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经典读后感有感

《腹地的构建》是一本由[美] 彭慕兰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80，页数：43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一)：不是任何腹地的地方

作者勾勒的那片区域不是任何地方的腹地，不是京城的，不是内陆的，更不是常常提到的华北的。在中华帝国时期，那一片狭长区域并不特殊，或者说无论传教士的渗透、列强的入侵以及各种不同原因的民变，都未曾以那片区域为中心。所以这个构建，真让我有些惶惑。但越是这样一块中华内陆的尴尬区域，就越给了西方学者剑走偏锋的机会，看看近年来西方汉学家出版的著作，几乎都走同样的路子——专找中国人忽视的地方下手。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二)：简评彭慕兰《腹地的构建》

断断续续的读了三个月，翻译上的确有很多拗口之处比较难理解，不过不妨碍本书的观点非常值得深思。作者以”黄运“为主要调查对象，主要指大运河和黄河交汇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部分地区，探索了自晚晴以来国家政策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以及对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生态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自古以来黄河泛滥一直困扰着中央中央政府，而黄运区人口稠密，山东河南河北都是内地的人口大省，每年中央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在黄运地区治理河道，修复运河，实现黄运区的稳定与发展。然而随着近代列强入侵，打破了中央政府对于原有政府使命的延续，而是将注意力和资金政策等倾注在沿海地区的新式武器、工厂、海关等“现代化”产业，也导致黄运地区交通生态经济等全面恶化。而近期大量研究表明，晚晴政府和南京政府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对于能够实现经济大幅增长的高效率事务很有成效，然而抛弃了传统中国官僚对民生灾害的投入，使得该地区的民众逐渐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离心离德，最后选择了参加革命（义和团也是源于此地区），选择共产主义，侧面也说明了我党在广袤的腹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本书提醒我们，政府的职能不局限于发展经济，在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治水、灾害防治、军事防御方面做的不好，其实是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大。也提醒我们，政府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于沿海发达城市，落后甚至贫困的腹地，更值得当局者去关注。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三)：现代化中被放弃的内陆

晚清自强运动开始后，国家治理逻辑彻底改变，转向新军、税收、加大出口、铁路电报等能推动现代化和抵御侵略的方向。广大内陆成为了被放弃的局部，国家退出了过去“封建王朝”的传统使命：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兴修水利、赈济、民生福祉、保护农村。 黄运地区在黄河改道和废除漕运后彻底衰败，成了有名的穷乱地方，也是闯关东的主要人口输出地。黄运地区甚至因为无法输入燃料而把本地木材砍光，进一步使得生态恶化。“黄运地区由于交通问题和水灾所造成的水利衰败的损失,每年至少达4800万元,这个数字几乎为1920年山东省财政收入的5倍,大约相当于黄运地区农业产值的一成”。当地方官员提出需北京提供帮助的治理方案，也多次被拒绝，因为这无助于现代化和抵御洋人。 这种差别对待招致了理所当然的反抗，义和团和清末新政中的农民反对修学堂。发展到民国，则孕育了另一种始料未及的后果，这些被忽视的贫困内陆对外输出动荡和反抗。延安、瑞金成了红色圣地，黄运地区八路军、游击队大量活动，是贫困内陆而不是发达沿海孵化了红色中国。 这种无情的现代化策略，几乎是所有亚洲国家的选择，南美可能是个例外。改开之后，中国再次重复了这一过程，国家退出了养老、住房、集体企业和乡村治理等等，把注意力转向了沿海地区、招商引资、城市化。 在所有的治理领域里，国家根据其内在逻辑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忽视其他，和民众的期待中存在巨大的落差。嗯，这种落差的滋味我尝过了。 推荐阅读 《梦醒子》：家乡彻底衰败的晚清举人刘大鹏个人史。 《被牺牲的局部》论文，明清的淮北如何因运河而牺牲。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四)：随感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的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感觉到，我虽然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但是对这片土地充满了肤浅与错误的认识和理解。Man are born ignorant，not stupid。既然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就要努力地改正嗷。 第一章关于信贷和货币的看不懂嗷，没有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知识，完全不明白。 第二章关于鲁西北和鲁西南对于推广美棉的不同结果作了系统论述这论述太棒了： 西南地区地方精英势力强大，他们如果与省政府合作以他们的手段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西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棉花产地； 虽然河运经常泛滥但同时也使水资源充足； 而且泛滥以后导致没有旧的种子，而美棉与土棉的杂交会造成产量的下降，农民又有使用旧种子的强大惯性，这一不利因素反而更有利于劝农所推动美棉种子的发放； 南方的纱厂对棉花有极大的需求； 西南地区人口稠密，他们本该有更强大的动力去获得更好的收益。 可是多的优势并没有使西南地区推广美棉，反而是更加劣势的西北地区成功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又？ 西北地区没有形成有利的本土精英，导致省政府的政策更容易执行下去。而西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有强大的地方精英，美棉的推广会使他们的权力（部分来源于灾年对平民的救济）转移到省劝农所和农业协会，他们宁愿放弃相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也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同时还有一个极度容易被人忽视却异常重要的方面：黄运的崩溃导致黄运地区更难获得燃料来维持生活，而普通平民燃料的极大部分来源于丰收以后的拾荒，而美棉的成熟季节会晚两个星期，这既可能造成大量拾荒者对美棉的抢夺使得美棉种植者颗粒无收，又会让大量的平民缺少足够的燃料来过冬———虽然他们已经很缺乏了（本地只能提供所需燃料的百分之二十）而北部地区因为靠近海边更容易得到来自东北和海外的木材以及其他可以被作为燃料的东西（虽然也只有百分之30多的人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燃料） 而且西南地区匪患严重，这导致交通极为不便，无法拥有一个稳定的与外界交流的环境，人们偏爱食物的倾向胜过对经济利益的倾向。 第三四五章都是讲黄运的崩溃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和试图弥补但是最终大多数失败的措施。 其实即使军阀混战时代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也是比之前增强了的，最明显的就是国民政府的税收比晚清要多出很多。但是效率非常低而且大量浪费。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本身的能动性，但是它的效率绝对要远比国家机器低的多。民国时期政府主动放弃了一些职责比如治理黄河而将其交给社会，而社会又没有足够的视野、技术、协调能力去造成这项任务。造成了社会资源政体的极大浪费。而且政府把关注点放在了沿海地区工厂，铁路的建设，他们认为那些工作更有效率，因此放弃了黄运的治理。可是黄运的崩溃带来的环境恶化导致可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交通的崩溃带来的运输成本的增加，灾民问题，以及社会对黄运设施耗资巨大却成果轻微的日常维修，以及自身合法性的消失等系列问题，即使是最谨慎的评估，维持黄运的收益也远超出那些所谓现代化建设的盈利。 人太容易脱离现实而陷入理论和言语本身了，真的要时刻反思自己是否被理论所蒙蔽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理论也是为了现实而服务的，拿意识形态去解释现实使它符合理论，没你好

