牲都不怕---这个观念本身就不复存在了。P「033」

……

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P034」

自然与自然规律隐匿于黑夜暗影。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皆光明。

---牛顿爵士墓志铭，1730

「P044」

哲学的任务往往是艰难而棘手的，它要发现和阐述人们思考时使用的那些隐藏的范畴和模式；它还要揭示这些范畴和模式所包含的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之处，指出它们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会妨碍人类提出更有效的方法来组织、描述和解释其经验；此外，哲学还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查这种活动本身的性质，揭示在这种二级层面、哲学活动中发挥着那些隐藏的思维模式。「P049」

斯大林的著名论调（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西方世界广为引用，实在危险之至。这一比喻对于灵魂而言只存在一种健康而有益的情况，即当它与历史铁律下不可阻挡的社会运动和谐一致时，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使个体的灵魂适应复杂的机械和机体，而摆脱它自己有意识的欲望、理想和抱负。这不仅给了专家（柏拉图式或马克思主义的卫国者）不受限制的权力来统治他们的同胞，而且彻底否定了个人经验的价值高于非个人的社会需要，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对真善美的看法完全无关。「P342」

对于一位共产主义的教育者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传授知识，也不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斯大林的工程师---将个人改造成只会问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长大之后只会自动适应社会而很少引起摩擦的人。「P343」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四)：《观念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 读书笔记

第1章 我的学术之路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牛津哲学证实主义现象主义

我们总是能够设想，某种东西可以改变甚至推翻它，即使现在我们不能预见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我怀疑很多哲学都是建立在某种虚幻不实的基础上，这种怀疑后来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开始主导我的观念。

一元论

18th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是第一个提出文化观念的哲学家

赫尔德感兴趣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文学科，人的精神世界；

他深信，葡萄牙人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在波斯人看来，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创造就是一切。德国民族注意应运而生：我做某事，不是因为它是一件好事，也不是因为它合乎正义，更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代存在主义也应运而生——我做某事，因为我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

我不是由任何事物创造的；我做某事，不是因为那是一种我必须遵守的客观秩序，或者因为我必须遵守某些普遍准则；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我就是我，我给自己指明方向，我对自己负责。

我坚决反对关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宏伟的形而上学解释——我依然是经验主义者，我只能认识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只能思考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我不相信超越个体的实体真的存在。

如果某人追求某个观念，那么我虽不追求此观念，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在他的情况下，我被引导去追求该观念，将会是怎样。因此人类的互相理解是可能的。

多种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是人类本质的要素，而非其主观想象力的创造。

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在我看来，隶属于某个民族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其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不应批评。但是这种情感一旦失控——我的民族优于你的民族，我知道人们应该如何改造世界，你必须听我的，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比我低劣，因为我的民族最优秀，你的民族远远低于我的民族，因此他必须把自己当作我的民族的原料，只有我的民族有资格创造可能的最好的世界——这是一种病态的极端主义，它可能或已经导致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与我努力描述的那种多元论格格不入。

什么是一元论？

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认为，所有真理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终将与它合而为一。

有人认为，只要让科学家或接受了科学训练的人走上管理岗位，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这样的思想家并不罕见。对此我不得不说，从未提出过比这更好的借口甚至理由来为精英阶层无限的专制主义辩护，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一元论是所有极端主义的根源。

（讲座）两种自由的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无阻碍，人的行为畅通无阻。外部世界能成为人类的障碍，主宰人类生活的生物规律、胜利规律或心理规律，也能成为人类的障碍；除此之外，人类还缺乏政治自由，无论有意或无意，人类社会的很多障碍是人为的。消极自由的范围取决于这些人为障碍的高低程度——取决于我能否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不受某些人为的制度或规定以及某些人的活动阻止。

什么是不自由？

我们认为，监狱中的人不自由，被捆在树上的人不自由；这个人所谋求的是挣脱锁链或逃离囚室，一旦获得自由，他不一定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广而言之，自由意味着不受某些社会制度或规范的约束，不受某种过度严苛的道德力量或物质力量对自己的摆布；自由还意味着行动不受任何限制，不否定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本来是开放的。我称这种自由为“免于······的自由。”

“做······的自由”

我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其他力量控制的？

谁在控制我？

谁决定着我的行为和生活？

这是我的自由选择吗？

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吗？

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控制着我，给我发出指令呢？

我的行动受制于父母、校长、牧师或警察吗？

我必须服从某种法律体系、资本主义制度、某个奴隶主或某种政府（无论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

从哪种意义上说，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行动的可能性也许是有限的，这种可能性是如何被限制的？

妨碍我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们的权利有多大？

伯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滥用。穷汉无法使用消极自由支付豪华酒店的房租。

积极自由的滥用

谁安排我的生活？我自己，我？

愚昧无知，糊里糊涂，随着盲目的激情和欲望四处飘荡——这就是我的全部？

难道我的心灵深处，就没有一个更高贵、更理性、更自由的自我？

这个自我能够理解和主宰情感、无知以及其他不足；只有通过教育或领悟，我才能赢得它；只有那些比我更有智慧的人，才能教育我，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实在的、最深层的自我以及我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一个著名的形而上学观点，它认为，只要我真的有理性，我就有真正的自由与控制力——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也许我没有足够的理性，因此我必须服从那些确实有理性的人，他们不仅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最好，而且知道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好；他们能够引导我走正路，那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简而言之，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我，有利我我的高级自我，以支配我的低级自我。由此看来低级自我的真正自由就是绝对服从有智慧的人，他们掌握着真理，属于圣贤或精英。

也许我该服从那些知晓人类命运的人——如果马克思说的对，那么某一政党（只有它掌握着历史发展的理性目标）必须造就我，指导我，无论我那可怜的自我经验意欲何往；党必须以其高瞻远瞩的领袖为向导，这些领袖最终要以最伟大、最有智慧的领袖为向导。世界上没有任何独裁者不使用这种方法，为其最卑劣的压迫进行辩护；他要通过其也许有些残酷，”表面看来“令人作呕的道德修养（”表面看来“的事物只适用于低级的经验自我），来实现某种理想的自我。（P25-26 这段话写的可真辛辣，作者无论是思想还是文笔是如此的辛辣简洁，叹服。）

这又返回到那个天真的观念：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如果我知道答案，你却不知道，你还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你愚昧无知；如果你知道真理，你必然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只是因为你是错的，因为真理没有向你显现，却向我显现了。这能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奴役，这确实是对积极的自由概念所做的最危险，（尤其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最粗暴的阐述。时至今日，这两种自由概念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曲解，是西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经常探讨与辩论的主要问题。

讲座《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决定论声称，任何事件都有一个原因，事件必然产生与某种原因。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规律及其实际应用——全部自然科学——建立在永恒的秩序这一概念之上，这是科学的研究对象。

伯林：我感兴趣的是，问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和其他人会认为，人类是被完全决定的？如果他们是被完全决定的，这是否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相一致？

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不同看法。

伯林认为人类的理想是自由和平等。但是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又是不相容的。

回到百科全书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以理想生活为目标的观念运动，过去的那种教义：人们必须接受各种各样惊人的残酷行径，没有这些，理想社会就不能实现——要想吃煎鸡蛋，就必须先打破鸡蛋，所有这些辩护，所有的残忍行为、牺牲生命、灌输观念以及所有的革命，让20世纪成为或许自古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一个世纪（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所有事件——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

（个人认为第一章节中“自由”这一节读起来令人振聋发聩，短短三页足以说清楚自由的重要性，自由作为权利的基础对人类的发展究竟有多么重要，滥用自由的概念会出现极端的情况，无利于人类。）

哲学的主题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提出以下问题：其他学科探讨哪些领域？举例而言，我们是如何界定化学、历史学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或研究领域是由问题的种类决定的。

（伯林对哲学是什么的发问，进而循循诱导的提出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哲学关注的问题领域有什么，并对此分类。最后搬出康德的一个回答。）

康德首次提出事实与范畴的重要区分。事实可以说是经验资料，例如我们能够观察、推论和思考的事物、人、事件、性质以及关系；范畴是指我们用来感知、想象以及思考经验资料的依据。

这些观念所包含的事实，定然不是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都相同，但是其区别——这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那些更深层次的区别，亦即戴着不同的眼睛、用着不同的范畴、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必然会使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和不同观念的人们产生的区别。

如此，哲学不是一门经验学科：它不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考察什么东西是存在的，什么东西存在过，什么东西将会存在——这是常识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哲学也不是形式演绎，如数学和逻辑那样。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经验现象，而是人们观察经验现象的那些方式，这是一些永恒不变的或者几乎永恒不变的范畴，人们由此来构造和辨别经验。

哲学家永恒不变的使命是，考察一切看似独立于科学方法或日常观察的观念，如范畴、概念、模式、思维或行动的方式，尤其是它们发生冲突的方式，以建造别的、自身矛盾不多、不易被曲解的（尽管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明喻、暗喻、象征以及范畴体系。

哲学的目标始终不变，它要帮助人们理解自身，让他们在阳光下生活，而不是在黑暗中挣扎。

哲学的特征

当人们提出关于自己或他人的问题时，哲学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虽然各有不同，确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往往很宽泛，都是一些原则问题，很少或者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它们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特征：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明确的、公认的办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专家可供我们咨询。这些问题本来就非同寻常：提出问题的那些人似乎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回答，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寻找答案。