《腹地的构建》读后感(五)：当彭慕兰写《腹地的构建》时

“加州学派”是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界的一个学术流派。说是学派，但它大概只是一个对几位年轻学者较为松散和概括性的统称。他们的观点新颖、相似，研究方向相关，却又时常相互批评。他们并没有形成封闭性的学术理论，称为学派似乎比较牵强。

彭慕兰是当中的佼佼者，其他人则包括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和万志英（Von Glahn）等。而彭慕兰也在《腹地的构建》中引用了王国斌的观点，这也算是一种相互唱和了吧。

西方的历史学家似乎都会从中国学者惯常忽视的地方着手，彭慕兰也喜欢这样的剑走偏锋。最近他做的研究跟泰山神灵有关，他也正在写着一本关于中国产权与土地问题的书。而在《腹地的构建》中，他关注的是一片没有官方划定的区域，他称之为“黄运”，大概包含了山东远离沿海的西部、河南东北，以及河北的东南部。大运河与黄河在这里交错。这里因运河而兴，也因运河而衰。彭慕兰关注的就是这片区域衰败的过程。

尽管着眼点选得生僻，彭慕兰的视野却很广阔。这种广阔既有历史维度的广阔——他更倾向于将他的研究范围拓宽到数百年，同时也有跨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中解释这片地区的衰败。所以他引用的观点，不仅有沃勒斯坦的

汉学家们似乎都喜欢这样。他们的着笔点是那么一两个历史上的个体，然后一章接一章地将他放大，放大成宏大的历史观。他们还会寻找这些个体当中的某种潜在的联系，将不同历史时期里不同的个体串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伊沛霞就从宋徽宗身上剖析了宋代的社会生活、政府活动与架构，以及艺术成就。孔飞力则通过一系列的叫魂案件分析乾隆皇帝所遇到的正统性挑战。他还将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反清宗教的活动和政府官员对皇帝旨令的消极应对相联系，构筑了那个时代清政府的危机全貌。

当彭慕兰写《腹地的构建》时，那大概是上世纪的80年代，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有足够的兴趣，就连他妻子在法学院的教授都感到困惑，那时日本才是全世界瞩目的国家，他却将兴趣投向了中国。那是因为他预感到，中国将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出乎所有人的想象。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走着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在那个时候认识中国是困难的。彭慕兰的手头上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美国学者的著作。当时的西方还没有对中国当代学者的著作投以足够的关注。中美之间横亘在太平洋之上的学术上的隔阂即使到现在都还没消除，更遑论当时。幸运的是他在博士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日文阅读能力，这样能帮助他在中国的这个近邻的资料库中淘到有用的文献资料。

但这一切都是新颖的。他所看到的中国，即使是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不仅城市与乡村之间截然不同，即使是两座城市也像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彭慕兰到过北京和上海，也踏足过甘肃。但他最终还是将研究放在了更缺乏关注的“腹地”。

当时的西方汉学家，都受到过费正清“冲击与回应”理论的影响。这几乎是一个绕不过的影子，出现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但不管是他还是“加州学派”中的其他学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希望摆脱费正清的影响。因为他们都在反思，中国是不是真的像费正清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没有自我变革的动力，而全赖外来的冲击，带动变革。即使是费正清，也在他的晚年逐渐改变他的观点。

王国斌尝试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19世纪以前寻找答案，而彭慕兰则坚持将研究目光放在19世纪。这不知是不是一种对费正清的直接“叫板”。在学术和人文交流上，可能用“对话”一词会更为贴切。

所以彭慕兰没有选择研究中国的沿海，因为那里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太深了，也没有选择甘肃，因为他认为外国人甚少踏足的那里几乎没有收到帝国主义的“冲击”。在《腹地的构建》中，他重视本土因素自发的变革动力。黄运北部的城市商业阶层较多，距离商品市场更近，因此在地区经济衰退中更锐于变革。鲁西南地区受传统士绅集团的影响更深，也远离商品市场，在经济衰退中更加无可适从。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因为它有着剑走偏锋的研究视角和极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但是译者马俊亚教授的翻译水平着实让人捉急。书中的很多句子依然让人看到英文长句的味道，让人绕来绕去，云里雾里。这也是笔者刚刚毕业进报社的时候几位领导对我的批评。“而…而…而”，而来而去不是在写诗，是在写绕口令。阅读体验不佳可能也会影响此书的受众程度，脱胎于博士论文本就注定了它的枯燥，并不流畅的翻译水平则让它的文字更为生涩。

如有机会找到此书的英文原版，我也会再认真读读。