哲学问题

这些问题的历史，以及解决此类问题所用的那些方法的历史，其实就是哲学史。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试图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所用的基本观念及其方法——他们理解此类问题的那些方法——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这些力量包括前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做出的回答，当时流行的道德、宗教与社会观念，科学知识水平，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的科学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如果它们取得辉煌成就，并且迷住了同时代人以及此后几代人的想象力，科学家的方法就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的关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经验问题（以及归纳问题）或形式问题（以及演绎问题）与人类观念中的其他问题分开，再把这些问题归入经验学科或形式学科的历史。

哲学的属性特征：

科学与哲学的进步似乎与经验学科、形式学科逐步分割为两个领域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分割总会留下一些没有解决的（往往是未经分析的）问题，这些问题及普遍，又晦涩，更重要的是，用经验方法或形式方法似乎（或确实）无法解决，这些特征赋予这些问题一种属性，我们通常称该属性为哲学。

哲学问题被误解的两个误区：

没有正确而清楚地认识人类心灵的主要“能力”与作用，人们就无法弄清，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各种观念或推论，应该如何确定人类知识的起源和界限，不同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把人们应该用统一的微粒来描述物质世界，物质运动的规律即微粒相互作用的规律的观念用于人的心灵，他们认为，心灵仿佛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与牛顿式微粒相对应的心灵微粒，他们称之为“观念”。

洛克和休谟对数学的看法是真实可信的，尽管它们对数学推论的阐释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和莱布尼兹一样，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数学推论与经验事实的陈述之间的区别。特别是休谟，很清楚形式蕴含的陈述与事实蕴含的陈述之间的区别；形式蕴含的陈述即逻辑、算术或代数的陈述（他对几何学的讨论模糊不清，而且犹豫不决），事实蕴含的陈述即主张事实真的存在的那些陈述。其实他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诸如必然性和同一性等概念，严格说来应当属于形式学科——理性主义者称之为“理性的真理”，因为其对立面是自相矛盾的（与“事实的真理”正好相反，后者不能通过任何纯粹形式的方法来检验）——在描述世界的知识领域，它们没有任何地位，而以为他们有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错误的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原因。

同一性和必然性不是连接真实实体的真是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它们。知识因此被分为两类：一类知识宣称它具有“必然性”，这种知识依赖于形式标准，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信息。另一类知识宣称它能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这种知识只有或然性，不是绝对可靠的；如果我们所谓确定性是指逻辑或数学的确定性，那么这类知识就没有确定性。两类命题的这种区分，和“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经验命题”与“先验命题”的区分密切相关，一场哲学大讨论由此发端，这场讨论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成为现代哲学史的转折点。

詹巴蒂斯塔·维柯 ，是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他的观念属于伪经——他还是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专门研究哲学史、意大利思想与文学或者18世纪早期历史的人，才会对他感兴趣。他的成就令人惊讶，他提出的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的观念，既大胆，又重要；他抨击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知识的本质，揭示或指出一种到那是为止人们从未讨论过却非常重要的多样性；他实际上创造了文化观念；他预见到浪漫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美学，几乎改造了这一学科；他实际上创造了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语文学，创立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他对语言、神话、法律、象征以及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一个天才人物的真知灼见；他第一个做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著名区分，从此这种划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科学》的核心观念，人类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其方式不同于，而且在维柯看来，要优于他们理解自然事物的方式。唯因如此，要理解某物，不仅仅是描述它，或者把它分析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懂得它是如何出现的——事物的产生与发展；而某物的本质恰恰在于成为它那样的事物。简言之，真正的理解总要追本溯源，对人类及其成就的真正理解总是历史的，而非超时间的或者分析的。

维柯的理想是建立一门真正的新科学：从“内部”看，换言之，从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角度看，通过他坚称可能的、有时却很艰难的一种方法——凭借想象力（fantasia）“进入”在时间或空间上远离我们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去考察他们创造了什么，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做过什么，他们遭受了什么苦难；新科学应该以此为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让前人的作品直接与我们交流，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如何理解世界，他们希望做什么，世界如何显现给他们，他们如何适应、理解、改造和征服这个世界，他们如何互相征服，如何建立新的关系，如何创造，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何采取行动。（摄影）

观念史是什么？

便于讨论，暂且承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哪些观念，或者更模糊地说，哪些看法流行于某个社会，进一步说，我们能够，事实上也很想了解，在该社会的历史上，某个转型期的某些观念产生过哪些影响；此外，我们也许有理由说，某个观念流派夸大或低估了某些观念或一般而言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场战争就不可能爆发。

所谓“普遍观念”，我们指的是不同的观点、态度、思维习惯与情感特征，他们有的模糊不清，尚无定义，有的已结晶为宗教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道德体系、社会观点、心理倾向，等。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共同具有的特征之一是，与很多科学命题和常识命题不同，人们似乎不可能通过准确的定义或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来检验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的有效性或真实性，也不可能通过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些方法，来证明他们是可行的或不可行的。关于它们，人们最多只能说，他们应该处于中间地带，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意见，普遍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观念倾向、个人的看法与公众的态度——一切被粗略地概括为“观念背景”、“舆论”、“风俗”以及“普遍看法”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起源于马克思）。这个定义不清但是内容丰富的领域及其发展变化，就是观念史或“思想史”应该描述、分析和解释的对象。

这些历史，其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种征兆，也是其结果，自我意识的发展导致了以下两大领域的划分：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领域——这是意识形态、基本观点、态度、神话、理论解释等人文学科的家园；另一方面是一些井然有序的王国，这里的概念和命题来自更高级、更准确的学科和领域。

19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与世隔绝；西方式的人文学科与俄国的现实互相对立；俄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与此同时，浪漫主义思潮，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方兴未艾；知识分子对宗教的信仰日趋淡化，他们开始寻找道德和心灵的替代物；政府压制自由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自我表达与个性发展的方式——特别是以激烈的反抗形式——他们进入观念领域，因此观念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尽管苍白无力，这却是难以付诸行动的他们唯一的精神替代物。

观念史应该研究谁的观念？

俄国在观念领域的显著特征是对他国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

一种观念无论诞生于何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大都市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其他地方日益增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诚而有理想的人，都会根据这一观念来发现真理，进而改造自己的生活。

在俄国，人们把只说真话看做精英所肩负的使命，一种神圣的义务，只说他们真正相信并将用生命来表达与捍卫的观点；人们认为，对这个目标的任何背离、欺骗或自我放纵，不仅在美学上虚妄不实，在道德上也是一种背叛。

知识分子：谢尔巴托夫，诺维科夫，冯维辛，卡拉姆津，柏克，普宁，洪堡，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的批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或混乱不堪，唯一正确的文化存在于继承了古罗马传统的西方；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剥夺了俄国的生存权，她被留在野蛮状态，孕育的过程夭折了，其他民族必须引以为戒，俄国是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怪物。

俄国人还关注自我。

恰达耶夫：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教会——唯一的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否为我们保存着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宝，而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丢失或毁坏了这些宝藏？西方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以为他们既粗糙，又原始，实际上，它们乃生命之源——在后基督的（post-Christian)日益堕落的世界上，这是唯一的纯粹的生命之源，是吗？还是反过来，西方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发言，要发挥作用，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何种人，难道我们不该向西方学习，掌握他们的技术，在他们的学校，努力效仿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其生活的某些阴暗面？

此后的一个世纪，观念领域的战斗仍以恰达耶夫划出的战线为界：战斗所用的武器是思想观念，无论起源于何处，在俄国，思想观念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常常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是什么？）

西方思想家全神贯注的思考以下问题——心灵与肉体的关系、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模式、人类前进应有的目标（也许是被迫趋向的目标）、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切关注。

俄国人对于观念和道义，知识阶层的献身精神是完全彻底的，不假思索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们的性格纯洁无暇，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任何背信弃义之举——例如通敌，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家，还是教会，或者支持某种反启蒙主义的实力——都会使他们惶恐不安。无法把握这个特征，无法清楚地理解其背后的俄国历史，既不能理解俄国的观念史，也不能理解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最大的俄罗斯神话，独裁政体的支持者与东正教会的信仰者都憎恨他。也因此，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与革命运动的理想化的鼻祖；事实上，他是1917年达到顶峰的那场政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所推翻的，正是他晚年厌恶与抨击的一种社会秩序。

在文学领域，他是系统的社会批评的真正鼻祖和大师；他反对用审美的、宗教的或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和艺术。

观念不仅表现为一些判断或理论，而且具有一种我们更熟悉，却更难以表达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观念不仅包括思想，而且包括情感、本能与行为方式。这种意义上的观念总是让别林斯基兴奋不已，有时他会处于激奋的道德状态。让他苦恼不已的问题有：个体与自身的关系，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个体与艺术家想象力的作品的关系。别林斯基的问题总是与道德有关。在他看来，观念不仅是有趣，令人愉快，甚至是不仅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很重要。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与否，错误观念必然有害，必须抛弃。所有图书都包含某种观念，虽然有些图书的观念性不很明显，这就是文学批评家的研究对象。

别林斯基批评《威克菲尔德牧师》短评，他认为，所有图书都要表达某些观念，建立在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之上，如美学的基本假设、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以及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作者对威克菲尔德牧师的看法是庸俗的、错误的。他是在赞美不参与生存斗争，而是袖手旁观，不承担任何义务，纯洁无暇；一旦进入社会，只能上当受骗，惨遭失败，但是在精神和道义上是胜利者。这很接近俄国的理想：圣愚。这是为懒惰开脱罪责，是不诚实的表白，这种态度把怯懦当作高级智慧，把失败与妥协当作对人生的深刻领悟。

别林斯基是道德家，他提倡世俗道德，坚决反对宗教信仰。他认为，宗教是对理性的侮辱，神学家是江湖骗子，教会是阴谋集团。他认为客观真理是可知的：科学能够揭示自然界的真理，历史能够解释社会领域的真理，是非感能够揭示人们心灵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理解人生的真谛，生活得有意义，那么你必须认清，哪些是永恒的、非常重要的，哪些是短暂的、华而不实的。

别林斯基作为评论家的特点是：他的见解完全是直接的；在他和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

观念信念与情感偏好（有时甚至是身体偏好）之间这种深刻的内在冲突，是典型的俄国病。就观念而言，这位物质文明的倡导者大声疾呼，俄国必须采纳西方文化；就情感而言，他比同时代的人都更像俄国人，心情也更郁闷。他不会说任何外语，除了俄国，他无法适应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在国外，他觉得痛苦不堪，倍受迫害。他认为西方习俗值得尊重与模仿，可是对他来说，那是难以忍受的。一到国外，他就非常想家；一个月之后，他会因为思乡而陷入狂乱。由此看来，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甚至与托斯托夫斯基相比，他更能代表真正的斯拉夫气质与生活方式。

赫尔岑主张，在一个有限而明确的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他既非自然力的无用玩物，也不是统一的历史原料中的一块无足轻重的材料，某个未知的神灵把他摆在那里，巨大的历史洪流会将其吞没——黑格尔所谓历史的“屠宰场”——然后他注定将经历富有创造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进步会因此变得更加壮丽辉煌。

赫尔岑人为，道德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律令，理性的人类不得不发现遵守这些规则，无论他们是由某个人格神制定的，还是人们在“自然界”或通过某种可知的“历史规律”发现的。他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道德；没有利己心，就没有活力与创造力，在利己心的驱使下，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以自然或历史为借口，不去做在他看来是真的、善的、美的、正义的或令人愉快的事情，无论他有什么原因。

赫尔岑的观点是经验主义的，也是自然主义；这种观点承认，某些价值观念，对于信仰它们的人来说是绝对的，但是它也承认发展变化；它没有被决定或教条的社会主义所吓倒。它具有彻底的独立性。

我们对未来所知甚少，不能做出准确预测，因此肯定对立面、用虚伪的允诺来设法宽恕我们的野蛮行径所造成的恶果，这些做法不是精神失常，就是蓄意诈骗。我们无法保证，千百万民众一定能过上我们满怀信心地许愿给他们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现在千百万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对赫尔岑来说，远期目标根本不是什么目标，而是荒诞不经的感觉——目标必须近在咫尺，必须化作“劳动者每天的工资，或工作带给他的快乐。”

他与伊拉斯谟、蒙田、贝尔、丰特奈尔、伏尔泰、贡斯当、洪堡以及英国的哲学激进分子属于同一传统，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治统治。僧侣、国王或独裁者会压迫人民，许许多多宇宙论也会压迫人民，这些理论剥夺人的本性，极力贬低个人的作用，限制个人自由，压制自我表达的愿望，迫使个人屈尊俯就宇宙的重要定律与法则，因为这些定律与法则永恒不变，无所不能，万古长存，在这些理论看来，人类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可怜的幻觉。

赫尔岑人为，自古以来就让人心神不安的大问题，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答案；真正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真正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

一些大问题，比如，生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自然界所有事件，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什么？从理论上说，这类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问题很难，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目的、规律、意义或原因，会随着提问者的处境、观点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把这些因素当作问题的组成部分，他们才能得到准确而清晰的阐述。

知识阶层的根本宗旨是，理性地、坚持不懈地反抗现存制度，他们认为，现存制度往往会变得保守僵化，阻碍人类观念与社会进步。无论过去或现在，知识阶层始终以此为历史使命。

一味的反抗还不足以使某人成为知识阶层。相信理性与进步，密切关注社会的道德状况，这二者结合是知识阶层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在压迫最严重，社会最黑暗的国家；在自由、民主而又比较开放的社会就最不可能出现。

什么是政治自由？古代世界，尤其是希腊人看来，自由意味着某人不是被迫服从别人为他制定的，而非由他制定的法律。现代世界，本雅明·贡斯提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宜干涉私人生活。

古代世界提出的问题是：谁来统治我？

现代世界提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应该有多大？

古人认为，生活是一个整体，法律与政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某个方面的生活可以不受政府监管。

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有一条界线；无论私人生活的范围多么狭小，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不妨碍别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没有危害社会秩序，因为社会制度以社会秩序为基础。

卡尔·马克思主要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活跃的革命家，在他那里，哲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其哲学思想尽管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人们还是可以根据其早期著作把他们串起来。

对马克思来说，技术能力是人的根本特征：人对生命过程的认识以及为生命确定的方向（人们所谓历史），皆归功于此。人是被创造的，人与人各不相同；不是其本质某些固定不变的内在原理使然——这些原理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劳动，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就不得不工作。为了维持生命或提高生活水平，他们劳动和创造，其劳动和创造的方式决定着他们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说，观念是——而且只能是——人或社会团体实现其目标的武器，好比别的工具、发明或行为方式，例如军队、弹药、农业、奴隶制或封建制。人发明的技术决定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需求决定观念，不是观念决定需求。

（看了四五页实在抄不下去了，简直魂穿被考研政治折磨的时候，伯林和红宝书写的也没有分别啊）

观念是统治阶级创造的、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武器。究其根源，这些观念往往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接受了这些观念——以及体现着这些观念的社会制度——的被剥削者，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却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观念。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与制度，仿佛它们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宗教、形而上学或自然秩序为此担保，因为这些被认为是正义的、永恒不变的。观念本来是不断变化的利益、技能或权力斗争的产物，可是在人们眼中，他们仿佛是由永恒的神灵、真、善或美的客观标准所确立的，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的任何人。

格奥尔基·瓦伦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他认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合理而正义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这种制度应该建基于坚实的历史与自然科学知识。其建立方式应该是民主的，换言之，某一社会的多数人已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要想自由、幸福与平等，就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只有在这种前提下，而不是在此之前，人们才能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

“现实主义”通常指人们对事件、事实或人的主要特点的正确把握，以免希望或恐惧、爱或恨等情感歪曲事实，以免在某种情绪的影响下，美化或丑化事实的思想倾向等导致歪曲，妨碍人们进行准确观察。

某些政治家，虽然为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却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往往以简单的方式理解事物，与那些从事物内部理解事物的人形成鲜明对照，后者通常只看到一堆无规则的、具体的、无限的复杂因素，在他们看来，所有可能的道路均已经被许多当时人们无法克服的障碍堵塞了。局外人很容易产生浪漫主义观念，也很容易把事情看的过于简单：熟悉易生轻侮，否则它会滋生怀疑心理，助长腐蚀人心的失败主义。

东欧犹太人具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西放教友不同，他们成长为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政治、社会、宗教与人文理想。俄国与波兰的犹太人曾遭遇政治与社会迫害，他们发现自己被禁锢在大的犹太人区，史称“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也许是因为俄国政府与官员没有善待他们，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仍留在中世纪的外壳中，拥有自己的内部组织。他们拥有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欧洲任何犹太社区，现代化进程对他们的影响更小。如果某人觉得难以理解中世纪的生活状况，我倒认为，尽管历史已经步入1890年或1900年，但是俄国西部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小镇所保持的那种生活方式，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现代社区；都更接近欧洲中世纪的生活。

犹太社会依照某些可以带着走的价值观念生活，这是一种可转移的文化传统，和约柜一样，它从耶路撒冷撤至荒蛮的流放地，跨越中欧，来到俄国以及俄属波兰；这种传统在那里停了下来，却是一种临时组织；这是一种在俄国或波兰的土地上没有根基的文化传统，因为其根基无关乎疆域或地理。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统一体，一种真正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几乎与其他任何生活方式都没有联系。

这是一种包含两种成分的文化，一方面是犹太教以及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遇到共同的忧伤、苦难和不幸，这会生发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富贵贫贱，所有人都会觉得，一种特殊的、来自共同的被奴役状态的团结友爱之情，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犹太人，都会程度不同地吸收所在国的观念文化。俄国与波兰的犹太人接受了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观念，发动了观念反叛，开启了激进的社会民主传统；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发起这场运动，以反对俄罗斯帝国所实行的、严厉而极其愚蠢的专制暴政。

这是一种，古代及中世纪宗教，与犹太文化在极具保护作用的一种向心力，奇特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古代及中世纪宗教，又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理想合而为一。

今日的以色列，理解该国领导人的观念及治国方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研究19世纪而非20世纪的人类理想。想了解以色列的政治制度，最好的办法是，研究18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观念史，然后再看他们在俄国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中所引起的反响。

以色列很清楚，它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它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大国的玩物：在古代，它是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玩物；现在，它是美国、苏联和英国的玩物。他们仍然处于这些大国的十字路口，它们可能今天还支持他们，明天就可能抛弃他们。

社会科学家有时抱怨说，他们没有开展学术研究的“实验条件”。以色列具备这种条件。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目睹如此与众不同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某种古老的史前文化与美国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与东方的某种晦暗、神秘、难以表述的人生观相互影响。

这一节和以色列的起源看的不是很明白。

康德说，家长式统治是“人们可以想得到的最大的专治统治”；家长式统治是专制独裁，不是因为它比残酷的、赤裸裸的、愚昧无知的暴政更难以忍受，而是因为它侮辱了我的人格，我决心按照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不一定是合理的或仁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有权要求别人承认我的这些权利。如果别人不承认我的这些权利，我也恐怕不敢承认，我可能会怀疑我是否有权说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我的感受与观念；我的感受与观念取决于我所处的这个社会，取决于在这里占优势的那些感受与观念。我可能觉得不自由，因为人不承认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作为一个不被承认、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团体的成员，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于是我希望，我的这个阶级、民族、种族或行业能够获得解放。

自由概念的本质是“不允许”某人做某事或某件事情发生——不允许他人侵入我的领地，不允许他人领导我，不允许各种各样的执迷不悟、担心害怕、神经官能症以及形形色色的理性力量——这些都是形式不同的干扰者和独裁者。

人们想用自己和他人的个人自由，来换取集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这个集体中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的目的不仅仅是放弃自由，以求安全，不仅仅是为了在和谐的等级社会中求得一个稳固的职位：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阶级都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弃那种痛苦的选择权——所谓“自由的负担”——而心安理得，换取某个专制或极权社会的稳定、安乐与祥和相对的不动脑筋。诸如此类的人和愿望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样放弃个人自由无疑是可能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康德说，家长式统治是“人们可以想得到的最大的专制统治”；家长式统治是专制独裁，不是因为它比残酷的、赤裸裸的、愚昧无知的暴政更难以忍受，而是因为它侮辱了我的人格，我决心按照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不一定是合理的或仁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有权要求别人承认我的这些权利。如果别人不承认我的这些权利，我也恐怕不敢承认，我可能会怀疑我是否有权说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

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家——早年的席勒、后期的费希特、谢林和雅各比，蒂克和青年时代的施莱格尔兄弟，夏多布里昂和拜伦，克勒律治和卡莱尔，克尔凯郭尔、施蒂纳、尼采、波德莱尔——无论他们有哪些不同，无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思想深度有哪些差异，一个共同观念始终贯穿其作品：真理不是一种独立于探索者的客观结构，也不是一种有待开发的地下宝藏，而是探索者的创造，尽管它有不同的伪装。

梅尼克说，人们反对“普遍化“——人们不再相信科学的统一性、自然规律的作用以及各种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再相信宇宙是一元的、唯一的和永恒不变的；他们不相信如果睁眼看世界，凭借理性，无论何时、何地、条件如何，任何人都能够理解这个宇宙。

教育即使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不应扩大这种分歧。无论教育以什么为目的，它绝不能限制学生的思维与想象力，绝不能使他们的这些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弱。因此，教育应该想方设法地提供便利，让某个专业的学生了解其他专业所使用的方法，已经取得的成就，人们的希望和理想，遇到的挫折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

人们需要承认，第一，掌握真理本身是一件大好事；第二，无知或知识都会造成恶果，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掌握更多知识：更清楚地理解人们需要什么，哪些事情值得他们追求，他们的方法与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方法与目的会产生什么结果，其意义何在。除非人们有机会认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有机会认识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界观——只有当他们了解别人的观念、感情与所作所为，了解其之所以如此的方式与原因，才能获得这些认识——否则，他们仍将在黑暗中摸索，必须面对彼此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可预见，有时甚至骇人听闻的后果——超过了因为人类自身缺陷，对我们所有人都似乎不可避免的那种程度。我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知识，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由，不去探索尽可能多的知识；不努力掌握知识，就是无缘无故地承认失败：盲目地屈服于我们能够控制的一些力量。

能够清楚地理解观念与知识的结构，二者的异同，它们在发现真理与发明创造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它们所坚持的真理及其有效性的标准；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握它们的基本原理——清楚地知道，在人类的建构中，哪些属于神经和肌肉，哪些属于周围组织；某个重大发现中哪些是新颖的和革命性的，哪些是现有的知识的发展——正是这些能力提高了人类的思维水平。唯因如此，他们才能思考杂乱无章的经验所固有的，或人类赋予它的那些永恒不变或不断变化的存在方式，在哲学家看来，此乃人最崇高的品质；即使他们说得不对，就我们通常所谓高等教育而言，这当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目标。

第二版附录

从很早以前，西方教育就教人为自己寻找使人困扰的问题的答案——我该成为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该如何对待他人，在一切外物之上我该寻求什么。观念和宗教的诸学派为了倡导解答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而呕心沥血。然而即便是现实中最暴虐的统治者至少也曾虚与委蛇地赞成，人们必须学会回答这些问题，这样他们才会想要自由地寻求合适的目标，他们赞成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问题的意义，而不是因为他们受限于社会和道德而无别无可信。但是对于一位共产主义者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传授知识，也不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斯大林的工程师——将个人改造成只会问现成答案的问题，长大后会自动适应社会而很少引起摩擦的人。

历史决定了不想被毁灭的社会必须有怎样的面貌。而只有那些不会走向自我毁灭的社会才是幸福的社会。因此打造幸福社会的秘方只有一种，“社会工程师”用它来制造那些人形艺术品，或者说“进步的”社会机械或机体必须具备的肢体器官。而好奇心，独立个体的求索精神，创造或沉思美好事物、发现真理、追求目标的渴望，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因为它们的本质，因为它们能满足我们天性中，深层次的渴望而遭到谴责，因为它们可能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可能有碍于一个大一统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种观点看似符合人道主义，其实掩盖了对人类天性的蔑视。它暗中预设了所有人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要么腿瘸，要么残疾，要么失明，他们应该在一生中相互搀扶着度过艰难之路上的种种坎坷，对于这条路，他们即便不情愿也必须通过。它不无讽刺地描绘了社会服务的合适理想，这一理想不再是一种必要的助力，以最小限度的控制手段，帮助个体在不相互妨碍的基础上自由地追求它们思想和内心的深切渴望，而是变成一种奴役手段，逐渐扼杀无私而富有创造性的冲动，虽然出于好心，却并一定能改善他人的生活。

威尔逊认为，在美国，我们都熟悉、奉行和热爱一个理念：大学的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知识和精神生活。大学的生活和训练应当是一个准备的过程而非填鸭的过程。我所说的知识和精神生活指的是能够让人的思想和合理利用现代世界以及其中各种机会的生活。自由训练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训练和启蒙人的思想。一个受教育的人终将因为他的观点、他的思想特征、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他的思维方式而被别人发现。他有观察和分辨事物的能力，有组合观念、察觉这些观念指向何方的能力、有洞察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他的思想是一台精于鉴赏的仪器。在讨论中，他善于贡献灵光而非煽风点火······他胸怀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而不像那些只熟悉同辈之人或者手边之事，却对这个世界毫无了解的人。

区分良善理性与恶劣理性的能力，教会他们吸收和理解证据，使他们养成广开视听的习惯与不偏不倚的倾向，令他们仰赖清晰而符合逻辑的思维过程，又不失与生俱来的阐释事物的渴望，而不是拘泥于字词层面的推理论证，促使他们形成对知识的品位，以及对人类心灵正直真诚的深切敬意。

不是通过教师的所知和所授来管教，而是通过他们阐述的事物的精神来管教。这种精神是他们无法以学校传授的正规方式传达的，而只能以耳濡目染的方式传达，借由他们的理想通过某种方式来影响大学这个地方的整体精神。······大学教师的声音若不能穿过教室的门墙，便不能得到存留，便是毫无影响、徒劳无益的。

年轻人对于比他们大的人可以怀有极大的热情，只要前者通过人性的、自然的方式去了解后者，只要后者的品格经得起自由交流的考验，只要后者性格与目标中的能量和美好能够在个人交往中为前者所欣赏；而这种热情往往是对他们人生的影响中最为强烈而持久的。

（伯林对牛津和剑桥两座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和路径，通过大学中培养的什么人物做出一个看似没有倾向性其实更偏好剑桥的区分。）洛斯·迪金森以及他的朋友们，他们支持私人生活，反对公共生活，怀疑成功，厌恶以“成就”论人，认为这代表着某种对私人生活价值的背离，某种静悄悄的“背叛”。

民族主义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或许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因素。如果人类灭绝，起因更有可能是某个民族非理性地爆发出对某个真实存在或想象之中的敌人或压迫者的仇恨，而不是宗教或阶级；更有可能是种族层面的原因，而不是文明层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